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毋庸置疑，吕进诗学思想属于现代中国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有趣的是，“现代中国学术方法”自上世纪九○年代以来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不同学科的诸多学者从各自擅长或各自感兴趣的维度展开讨论，创获甚丰，启示颇多，其中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义还专门著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一书，“在展示了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为双构性元方法框架之后，集中关注三个关键点，即感悟、会通和话语原创，把这三者当做方法论的枢纽来对待”[1]，以此寻绎出现代中国学术的方法论思路：“以感悟拨亮文化意义的精神，以会通融合中外古今的知识，以话语建构凝聚自主创新的结晶”[2]。由于该书的旨趣在于“以学术史的材料做方法论的文章”，视野宏阔，我们不妨反向而行，借用其揭示并敞开的三个关键术语，去认识相对具体的吕进诗学思想，期望能够从方法论层面更多地理解其价值与意义。

一、感悟

在杨义看来：“数千年的思维实践，使中国感悟式的思维经验和智慧异常发达，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沉积为中国精神文化最具神采、又极其丰厚的资源。”[3]作为中国精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典诗学，当然不会例外，自魏晋之后有关琴棋书画的议论，特别是宋明以来对于诗文词曲的品评，感悟式思维及其言说方式俨然形成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即便近百年来受到西方逻辑思维方式的冲击与洗礼，仍然在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朱自清、闻一多、梁宗岱、李健吾、钱钟书等众多学人的著述中焕发生机，绽放出别样的色彩与姿态。

　　就吕进诗学思想而言，其发生、成型以及拓展、新变的历程，正处于我国学术传统现代转换的宏阔背景之下，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梁宗岱、戴望舒、艾青、何其芳、臧克家等前辈诗人的诗论，都鲜明地体现出感悟思维的经验与智慧，吕进诗学自然也在有意无意之中接续了这一现代新传统。说其无意，是因为身处现代学术形态巨变的大潮之中，必然受到熏染，比起古典诗学、外国诗学，中国现代诗歌及诗论给予吕进的影响，应该更加直接，无论是关于诗的定义、品种、形式、修辞的论述，还是关于诗的审美视点、诗人人格建设的探讨，都可以发现这种影响的蛛丝马迹：不只表现为内容上的推陈出新，也体现在思维及话语方式上的秘响旁通。说其有意，主要是指作为新诗批评家、研究者，或者说作为现代诗学话语主体的吕进，本身又是一位作家，自少年时代开始发表作品，数十年来坚持新诗、杂文、散文创作，还发表过报告文学、翻译诗歌诗论等，虽然长期在大学任教，但并未被学院派所同化，毕竟他早就认识到：“中国诗学的‘悟’，是不用公式和概念去破坏那无言的体验。它力求使诗保持为诗，让诗的魅力在‘悟’中更加妙不可言，而不是相反。‘悟’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一种融合，是诗学家进入诗的内部化为诗本身。”[4]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与诗学理念，其新诗研究才始终葆有“诗人论诗”的“悟”的品格。对此特征，臧克家早有发现，他说：“吕进同志，从少年时代就发表诗作，以诗人之心论诗，自然知其意义与甘苦。”[5]

　　检视吕进的诗学论文，随处可见《新诗话》《说诗晬语》《小诗一得谈》《读诗札记》《读诗随记》《诗苑漫步》《王尔碑散文诗谈片》《新诗谈艺录》《梁上泉歌词印象》之类的标题。此外，他还出版有《一得诗话》《上园谈诗》《吕进诗学隽语》这样的著作，写过大量诗序、诗学通信、报刊专栏文章。这些论著的文体样式，已然彰显出吕进诗学感悟式思维及话语方式的普遍存在。

　　设若不信，我们可以随手拈出几个例句，比如，论及诗歌中叙述与抒情的关系时，他说：“诗的叙述是抒情中的叙述，根本旨趣仍在于精神世界，在于通过叙述以抒情。我们可以在叙事诗或略有情节的抒情诗中发现，凡是叙事的地方，诗里就出现‘快镜头’；凡是抒情的地方，诗里就出现‘慢镜头’。凡是涉及‘事’，诗就像一个专抄捷径的伶俐者；凡是涉及‘情’，诗就会变成一个专走弯路的慢行者。”[6]又比如，他这样谈论诗与散文的区别：“如果说，散文探索‘外宇宙’，诗就在探索‘内宇宙’；如果说，散文寻觅外深化，诗就在寻觅内深化；如果说，散文在外在世界徘徊，诗就在内心世界独步。散文是作家与世界的对话，读者倾听散文；诗是诗人在心灵天地中的独白，读者偷听诗歌。”[7]再比如，他如此阐释诗人与常人的关系：“诗人应当是常人。他应当对‘文革’中和‘文革’前流行的‘神气’说‘不’。但是恢复‘人气’并非变得‘俗气’……诗人在写作时，他是自己又不是自己。他洗掉自己作为常人的世俗气，从现实性存在转向审美性存在，从个人性经验迈向普视性体验。他走出自己以展现自己。在写诗过程里，创作者成了自己的创作品。”[8]在这些论说里面，我们没有发现故作高深的专业术语，看到的多是运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情形去言说诗学原理，其举重若轻的感性话语并未遮蔽内在理性的光芒，反而使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生动与通透，让人印象深刻，完全与杨义所揭示的感悟思维“灵动、精粹、奇妙，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和整体性”[9]的特征相吻合。没有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没有诗文创作的切身体验，是很难发表如此形象晓畅却又如此精辟透彻之诗学见解的。

