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伦（重庆）

　　星星：对于散文诗这个文体，你如何看待？又在写作中秉持怎样的姿态和主张？

　　诗人宋长玥：我从未把现当代诗歌和散文诗混为一体，不能简单化地认为文字分行、语言精短就是诗，反之，就是散文诗。和任何艺术一样，两者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社会的剖析，本质一致，而在文本表现上各有光彩。但它不是现当代诗歌的一个分支，更不是诗歌和散文的“杂交”。散文诗摆脱了现当代诗歌形式上的桎梏，方式更为自由，语言更为恣肆，意象更为跳脱，张力更为强韧，因而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和长调般的文学魅力。我将它视为与现当代诗歌并立的一种文体。在我的写作实践中，坚决反对随意、盲目和投机，崇尚敬墨惜纸和书写自觉。

　　星星：你觉得当下的散文诗该如何革新？

　　诗人宋长玥：真诚的写作者往往拥有沉厚的生活，甚至极其孤单地站在时代高处，悉心观察社会变革，并用手术刀般的犀利解剖着世界的病灶。他们的文字，是发自灵魂的真实声音，不仅对社会大众心灵进行积极引导，而且对人类文明增添光亮。我觉得，缺乏生活和独立精神、追求功利性，是当前包括散文诗在内的文学艺术创作面临的一个尴尬，作品飘浮，沉湎于自我和小情小景的抒写，这样的东西不会长远。如今，一些写作者完全抛弃了社会大众，将写作矮化为个人的自我情绪宣泄和胡言乱语，毫不夸张地说，连自己的作品也解释不清楚的大有人在。文学艺术创作如果以自我为中心、放弃对时代的表达和对人性的关照，它的价值无从谈起。

　　不能要求每个写作者都有崇高的写作目的，但至少应该真诚和负责。目前，很多文学效应只是圈子效应和自恋效应，而不是社会效应和大众效应。症结之一，就是许多写作的人迷失了出发的目的，尽情享受过程而对最终要到达的地方置之度外。过程让他们陶醉，在吹捧和自我吹捧中，虚幻的大地鲜花一片，仿佛都是献给自己的花冠。离开社会、大众的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吗？时间终究是公正的，文学不会因为这些人降低标准。真正的写作者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即使最后不能抵达，也一直走在通往目标的路上。他们被历史选中，不是靠运气——具有金子般重量的文字，谁都不会拒绝。

　　任何艺术创造，形式和内容相统一，但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现在，相当一部分散文诗局限于文本技术的臻善，而忽视了内涵的挖掘，需要引起写作者的警惕。长期以来，我们崇尚外来文学理念和技法，轻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这种主动切断根脉的拿来式写作，注定要在实践中长时间处于模仿和难以摆脱他人印记的尴尬——我并不将没有内化的简单借用和承袭视为文学创作的探求。一个坚守良知的写作者，一定明白自己出发的地方和到达所在，他遵从灵魂（不仅是自己的）指引，而不任性妄为。艺术对人类心灵的关照永恒如一，其本质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会改变。我认为，散文诗如要取得重大突破，需要汲取更多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

　　星星：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进入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诗的写作？

　　诗人宋长玥：我的父亲在特殊的时代被戴上荆冠，从甘肃遣返原籍劳动改造，可想而知我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上小学时，放学后我常常躺在屋顶翻看父亲冒险带回来的一些文学书籍，那些文字让我温暖、不再孤独和受到歧视。十七岁那年我从师范毕业后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镇教书，一年后遭小官僚构陷，被调到一所荒僻小村学校。那里四周都是戈壁，常年大风，亲人都在千里之外。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作，一是排遣苦闷、释放对家人的思念，二是心里有话，想说出来；走到今天，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