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琼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广西 桂林 541006)

　　1927年,康有为逝世后,其家人出售藏书,筹办国立广西大学的康有为弟子马君武购得其中2万余册。后此批图书辗转入藏至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刻本《艺风堂文集》一部,钤“万木草堂”“南海康氏万木草堂藏”印。《艺风堂文集》中夹手书信函一封,书于长方形竖条纹宣纸上,计25行456字,遇“夫子”“德宗”“孔子”则换行顶格书写,述泽厚赴津门所见所闻所想。此信为何时何人所作,有待详考。

1 信函之内容

此信先述泽厚与仲文赴津访觉顿之事,泽厚与仲文、觉顿相谈甚久,自觉所学去仲文、觉顿甚远;次述对德宗之思,及欲谒德宗陵并赴山东谒孔林之愿;再次感慨经战乱而学校停废,家人生活无着,不忍见国亡种灭的悲愤心情。

　　信函原文如下:

　　夫子大人道鉴 敬禀者 弟子与仲文顷已达津矣,访觉顿。适在此畅谈数次,知中国必亡,无可救,此心灰冷有异寻常,在轮船与仲文彻日夜谈,凡十余年来种种,无一不及,有为弟子所不知者,所不闻者,多令人热血减少,又觉所学尚去仲文远甚,不能及其二三,无论觉顿。及见觉顿,所闻又如是,是以心思耳目皆成槁木死灰,欲即返棹申江,营葬入山,不管一事,不发一言,不看一报,以完吾真。惟来时仲文代出船赀,归恐不肯再出。或问觉顿谋之矣。

　　惟闻人言德宗所葬之地乃系绝地,天下究有绝地之说否,请夫子教之。仲文与张鸣岐善,近闻张有□山东之说,果有之,则仲文必入鲁,可一遂谒孔林之愿。弟子则不能也,然此心恐终不能忘。盖弟子所不忘者地下陈死人三焉:孔子德宗与吾母耳。既北来矣,或走德宗山陵一视,拟探访程途向人乞费,决计不入京门。惟居客馆太贵(至少六毫一天),思得破庙暂栖,苦身自罚,以少赎不忠不孝之罪。

　　夫子闻之,其谓之河粤事经此变,闻学校皆停废,一家数口将饿,心大不忍,嗟乎!人道真苦,惟有寂灭求早死而已,忍见国亡种绝哉?敬请

　　福安

　　弟子泽厚谨禀

　　七月十一日在津上

2 所涉之人物

信中“泽厚”“仲文”“觉顿”未提及全名,据《康门弟子述略》所载,三人当为康有为弟子。泽厚,即龙泽厚(1860—1945年),字积之,广西临桂人。1892年入万木草堂,为学长。仲文,即任祖安,字仲文,广西人[1]205,在桂林从康有为学。觉顿,即汤叡(1878—1916年),字觉顿,祖籍浙江诸暨,因父汤世雄于广东为官,迁居番禺。汤叡自幼好学,1895年入万木草堂,曾随康有为游新加坡等地,与梁启超往来密切。1894年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龙泽厚、汤叡、任祖安从之。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桂林讲学时,龙泽厚、汤叡随行。

　　龙泽厚是清末民初维新变法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龙氏家族是临桂望族,清代以来人才辈出。龙泽厚祖龙朝言进士及第,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山西解州夏县知县等职,后任桂林经古书院山长。龙泽厚自幼勤勉好学,博闻广识,清光绪戊子科(1888年)优贡,朝考签发四川知县,后调任广东翁源县知事。1892年调任广东途中,以知县就学于万木草堂。辛亥革命后,龙泽厚曾任广东潮汕国文学堂监督、广东教育厅课长、广东工商业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龙泽厚曾任广西省政府高级顾问。

　　康有为与龙泽厚的关系亲厚[2],康有为两次来桂,均与龙泽厚有关。龙泽厚在求学时,“与其师言,桂林山水优秀,人文荟萃,风俗朴质。吾师若肯莅桂一行,必将竭诚以待”(1)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于1982年编的《桂林文史资料》(第二辑)第46页。。1894年、1897年,龙泽厚两次邀康有为到桂林讲学,并参与创办《广仁报》和圣学会,推动广西维新活动开展。康有为有诗记1895年离开桂林市龙积之(即龙泽厚)等人送别之事:“门人龙赞侯,龙左臣,胡治堂,黎晓峰,龙积之,况晴皋,周伯雅,王仁长夜饯余于枕霞阁,赞侯、积之及李小浦清晨追送余至水月洞乃别,却寄。枕霞阁上送归船,水月洞中生晓烟。天使看山行两载,人同听雨话千年。关河金鼓频忧国,黎赤疮痍欲问天。多谢漓江夜相送,景风回首总凄然。”[3]除饯行宴会外,龙泽厚与其余二人还追送康有为至水月洞,可见与一般弟子相比,龙泽厚与康有为感情更为深厚。1898年,康有为上《条陈商务折》,建议令十八省开设商务局;并建议先在上海试行,推荐商人经元善、严作霖为总办,龙泽厚为副职[4]。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在给友人的函件中说:“门生知县龙泽厚志行高洁,学问通博。闻京师有议捕之,奔走避地,流难无归,若报馆能多用人,请为录用,俾得枝栖,幸甚。”[5]1916年,龙泽厚作为康有为的代表参与上海强学会的创建,是上海强学会的16位发起人之一。强学会人员复杂,“康有为之亲信,亦仅龙泽厚一人而已”[6]。1926年,康有为筹办天游学院,龙泽厚任教务长。

