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降，“草根诗人”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作家、诗人关注打工群体及底层人民的生活,日渐形成一种写作生态，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这一创作症候的勃兴起因于相关的社会问题，关联着一大批被当代文坛忽略的弱势群体的生活现状，内中境况无需虚构，无需点染，始终真实地存在于诗歌史之中，不增不减地在岁月中流淌。

　　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那些被迫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底层人民不断感受着城市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冲击。白连春、谢湘南、郑小琼、郭金牛、曹利华、许立志、余秀华等底层诗人逐渐登上了诗坛，显露出独特的创作才华。此外，部分在八九十年代有影响的诗人在进入新世纪以后，逐渐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批判与揭露社会的阴暗层面，用人文关怀的光芒去照亮世界的暗处。丁可的《卖肾的人》，翟永明的《老家》，沈浩波的《文楼村纪事》等作品，捕捉到那些由于贫困无出路被迫卖肾卖血的撼人的情景；王小妮的《背煤的人》和蓝蓝的《矿工》，则“在词语的废墟和熄灭矿灯的纸页间”（《矿工》）透过矿工匍匐的身体、浑浊的眼睛揭示出他们卑微的生存姿态和黑暗中闪烁的灵魂；荣荣的《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尹丽川的《退休工人老张》、王单单的《卖毛豆的女人》，写出了底层生活的艰苦境况对劳动者造成的多重蚕食。诗人们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不是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场景上，而且把生活中的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将悲剧场景、窘困的生活予以意象化或象征化的处理，从而使平凡的场景和意象散发出诗的光芒与凄悲的疼痛：“一只微弱的萤火虫要出卖它的一半光亮/一只艰难飞翔的小鸟要出卖它的一面翅膀/墙的表情木然/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又是春天了啊/春天里两个字刺疼我的眼睛/春天里的一只肾/已经或就要离开它的故乡？”（丁可：《卖肾的人》）

　　底层写作的范围和视域非常宽泛，不同诗人因为生活经验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面向。在这一领域中，近年极具影响力的关注底层写作的诗人张二棍是一个善于统摄不同题材的极具代表性的诗人，他将笔触伸向生活在城市中的底层人民的生存现实以及他们的困惑、挣扎与无奈。而诗人自身的焦虑体验又将底层书写的精神场域和文学空间最大化，生动地撕扯出生活本真的面貌，在看似平淡无奇的语言中引导读者对所描写者的心理与生存状况进行还原、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探问，在不动声色中包孕着诗人深沉的悲悯情怀和精神关照。

一、底层处境与心理焦虑

在诗人张二棍的笔下，那些平凡人的身影总是闪亮着晃动在我们眼前，他们或是工厂里的矿工、石匠又或者是无名的路人。张二棍的目光始终自觉投向这些生存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时刻关注着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与之相伴的精神焦虑，后者是独属于他的写作视域。比如《流浪汉》一诗中，诗人所描写的正是一个蜷缩在城市角落里的流浪者，在我们眼中流浪汉的形象固然是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甚至我们时常对他们产生一种排斥的心理。而当诗人看到这样一个“斜倚在银行的墙角/赤裸着上身，翻捡着/秋衣线缝里的虱子”的流浪汉时，关注的则是他纯粹的眼神与专注的神情，并透过流浪汉的一举一动相信“工作着是幸福的”。在诗人眼中流浪汉清理褴褛时认真严肃的样子俨然是“治理着这座城市”，仿佛在一瞬间他变得那样的高大。而流浪汉的现实处境却又将诗人的目光引向另一个极端：“而他挤在高楼的缝隙间/那么灰暗，渺小/又很像这座城市的/一只虱子”，从流浪汉延及一个城市，这微弱孤独的具象与浩大的城市形成极为不对称的反差，却让我们深深反思。《矿工的葬礼》叙写的是一个被砸断双腿、终日在轮椅上艰难度日的旷工与他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故事。整首诗没有过多铺述关于葬礼的细节，却将这一对母子生存的艰难处境淋漓展现出来：在矿工经历了妻离子散之后只有老母亲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即使他们的家庭生活拮据，他又患了新病，母亲却从未放弃过他。诗歌仅在最后几行描写了葬礼上的场景：“现在，他死了/在葬礼上/她孤独的哭着/像极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寥寥数语，如木雕深深刻绘出这位母亲孤寂与痛苦的形象，辛苦操劳的母亲只有在此时才无法抑制地将内心的脆弱倾泻无余，仿佛生命中最后一根稻草也随着苦命孩子的离逝飘散了。从一个坚强的母亲到“嗷嗷待哺”的女儿的形象转换，这样的比喻反差很大又极富对冲效果，将她所代表的一类弱势群体的心酸与无奈跃然突显出来。这首诗与王单单的《寻魂》在关注对象和写法上都有同类项，但是张二棍的收笔却明显更胜一筹。

