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 诗

六十五岁了，还在写诗，仅仅是因为对诗的深爱。

　　这种爱始于遥远的青春年代，始于遥远的塔里木，边疆农场，一个坐落于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小小的农业连队……我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六年，从十九岁一直到三十五岁……那时，我常常在油灯下，在地头，在床铺边，甚至在膝盖上阅读或写作。那种简陋、随便的写作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说起来，那时的写作动机并不纯粹。一个从小身体羸弱的人，一个从小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真无法以自己的瘦弱之躯承担起如此超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有时常感到自己的身体几近崩溃……而写作，也许是那时能改变自己生活现状与生存困境的唯一途径……但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在这样的略带功利的企图中，对诗的热爱也是一种最基本与最根本的推动力。

　　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我记得我每次回上海探亲，就在家里抄录能借到的一切唐诗宋词。我父亲也帮我抄，他甚至帮我抄全了一整本的苏东坡词。我还曾抄过借到手的西方小说，比如狄更斯的极富诗性的《大卫·考伯菲尔》。我还借了我二哥的工作证到上海图书馆去借书，当然抄下的都是当时流行的工农兵诗选。但对于我这个远在边疆农场小连队里的几乎无书可读的人来说，这已是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了。

　　想起来，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基点就始于此。

　　而对诗的热爱乃是一种深入我骨髓的顽症，它之后一直左右着我的生活轨迹与精神轨迹，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一直掌控我到今天。

　　我今天还在读诗、抄诗与写诗，甚至在我视力甚差（一大半原因是因为早年在农场油灯下的阅读与写作）的情况下也勉力为之。我常常反思我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我应该是也确实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对外界无所奢求的人，一个既不想发财，也没有任何渴望谋个一官半职的野心的人。几十年来一贯如此。我只想能有一个平静的环境，在平平静静的心态中平平静静地读书与写诗。我在晚年几乎达到这一境界了。我很幸运。至于诗能写到什么水平，这并非自己能够一厢情愿之事，任由天命吧。

　　而只要一生能与诗相守，夫复何求？

写诗之“瘾”

写诗对我来说是一种诱惑，是一种“瘾”。

　　六十三岁了还在写诗，更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瘾”。

　　曾经，有一二次动过停止写诗的念头，但没过多久，就旧病复发，卷土重来；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手痒、心痒、脑痒，迫不及待地从故纸堆里跳出来，依然故我。

　　说起来，我的失眠症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虽说不是彻夜难眠，但每晨三四点钟的早醒是多少年来一门必修的功课。早醒后就再难睡着。大脑便不由自主地活动起来，各种意象在我大脑中驰骋。彼时也，不是我控制诗歌，而是诗歌控制我。我只能缴械投降。

　　而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对早年西部生活断不了的怀想。三十多年啊，在西部，在新疆，在那片广阔而神奇的大地上。而其中又有整整十六年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小的农业连队。我在那里垦荒，打柴，种地，放牧，又间断干过文工团创作员与代课老师的工作。这段生活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细细回想起来，沙尘暴，大风雪，荒野迷路，冬天垦荒，夏天抢收，在沙漠独自放牧，在瓜田风餐露宿，来回二十公里独自到团部寄发邮件，顶着八月酷日去团部医院看望一同从上海去新疆的危重病友，都是眼前风景。而整整三十余年在西部边疆长途跋涉，走走停停时对西部景观的积累，更是我今生诗歌写作取之不竭的意象宝库。这些景观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去写，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意象之大观，山河之精粹。鉴于此，我对诗歌的成瘾也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于我，唯有诗歌才是我对西部大地的感念，是对西部山河的回望，是对西部岁月的追思，是对西部旧友的遥念。我除了写诗还能干什么呢？六十三岁了，对诗歌还能成瘾也是一种光荣，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只是成瘾之余，总感叹自己的文思已迟钝，词汇已淡忘，激情已消退。是否真正的写诗年华已不再？

　　但是我还是要借此小文，祝自己一瘾到底，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终生做诗歌的称职的瘾君子。

梦中山河

对于我来说，遥远的西域大地已真正成了我的梦中山河。

　　常常想起那些遥远的旧地名：塔里木，阿克苏，喀拉玉尔滚，阳霞，昭苏，托克逊，和静，巴里坤，干沟，那拉提，轮台等等。这些旧地名如珠玑般在我舌尖上闪耀，也如遥远的马蹄声在我灵魂中回荡。

　　常常想起那些早年行旅中我一次次途经的小驿站。那么小的驿站，有时真正是只有一排小屋与几堵泥墙。往往是在日落西山或月上树梢时抵达。哦，那么熟悉的满耳的狗吠声、毛驴嘶叫声与人群吆喝声。我们这些行旅者是满身尘土，一身疲惫或者浑身汗味，只渴望快点找到歇脚地与温暖的床铺。我们匆匆地走向或干净或肮脏的小驿站。那曾经是我们长途跋涉中唯一的避难所，唯一的圣地呵。

