冀汸（1918年-），湖北天门人，出生在爪哇（印度尼西亚）井里汶，七岁时跟随祖父回到中国，从此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一生。1934年开始写诗，1947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从此被监禁、劳改，打入另册，直到1981年得到正式平反。曾任《江南》杂志社编委、浙江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诗集《跃动的夜》、《有翅膀的》、《喜日》、《桥和墙》、《我赞美》、《没有休止符的情歌》、《灌木年轮》、《长歌不息》；长篇小说《走夜路的人》、《这里没有冬天》、《故园风雨》；随笔集《望山居偶语》、《望山居如是说》；回忆录《血色流年》、《无题之什》，此外还有多篇短篇小说。这些集子后来基本都收入《冀汸文集》四卷本。
2012年深秋，《诗江南》编委雨田希望我能为冀老做一篇访谈录，也算是为诗歌做一些抢救工作。我当时没有满口答应。其实我是很乐意为冀老做事的，因为我敬佩他的一身正气，为真理宁折不弯；因为我喜欢他的透明率真，嫉恶如仇；因为我佩服他对文学的执著，整整一生，痴心不改。2008年，我曾为冀老编过四卷本的《冀汸文集》，这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但是，冀老已经95岁，因心脏病和其他一些疾病长期住在医院里，近期又感冒发烧过，比较虚弱，而且听力又不济，我每次跟他说话都得大声地对着他耳朵喊，他累我也累，我怕做不了访谈。
第二天下午我就去了浙江医院，冀老刚午睡起来，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一身病号服裹着瘦削的身躯。我跟他说了要做访谈的来意，他马上说：“那你提问题吧！”干脆得仍像我三十多年前认识时的壮年冀汸。
我问：“你现在对诗还有什么新的看法？”他听不见。我对着他的耳朵又大声地喊一遍，他还是听不懂。
只好用笔谈。蒋阿姨找了一本冀老每天记尿量的小本子给我。我反过来写上“你现在对诗还有什么新的看法？”
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笔，颤颤巍巍地一笔一笔认真地在小纸头上写下：“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只有无条件地成为人生的战士，才能有条件地成为艺术上的诗人。这个条件就是写诗，而且能够写出好诗。”
“诗人，无条件地成为人生的战士”，这是胡风的主张，也是诗人冀汸一生的信仰和追求。无论命运遭到多么残酷的际遇，他始终不放弃。
因冀老的听力实在不行，我们无法对话。我们的访谈内容只能根据冀老的回忆录《血色流年》、《无题之什》、绿原先生为冀老的文集作的序以及我曾经写的《人，诗人》整理出来，最后与冀老商讨，得到他首肯。
楼奕林：我在你八十岁时写的回忆录《血色流年》里，曾仔细搜寻过你的童年、少年的生命轨迹，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你成为一个诗人的？并且是一个革命的诗人。大多数的诗人、作家，总是在童年、少年时期就种下了根子，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你的一生与诗歌心心相映，荣辱以共，你是怎样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
冀汸：是时代和命运让我走上了诗的荆棘路，为它受苦，但也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幸福。
我出生在爪哇（印度尼西亚）井里汶，一个四季温暖，开满鲜花的地方。六岁时，祖父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湖北天门老家，以了他落叶归根的情结。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我在这里读私塾，生活不习惯，冬天手上长满冻疮，我想父母亲，但他们远在天边。记得八岁时，父母亲回来了一次。那天邻居到学堂来告诉我这消息，不知怎么的？我的心就卟通卟通拼命地跳。母亲搂着我亲吻流泪，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我，我害羞得低下头。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的母亲。一直到1982年，85岁的母亲在妹妹的陪同下回中国来看我。
我是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的。
1931年，长江、汉江洪水泛滥，汉口被淹，老家也沉入水底。这时候，祖母已经去世，祖父带着我和弟弟避到干驿镇，后又转到汉口。这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向守土有责的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几天之内，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东三省广袤的土地，揭开了人类悲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1932年，父亲因肺结核回国来治疗，一家人住在干驿镇的一个小客栈里。14岁的我每天为父亲抓药、煎药。一天夜里，我被街上传来的声音吵醒：“看号外，看号外！”好像有人在边跑边喊。住在一板之隔的父亲喊我起来去买号外。祖父没让我去，自己起来去买了一张，回来时非常兴奋。原来是“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闸北的国民革命十九路军向日本驻军发起反击。
