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裴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 南宁 530022)

1 “公共图书馆+X”：跨界与破圈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表达了对经济社会创新的建议和看法。在随后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同年7月4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自此，“互联网+”的大风开始席卷大江南北，各行各业纷纷绞尽脑汁“拥抱”互联网思维。参照“互联网+”的概念，国内图书馆界开始提出“图书馆+”的模式，强调主动跨界、勇于“破圈”，于是，一个个生动的“公共图书馆+X”案例不时见诸媒体，如“公共图书馆+书店”“公共图书馆+咖啡店”“公共图书馆+电影院”“公共图书馆+创客中心”等，一时好不热闹，前边“互联网+”的大风还没完全吹过，后边文旅融合的大浪又急剧涌来。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整合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的职责，设立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不再保留。2019年，首届全国文化旅游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尊重规律、因地制宜、稳中求进、鼓励创新”四点建议。面临被称为“诗和远方相结合”的文旅融合新形势，一些嗅觉敏锐的公共图书馆开始将自身打造为“网红打卡地”“城市新地标”“研学旅游文化驿站”等，而手机直播的兴起更为这些符合年轻人旨趣的举措添了“一把柴火”。

　　当你可以在公共图书馆里喝咖啡、吃牛排、品红酒、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搞创作，惊叹于公共图书馆一改往日过时之刻板印象的同时，也许会产生一丝狐疑：“+”了这么多东西以后，这还是公共图书馆吗？

　　这看起来跟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有点像：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又称“忒修斯悖论”)。

2 忒修斯之船

忒修斯之船最早出自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最后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或者已经成为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对于哲学家，忒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即事物的同一性标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他指出事物的出现所必需的条件都被称为“原因”，在任何过程都起作用的四种原因为：1)质料因，即天然的、未分化的材料，事物就是由质料因构成的。2)形式因，是指当事物完全实现其目的时，在事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3)动力因，它是积极的作用者，将产生的事物作为其结果；正是通过动力因，事物得以产生。4)目的因，它是引导过程的目标或目的，是事物产生的目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系统思想的“四因说”，他认为，物质的设计和形式是形式因，形式因决定了物体是什么。基于形式因，忒修斯之船还是原来的船，因为虽然材料变了，但船的设计——形式因——没有变。忒修斯之船的目的在神话中是装载和运输，在现实中的目的是证明和纪念忒修斯，虽然材料变了，但目的没有变。

　　乍看之下，忒修斯之船与“公共图书馆+”不一样，前者是用新的部分替换整体中旧的部分，是做“减法”；后者是往整体中增加新的部分使之成为新的整体，是做“加法”。但是，后者与前者一样，核心其实都是探讨物体的同一性。要回答“公共图书馆‘+’了那么多东西后会变成什么”的问题，就要先弄清楚“公共图书馆到底是什么”，或曰：

　　是什么让一个公共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而不是其他的东西(what makes a public library)？公共图书馆的边界在哪里(where are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library)？以上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为：公共图书馆的内核是什么(what is the kernel of public library)？因为明确公共图书馆的内核及其核心要素后，我们犹如得到一把标尺，并能够以此度量其边界。

3 公共图书馆的内核是什么

3.1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简史

想要挖掘公共图书馆的内核，可以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中窥探一二。以我国为例，始于北魏时期、而后历经一千多年的各种藏书楼可以看作图书馆的雏形，然而，不论是只供皇家贵族使用的宫廷藏书楼还是一些名门大家的私人藏书楼，在所有权与使用权上皆与“公共”二字无关。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开始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1903年，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武昌成立。1904年，湖北省图书馆成为我国第一个省级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后经历了初期艰难探索、“文革”时被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进入21世纪跨步前进、信息化建设日新月异等阶段，再到如今全面进入智能互联新时代。图书馆学界、业界常以不同时期流行的立馆思想为公共图书馆史进行“断代”，即：1)藏书楼兴盛的早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公共图书馆以“藏”为主，十分注重藏书资源的收集和书目体系建设，忽视服务的重要性，甚至毫无服务可言；2)改革开放以后至90年代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掀起了新思潮，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价值和定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图书馆界意识到服务的重要性，提出“以人为本”“以服务为中心”等口号，公共图书馆开始从“藏”向“用”倾斜；3)2000年至2015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加快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泛在图书馆”的概念开始大行其道，公共图书馆受到时间、空间的影响越来越小，公共图书馆从“可用”向“用得好”转型；4)2016年至今，人工智能(AI)、万物互联(IoT)、神经网络(ANNs)等前沿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公共图书馆看到向智能化进化的可能性，其目标是成为促进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互相高效转化的赋能器。不管是处于什么时代背景、推行哪种立馆思想，不管是图书馆1.0、2.0还是3.0，不难发现，人、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公共图书馆最本质的特征。