　　张二棍诗写的精彩之处是他总能在诗歌收尾之句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结局[1]，那种前后对比产生的巨大反差不仅体现着生活在底层的个体对于生存苦难的呐喊，也真切地揭示出他们内心瞬息的颤动和灵魂无望的挣扎。张二棍以敏锐的洞察力书写着这个时代中那些“小人物”的生存处境，他们跻身于大城市，努力地为自己挣取一锥立足之地，然而他们却始终如城市中的“一只虱子”，渺小微不足道，整日被围困在灰暗的角落里而不知所措，他们为生存而忙碌也为生存焦虑。

　　张二棍的诗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人没有首都》《娘说的，命》《束手无策》《穿墙术》等诗作写出了作为生存个体在命运面前的孤独与茫然的心境；《兼职记》《夜车上》记述着在城市中奔波忙碌却又一无所得的打工者生活中的艰辛。这些诗表现着底层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生存焦虑，其中有对于命运的抗争也有社会转型过程中给他们带来的精神阵痛。蔡翔曾在1995年的《底层》一文中写道：“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2]。今天贫穷、疾病、失业等生存问题依旧在困扰着这些底层人，当我们翻开张二棍的诗，十年前被纳入写作热点的底层人的生活困境依然清晰可见，所不同的是，张二棍尤为关注、探视这些人的心理状况：《买了，买了》一诗写的是为了给女儿治病，夫妻二人不得不变卖家产，他们卖掉了房屋、结婚时的首饰，家里的牛羊甚至丈夫一遍又一遍地去卖血。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无法支付高昂的医药费，也依旧无法缓解女儿疾病的疼痛。“她的小女儿啊/还是疼，还哭/她也跟着，一边哭/一边说，再哭/就把你/卖了”。疾病与贫困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更多地则是心灵上无法言说的创伤。这里我们看不到撕心裂肺的哭喊却在母亲说出“再哭/就把你/卖了”时感受到他们心中那种深深的绝望以及刺入骨髓的疼痛。又如《穿墙术》中在县医院里以头撞墙的小男孩，“似乎墙疼了/他就不疼了/似乎疼痛，可以穿墙而过”，坚硬的墙壁和男孩身上无限蔓延的疼痛在诗中形成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墙壁无法吸纳他的疼痛，他的痛苦也不能穿墙而过。但是诗人却给予了这面墙以人性的温情，并将自己对于底层人民的悲悯全部灌注到男孩身上，在张二棍每一首诗的结尾我们都可以听见那一声声坚定而无言的反抗，这些反抗有的来自那些底层人对于命运遭际的呐喊（《娘说的，命》《穿墙术》）；有的则是作为亲历者的诗人对于自身的追问和对人性的思考。

