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佳燕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籍文化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黄本骥(1781—1855年),字仲良,号亚卿,别号虎痴,湖南宁乡人,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湖湘学者。黄本骥在历史、地理、方志、姓氏、职官、经学和目录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因嗜爱金石,名其居室曰“三长物斋”[1]152—153。晚清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时在卷末附有《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将黄本骥列为清代湖湘的八位著名学者之一[2],其学术成就堪为学界共识。他一生著述宏富,有《隋唐石刻拾遗》《三长物斋诗略》《三长物斋文略》《避讳录》《湖南方物志》《姓氏解纷》《历代职官表》《三礼从今》《皇朝经籍志》等三十余种,近三百卷。除《三礼从今》《隋唐石刻拾遗》《金石萃编补目》《元碑存目》《颜书编年录》等少数几种外,黄本骥的大部分著作都被汇刻收录在《三长物斋丛书》中。其中,《避讳录》首次对周代至清代的避讳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此书“不仅对帝王讳例,而且对一般人的家讳也作了全面的述说,还特别地注意到了历史上由于避讳而导致的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的更改现象”[1]4。然而就目前所见,学界对黄本骥的生平、家世、交游等基本情况虽已有所关注,但《避讳录》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面世。基于《避讳录》在避讳学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意义,本文试探讨《避讳录》的编纂成书、版本著录、书籍性质等问题,考察其学术价值,借此丰富黄本骥及其著述的研究。

1 《避讳录》的编纂与成书

1.1 编纂目的

《避讳录》以汇录避讳史料、考证避讳为核心,是一部用途甚广的避讳类知识工具书,便于自用或其他读者查检与避讳相关的信息。《避讳录》最初的编纂目的可从黄本骥《避讳录·自序》中清晰窥见:

　　

　　黄本骥追述了避讳文化现象的起源与发展,认为“讳始于周”,但先秦时对避讳记载之文献寥寥可数,而秦汉以后,“临文之讳”虽兴,却因避讳不严而近似未讳。到了唐宋,避讳更加谨慎但可惜史传记录混淆,没有专书裒集避讳知识以供参考,导致各种避讳现象“时改时复,几于理棼丝而迷歧路矣”。同时他又指出宋代具有代表性的两部避讳研究文献《野客丛谈》和《齐东野语》的疏漏,前者“稍为摭拾”,后者又不加分辨地因袭,从而以讹传讹,因此两者“皆不足为考据定本”。针对这种现状,黄本骥决心编纂《避讳录》一书,以理清各朝各代的避讳现象,“以备遗忘”。

　　黄本骥亦在《避讳录》卷二起首明确指出:“避讳兴而经籍淆,汉唐以来改复不一,至宋尤甚。淳熙《文书式》,有一帝之名避之四五十字者。纷纷更易,传写易讹。撮其可考者录之,以便查检。”[3]233可见,梳理历代避讳现象以备遗忘与以便查检是黄本骥编纂《避讳录》的主要目的。

1.2 编纂背景

其一,《避讳录》的编纂与清代盛行“文字狱”有关。清代是“文字狱”发展的高峰,避讳之风也大兴,不少“文字狱”的冤案都与御名庙讳有关。“清之避讳,自康熙帝之汉名玄烨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4]135因触讳而被下狱的例子有很多,典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的《字贯》一案。他删改《康熙字典》,编为《字贯》,却因在书中列康雍两朝庙讳及乾隆御名遭同乡王泷南举报,而被乾隆投入狱中最后问斩。据金性尧《士中录》前言记载:“顺治至雍正三朝,文字狱约为三十余起,乾隆一朝,却达一百三十起以上,即是以一朝而抵三朝的倍数。”[5]雍正、乾隆年间是清朝避讳制度执行最为酷烈的时期。为避雍正的名字“胤禛”,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名字被改为“赵匡允”;明崇祯皇帝年号作“崇正”;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用“允”字代;著名诗人王士禛,也不可用原名,而需避“胤禛”之讳,以王士正之名行世。“文字狱”的横行以及避讳之严,产生了许多讳例,这为编纂《避讳录》的内容提供了土壤。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科考行文,若不知避讳,很容易犯下禁忌,招致弥天大祸。在民间恪守避讳也成为一种遵循礼教的规矩,与人交往、应酬,都需事先了解对方的家讳,以免言行不得体,或伤害对方。因此,对避讳进行系统研究和整理显得十分必要,《避讳录》的编纂整理有很大的现实需求。