中国人是多么渴望翻身，渴望站起来，渴望丢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渴望从此彻底切断当亡国奴的命运。这些日子，年老的祖父也像年轻了许多，忙着打听消息。但上海抗战只坚持了一个来月，十九路军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被迫撤退。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
1933年下半年，15岁的我考进了邻县应城的西河中学，从此开始了独立生活。西河中学的教员大多是正牌大学毕业的中青年，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活跃。在这里，我与邹荻帆成了好朋友。邹荻帆为人忠厚、诚恳，乐于帮助别人，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那时候，邹荻帆已悄悄在写诗，并且在汉口的《新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他成了全校的“新闻人物”。我从小就离开父母，缺少父爱和母爱，现在有了真正的朋友，有了友情的滋润，内心充满了幸福感。我们在几位年轻教师的影响下，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胡适、刘半农、冰心、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作品，并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艺术基础。
这个时候，在邹荻帆的带动下，我也开始学着写诗。先学“新月派”的诗，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都是我心中的偶像；以后喜欢上了诗坛新星臧克家的诗，因为比“新月派”的自由；后来又爱读戴望舒和卞之琳的诗。在一次次的学习过程中，我慢慢地体悟出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诗与非诗之别，并不在乎有韵无韵，也不在乎是否符合某种既定的格律，而在于有无诗意、诗境、诗情；而这意、境、情又必须是新鲜的。”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几天之内，全国的大、中学生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停止内战，一致对敌”，大家喊着同样的口号。我当时在武昌大公中学读书，也参加了武汉三镇的学生示威游行。这次运动结束后，我写了一首诗“昨夜的长街”，发表在《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上，署名启汸，印出来时却成了启汶。这是我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那年我17岁。
楼奕林：“七月诗派”是受艾青、田间创作的影响，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形成的一个青年诗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高扬主观战斗精神，对自由体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促使了中国新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勃起和繁荣，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任何流派不可替代的地位。诗歌理论家谢冕曾这样评价七月诗派：“体现这一流派最为可贵的品质，是七月同仁对于社会、民族的哀乐与共的参与精神。七月的诗人一方面体认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一方面他们更乐于承认自己属于历史、属于社会、属于民众。”“七月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有绿原、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苏金伞、邹荻帆、朱健、朱谷怀、艾烽、雷蒙、鲁沙、罗洛、天蓝、庄涌、姚奔等，其中许多人都已不在人世，如罗洛、曾卓、绿原、孙钿、邹荻帆，我都见过，但也一个一个相继而去，现在已所剩无几。你是当事人，请你介绍一下你最清楚的“七月诗派”和你的创作。