　　诚然，诗人张二棍是这些苦难的见证者，他的目光关注着这些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的人们，作品中那些原生态的描写将底层人的生活图景一幕幕在我们面前展开，原生态的诗写刺痛我们麻痹的神经：在我们享受着城市中的优质生活时，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从张二棍的诗歌里可以看到诗人对于底层人的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都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他站在底层人的立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心理——焦虑。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人的潜意识、本我、本能追求满足的强大心理能量，即同超我的控制相冲突，又与外界现实相矛盾，从而产生内在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得到部分释放或完全释放，张力才能减少，矛盾才能解决，身心才能恢复平衡。但是，往往不能如此，因而压抑与抵抗之间的矛盾就会形成焦虑”[3]。这种焦虑表现在底层人身上就变成了自身生存需求与城市供给之间的冲突，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迥异于乡村世界的现代城市，他们因无法真正适应城市的环境而表现出了忧虑、不安等情绪，因此他们的焦虑也是多方面的，既有生存方面也有精神层面。张二棍将底层人的焦虑心理作为书写底层的一个视角体现了他在整体时代情绪下的审美自觉。

二、城市境遇中的乡村忧郁

张二棍在底层诗写中既是旁观讲述者又是亲历见证者，他的诗歌写作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真实地再现当代社会城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城市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快速发展，也不断地诱惑着无数原本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纷纷走向城市，渴望在城市中立足。但城市并没有为进城的乡下人提供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更多地是在拥挤的城市中挣扎着前行。于是，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依旧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张二棍的诗歌中，他大量描写了这些在乡村长大的人们如何在城市中艰难生存。如《兼职记》不断兼职又不断失业的打工者，他渴望在城市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但又无法摆脱这种漂泊的命运。从他身上我们隐隐可以看到巨大的城乡差异使他们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与城市间始终是一种像“兼职”一样“在而不属于的关系”。《小城》一诗将这种“兼职”身份细化，那些在街头流浪的人，他们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个穿着旧军装的糟老头，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一枚子弹，还是寻找一个战友；小面馆里涂着廉价脂粉的老板娘也没有人懂她的喜怒哀乐；甚至是啜泣的妓女、胡言的疯子、喊疼的小偷，在他们暗淡的外表下又隐藏着多少辛酸与苦楚。而这些在每一个小城都随时可见。就像有一只命运之手在暗中操控着一切。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我们却对他们的命运视而不见，更不会像诗人一样将目光转向那些“下跪的膝盖，颤抖的肩膀，摇晃的背影”。在《夜车上》一诗中，诗人坐在一群疲惫的民工中间，他们白天在工地上挥洒着血和泪，夜晚也在做着属于他们的美梦。对于他们而言城市也许能够给予他们一些维持生计的场所，但“被城市鞭挞的乡村”却始终是他们心灵赖以栖居的港湾。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进城民工身上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似乎这也是诗人最为熟谙的精神领地。

　　张二棍在表现底层人在城市中艰难生存的同时，也用大量笔墨表现乡村的质朴以及对家乡的留恋。《在乡下，神是朴素的》这首诗中，诗人用最质朴的笔调描写了乡下人对于“神”的虔诚。而“神”不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众生，而是变成了“比我更小更木讷的孩子”，他们“坐在穷人们中间，接受粗茶淡饭”，这里诗人将“神”的形象平民化，当我小脚的祖母“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就端来一盆清水，擦洗每一张瓷质的脸/然后，又为我揩净乌黑的唇角”，显然，张二棍笔下的“神”更平民化，更接近普通人。诗人在这里表现了乡间生活的质朴，它们与城市拥挤繁忙的生活形成对比。他显然不会止于此，在描写乡村的和谐景致的同时，也注目于乡村中的苦难、随时都在上演的人生悲剧。《乡村断章》写到站在戏台上吊嗓子的“刘疯子”，她同那些麻雀们一样唧唧喳喳地呼喊而疾病与死亡却依然降临到她的头上，这些叫喊声不管是来自“刘疯子”还是麻雀都象征对于既定命运的反抗，无外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宣告自己存在的意义。此外诗人还写到春天在田地里为耕种而累弯腰的老农民、乡村中的换亲习俗和因贫穷而无亲可换的老光棍以及在贫穷，疾病，死亡边缘苦苦挣扎的“瘸子”“瘫子”“痛失亲人的白发人”。从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苦难乡村的真实面貌，诗人怀着对于乡村的最痛切的感悟还原乡村最真实的生活本相。于是，诗人在结尾写道：“你看看，这人间太过狰狞/如一面哈哈镜”。