　　永远记得哈密冬天群山深处的冰雪公路，记得巴里坤夏秋时节深山军马场的茂密深草与远处雪山的缥缈，记得伊犁河谷秋天浩瀚的苹果园与西天山深谷的宁静，记得巴伦台黎明那使我异常惊喜的一片雪山，记得轮台进天山口的公路口，我所搭乘的货车司机要睡觉了，我们就挤在驾驶室里睡了一晚。那夜的风奇大，彻夜的劲风吹得我们的汽车也在不断晃摇，车顶的帆布整整一夜发出撕心的怖叫。记得遥远阿克苏的农一师招待所，记得遥远喀什的异乡路，我在那里认识了多少诗人朋友。

　　对于我来说，遥远的西域大地已永远成了我梦中的河山。

　　这辈子也许真地回不去了。年龄越来越大，视力越来越差，经常波动的血压又让我不敢贸然出远门。就让我在回忆中与西部重会吧，就让我在诗歌的写作中以自己的灵魂与西部重温旧梦吧。

　　在我生命的最深处，我的灵魂永远归于西部。

做梦与冥想

昨日，偶然重读到车前子先生2001年4月号《星星》诗刊“诗家论诗”一栏中的一些话，非常欣赏，深以为同道。他说：“诗人是一种飞翔的动物，不一定是鸟。”他说：“我喜欢躺着做梦，坐着冥想，在我看来，做梦与冥想都是写诗的一部分。”这些话，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另一部分写诗人的所爱与所擅长。

　　实际上做梦与冥想也是诗人的一种内心状态与精神优势，是诗人介入世界与介入自身的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深察岁月，深察生命，审查灵魂；有利于使自己介于现实与生命之间，介于世界与想象之间；有利于自己在它们之间作诗性的多姿态飞翔而不沦为表象的奴仆与现实表层的抄袭者。

　　现实是庞杂的，现实是功利的，现实是非诗的，现实是排斥诗性的。如果我们都仅仅以描绘现实表象为写诗之大道与皈依，并且不加取舍地以非诗之手法贯穿整篇诗歌，那还有什么诗歌可言？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些号之为诗，实际上却是分行散文、分行小说、分行的故事细节甚至分行的新闻报道的东西，就是这些没有梦、没有冥想的非诗产物。它们直白而乏味地进入诗歌，既大胆又妄为。有时想，如果把某部稍有诗性的长篇小说分拆开来，一行一行地分行刊印，那也许正成了一部超级诗集了。

　　如果没有做梦者，没有冥想者，也许中国诗坛就没有了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王维与苏轼；西方现代诗坛就没有了兰波、艾略特、博尔赫斯、卡夫卡（而卡夫卡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梦与冥想为宗旨的用小说形式写诗的现代诗人）。我们也无法设想，如果中国诗坛与西方诗坛没有以上这些做梦者、冥想者，将会如何黯淡无光，如何毫无个性，如何庸俗乏味。而更使人不堪想象的是，如果唐诗缺位了李白、李贺、李商隐、王维等伟大的做梦者与冥想者，尽是些描摹千年前唐代大小城市里蝇营狗苟、忙忙碌碌的市井生活与巿井趣味的市井小诗，那唐诗将成何种面目？那唐诗之光辉、唐诗之气象、唐诗之风骨安在？真要感谢那些在伟大唐代做梦与冥想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万古光辉与风范。否则，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都是些一千年前唐人生活的世俗谈吐与市井场景，满目都是唐人的浊世之气，那将让人多么丧气。

　　做梦与冥想，其实是一切文学尤其是诗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的原动力。做梦与冥想给了各种新的风格、新的流派以产生的基础与可能，给了诗以无穷更新的全新的余地，使今天的世界诗坛呈现出如此眩人眼目的万千风情。

　　我常常想，以人生为依据，以生命为依归，以灵魂为终级，又能用梦与冥想作它们诗性的润滑剂与诗魂的助推器，作支点，用不断拓开的诗思尽可能更深远与更广阔地展开新的文字空间，这是无穷的挑战与快乐。而在我这两年写下的所谓的西部诗中，对往事、对旧日山川的回顾与重审，乃是一种介于梦与现实，介于幻与真之间的非客观内视。梦中山川依稀，而今日写下的文字已绝非当年所睹所历所体验之再版，梦中山河不再，梦中人世不再。一切的回首一切的重审都经过梦的变形与冥思的幻化而更接近自己今日内心的真实，这于我是最重要的。

　　我确实也是个耽于做梦与冥想的学诗者，现实与生活的经历给了我基础，做梦与冥想给了我现实之上的鳍与翅膀，我因此有了自由与空间，有了超越自身记忆与自己小小悲欢的能力与力量。诗给了我快乐与满足感无与伦比。我永远感谢梦与冥想。

　　植根于现实，植根于生命，而又以梦与冥想无穷地扩大自己，深化自己，完成自己，诗之魅力即在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