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国

　　阿赫玛托娃百年祭

　　[美国]布罗茨基

　　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

　　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上帝

　　留存一切；更留存他视为其声的

　　宽恕的言词和爱的话语。

　　那词语中，脉搏在撕扯骨骼在爆裂，

　　还有铁锹的敲击；低沉而均匀，

　　生命仅一次，所以死者的话语更清晰，

　　胜过普盖的厚絮下这片含混的声音。

　　伟大的灵魂啊，你找到了那词语，

　　一个跨越海洋的鞠躬，向你，

　　也向那熟睡在故土的易腐的部分，

　　是你让聋哑的宇宙有了听说的能力。

　　（刘文飞 译）

　　1961年，21岁的布罗茨基在朋友叶甫盖尼·莱茵的引荐下得以结识阿赫玛托娃，此时阿赫玛托娃已经72岁，距谢世还剩5年光景。之后布罗茨基频频拜访，其活力与诗才得到了女诗人的高度赞赏。在交往中，布罗茨基也受益颇多，并一生尊崇阿赫玛托娃，在教学中经常向学生推介，称她诗风高贵节制，私人的颤音中折射出了新旧更迭时代下俄罗斯酷烈而动荡的历史，如同“哀泣的缪斯”。这声音不是呼号、尖叫与愤怒，更多的是内省、宽恕和祈祷，给特定历史情境下负重不堪的心灵以抚慰，正是这种价值使得她的诗歌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淘洗，而永远留存下去。1987年，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受奖演说》中，他再一次提到了阿赫玛托娃，并把她连同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奥登、弗罗斯特称为自己创作中“光的源泉”。在访谈录中谈到阿赫玛托娃的魅力时，更是说她言谈中的语调就能将你转变成人，这里的人按照语境来推断指的应是诗人。可见，阿赫玛托娃对布罗茨基精神影响之大。1989年是阿赫玛托娃的百年诞辰，为纪念其诗歌成就，这一年也被联合国教科文命名为“阿赫玛托娃年”。布罗茨基这时也近知天命之年，此时写《阿赫玛托娃百年祭》也就带上了另一重特殊的意义，即时间的迫压与历史的重构，个人的哀悼与群体的互惠。时空轮转，工业复制与大众文化使诗歌的“灵晕”在1990年代迅速消散，稍后布罗茨基还设想以流动的诗歌吸引青年。如何准确评价一位诗人的历史地位和成就？历史和语言的关系如何？喧嚣时代与聋哑时代诗歌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在《阿赫玛托娃百年祭》中，布罗茨基借此展现了自己的思考。

　　就悼诗的体裁而言，一般少不了对所纪念之人生平事迹、功过得失、相处情境等进行勾勒与述说。《阿赫玛托娃百年祭》一诗却把重心由对其人的哀悼移向了对其诗的评价，表现了布罗茨基的“人终有一死但其诗艺永存”的生命观，这就超越了具体，引向了更为深远的普遍意义。阿赫玛托娃自然无可替代，布罗茨基在诗歌一开始便把她放在一连串历史境遇的张力中进行审视。“书页和烈焰”有焚书坑儒的意味，而“麦粒和磨盘”作为命运、体制乃至历史象征的磨盘，无情碾碎脆弱的个体。“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斧是权力与惩戒的隐喻，斩断的发则是人的提喻，有断头的即视感。三个连续的对立，体现了历史中强权和专制的野兽对个人生命自由与表达自由所展现出来的惶惶威胁。接下来第二行中却出现了语义上小的转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人坚持用诗歌语言发声，这诗歌中竟然没有愤怒尖叫，反而充满了大量的宽恕和爱，这是一种反向的抗拒，抽空了恶，使得恶变得荒诞和无意义。这些语言被上帝保存下来，指的是通过记忆或通过他人之口，诗歌劫后余生。诗人被流放，一度失去了发声的可能，阿赫玛托娃1936年的《沃罗涅日》一诗中曾写道：“而在被贬谪诗人的家中/恐惧与缪斯轮流值班”。写诗成了一种“地下”行为。有时为了避难甚至要烧掉诗稿，《野蔷薇开花——摘自焚毁的笔记本》中“一如往昔，我不加涂改地/在焚毁的笔记本记下我的诗歌”，也直接对应了诗歌开头的“书页和烈焰”这一对立意象。

　　第二节直接转入了阿赫玛托娃的诗，说其词语中听得到脉搏的撕扯与骨骼的爆裂。无疑，这是一种痛苦之音，但却是内爆，她与诗歌共同承受着时代和命运的鞭打，铁锹的敲击则是外力的渗入。铁锹用途广泛，可挖掘坟墓、挖战壕、行凶以及劳改中挖掘和移动物料等，因此，除了冰冷的质感，它还代表着死亡和战争以及劳改。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能够看到这些，“低沉而均匀”，表漫长而难熬，如同呼吸，更如同俄罗斯经久的黑夜。紧接着后两行把诗人放在同时代乃至后来的对比中，认为死者活过，但活着的人未死过，因此，前者体验更为深广。至于为什么说更清晰，则是布罗茨基认为相对于缔造帝国神话来说，人的存在才是最终极的奥义。面对时代大事，个人无论怎样都不能称之为小事。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事，如果没有这一点所谓的时代大事又将如何为之大。阿赫玛托娃经历的大事不可谓不多，两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斯大林时代等，她在《我的小传》中也曾提到自己“抒发爱情的小小诗集淹没在这些大事中”。而布罗茨基评论阿赫玛托娃时也曾道：“世界大事的雷声混合了象征无休止且无意义的主义者们颇无意义的闪烁其词。最终这两种声音都收缩了并合成新时代那充满威胁的无条理的嗡嗡声，而阿赫玛托娃注定在其余生针对这嗡嗡声发言”（《哀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属于阿克梅派，针对象征主义神秘彼岸和过度依赖隐喻的倾向，她提出在象征基础上要有更明晰、具体、简洁和贴近尘世的诗观。而新社会在缔造乌托邦中的直白口号与宣泄式颂歌，随着时间推移必被淘汰。普盖的厚絮与含混声音指的正是这一点。

　　悼诗的程式化到诗的最后一节才稍稍显现，漂泊在美国的布罗茨基隔岸向阿赫玛托娃的身体和灵魂双双致敬。阿赫玛托娃在至暗时刻都未远离国家，布罗茨基却由于犹太人与诗人的双重身份被除去国籍。当他提到故土并未显露出怀旧与愤恨，只是让故土与腐烂的躯体相连，诗中也反复出现词语，表明相对于实体的故乡，词语与诗才是其真正故乡。这也解释了布罗茨基一直坚持用俄语写诗，及晚年所说的犹太人没有故乡之言。最后一句可谓点睛之笔，对阿赫玛托娃的历史意义和成就进行了盖棺定论：诗人无论是在黯哑或喧嚣的时代，不管面对何种强力摧压，都要为世界、为人类以及为历史发声，而语言这一棱镜就是武器。作为诗歌发声也须讲究形式，布罗茨基这首诗就做了很好的示范，全诗俄语原文，押韵相当均齐，是ababcdcdefef韵式，配合悼亡体裁更有庄重肃穆之感，显示了布罗茨基诗技的高超。最后，布罗茨基通过对阿赫玛托娃的祭奠，表达了对诗人这一群体责任的体认和宣扬，在喧嚣的时代凸显诗人与诗歌的重要，借之使群体受惠，尽力恢复诗歌的白银时代。借用布罗茨基自己的话说：语言比国家古老，诗歌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