　　任祖安曾在广西、广东为官,与张鸣岐相熟。张鸣岐(1875—1945年),字坚白,山东无棣人。1894年甲午科举人,后入岑春煊幕。1903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张鸣岐随行至两广地区,此后,长期在两广地区任职,曾总管两广营务;1905—1911年间,先后任广西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两广总督兼广州将军等职。1913年,张鸣岐出任广西民政长,会办广西军务。1915年任广东巡按使。宣统二年(1910年),时任广西巡抚张鸣岐为任祖安等溢征请奖。后因任祖安征税得力,张鸣岐上奏折请朝廷留补用知县任祖安[7]。信中言“仲文与张鸣岐善”,此当可为佐证。民国三年七月至民国四年二月(1914年7月—1915年2月),任祖安任苍梧县县长[8—9]。民国六年十月十七日(1917年10月17日)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广东粤海道道尹[10]。据《康门弟子述略》,任仲文“晚年协助康同璧编辑《万木草堂遗稿》等书”[1]164。

　　汤叡是康有为弟子中的佼佼者,是中国早期银行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与梁启超、熊希龄等人交好。汤叡自幼好学,1895年师从康有为,入万木草堂读书。1897年,汤叡随康有为到桂林,康有为有诗题记游龙隐岩事,诗题曰“丁酉四月,携门人龙积之、龙赞侯、龙左臣、汤觉顿、王濬中等十余人骑马游龙隐岩,摩抚党人碑,刻跋题名其下”[11]147。戊戌变法失败后,汤叡随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新加坡等地。1899年,汤叡随康有为赴新加坡,康有为记云“己亥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铁君、汤觉顿、同富侄赴星坡。海舟除夕,听西女鼓琴。时有伪嗣之变,震荡余怀,君国身世,忧心惨惨,百感交集”[11]196。1912年,受梁启超推荐,汤叡任中国银行总裁。1914年、1915年之交,袁世凯篡国阴谋暴露,汤叡弃职,奉母隐津门。袁世凯称帝,反袁战争爆发,汤叡积极参与反袁斗争。1916年4月,汤叡作为护国军代表赴广州与广东军阀龙济光谈判,4月12日,汤叡为龙济光部将颜启汉所杀。1922年12月,梁启超作《番禺汤公墓志铭》[12]述其生平及遇害等事:

　　公讳叡,字觉顿,其先籍浙之诸暨,祖嘉信,父世雄,母王氏,生母蔡氏。昆弟姊妹六,公其四也。父宦广东,因家焉,故又为番禺人。公幼从长兄辅清读,有奇气,嗜文艺,抗世希古。年十七,学于南海康先生,从事古圣贤所以治身经世者。戊戌变作,公急师友难,间关涉海外,与启超相依为命十余年。以其间研治当世学术政闻,于生计学尤邃,著述论列十数万言,学者宗之。民国建,公尝任中国银行总裁。当时国中未有能治银行者,公草创经画,一年有奇,而规模大成,所陶养人才尤众。后此斯业渐廓,及斯界多克自树立之士,半食公赐也。民国三四年之交,袁世凯叛国征露,公毅然弃职,奉母隐津门,衣食不给,鬻文字供菽水,怡怡如也。帝制议兴,公与启超及邵阳蔡公锷等谋讨贼。公于事理最缜密,大计多取决焉。蔡公既以护国军起滇南,转战巴蜀。公与启超先后入桂,以大义动桂帅陆荣廷,用其军与蔡军犄角。时龙济光方据粤,受伪命为亲王。公曰:“粤不定,则贼不灭,吾当以血诚济此艰巨。”孑身诣广州,为济光譬陈利害一昼夜,卒挟粤独立。群贼不慊公,阴图之。翌日,议善后于海珠,济光以其众衷甲示威,公无所葸,力排纷难,辞甚苦,未及半而难作。凶贼颜启汉,济光部将也。首实弹狙公,中颅,公仆。南海王公广龄、新会谭公学夔,相继遇害。时民国五年四月十二日,实夏历三月十日也。公年三十有九。护国之役,侪辈中志节卓荦、才智瑰特之士;以身殉者十数,公罹毒最先亦最烈。自公以桂、粤讨贼,袁世凯始震慑,自黜帝号。公成仁后两月,世凯亦惭恚死。公报国之志固遂,然人亡而邦既瘁矣。