二、会通

从方法论角度讲，“会通”是传世及伟大学术必备的特质。其对学者的要求，就中国古代而言，体现为在文史哲、儒道释、经史子集之间纵横捭阖；就近现代而言，则不仅要贯通古今，更须要融会中西，既能“三世同堂”，也得“四海一家”。两相比较，现代学者攀登学术高峰的道路更加崎岖而艰难，这也是所谓学术大师难得一见的重要原因。即便退而言之，仅在中国新诗研究这个相对具体而微的领域，同样要求研究者拥有会通中外古今诗学思想的意识与能力。综观吕进的诗学思想，我们可以说，他不仅较早地形成了会通的观念，也相当程度地达到了会通的境界。

　　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导言中，吕进就曾明确指出，该书“力求沟通中国传统诗学和现代诗学，在‘通’中求‘变’；力求融合中国现代诗学和西方诗学的精蕴，在‘博’中求‘新’。”[10]或许正是具有这种通变与创新意识，该书的第一章才直接题为“诗学：中国与西方”，在对中西诗歌及诗学的关系进行简要比较之后，水到渠成地提出：“中国现代诗学的建设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批判继承，对西方诗学则必须进行本土化处理，才可能言借鉴。”[11]也许，放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传统诗学现代化、西方诗学本土化”的“总路线”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具有如此鲜明且思路清晰之观点的学者尚不多见，何况吕进还先人一步，在现代诗学观念、形态以及演进方向等方面确立起一系列具体目标：“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12]明白吕进的现代诗学理想及建构思路之后，再读他的论著，就会发现其中会通古今中西以及跨越艺术门类的地方比比皆是。

　　我们先看他在专著中对“抒情诗的审美视点”的探讨：“内视点就是心灵视点，精神视点。我国古代‘言志说’和‘性情说’两个抒情诗理论实际上都是对内视点的发现，二者的区别无非是一个强调情的规范化，一个强调情的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而已。在诗的创作过程中，一些诗人有‘肉眼闭而心眼开’的说法，‘心眼’就是内视点。西方有‘心灵的眼睛’的说法，与‘心眼’之说相类。日本人则将内视点称为上帝的视点，强调内视点的形而上性质。内视点决定一首作品对诗的隶属度。德国美学家莱辛甚至在他的名著《拉奥孔》中谈论‘失明’对诗人的价值，也就是强调外视点的关闭吧！”[13]如果我们接触过钱钟书的《谈艺录》抑或《管锥编》，再读这样的文字，应该会有似曾相识之感：时而古典，时而西方，随即转向日本，瞬间又跳到德国，但无论是说东道西，还是茹古涵今，都紧紧围绕“诗歌审美视点”这个中心话题，可谓达到了形散神不散的高超境界。

　　再举期刊论文为例：“中国诗歌重暗示，不太喜爱一泻无余；中国诗歌重意境，以情景相融、超逸象外为上；中国诗歌重明白简约，以言近旨远为很高的美学境界。古典诗论中的‘隐’‘复意’‘炼’都是重要的美学范畴。换个角度，含蓄蕴藉也与音乐有关，它是诗的音乐精神。黑格尔有一个观念：艺术愈向前发展，物质因素就逐渐下降，精神因素就逐渐上升。但精神因素的丰富，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篇幅增长和笔法散漫。含蓄蕴藉是中国诗歌的一种民族风格。可惜，我对新诗在这方面的成就还不敢恭维。至于近几年的求怪弄玄、晦涩散漫的诗风就和民族传统相去太远了。”[14]这里不仅体现出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论述视域，还将诗歌风格与音乐精神关联起来，举手投足之间跨越了时空及艺术门类的藩篱。