　　其二,《避讳录》是朴学和致用之风的产物。明清之际,理学下沉,朴学大兴,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等人高举反理学旗帜,倡导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而在清代严苛的政治环境下,许多文人学者更是埋首故纸,潜心考据。与每位文人命运攸关的避讳现象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研究内容,许多著录、考证历朝避讳的论著应运而生。清代学人在避讳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有周广业《经史避名讳考》、周榘《廿二史讳略》、陆费墀《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黄本骥《避讳录》等专书。亦有一些避讳学研究成果散见于清人的学术札记中,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陔余丛考》、杭世骏《订讹类编·历朝避讳字宜改正》、张之洞《輶轩语·敬避字》等。而这些作品的著者或编者也都是清代赫赫有名的朴学大家,他们学风平实、严谨,讲求证据,不尚空谈,使得避讳研究不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致力于实用。黄本骥作为清代朴学阵营的一分子,治学追求实地搜讨,也重考据求证。《避讳录》是其重考据之作,是他遵朴学风气,行致用之实的产物。借助《避讳录》,士人学子可以解决一些版本、校勘、辨伪等方面的考证问题,平民百姓也能了解到更多讳例与相关知识,既可避统治者的高压,也方便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行。

　　其三,《避讳录》编纂于黄本骥暇居黔阳期间。据黄本骥在《避讳录》自序中言“时道光二十六年四月望日,龙标学长黄本骥自识”[3]229,又《虎痴先生年谱》记载“四月十五,著《避讳录》五卷成”[6],可确知《避讳录》的成书时间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黄本骥时年六十六岁,此时他已被选为黔阳县教谕将近十年了。《避讳录》成书于此时此地,不仅离不开黄本骥深厚的学问功底,而且与他在黔阳教谕任期潜心著述密切相关。将近花甲之年才正式踏入仕途,且黔阳县偏居一隅,黄本骥可谓官闲心冷。也正因此,他官务不忙,更有精力沉潜学术。此后黄本骥在黔阳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著述,并在湘阴蒋环的帮助下,将旧作与该期的新作汇刻成二百余卷的《三长物斋丛书》,其中便包括《避讳录》。其自序云“本骥斋居多暇,不揣固陋,因以目所及见者,汇录成编”[3]229,亦是他精力有余,足以潜心编撰《避讳录》的明证。

1.3 成书体例

《避讳录》既成,分为五卷。卷一为本朝敬避字样,详述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历、清仁宗颙琰四位皇帝的帝讳。卷二至卷四为历朝国讳,按顺序分述了周代、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宋、齐、梁、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宋、辽、金、元、明各代帝王讳例,依力所能见及所考而有详有略。卷五为家讳,考述了民间常见的避讳之礼及现象,如“卒哭而讳”“入门而问讳”“凡祭不讳”“君所无私讳”“夫人之讳”等等[3]252。五卷之后又有《避讳录》补正材料七则,分别补述了(西)汉、东汉、三国、隋、唐、十国和宋的避讳之例。各卷之间可谓递进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从体量上看,卷二至卷四是全书的重点部分,占四分之三的篇幅。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指出:“在所有的避讳用例中,避君主之讳的用例占了绝大多数。避讳虽然是流行于全社会的习俗,但能载入史册的大都是避君王讳的记录。不但先秦如此,直至清末的整个古代社会均是这样。”[7]17帝王之名几乎是古代社会所有人都要回避的对象,所以在历代避讳的研究中,因避帝王名讳而产生的史例也最多。而黄本骥在《避讳录》卷一至卷四中便重点而系统地梳理了周代至清代的帝王避讳现象,全书以避帝讳例居多。

　　此前的学者对避讳这种文化现象已有一定的研究,如韩愈、洪迈、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但多是零星的篇章论文或不成体系的学术札记,《避讳录》对周朝至清朝的避讳现象的梳理可谓突破了这些学者在避讳研究上的局限。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周广业的《经史避名讳考》(46卷),该书成书于乾隆时期,在《避讳录》之前,其考证精良、内容丰赡虽在《避讳录》之上,但是分类驳杂,在当时又并未刊行,流传受限[7]276,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查检和使用上均不如《避讳录》便利。综上所及,《避讳录》是中国古代避讳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部研究著作。

