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苇

　　《论诗150首》的写作持续一年，从2020年12月到2021年11月。实际数量更多些，诗集选出150首，每首4至10行，长短不等。它们大多写于杭州下沙大学城和湖州庄家村，有的写于外出旅途，甚或会议间隙和疾驰的高铁、汽车上。写作过程是愉快的，诗句常常突如其来，好像在主动寻访一位写作者、召唤者，但我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看作“灵感”的眷顾与莅临。

　　“以文论诗”，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悠久，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是开创之作、经典之作，当然，《文心雕龙》是兼论诗文的。而“以诗论诗”这个新体制，则为杜甫首创，这里指的是他的《戏为六绝句》，还有《解闷十二首》也属此例。“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是杜甫的高度自觉，“转益多师”，兼采众长，成就了一位风格多样化的集大成者、一代伟大的“诗史”。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比较系统化的“以诗论诗”，但今天我们主要将它归于古典文学理论。宋朝的苏轼、陆游、杨万里，金、元朝的王若虚、元好问，明朝的方孝孺、王士祯，清朝的袁枚、洪亮吉、龚自珍等，都写过论诗绝句。其中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体量最大，质量最高。元好问主张“天然”“真淳”，反对“雕琢”“柔靡”，尤为重视诗歌的独创精神，旨在恢复建安以来的优良诗歌传统。“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志深笔长，梗概多气，其高情之绝思，能够影响和警策今人。

　　杜甫和元好问，无疑是“以诗论诗”的高手、高峰。

　　在西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有一个“以诗论诗”的显著现象，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都写过这方面的作品；现代主义之后，从波德莱尔、瓦雷里、里尔克到奥登、博尔赫斯、希尼、斯奈德等，都有过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通感》直接“以诗论诗”，认为诗人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中介（惠特曼说是“和事佬”），各种感觉在宇宙中交融、统一，“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从而可以汲取“普遍的一致的迷醉”。希尼的《个人的诗泉》写儿时乡村记忆中的水井——观井即凝视、窥幽，他将地方性的日常经验和瞬间感知转化为诗学意义上的“使黑暗发出回声”。

　　遗憾的是，白话文运动之后，我们古典的“以诗论诗”传统没有很好地承继下来并加以光大。现代文学中，出现过零星一些篇什。到了当代，也未见有关此类的专著。前些年袁行霈先生写过《论诗绝句一百首》，评述历代诗歌和诗人，仍采用七绝形式，主要以今天视角向古典传统致敬。“以诗论诗”，可以涉及诗歌写作和诗学问题的许多方面，也关乎诗人的身世、境遇、性情等，在今天，可视为一种“元诗歌”。作为一种“元诗”，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当代优秀诗人、诗评家或多或少写过“以诗论诗”，如陈先发的两卷本《黑池坝笔记》，主要是断片式的随笔体，但也有不少诗歌体。这一现象的再度复苏、出现，代表了诗歌自觉精神的回归，以及新诗百年之际中国诗人正在日益走向内省、稳健、成熟。

　　诗歌从来不是分行的论文和论述，这是我在写作《论诗150首》时的一个自我提醒。论文都可以写在大地上，“以诗论诗”更不能变成象牙塔里的沉思默想。即便以诗歌样式去论诗，除了思想性，还要有必要的可读性。与此同时，情感、张力、感性、具象、细节、语感、口吻等，都是一首诗（哪怕只有短短几行）不可或缺的要素。雅与俗也是相对的，就像诗与词、曲的多棱镜，折射出的乃是“世界无限多”。我的“以诗论诗”，更接近“诗之思”与“思之诗”的混合体，一种瞬息化凝固下来的个人“正念”，也契合我在1990年代提出的“混血写作”“综合抒情”的诗学理念。

　　将诗学内置于我们的诗歌，类似于布鲁诺·拉图尔所说的“文学内置生态学”。理论与原创，是可以并驾齐驱、并行不悖的。这本诗集算不上填补什么“空白”，但至少可视为漫漫求索路上一位“知天命”诗人自我鞭策的“尝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