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任士林(1253—1309年)，字叔实，号松乡，浙江奉化(今浙江宁波)人，宋末元初江南著名文人、学者。一生以授徒为业，未曾参加科举考试，晚年经郝天挺举荐，仅得湖州安定书院山长，且不及赴任而卒于杭州客舍。任士林卒后，其所著诗文集《松乡集》十卷，在元明清三代均有刊刻。有元刊本、明初刻本、明泰昌元年刻本、清四库全书本、清光绪十六年孙锵补刻本，另外还有清康熙顾嗣立所选编的元诗选本《松乡集》。除元刊本已散佚外，明初刻本虽存世三部，却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家图书馆”“国图”)、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文库，且均有所残缺。另外，这三部刻本的收藏机构对其各自所藏刻本版本年代的鉴定也各不相同：国图定为“明初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定为“永乐三年刻本”；静嘉堂文库定为“元刊本”。经笔者考证，这三部刻本均为任士林后裔任勉主持刊刻，属同一版本，具体刊刻的时间为明建文元年。因这一问题牵涉甚广，非三言两语可以言明，笔者拟另撰专文考证，此不赘言。但是在本文中，为便于区分各刻本，因此在正文引用之时，仍以“明初刻本”“永乐三年刻本”“元刊本”称之。明泰昌元年刊本存世一部，乃海内孤本，藏重庆图书馆。清光绪十六年孙锵补刻本，经笔者调查和研究，目前存世20余部，主要收藏于国内各大藏书机构，海外如美国和日本也有少许收藏。除了刻本，明清以来，国内外还藏有部分抄本，这些抄本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图所藏的一个抄本，被定为“善本”；另外，台湾藏有一个上下二卷的写本；日本大仓文库藏有一个经过清代藏书家徐时栋题跋的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有四库全书本《松乡集》的底本，也是一个抄本等，下面分别考述之。
1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元松乡先生文集》十卷
《元松乡先生文集》十卷，元任士林撰，抄本，全本共计2册，半叶13行，行23字，无格。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7719，国图定为“善本”。此抄本没有书名题签，1—3卷为第一册，4—10卷为第二册。第一册开篇为熊钊《元松乡先生文集序》，钤印：“涵芬楼”朱文长印、“宗室盛/昱收藏/图书印”朱文长印、“潘氏桐西/书屋之印”朱文长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介繁”朱文长印、“海盐/张元济/经考”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
其后为陆文圭叙，杜本序，赵孟頫《任叔实墓志铭并序》，其后为《元松乡先生文集目录》，下面钤有方印：“臣/大昕”朱白方印、“辛/楣”朱文方印、“介繁”朱文长印、“潘/菽坡”朱文方印、“竹汀”朱文方印。正文“元松乡先生文集卷之一”正下方钤印：“潘茮坡/图书印”朱文方印、“崦西渔隐”朱文方印。其后书“句章任士林叔实”。
第二册从卷四开始，首篇为《谢翱传》，自上而下钤印：“涵芬楼”朱文长印、“海盐/张元济/经考”朱文方印、“黄钧”朱白方印、“次欧”朱文方印、“臣/大昕”朱白方印、“辛/楣”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卷十最后作品为《定光寺立经藏》，在其末尾“仰祝无疆之圣寿”右下角钤印“潘茮坡/图书印”朱文长印。结尾“元松乡先生文集卷之十终”，其后有胡俨《题任松乡先生文集后》。隔一行钤有二枚“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涵芬/楼藏”朱文方印。
“臣/大昕”“辛/楣”“竹汀”都是钱大昕的印章。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号辛楣，晚年自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清代著名学者和藏书家。
“宗室盛/昱收藏/图书印”为盛昱藏书印。盛昱(1850—1899年)，爱新觉罗氏，字伯熙，号韵莳，一号意园，隶满洲镶白旗，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有文名，精鉴赏，考订经史及中外地舆，均精核过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有《郁华阁遗集》等传世。
“孱/守斋”，此印出处待考。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孱/守斋，清雍正间吴兴人姚世钰(1695—1749)的室名。世钰字玉裁，号慧田，诸生，有《孱守斋遗稿》。”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朱逌然(1836—1882年)，浙江余姚人，一作义乌人，字肯夫，亦字肯甫，号味莲，室名孱守斋，同治元年进士。”还有晚清民国著名学者张尔田(1874—1945年)，字孟劬，号遁盦、孱守生等，浙江钱塘人，其室名孱守斋等，有《孱守斋日记》等传世。因而此“孱/守斋”藏书印到底属于谁人，还需再作进一步考证。