　　或许正是由于乡村的贫穷才使得大量农民走向充满幻想的城市，而“故乡”对于在城市中漂泊的打工者来说却变得既熟悉又陌生，他们在城市中遥望着自己的故乡，当真正回忆起自己的故乡时却变得更加茫然无措。正如《故乡》一诗中诗人所写：我说，我们一直温习的这个词，/是反季节的荆棘。你信了，你说，/离的最远，就带来最尖锐的疼/我说，试着把这个词一笔一画拆开/再重组一下，就是山西，就是代县，/就是西段景村，就是滹沱河/你点了点头，又拼命摇起来，摇得泪流满面/你真的沾了一点点啤酒，在这个小饭馆/一遍遍，拆着，组着/一整个下午，我们把一张酒桌/涂抹得像一个进不去的迷宫。”故乡对于长久漂泊于城市中的人而言既熟悉又有一种“陌生感”。城市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这些异乡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态度，也使他们的价值取向变得复杂而多元，但即便如此乡村都是维系他们生存的唯一源泉。江腊生指出：“人们不再有共同的善恶、是非的评判标准，传统的伦理共识和道德规范纷纷失效，却无法真正与乡村社会割断。土地、邻居、亲人，包括乡村的人情冷暖、山水生态等，无论他们走得多远，都像风筝一样维系着广大进城民工。”[4]张二棍的诗歌里也充满了诗人对于故乡里的人情风物的关注。他时刻心系着山西，他用自己的笔写下对于故乡的无言之爱，那里也许会有许多陋习，许多愚昧，但也有许多温暖人心的东西。正如诗人所言：“故乡横亘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个悖论般的存在”[5]。

三、对现实的直面对人性的反思

作为真实生活在底层的诗人，张二棍在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时常在黑夜中自省，在黑夜中品味人情的冷暖。他的众多诗篇如《天黑了，而我的出租屋里没有了灯光》《黑夜了，我们还坐在铁路桥下》《黑暗中，我摸到了空》《一生中的一个夜晚》中，诗人于黑暗陷入沉思，只有在黑夜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内心的声音，在白天诗人看到的是种种残酷的、无奈的现实。而在黑夜当诗人也同那些底层人一样，在一间黑暗、狭小的出租屋中度过漫长的夜晚，那一切苦难与悲剧便被希望与憧憬代替。黑夜里，“悲剧，尚未进行到底”。诗人面对现实也时常陷入沉思，《静夜思》中，诗人由天上的星星想到娘，想到自己在乡下的穷亲戚，天上那些微小的光就如同人间那些脆弱的生命，在目睹众多世间的悲欢冷暖之后，诗人便对光明怀有一颗憧憬与敬畏之心，即使它再渺小却象征着生命的真实。因而现在的“我”愧疚于一切微细的光。如此，诗人常常怀着一颗忏悔之心在自然万物之间不断自省。《局外人》中，诗人列举了“蝴蝶”、“野猪”、“狐狸”、“山鹰”、“松鼠”等自然意象，而“我”在这些自然景物之中就像是一个破坏了这一切和谐的“局外人”与是“我”一次次的奉劝大惊失色的自己：“该下山了/该转世了/该向身后的人间/鞠躬了/该对此间的恩赐/谢罪了”。又如《恩光》里，诗人怀有一颗感恩的心赞美着“抚养我们长大”现在又“替我们安抚着母亲”的光，诗人从一束光中思考人情，当我们“白日里，与人勾心斗角/到夜晚，独自醉生梦死”的时候只有光陪伴在母亲身边，成为比我们还孝顺的孩子。这里诗人思考的是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日益变得麻木和冷淡，从而忽略了亲人的存在。