　　最后，我们来看一篇序文的开头：“苏联诗歌曾经有过‘响派’和‘轻派’并存的时期。在20世纪的中国，在类似‘响派’的‘响亮豪放’之后，类似‘轻派’的‘悄声细语’的诗人受到读者喜爱，中国新诗走向了轻化时代，刘湛秋是80年代的这一诗歌潮流的前驱。这种审美取向不但是新诗回归自身和走向多元的必然，也是诗歌受众远离喧嚣的政治风云和诗歌‘日久生厌’的鉴赏规律的必然——在现代安静、平和的生活节奏中，人们需要清纯的浅弹低唱和轻柔的心灵抚摸。适应着这个时代风尚，大批女诗人走到读者面前。她们从女性的感觉系统、审美态度和语言理想出发，寻求着属于自己的纯美世界，传达女性的体察、感慨与情思，无声的琴弦，瘦削的音符，流泪的甜柔，含笑的忧郁——种种诗意给干渴的心田带去人性的传递与慰安。”[15]这段论述，文笔汩汩流动，穿行于中外诗潮、艺术规律、时代风尚以及性别美学之间，既细密精致又立体丰腴，显出纵横开阖、高屋建瓴的诗学气魄。

三、话语原创

众所周知，学术思想必须凝定成精练的术语或范畴，才会得到更好的理解与流传。道理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这是一件说起容易做起艰难的事情。近百年来，整个人文学科中拥有系列话语专利权的学者虽然不胜枚举，但细分至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却又显得屈指可数。对中国新诗而言，“我注六经”式的演绎与阐释性研究非常普遍，而“六经注我”式的原创性探索则寥寥无几。应该说，吕进的诗学思想可谓这些寥寥无几中的一个。

　　不少论者都曾指出，吕进的现代诗学研究已经是围绕新诗文体构建起来的一个系统。打量这个体系，我们就会发现，它建基于一系列原创性话语之上，这些话语关涉中国诗歌尤其是新诗的本质、创作、语言、鉴赏、历史发展等根本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抒情诗的审美视点特征及方式，诗人创作的寻思与寻言，诗歌鉴赏需要体会情味、意味、兴味与韵味，诗语的音乐性与弹性，诗家语，新诗的二次革命与三大重建，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新诗的变与常，中国新时期的新来者诗人，等等。有关它们的内涵与价值，在此暂不讨论，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种话语原创背后的动因何在，换句话说，它们产生的机制是怎样的？

　　首先，须要指出的是，学术上的成功者，往往具有较为坚强的学术意志，这一点在吕进身上也体现得非常鲜明。吕进曾将吴昌硕的书联“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以座右铭的方式送给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告诉他们：“在从事业的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上付出的种种艰辛，必将取得一般人所没有同时也不可能理解的‘欢喜事’——成果。这是一种极高的精神享受。而要得到这种精神享受，必定会失去一些世俗的‘快活’。”[16]实际上，这种辩证的“得失观”正是来自他本人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读吕进著作的后记及其他相关回忆，会发现为了诗学理想，他付出过巨大的辛劳，并经历过“创造的苦恼”，以至于发出“‘事业’也许就是‘艰辛’的别名”[17]这样由衷的感叹。然而，天道酬勤，皇天不负苦心人，吕进的诗学思想终于拾阶而上、步步高升，从发生到成型，继而拓展、新变，至今仍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意志固然重要，但肯定不是实现话语原创理想的唯一条件。就处于文化、学术现代转换进程并厕身其事的中国学者而言，在话语体系的建构上，还须适应潮流，审时度势以找寻恰切的方略，用杨义的话说就是：“20世纪话语形态变迁的总体趋势，是以现代口语为基础，把古代语言中尚具活力的成分，以及外国语言经过转译的词语融合进来，组成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复合语言体系。”[18]吕进诗学思想也体现出这样的时代精神与创新策略。

　　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异常丰富，但随着新的诗歌文体——白话新诗——的崛起，其批评与阐释的能力迅速丧失，如何将其唤醒，赋予新的活力，对现代诗学的研究者、创造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吕进可以说是一名抓住机遇取得成功的挑战者，他在诗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并未忽视和回避古典诗学丰富的话语资源，而是尽量做到古为今用，将新的观念注入其中，实现涤故更新的现代转换。除了“诗语弹性”“鉴赏四味”“守常求变”之外，最为典型的例子要数他对“诗家语”的论述。