冀汸：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全国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同仇敌忾，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凌辱，中国大地燃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作家也是中国人，更是站在抗日前沿的中国人，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和和创作，都献给了抗战。如诗人徐迟就表达过这样的心声：“也许在流亡道上，前所未见的山水风景使你叫绝，可是这次的战争范围与程度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觉得山水虽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毫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
当时，我正在武昌师范学校与邹荻帆一起，一边读书，一边学写诗，一边参加抗日游行。武汉的大街小巷，早晚都有士兵和学生们高唱《武装保卫大武汉》的歌：“起来，同胞们，/起来和鬼子们拼！/······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求生！”我自己唱，或者听着别人唱，都要流泪。那时候，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个个热血沸腾。面对即将沦陷的城市，面对可能成为顺民或奴隶的悲惨命运，如果有一个敌人站在面前，都会毫不犹豫地付出生命换取人的尊严。
1937年9月11日，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书记的胡风在上海创办了《七月》，同年10月迁到武汉出版。当时有人提出“应该放下笔”，而《七月》的发刊辞却写道：“中国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来养育了这个斗争。”它的办刊宗旨是：“提高民众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思想战线。”，因而，着重发表反映抗战烽烟的诗歌、报告文学和小说。全国很多有名的作家，如萧红、萧军、艾青、田间都在上面发表作品。一大批热血青年，纷纷向《七月》投稿。很快，《七月》杂志成为全国极有影响的大刊。除《七月》杂志外，其他还有《希望》、《诗垦地》、《泥土》、《呼吸》等杂志，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收入胡风先生编辑出版的《七月诗丛》、《七月新丛》、《七月文丛》，这个青年诗人群后来就被定名为“七月诗派”。
1939年11月，我写了400多行的长诗《跃动的夜》，寄给了胡风先生，他很快给我回信，此诗刊登在1940年第一期《七月》上。1942年胡风先生编辑《七月诗丛》时，曾给这首诗拟了一段广告词：“诗人所唱的战争的童年情绪、社会的童年情绪，这里面是单纯的乐观、开朗的胸怀以及醇酒一样的战斗气魄。在诗人面前，一切都现出友爱的笑声，一切都发出亲密的声音，罪恶和污秽都销声匿迹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诗作，受到了读者和同行们的关注，成了我起步的标志。在《跃动的夜》得以发表的激励下，我又写了长诗《旷野》，发表于1941年《七月》的终刊号上。我的一首《渡》原名《两岸》，400多行，是写我亲历的事：日本兵第二天就要打到汉江北岸的沙洋，中国军队也从汉口撤到了沙洋。而难民们都想连夜撤出沙洋，希望能渡江到对岸去，对岸是抗日大后方。但是渡口被国军把持着，不放人过去。我自以为这首比《跃动的夜》写得好，就又寄给了胡风先生。胡风先生将诗退还给我，批评说：这是失败之作。遭受敌人蹂躏的河这边固然是地狱，抗战大后方的那边也决非乐土。就艺术倾向说，是反现实主义的。他的批评用语十分尖锐，一针见血，让我受益匪浅，我将《两岸》作了很大的修改，删节成《渡》。《渡》发表在1942年的《诗垦地》第三辑上。如果没有胡风先生的鼓励和批评，我不可能一步步成熟起来。
这一年，“皖南事变”，胡风先生去了香港，《七月》停刊。我和邹荻帆、姚奔、曾卓、绿原等人一起创办《诗垦地》，风格类似于《七月》，成员大多是复旦的，都是《七月》的作者。这本杂志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是本民间的同人刊物，但是大后方重要的文艺力量之一，在当时沉闷的重庆刮起了一阵诗歌的旋风，一扫“皖南事变”后的喑哑、沉闷。
我于1942年暑期考进了内迁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我一边读书，一边写诗，一边编《诗垦地》。在这里，我认识了许多写诗的朋友，如绿原、曾卓、阿垅、方然、罗洛、芦甸、路翎、贾植芳等，他们都是活跃在诗坛的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青年诗人，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了“胡风分子”。