　　在书写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世界时，诗人描写一切城乡苦难的背后都深藏着对于人性、人情的最温和思考。诗人书写苦难不仅仅在于揭露城市的物质利益的诱惑对于精神的异化，更重要的是深入底层人的内心世界以唤起人们对于自身的反思。张二棍没有停留在对苦难表象进行书写的维度，而是将个体命运与人性的复杂结合，反思苦难中人性的微光，期望唤醒和保留人们内心的良知和温情。如《不一定》中由一只受伤的小鸟，被伤害过的猫、狗写起，写它们为了生存“拖着残躯四处/爬着，蠕动着，忍受着”，从这些受伤的动物身上我们方能看到那些在街头流浪的人们，相对于我们而言他们是残缺的，他们无法过着像普通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但诗人说为了活着一只鸟不一定要飞，不一定要像正常人一样行走，甚至不一定要有呼吸、心跳，但是需要的是一颗有温度的心。于是在诗的结尾处诗人把目光移向街头的流浪汉：“那个冬天，那个流浪汉敞开/黑乎乎胸膛，让我摸摸他的心/还跳不跳。他说，也不一定/非要摸我的/你也可以，摸摸自己的”。是啊，我们的内心是否早已变得冰冷？对于世间的苦难习惯地投以嘲弄、冷漠的态度，相比在街头为生存而不断挣扎前行的流浪汉，我们又有何资格空谈高尚？《我的侏儒兄弟》中张二棍以平等的目光看待侏儒，并把他亲切地唤作兄弟。在诗歌里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他的理解与同情，在诗中诗人没有渲染侏儒兄弟在社会中所遭遇的具体苦难，而是集中笔墨以亲人的口吻表达自己对于他的关怀。这体现了诗人内心的悲悯情怀，站在平等的高度看待这些社会中的“小人物”，并给予他们真诚的尊重。正如诗人所说：“我生活在他们之中，我看见他们繁复的日常，感受他们的爱恨情仇，生老病死。他们之中藏有大善与小恶，藏有欢愉与忧伤。他们走在街头，慢慢老去，我怎能看不见，又怎能不记录啊。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是闭口不谈价值观、人生观和信仰的，这多么可怕。我们活在我们的复数里，活在对自己的恐慌、怀疑、攻讦和不义里。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而我们不自觉，我们把全世界当成敌人，我们的不安是四面楚歌的不安，草木皆兵的不安。”[6]

　　张二棍的诗歌不乏对底层人苦难或不幸生活的描写，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罗列现象或事实，他善于在不动声色间刻绘苦难背后浸润的人性的冷暖，叹息黑暗中他们无助的茫然与挣扎。无论以怎样的视角、心态书写他所熟悉、始终忧虑的底层人的生活境况，无论捕捉到了什么，他始终以感同身受的爱，以无私的宽容，以渴望帮扶的亲人姿态，介入底层人的现实和心性之中。看得多了，经历得多了，哭得多了，爱得多了，所有的悲悯就滋生出无法纾解的焦虑，这黑夜的焦虑，阳光下的焦虑，如一条暗流，潜隐在他的笔端心口。

　　【注释】

　　[1]张二棍在2018年春季与首师大研究生对话中说，他的很多诗都是先想好最后一句话，再开始营构全诗的。

　　[2]蔡翔：《底层》，《钟山》，1996年第5期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14页。

　　[4]江腊生：《新世纪农民工书写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5]诗网络：《张二棍：以诗歌的方式拆迁底层的苦难与疼痛》，2016-11-10,http://blog.sina.com.cn/u/3672223535,2016-11-10

　　[6]诗网络：《张二棍：以诗歌的方式拆迁底层的苦难与疼痛》，http://blog.sina.com.cn/u/3672223535,2016-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