　　早在1984年，吕进就发表题为《诗家语》的论文，尝试对王安石首创的这个诗学术语进行具体的现代性阐释，明确提出：“真正的诗家语是超越日常语的日常语。诗家语产生于日常语，保持了后者的外貌，但又抛弃了后者的内涵而获得了另一种生命——诗的生命。它是日常语的非日常语化，不接受通常‘文理’的管束；它又是非日常语化的日常语，不喜欢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19]今日看来，该文虽然抓住了“诗家语”的本质特征，但其阐释思路仍然受制于中国古人及外国学者的论述，话语主体的原创意识尚不十分鲜明，也未能完全将“诗家语”引入新诗研究领域。几许遗憾促使吕进不断思考与论述“诗家语”命题，以至于有学者这样评价：“在吕进的诗学话语中，‘诗家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范式。这一范式不仅反复出现于吕进的诗学论文与专著之中，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它还贯穿了吕进近四十年的学术思考与诗学体系建构的始终。”[20]的确如此，这种持续不断的思索与斟酌终于凝聚成《论“诗家语”》这一长篇论文。该文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对“诗家语”的本质属性给予界定，认为它是“诗歌从散文那里‘借’来一般语言，然后遵循诗的逻辑创造自己的言说方式”[21]；其次提炼出“时空清洗”“形象清洗”“词的选择”“词的组合的选择”“句法的选择”等具体的创造“诗家语”的途径；最后揭示出一般语言转变成“诗家语”这个言说方式之后，就会发生质变，获得“音乐性”和“弹性”，由交际语言变成灵感语言，变成一般语言组成的非一般语言。显然，这篇文章的观点更为鲜明，思路非常清晰，论说也更加完备。最主要的是，文章体现出较为鲜明的主体意识，简洁明快的表达使自信心与原创性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作为论据的十余个诗歌文本全部采自新诗诗人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让我们从创作、鉴赏、批评等多个维度感受到“诗家语”独特的理论内涵与阐释魅力。

　　除却活用古代话语之外，对外国话语的挪用也是吕进诗学建构与原创的重要策略，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专著《中国现代诗学》之中。先不说别的，书名中“诗学”范畴的使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朱光潜曾经指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22]，有学者更是认为“非西方文化圈中并无什么‘诗学’”[23]。吕进之所以大胆采用这一术语，是基于对其做出了较为宏放旷达的界定，所谓“诗学是诗歌现象的描述与抽象”，如此一来，诸多潜在的纷争及误解也就涣然冰释。不仅如此，他还自觉意识到“审视中西诗歌现象与诗学的相似与相异，就能更好地把握同中之异，在向外国诗学理论的开放中接通与中国传统诗学的联系，建立现代诗学的民族框架。”[24]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认知与学术自觉，《中国现代诗学》的民族性架构才得以确立，“诗学”话语的挪用最终取得成功。但是，相比之下，他关于抒情诗审美视点的阐释，则更为出彩，在挪用西方资源的同时，将中国古典元素融合其中，形成一种创造性的复合型话语。乍看吕进的描述与分析，几乎全是西式话语，他说：“所谓审美视点，就是诗人和现实的美学关系，更进一步，就是诗人和现实的反映关系，或者说，诗人审美地感受现实的心理方式。”[25]审美、现实、美学、反映、审美、感受，等等，都是西方美学、文论系统中的关键词。但随着论述的深入，吕进将传统诗论、文论中的相关话语自然而巧妙地“牵扯”到对抒情诗审美视点的辨析之中，诸如倾听与偷听、肉眼与心眼、色味光态、以心观物、化心为物、以心观心、文醒诗梦、无理而妙、言近旨远、立象尽意，等等，语境发生变更，它们的意蕴与功能也悄然转换，而“审美视点”这一西式范畴，在经由中国精神的阐释和洗礼之后，也被赋予本土化内涵，成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重要范畴。此一过程中，话语主体在中西诗学园地里凌波微步式的闪转腾挪，应该能够带给我们诸多借鉴与启示。

　　时至今日，中国新诗研究已经走过百年艰辛历程，并且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但也同样面临“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的艰巨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类似吕进诗学思想的成功经验与方法，无疑将有助于更快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注释】

　　[1][2]杨义：《“格局观”的全球化与“建设论”的人文学》（“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丛书”总序），《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15页。

　　[3][9][18]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第142-143页、第274页。

　　[4][7][10][11][12][13][25]吕进：《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第22页、第1页、第17页、第17-18页、第22页、第20页。

　　[5]臧克家：《吕进的诗论与为人》，《当代文坛》1989年第4期。

　　[6]吕进：《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8]吕进：《五十年：新诗，与新中国同行——〈新中国五十年诗选〉序》，《吕进文存》（第四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页。

　　[14]吕进：《开放与传统：中国新诗谈》，《当代文坛》1990年第1期。

　　[15]吕进：《序：带我们看自己的诗人》，《奢华倾城》，金铃子著，长征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6]苏青：《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西南师范大学吕进教授侧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3年第1期。

　　[17]吕进：《后记》，《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19]吕进：《诗家语》，《当代文坛》1984年第4期。

　　[20]张德明、姚家育：《吕进诗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页。

　　[21]吕进：《论“诗家语”》，《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

　　[22]朱光潜：《抗战版序》，《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页。有学者认为更为确切的说法是“中国向来只有诗论而无诗学”，参见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23]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24]吕进：《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