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琪

　　1969年2月24日我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石码镇，这个小镇也是著名诗人舒婷的出生地。由外婆养到四个月后被父母接到漳州市，但回石码依旧是童年我的最爱。外婆经营着一辆卖零食的小推车，早晨推到镇中心圆圈摆摊，傍晚推回锦江大码头。手推车很沉，瘦小的外婆双手拉着勾环，一使劲，就能把手推车抬起来跨过家门口的小台阶。外公在菜市场当出纳，吃公家饭，但微薄的工资养不活一家十口人，一家老小的嘴和住基本靠外婆的双手。这些，被我写进了一首诗：《给外婆》。

　　母亲是外婆的长女，忙碌于一家的家务事，每天都要端着全家人的衣服到锦江浣洗，又得帮助带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家里基本没时间复习功课，尽管如此，她依旧是班里的尖子生。中考时她所就读的龙海一中特意选中一批优秀生直接升高中，不优秀的才能考中专，但等母亲升上高中才读一个学期就遇上“文化大革命”，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老三届”，这是1968年的事。这一年母亲和父亲结婚，留在了城里，大舅则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了。现在有必要说说父亲，父亲五岁时丧父，寡母带着他嫁给了第二个丈夫，从外地搬到了石码，恰好和母亲一家隔街而居，两家互相望得见。父亲不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贪玩、调皮，书读不好，小学毕业就辍学到漳州轴承厂工作，后参军入伍。父亲比母亲大五岁，基本上是看着母亲长大的，母亲体格娇小、眉目清秀、漂亮，父亲很是爱慕，看到母亲无书可读回到家里，父亲自然展开攻势，两人的结合也是顺理成章事。1969年，我出生。

　　我一直认为自己继承了父亲的写作天赋，父亲当兵时就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微型小说《郑连长的旅行包》，他很珍惜地剪贴到一本笔记本上，笔记本上都是父亲写的散文，他的字体我还记得，向左斜，刚劲有力，母亲说父亲曾学过毛主席的字，确实有点毛体。遗憾笔记本后来不知所踪。父亲当了八年兵后因部队要从福建换防到山西，他不想远离故土，就复员回到原先工作的漳州轴承厂，后又调动到漳州茶厂，当了保卫干事，此后便放下了笔拿起了酒杯，余生最爱是酒，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识字之后就开始读父亲从厂里借回的书，《林海雪原》《暴风骤雨》《雨后青山》是留给我记忆最深的三部。小学时每当写完作文就会让父亲看，父亲就帮我修改，有一回父亲往我的一篇写市场的作文里加进了一个词“热闹非凡”，这个词被老师在班里大加表扬，我感到很羞愧。多年后我以一首短诗《父母国》记录了父亲和母亲的人生际遇。那时我已北漂至京。

　　和大多数作家相似，我从小就爱读课外书，作文总是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念。这些其实也都大同小异，无甚可述。1988年我考上本地最高学府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参与编辑班级刊物《星贝》、参与编辑校刊《九龙江》，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写过诗、小说、散文，1987年在漳州市文联刊物《芝山》发表散文《家乡的小木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其间参与撰写《浦南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以上经历皆可视为文学练笔，是一个写作者最初的稚嫩足迹。1992年，我应《芝山》主编杨西北之邀参与编撰《中国当代爱情诗鉴赏》，认识了诗人道辉，方才开窍，始知何谓现代诗写作：1、现代诗必须先有语言的自觉，亦即打破俗常的、教科书灌输给每个人的语法结构，而另立自己的语言系统，诗人是万物的立法者，有重新命名万物的权利。2、现代诗也必须有思想认知上的现代意识，不服从陈规陋习，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爱心、有包容心，有对他人、他物的尊重，等等。我的写作由此打开了新天新地，全新的语言系统带来全新的生命意识和创造的喜悦，每一首诗都像新生的孩子一样让我迷醉、狂喜。“诗歌彻底渗入她的血液骨髓，致使每个器官成为诗的一部分”（陈仲义语）。《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被视为我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这首创作于1995年或1996年的诗作在《诗刊》1997年1月号首发后很快引起关注，诗人追求词，女人追求爱人，词与爱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女人处理写作与家庭的关系。这首诗有它的普适性，适合每一个写作者，无论男女。

　　2002年12月，我的生命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向，它因诗而起，也将因此改变我的诗歌写作方向。此前的我就此被称为长诗福建安琪，此后的我则为短诗北京安琪。长诗福建安琪激情洋溢、才华爆棚、狂妄自大，以大师、以文学史为写作方向，在写了一百多首长诗后终于像核爆炸一般把自己发射到了北京。是的，北京，一直是文学青年的梦想之地。我也不例外，我已经不满足于在故乡漳州终老一生了，我想外出看看，过上和母亲、外婆不一样的人生。于是辞职北漂，成为800万北漂大军的一员，水融入大海一样融入了北京。那一年，我33岁。

　　除了诗一无所有的我在北京遇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我绝非一个智商和情商高的人，在故乡我有安稳的工作和家庭，我的弱项没有显现出来，如今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便原形毕露，不善交流、性格软弱、冲动易感，让我在茫无际涯的北京恐慌不已，所幸我有一帮诗人朋友，他们提供我一份安生立命的工作，保证了我在北京的存活，虽然不丰衣足食。这一阶段我的写作以短诗为主，近乎日记般记下了我的困顿、迷茫、悔恨、绝望……诗成了我低沉情绪的出口，使我不至于走向抑郁。倘无北漂，我写不出《七月开始》这样的诗作，其中用“房东在想她的房租”来比喻“想”，极易引起租房族的共鸣。这来自生活的真实有着赤裸裸的残酷。

　　而每逢公号有让我整理作品我就头疼，我的写作风格实在太多样了，多样得让我苦恼。我自感是个面目模糊、定位不明的人。抒情？意象？口语？都写过。并非我喜欢变，实在因为一种风格的诗作写到一定程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或者说，就越写越差了，只能变了。2015年10月在作家网“作家访谈”栏目采访洛夫先生时曾问过先生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保持创作力不衰竭”？洛夫先生回答一个字：“变”！我也就暂且以洛夫先生的“变”来安慰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