1943年，胡风先生从香港辗转到了桂林，创办了《希望》杂志，他让路翎来向我约稿。我将近两年写的诗寄去，他认为这些诗让人耳目一新，选了十首，以《寒冷》作为组诗标题发表在《希望》创刊号上，与鲁藜的《第二代》组诗十二首同时发表。胡风先生曾经写过他编排《希望》第一期的想法：“我用作品的编排反映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不同的人民的精神状态和战斗品格……。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一定是暴雷雨似的人民革命的迸发。国民党的旧中国在消亡；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兴起，在胜利前进。”《希望》的办刊宗旨与《七月》的一样。
七月诗派的诗人所处地域不同，既有国统区的，也有解放区的，既有游击区的，也有战争前线的，生活境遇和审美情趣也不尽相同，大家各自拥有自己的创作特点，但作为一个流派，在诗歌创作的思想价值取向上有共同之处，即与民众血肉相连，不仅讴歌抗战与解放，也表现民众的苦难生活。
上世纪四十年代，作为我自己的诗的年代，的确可以算作生命的花期，有自己的姿态，有自己的色彩，有自己的亮光；有长矛，也有匕首；有炽热的赞美诗，也有悲怆的哀歌，更多的则是愤怒喷射似的控诉。不管它们带着怎样的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但都泛滥着青春的活力，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胡风先生说，“无条件地成为人生上的战士，才能有条件地成为艺术上的诗人”，他主张“人生的艺术”，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他的革命和艺术主张影响了我一生，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楼奕林：胡风先生的“无条件地成为人生上的战士，才能有条件地成为艺术上的诗人”与“文艺为政治服务”有区别吗？
冀汸：“文艺为政治服务”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来的，主旨是文艺要为政党服务，为一个时期的政策服务。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文艺功能只为宣传战争的正义性，这与胡风的主张“诗人应是人生的战士”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样的战争背景下，正如绿原在《白色花》序中说的：“对于四十年代这一批文学青年，诗不可能是自我表现，不可能是唯美的追求，更不可能是消遣、娱乐以至追求名利的工具……他们坚定地相信，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只有依靠时代的真实，加上诗人自己对于时代真实的立场和态度的真实，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
但是，胡风在文艺创作上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反对“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客观主义的主张，强调作者的“主观战斗精神”。中国新文学发源于“五四”运动，即民主与科学，如果抽掉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人道主义，也就是抽掉了“五四”精神的灵魂，这是胡风的文艺理论特别强调的。四十年代初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四十年代中期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批判，1952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1955年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全国范围内的围剿式的批判，直至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武器，把胡风批倒批臭。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我今年已经95岁，经历过各种人生的磨难，但是我仍然坚持诗人必须是人生的战士。一个诗人，如果没有为国为人类的胸怀去歌唱光明和美，去揭露黑暗和丑，只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为一己的名望与利益写作，是一个不合格的诗人。
楼奕林：许多的人和事可以绕开，许多的恩怨可以不计，但有一个人你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他影响了你一生的创作和生活，这个人就是胡风。你对胡风是怎么看的？
冀汸：虽然我因为与胡风先生的关系而被打成“胡风分子”，从此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但是，我从不后悔与胡风先生的交往，他永远是我诗歌创作和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是《七月》的热心读者和投稿者，曾寄去一首又一首诗投稿，但从没在上面发表过。我是一个执拗的人，仍然不断地寄稿。有一天，忽然收到了一大卷邮件，拆开看，原来全是我寄给《七月》的诗。我怕同学们笑话，赶快将退稿塞进抽屉，一连几天都没有勇气看。等到星期天，同学们不在的时候，才拿出来看。收到退稿，心情是酸楚的。没有收到退稿前，总还有希望。现在是彻底没希望了。我打算把退稿悄悄烧掉，从此不再投稿。翻着翻着，忽然发现了一张信纸。信上竟然称我为“先生”，说这些诗选不出发表，但希望仍能继续支持《七月》，有新作再寄来。署名是“编者”。这封简短的退稿信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把诗稿烧了，信留了下来。