3.2 公共图书馆的内核

笔者认为，公共图书馆是实现信息与人之间相对自由地交互的场所，这是公共图书馆作为空间的价值所在，也是公共图书馆的内核。

　　3.2.1 两大主体之一：信息(information)。象形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口耳相传的低级文明向有文字记载的更高级的文明迈进。从龟甲、兽骨、石板、竹简、棉帛到纸的出现，“书”的形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唯一不变的是书中的文字记载的都是被书写者认为有意义的内容。为与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作区分，当缩微胶片、软盘、光盘出现后，以它们作为载体的内容被统称为数字文献。如今，互联网上的巨量资源又被称为网络文献。文献的价值不在其形态，而在于其中所承载的信息。公共图书馆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人类社会保存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也是公认的公共图书馆最主要的职能之一。

　　3.2.2 两大主体之二：人(human)。人是信息的创造者，也是信息的利用者。这里的“人”指的是广义上的人类群体，或曰“公众”(public)。如果一个场所只保存文献而不让人使用，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公共图书馆”，这也是我国古代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区别，因为前者所藏文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仅属于特定的少数人。公共图书馆的存在的意义之二就是让不特定的多数人都能平等地使用文献信息。后来，人们意识到对信息的利用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阮冈纳赞在“图书馆五定律”中也强调“书是为了用的”，这也促使公共图书馆在发展的过程中摈弃了“重藏轻用”的立馆思想，转而“以人为本、服务至上”。

　　3.2.3 两大主体之间的关系：交互(interaction)。人对信息利用与反馈的过程就是交互。人们带着求知的目的来到公共图书馆，找到自身需要的信息，如同寻找拼图中缺失的部分，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并在完成自身知识体系的提升后，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输出新的观点、看法、创意，这些新的观点、看法、创意会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载体形态成为公共图书馆所藏信息的一部分，这就是人与信息交互的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以知识的形式由人主动获取后，又以新的知识的形式汇入社会信息的海洋，这也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互相转化。

　　3.2.4 交互特征：相对自由(relative accessibility)。任何形式的交互都是有门槛的，即使在公共图书馆中，人与信息的交互也是相对自由而非“绝对自由”，语言能力、智力水平、专业背景等都会成为交互的障碍。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体系庞大而丰富，任何到馆的读者都能找到满足需求且自身有能力自由阅读和使用的书籍，即阮冈纳赞所称“每本书有其读者”“每个读者有其书”，降低了人与信息交互的门槛。如今，绝大多数公共图书馆也取消了费用门槛，这既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适性和均等化，响应了《公共图书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保障公民信息权利的要求，也能激发人们利用个公共图书馆的积极性，为创建学习型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3.3 公共图书馆的边界

如果把公共图书馆比作一座金字塔，则以上几个关键要素是金字塔塔基的四个核心支点，对支点进行扩充、丰富、完善、迭代不影响金字塔的存在，换句话说，它们共同决定了公共图书馆的边界。如果四个支点不完整，则金字塔将坍塌，因为公共图书馆的内核已经发生改变，不宜再将其称为“公共图书馆”。笔者认为，公共图书馆的边界由其内核决定，即“知识”“人”“交互”“相对自由”等核心要素的所有内涵与外延的集合。需要指出的是，如今许多公共图书馆除了是知识与人交互的场所，还披上了“网红建筑”“文化地标”“第三空间”的新外衣。在对公共图书馆的内核与边界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认识到公共图书馆自身角色的复杂化和多样性，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在新的社会环境变化中公共图书馆呈现出来的一些新面貌。