2 《避讳录》的著录与性质

现存《避讳录》主要通过丛书得以保存流传,主要版本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刻《三长物斋丛书》本、清道光二十六年知敬学斋刻本、清铅印本、清光绪四年(1878年)贞史氏古香书阁刻本四种。其中《三长物斋丛书》由前已知是以黄本骥居室“三长物斋”命名,在其好友蒋环的帮助下汇刻而成的,《避讳录》作为一种被收入其中。而知敬学斋,则是黄本骥在黔阳任教谕时办公的一处学署[8]。道光二十六年,《避讳录》成书,亦在黄本骥黔阳教谕任期内。从可见的知敬学斋本《避讳录》书影中能看见卷一有落款“《三长物斋丛书》”,《三长物斋丛书》本《避讳录》其目录页处亦有落款“宁乡黄本骥仲良编辑,湘阴蒋环维扬参校”[3]230,通过对比可知知敬学斋本应为《三长物斋丛书》本的单行本。清光绪四年(1878年)古香书阁刻本则属贞史氏重刻本[9]。

　　而《避讳录》著录于各书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其中《八千卷楼书目》《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艺文志》《中国类书》等书都将《避讳录》归入子部类书类;《丛书集成续编》和《中国古籍总目》将《避讳录》收进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谥讳一类中;《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了子部类书类,其史部谱牒类和子部杂家类亦重复收录了《避讳录》;《书目答问补正》则将其放在谱录类姓名之属;另在一些综合性丛书目录中,《避讳录》多被载于《三长物斋丛书》名目下,如《中国丛书综录》《增订丛书举要》《中国古籍总目》丛书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丛书部丛书类等均载有《避讳录》五卷。由上述记载可见各书对《避讳录》归属的划分并不一致,分类的不同实则反映了人们对《避讳录》性质的多样性认识。

　　在各个目录中,《避讳录》被分为类书类的情况最多。如前所论,《避讳录》是一本用以查检避讳知识的工具书,它虽没有采用传统类书的抄集群书、分类排纂的编排体例,但它系统地以时间顺序铺排各朝讳例,同时旁征《左传》《周书》《周礼》《春秋》《诗》《尚书》《论语》《史记》等书以进一步分析述说,全书结构清晰、井井有条,查检起来十分便利。类书按其内容性质,又可分为包综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的综合性类书,以及仅含某一方面知识的专门性类书。《避讳录》显然是一本避讳现象研究的专书,全书只有避讳一种分类。《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等书将《避讳录》分入类书类,正是抓住了《避讳录》作为专门性类书的特点。

　　在古代,避讳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与礼制、政治密切相关的制度和律法。如《礼记·王制》:“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10]《隋书·礼仪志》:“汉法,天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咸避。”[11]又《避讳录》记载清朝法律规定:凡犯讳者,“举人罚停会试三科,进士罚停会试三科,进士罚停殿试三科,生员罚停乡试三科。虽经缺笔,仍各罚停一科,生员均发学戒饬”[3]231。检阅《避讳录》可知,其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以及援引的避讳史料中,敬讳居绝大多数,也即由于政治、礼制的规定而回避和君主、官员、尊长名字相关的名物,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而《丛书集成续编》《中国古籍总目》诸书将《避讳录》归入史部政书类的仪制之属,亦属妥当。

　　谱录是一种专门收录各种图谱和记载专书的图书分类。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始设谱录一门。“其子部别立‘谱录’一门,以收香谱、石谱、蟹录之无类可附者,为例最善”[12]。谱录虽以记物为主,但也有记人的书籍,如《小名录》《侍儿小名录》等。谱录类书籍记物时,除了记录某物的客观特征,还会附录关于此类事物的趣事;而记人时,除了记录某人的籍贯家世、生平经历,还会附载人物的逸闻故事。《避讳录》亦记载了一些有关避讳的人物典故,简列了帝王的生平事迹,并将人物之间的关系、故事加以串联。例如,举唐代帝王讳例时,列唐高祖至唐朝末代皇帝哀帝的名号、字号、避讳字及其父、兄、弟、子的关系等。这些都符合谱录的一般特点。至于谱牒类图书,大多记载的是帝王将相、门阀显贵、地方望族的姓氏或宗族世系。综观《避讳录》所记避讳之事,其所避讳的对象主要也是与帝王将相、姓氏或宗族世系有关。就以上所论,《避讳录》被《书目答问补正》《清朝续文献通考》归为谱录或谱牒类也是合理的。

　　每部目录著作的分类类目和标准都不一致,对其所收书籍的内容性质的判断也各有所持,因此无须断言《避讳录》为何类书籍更为恰当,但是《避讳录》一书可属多种分类,且被众多目录著录,亦可见其性质之多样、流传之广泛和价值之可贵。