　　写信人龙泽厚是康有为弟子,文中所述及仲文、觉顿,均为康有为弟子,从信中所涉内容和人物来看,信中言“夫子”当为康有为。

3 写作之时间

此信末题“七月十一日”,不具年份,据信件所述之德宗所葬之地等事,可推断此信写作时间为1915年。

　　其一,信中言“德宗所葬之地系绝地”,德宗即清光绪皇帝,此信当作于德宗即光绪皇帝下葬之后,即1913年光绪皇帝入葬崇陵以后。光绪皇帝逝于1908年11月,当时未建陵寝,棺椁暂时停放于宫中观德殿。清光绪皇帝陵建造进展缓慢,数年后才得以建成。1908年12月,选定金龙峪为德宗陵所在地,并确定按照同治皇帝惠陵规制修建光绪皇帝陵墓,据《大清宣统皇帝政纪实录》,“(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乙丑,谕内阁、前经降旨,派贝子溥伦等于东陵西陵附近地方,敬谨相度皇考德宗景皇帝山陵。昨据溥伦等奏称,谨看得附近西陵之金龙峪,地势宽平,系属上吉之地等语,金龙峪谨定为崇陵,即行择吉兴工。着派载洵、溥伦、载泽、鹿传霖敬谨承修,并着庆亲王奕劻会同办理一切事宜”[13]79。1909年初,德宗梓宫迁至西陵梁格庄行宫停放。1909年,朝廷拨专款一百万两用于崇陵修建,并于当年闰2月27日开工;8月,据载洵等奏报,“崇陵工程,自开工迄今,已略具基础。前以炎夏,大雨时行,暂停工作,幸引河豫为挖通,水有汇归,易于宣洩,故施工处所,尚无冲毁情形近日天气朗晴,正宜工作”[13]343。1910年9月,再次停工。后因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又停工一年多。1912年,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并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甲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14]。1913年春,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清皇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等协商,从皇室经费中拨款,重新开始了崇陵的修筑工程。1913年2月,隆裕皇后病逝,1913年底光绪皇帝与隆裕皇后一起入葬地宫。此时,崇陵还未完全修建完工;民国四年(1915年)崇陵才竣工。故此信当在1913年光绪皇帝入葬地宫以后而作。

　　其二,1916年4月12日,汤叡因替梁启超等人赴广州谈判,被颜启汉所杀,信中提及赴津“访觉顿”,当为1916年4月以前事。1914—1915年间,汤叡弃中国银行职位,奉母隐居津门。故此信当作于1914—1915年间。

　　其三,信中有“拟探访程途向人乞费”“惟居客馆太贵(至少六毫一天)”之语,道窘迫之态,与龙泽厚1915年左右境遇相类。1912年,康有为主导孔教会成立。1913年,康有为被推举为孔教会总会会长,其“派徐勤、龙泽厚代办孔教会事,后由罗掞东代替徐勤”[15]。1914年间,龙泽厚还忙于孔教会事务。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称帝前,孔教会安徽支会会长马其昶称袁世凯称帝“名不正言不顺”,康有为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均投入反袁阵营,惹怒袁世凯。袁世凯“下令内务部逮捕了孔教会两名干事,并勒令孔教会曲阜总会改名”,康有为1915年3月“自游西湖”避风[16]。1915年,孔教会处于低迷状态,基本停止了活动。孔教会活动停止,龙泽厚在孔教会的事务也暂停,才能赴津门访友,且经济上陷入窘迫状态。故此信更可能写于1915年7月。

　　其四,信中言“在此畅谈数次,知中国必亡矣”。1915年,“二十一条”被迫签订。1915年5月9日上午,外交部以电话通知日本使馆允诺“二十一条”,下午3时致送复书。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燕孙年谱云:“此惊天动地之大风云,成为五九国耻纪念。”[17]264袁世凯5月14日密谕 百官:“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中,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功。”[17]2661915年,康有为撰《和约第五项军政警察兵工容后协商则国亡》《论日约割让十五款之后果》等,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信中说“中国必亡”,当指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之后事。

　　综上所述,此信当为1915年7月11日龙泽厚致康有为信。信函内容展现了龙泽厚1915年前后的生存状况、自我认识及其尊孔、忠君、孝亲的思想和爱国之心,同时也反映了其与康有为及诸同门的交游。在各种资料有关龙泽厚生平的介绍中,其辛亥革命后的事迹大多不详,此信是珍贵的原始文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