　　“X”的出现是否改变了公共图书馆的内核？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X”丰富了公共图书馆内核的内涵。具体来说，就是对公共图书馆内核中“两大主体”以及主体关系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扩展。第一，信息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多样化。在传统的公共图书馆中，纸质文献加上各种数字文献是人们熟悉的内容，而在“公共图书馆+咖啡/牛排/红酒”的模式下，仅存在于文字或图像中的咖啡、牛排、红酒变成了可以触摸和品尝到的实物，无疑增加了人们对图书馆的新鲜感和好奇心。第二，到馆之“人”的类型和目的多样化。在传统的公共图书馆中，虽然到馆读者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是为了获取信息和知识而来，而在“图书馆+咖啡店”的模式下，可能一个非图书馆潜在用户愿意来图书馆的原因是出于社交的需求；又如在“公共图书馆+创客中心”模式下，创客们能够将创意和想法变为现实。以上例子中，人们来到公共图书馆并非都直奔“阅读”的需求而来，但是都在其中完成了信息的交互或者知识的转换，这仍然没有跨越和远离公共图书馆的边界。第三，交互方式多样化。这是由信息表现形式多样化带来的改变，每一种独特的信息流都有其特定的体验方式。听音乐、观展览、玩游戏、看电影甚至与真人书进行交流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公共图书馆带给读者的单调感，这些沉浸式的体验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它帮助人们更加了解公共图书馆，同时也让社会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接受公共图书馆做出“跨界”和“破圈”的改变。

　　其次，“X”体现了公共图书馆的某种功能化特征，这些特征并非传统公共图书馆所拥有，而是由于公共图书馆自身角色的多样化所带来的。换言之，即使将“X”剔除也不影响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及社会定位。“X”所带来的功能化特征在其他具备相同属性的机构或实体中也同样存在。“喝咖啡、吃牛排、品红酒、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搞创作”这些行为在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场合能否进行？当然可以，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集交际、休闲、娱乐、饮食于一体的城市空间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当公共图书馆为顺应时代发展、拥抱潮流变化而怀揣将自身打造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的愿景时，一些新的功能化特征，即“X”就出现了。

　　最后，如何判断公共图书馆的内核是否改变？我们用当下如火如荼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一个参考。众所周知，新能源汽车除了在动力来源方面与燃油车截然不同前者使用电力驱动电机产生动力，后者使用燃油/天然气驱动内燃机做功产生动力，二者最大的区别还是其车机系统是否足够智能。因此，当前市面上的新能源汽车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车企将成熟的燃油车制造技术与智能系统配套后的产品，另一类是带有浓厚互联网基因的科技公司凭借一套核心的软件算法加上委托其他制造商生产机械部件后的产品。不难看出，前者重点在机械部分即硬件，而后者重点在算法即软件；前者是有智能系统的汽车，后者是装在汽车上的智能系统。目前看来，以特斯拉、理想、小鹏等科技公司的产品在市场占有率上更胜一筹。在“公共图书馆+X”中，公共图书馆应该是主导的部分，“X”的增加是要为更好地践行公共图书馆的理念和职能服务，而非取而代之，公共图书馆作为“实现信息与人之间相对自由地交互的场所”的内核不能改变。当人们谈论“公共图书馆+X”的时候，应该是“那个图书馆还可以喝咖啡/吃牛排/品红酒/听音乐/看电影/玩游戏/搞创作”，而不是“那个地方可以看书”。如果一个场所，或不以信息的贮藏和展示为对象，或不以服务人的信息需求为目的，或为信息交流设置超过必要的门槛与障碍，那么恐怕其都不宜被称为“公共图书馆”。

4 结 语

“忒修斯之船”体现了古代贤哲对于物体同一性的思辨。如今的公共图书馆在形式、功能、社会责任等各当面虽然与诞生之初有了很大区别，但是其作为一个信息与人之间相对自由交互场所的内核始终如一。历史塑造了公共图书馆的内核，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体现了人们对公共图书馆内核的认可。期望公共图书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不忘初心，明确自身定位，持续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