3 《避讳录》的学术价值

《避讳录》自问世以来,随《三长物斋丛书》见著于多书中,被今人运用于多方面,它不仅被认为是研究避讳改字的代表作、通行专著,也被认为是研究历史和风俗文化学、风俗史的必读书,应用于史料学、汉语语讳学、人物传记研究、方志研究等等。但是,在避讳方面的功用仍是《避讳录》最突出的学术价值所在。避讳学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垣称:“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13]他认为避讳学乃史学一门辅助学科,由于各朝各代所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因此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因避讳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对年号、姓名、官名、地名、书名等进行删改或滥用,致使古书淆乱不清。若缺乏一定的避讳学常识,史学研究会遭遇许多困难,因此必须重视避讳学知识的获取和学习。

　　《避讳录》作为清人在避讳学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在避讳研究方面有其独特价值。比之前书,如陆费墀的《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简称《讳谱》)、周榘的《廿二史讳略》(简称《讳略》),《避讳录》在篇幅、体例和内容上都有所突破。首先,《讳谱》《讳略》均只有一卷,在篇幅上小于《避讳录》的五卷,所能承载的内容相对有限。其次,三书的体例和内容也有不同。《讳谱》主要以表格的形式,收录自西汉至明末历朝帝王的庙谥、名、世次、历年、纪元、葬、所讳字(即替代字)七项内容,简明扼要,便于查检;《讳略》则在宋余怀《帝讳考略》的基础上增辑了历代国讳讳例;而《避讳录》按照朝代分卷而专记避讳,且不限于帝讳,还有家讳及其他避讳典故。再次,《讳谱》《讳略》《避讳录》三书在查检历代避讳方面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一定的参考价值,使用时可互相补充参看,但相较而言,《避讳录》所著避讳史料较其他两书更为丰富。如《讳谱》不载清代避讳材料,而《避讳录》卷一“本朝敬避字样”则记有清代避讳材料若干条,如:

　　圣祖仁皇帝讳……(康熙)陵号曰景。北魏宣武帝、唐宪宗、明宣宗,陵号相同。策内称某帝某宗不得以某陵称。古竟陵县,今湖北安陆府,后晋避敬字嫌名,改竟作景,历代因之。本朝改名天门,以避陵号[3]231—232。

　　《讳谱》《讳略》二书对许多朝代的帝讳例均失载,缺漏了很多避讳字,而《避讳录》则对周至清各朝各代的帝讳避字都有所说明或考述。《避讳录》中还有详尽的举例,材料可谓丰赡,如卷三黄氏辑录刘知几之不避唐代国讳的材料:

　　刘知几《史通》不避世字,其论李百药《齐书》曰:“变世祖为文襄,改世宗为武成。苟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别。”是讥百药不应避时讳也。其他征引书目则《世本》《世说》屡见于篇,其第五篇以《世家》标目。书中泛言世字,如春秋之世、高惠之世,不下二十余处。又曰“民者,冥也”,两言“民无得而称焉”,“民到于今称之”,皆一以人代民,则直书民字。是太宗二名皆不讳也。其引古人则石虎、刘昞、邓渊、张渊、石显、萧子显、韩显宗、高堂隆、卫隆景,皆直书其名。崔伯渊、季彦渊,皆直书其字。其泛言虎、渊等字,则曰画虎不成、虎踞龙盘、临朝渊默、治国字人、旦行不臣、之礼窳龙、异等基业、未彰而用、显微显晦、隐显幽显等字亦不下十有余处,皆不用同义字代。是于祖宗庙讳、明皇御名皆所不避,又不独太宗偏讳也。然《史通》称鲁庄公曰严公,称楚庄王曰严王,远避汉明之名,而于本朝不讳,殊属怪谬,且知几以明皇嫌讳,改以字行,嫌且改避,隆基正名绝不顾忌,是谨于问安小礼而不顾父母之养。恶得为孝子哉?然亦可见唐初国讳,视后世禁例尚为疏略矣[3]241—242。

　　陈垣曾在《史讳举例》序言中批评《避讳录》和《讳谱》《讳略》“三书同出一源,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人云亦云,亦未深考。其所引证,又皆不注出典,与俗陋类书无异”[4]2。诚然,五卷本的《避讳录》并不恢宏,陈垣所指出的“人云亦云”“谬误颇多”的弊端也在《避讳录》中存在,但若因此贬斥其“不足为典要”“与俗陋类书无异”则又太过。