1939年7月，原来是半月刊的《七月》变成月刊，我又寄去了一些诗。过了一些日子，我收到回信，大意说：这些诗虽不乏激情，但写得太散，语言也欠锤炼。信末署名“胡风”，这字与两年前的“编者”出自一人之手。在我们这些青年诗歌爱好者的心目中，胡风先生是中华文艺界高山仰止的大人物，他竟然亲自看我的稿子还给我回信，我真的太高兴了，更增强了继续投稿的勇气。同年十一月，我将刚写成的长诗《跃动的夜》寄了去，很快收到了胡风先生的回信，说这首诗是他读到的我写的最好的一首，决定发表，但也有败笔，他作了删削，并增加了一些，要我看到以后将意见告诉他。此诗后来发表在1942年一月的《七月》上。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刚开始写作投稿的新作者，编辑的一句鼓励是多么重要。正如又一个“胡风分子”鲁藜所说：“真正的艺术编辑，应该像钢铁般的磁石，能将那沉埋于尘土里的小钉子都吸上来。”许多与胡风后来结下深厚友谊的“胡风分子”，当年也都是和我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绿原在他的回忆文章《胡风和我》中说，1939年他在一个偏远的小城向在重庆的《七月》寄去一篇习作，并给当时已是大批评家的主编胡风写了一封轻浮而狂妄的投稿信：“如蒙见弃，则只能证明无名小卒无不皆然的命运”。谁知胡风很快给他回了信，指出诗的不足。他丝毫不计较绿原的狂妄和无理，鼓励绿原说：“我们永远向新作者伸出手来，期待你写出更成熟的作品。”以后，绿原虽然没有再给《七月》寄过诗稿，但胡风仍然记得他。1942年，胡风筹办“七月诗丛”时，给邹荻帆写信，让他组我和绿原的诗集。信中说，绿原先生过去也曾向《七月》投过稿，现在他的诗歌成熟了，希望他也编一本来参加。三年过去了，胡风仍能记得他，并时刻在关注着他的创作。这怎么不让人感动？许多的“胡风分子”都有这样的经历。
胡风先生对于投稿者，不论是老朋友、著名作家、无名之辈，都是一视同仁。只因作品好坏定取舍，不以知名与否论优劣。终其一生的文学活动，这一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因此，他也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得罪了一些名流和朋友，乃至被定罪为“搞小集团”、“宗派活动”等。
因为诗歌，因为抗战，因为志同道合，因为胡风先生的人格魅力，我和胡风先生就这样从一个青年作者与编辑的纯粹师生关系而慢慢发展成为亲切的朋友，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场灾难中的难友，同生死共命运。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198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正式撤消其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才被彻底平反。1986年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悼词中说，胡风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对胡风先生这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也正是胡风先生在我心目中的丰碑。
楼奕林：1955年的“胡风事件”，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你是之一。你们被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坐牢、流放。有的被逼自杀、有的病死、有的庾死在监狱、有的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是少数命大幸存下来的人之一，在被监禁的那些岁月里，你是如何挺过来的？
冀汸：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加“编者按”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正式将胡风和许多在《七月》上发表过作品并与之联系的人定名为“反革命”。21日，我被捕。此时，我的小女儿殷殷刚出世10天，还不认识爸爸。这一隔，就隔了整整25年，“四分之一世纪”。
我被捕后，在单身监狱囚禁4年。那时候，我每天坐在水泥地上，床板当桌子，开始按规格写交待材料。我常常写不下去，望着那小块高高的窗洞出神。偶尔有燕子或是麻雀飞过，偶尔飘过一小抹白云。我贪婪地望着。我渴望有人说话，渴望读书，渴望读报，渴望听广播。1959年获释，不能回原单位，我被派到安吉劳改农场，1964年转到乔司农场。在那里，我虽然是个公民，却与劳改犯无异。我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孤独而无助，只有一条灰色的长毛狗作伴。留在杭州的妻子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白天在单位里因我的“反革命”问题遭人白眼，晚上回家买菜烧饭带孩子，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比我更艰难地活着。
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罪！写诗没有罪！抗日没有罪！
爱读、爱写，而且爱得非常执著，“虽九死其犹未悔”。在监狱里，我还发明过一种“潜在写作”，即：不用纸，不用笔，而是在脑子里默默地“写”。每天将前一天“写”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改一遍，再继续“写”下去。1958年，我关在单身牢房时，就用大脑“写”过一出四幕儿童剧《麻雀飞了》。从单身牢房获释后，曾将剧本写出来寄给《人民文学》，但编辑部将稿子直接退到劳改农场办公室。
回顾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我常常反省自己，我没有路翎的坚强，没有吕荧的清醒和勇敢，更没有阿垅在庾死之前能以最真诚最坦率的态度写下铁骨铮铮的遗言《可以被压，决不被压服》。
楼奕林：半个世纪的监禁劳改封笔封嘴封住思想，正像你《隧道》里写的那样“一个黑洞，吞蚀了笔直延伸的道路——”“湮灭了我，溶解了我/与无声的蝙蝠一起/变成了黑色的它自己……”但只因你“只缘做着光明的梦/梦见洞的尽头又是路的起点”所以你没有被湮灭被吞蚀。1979年，你在报纸上看到全国第四次作代会上有“胡风分子”参加的消息，后又在《诗刊》上看到曾卓的诗，经过谨慎小心的联系，与那些诗友们恢复了联系，兴奋之极，于1979年11月18日写下了25年后的第一首诗《回响》，发表在《诗刊》1980年第一期上。那年你已经61岁，但你的诗还是那么激情饱满。1981年，你和那些“胡风分子”得到了平正式反。从此，你的诗情像火山一样喷发，迎来了你生命中第二个创作高峰期。你除了写诗，也写小说、随笔、杂文和回忆录。30万字的《血色年华》是你80岁时开始写的，2004年出版。你能总结一下，你这个时期的创作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创作有何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冀汸：八十年代重新起步，然而，“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我变成一匹羸弱的老马，在马拉松竞赛中，远远落在了后面。我甘愿不耻最后，从零开始。我写出了长诗《我赞美》、《呼唤》以及别的一些抒情诗，一面是向苦难的过去作出胜利的诀别，一面也是向更为璀灿的未来发出由衷的欢呼。但是，因为历史，因为苦难，因为岁月的沉淀，我比年轻时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我的诗仍然保持四十年代战斗诗的精神，但多了诗的温情，多了诗的纯粹的东西。在题材和文本上也拓展了很多，很多我要说的话不能用诗歌表达，我就用随笔、杂文，我的许多随笔都是记录那场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大规模文字狱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的人和事。中国历史走到今天，来之不易，是许多人用生命换来的，所以，应当经常地回顾历史，从中吸取教训，吸取养分，吸取力量。
一息尚存，仍要歌唱！
楼奕林：纵观你七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你最旺盛的时期，你的诗充满激情，并大多都有时代烙印和自己生活的经历。阿垅评价你的诗：“人的单纯和诗的单纯，使我们读的时候能够直接地被他所袭击，就如同狂风来了似的。多么诚实的，不必假借任何色调和任何乐器。他的好诗，往往是在新的政治逆转的形势下激怒了他的时候写下来的。”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标准，你的标准是什么？
冀汸：我在诗集《没有休止符的情歌》后面有一篇《诗、写诗、诗人》的“代跋”一文中有详细的解释。
对真理负责，对历史负责，这就是诗人的政治责任感。
诗人，只允许有一种含义，就是：说真话的人。
诗，是人的喜悦，是人的悲哀，是人的愤怒，是人的呐喊，是人的梦想，是人的追求。
诗，可以是感情的浓缩，也可以是感情的膨胀。但决不能没有感情。
诗当然要有思想，不过，诗的思想必须按照感情的色彩、节奏、浓度的韧度……变化规律调制过，成为载波，也即感情展开翅膀，驮着思想飞翔。
写诗，是流出诗，是喷出诗；写诗，不是挤出诗，榨出诗，不是赶浪头赶出诗，不是喊口号喊出诗，更不是依靠贴标签贴出诗。真正的诗是流出来的，喷出来的，就像表面张力当其分子间的牵引力失去平衡的时候不得不崩溃一样，就像草垛曝晒在炎炎烈日里当温度升高到可燃点的时候不得不燃烧一样，就像地壳下某种能量的聚积达到转换或传递的时候不得不发生地震或火山爆发一样。
如果承认“诗是文学的文学”，同时也得承认诗创作的难度比之其他文学难度要大得多，才算铢两悉称，因而我从来不敢轻佻地对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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