　　黄本骥在《避讳录》自序中曾表明自己是“因以目所及见者,汇录成编”,并且希冀“至详征经史,使历朝掌故一字无遗,尚有待于博雅君子”,因此也可理解《避讳录》的确存在搜采未备,仅录其大略,考证不够严密等缺点,但也不能因其疏略处就全然抹杀其闪光点。比如《避讳录》敏锐地注意到了各种避讳现象之起源并进行了归纳:始皇名政,兼避正字,乃“避嫌名之始”[3]233;汉元帝后王氏父名禁,改禁中为省中,乃“外戚避讳之始”[3]235;孙权太子名和,赤乌中,改禾兴为嘉兴,避嫌名也,为“储嗣避名之始”[3]236;郭崇韬父名宏,改宏文馆为崇文,为“朝廷避大臣家讳之始”[3]245。黄本骥还认为“避讳之论,备载于前学者,所当遵守而勿泥也”[3]253,“后人名字之外,各有别号,古所无也,不必泥于颍滨之称”[3]257。他亦反对避讳过甚而致自讳其名,出情理之外,闹出谬极的笑话来,并举例阐发之:“如田登为州守,讳灯为火。值元夜,吏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3]256可见黄氏对避讳问题是有很多补充与创见的。

　　除了运用于避讳研究,《避讳录》在校勘、考证、辨伪、鉴定方面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黄本骥认为该书的避讳知识在鉴定文物方面能起到较大的作用:“余撰是录,不独可证史氏之讹,即世之瞎买古董者,亦当奉为刮目金篦矣。”[3]248《避讳录》的考据成就也得到了今人的肯定和赞扬。完颜绍元称《避讳录》是同类书籍中搜罗最称详备者[14]。《湘学》将黄本骥的《避讳录》和其《古志石华》《集古录跋尾》《历代职官表》《历代纪元表》等都列为近代湖湘考据史学的名作[15]213。罗志欢则认为黄氏开一代风气,对清代学术有很大贡献,其《历代统系录》《避讳录》《姓氏解纷》诸书为甚便学者查考的工具书,《避讳录》更是有利于史书阅读和考证[16]。

　　黄本骥曾得心应手地运用《避讳录》上的避讳知识进行考据,如在编订《颜鲁公集》时,黄本骥发现宋代留元刚所刻《忠义堂帖》收录的颜真卿一帖有可疑之处,据《避讳录》唐代讳例帝祖名虎,应以“武”字替“虎”字,睿宗名旦、太宗名世民,“旦”字与“民”字不可直书等现象与知识而考订该帖为伪:

　　唐避国讳,改虎邱作武邱,诗题不应仍称虎邱。鲁公书虎字皆缺末挑,帖本不缺。诗中旦字及珉字偏旁之民,皆唐代庙讳,帖亦直书不避。谓此帖为鲁公书,则种种可疑,然其诗则确为公作,而书与欤盖后人伪托也[17]。(《颜鲁公文集》卷十二《刻清远道士诗因而继作》)

　　诸如此等用避讳知识进行考据的例子,证据确凿,令人信服。

　　《避讳录》中提供了历代的帝讳、家讳、礼讳,研究者可依据书中的讳法、讳例、讳字,查找帝王、妃嫔等名讳,以及他们的祖讳、家讳等,识别和掌握讳字规律及因避讳而改姓名、改年号、改官名、改地名、改书名,辞官弃举或获刑入狱等现象,从而实现考定古书时地和鉴定版本的目的。《避讳录》亦可在鉴辨档案史料之真伪上发挥重要作用,讳字尤其帝王之讳,可谓时代之标志,通过《避讳录》可熟悉周至清代主要的避讳字样,迅速查检某个时期有哪些应予避讳的文字,以及某个避讳文字的书写替代情况等,有利于对档案史料的时间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总而言之,在《避讳录》成书之前,虽已有不少记录、训释避讳资料的书籍,但是它们大多数仅停留在藉避讳以释疑解惑,未进行有系统之梳贯整理,勒成专书。直至《避讳录》,以时间为序,将西周至清代的帝讳、家讳等条叙分明、清晰罗列,虽不免有讹误、疏漏之处,但仍不掩其珍贵的学术价值,其提供的避讳知识可用于校正文字讹脱、辨别古书真伪、鉴定古书版本、考证史实时代、研究古书疑滞等。虽然当今对避讳学的研究整理,较之清代,文献资源更加全备,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后出的避讳研究书籍转精转博,亦不在少数,但对于《避讳录》的筚路蓝缕之功,仍须予以充分肯定。通过本文的考察,我们应对此书的价值有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