“介繁”“潘/菽坡”“潘茮坡/图书印”“潘氏桐西/书屋之印”“崦西渔隐”都是潘介繁之印。潘介繁(1829—1893年)，清藏书家，字谷人，号茮坡，亦作椒坡，又号桐西，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其家族为藏书世家，家有藏书楼“桐西书屋”，有《桐西书屋诗抄》一卷传世。
“黄钧”“次欧”都是黄钧之印。黄钧，字颂尧，号次欧，江苏吴县人。清末藏书家，叶德辉曾访书吴中，见其藏书，亦对其崇拜之极，曾购藏潘介繁“桐西书屋”的旧藏。
“涵芬楼”和“涵芬/楼藏”为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藏书楼，“海盐/张元济/经考”为张元济印。张元济出身翰林，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为了充分利用和收藏古籍善本，特创建“涵芬楼”，寓意“善本书香、知识芬芳”，惜1932年毁于日军炮火。由“北京/图书/馆藏”印可知，此书曾入藏北京图书馆。199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升级并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此抄本遂并入国家图书馆。
由上述对藏书印的考证大致可以梳理出此抄本的递藏脉络，此抄本先后经清代钱大昕、盛昱、潘介繁、黄钧、张元济等藏书家收藏，民国时入藏商务印书馆之涵芬楼，1949年后，入藏北京图书馆，其后北京图书馆升级为国家图书馆，此抄本遂并入国家图书馆。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亦曾著录此抄本：“元松乡先生文集十卷，元任士林撰，清传抄明永乐刊本，十三行二十三字。题‘句章任士林叔宝著’。”傅氏于其末尾并有按语：“按：此书藏涵芬楼，壬戌八月假之北归。其陆、熊、杜三序今刻本所无，当钞补之。沅叔。”
关于此抄本的底本，首先不可能是“明泰昌元年刻本”和清光绪十六年孙锵依据泰昌本刊刻的“补刻本”，因为这两个刻本最大的特点是“泰昌元年刻本”经过明代邹维琏的校订，因此在正文前均刻有“句章任士林叔实甫著，豫章邹维琏德辉甫校”。陈广恩认为此本“依据的应当是元刊本，或者是以元刊本为底本的明刻本”。
笔者将此抄本与国图所藏“明初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永乐三年刻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元刊本”对勘发现，其抄录文字、款式、脱漏讹误、收录诗文数量等，与前面三个刻本完全相同。可贵的是，国图藏“明初刻本”，从卷三《故奉直大夫墓志铭》其后缺失2页；卷十从《开元宫钟铭》其后缺失2页，而此抄本和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三年刻本”、日本静嘉堂藏“元刊本”一样完整无缺。
所不同者，国图所藏此抄本所存序文异于前三种刻本。国图藏抄本开篇即为熊钊《元松乡先生文集序》，其后为陆文圭《叙》，杜本《序》，赵孟頫《任叔实墓志铭并序》，在卷十终后有胡俨《题任松乡先生文集后》。而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刊本”只有赵孟頫、陆文圭和杜本三文。国家图书馆藏“明初刻本”《元松乡先生文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任松乡先生文集》亦有赵孟頫、陆文圭和杜本三文，次序也与静嘉堂文库藏“元刊本”相同，除此三文外，它们还有邢泰、王应麟、任士林所撰的三文，置于前三文之后，但却没有抄本中的熊钊《元松乡先生文集序》和胡俨《题任松乡先生文集后》二文。具体情况可参见表1。
表1 明任勉刊《元松乡先生文集》各刻本、抄本序文收录一览表
虽然任耜主持刊刻的元至正四年元刊本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我们对其版本面貌也不太清楚。可贵的是，明代孙能传记载下了他在大明内阁文库看到的元至正四年浙江行中书省刊刻的元刊本，记下了每卷的卷名和篇数。孙能传《任松乡先生文集题辞》记载：
“万历乙巳春，予校阁中藏书，有任松乡先生文集四帙，乃元至正四年浙江行中书省旧刻。为记四十一首，志铭九首，传六首，叙二十一首，说引八首，赋十八首，杂著二十二首，诗三百六十八首，杂著二十三首，凡十卷。先生为予乡先哲，今其集多亡阙不可得。幸藏在秘阁，岿然若鲁灵光之独存，亦予邑文虬之光也。同邑后学孙能传识。”
前面言及，分藏中国、日本和美国的这三个刻本其实均为任勉主持刊刻，属同一版本。笔者持任勉刻本、此抄本与孙能传所记载之元刊本对勘发现，卷名和篇数均有不同，仅从收录诗歌数量来讲，孙能传所记载的元刊本诗歌为368首，而如今明初任勉这三个刻本以及这个抄本只收录有67首，数量差距也非常大。且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卷三记载：“松乡先生文集，四册全，元四明任士林著，凡十卷。”所记载此元刊本书名为《松乡先生文集》，而非《元松乡先生文集》，所以此抄本的底本绝不可能是元刊本。综合此抄本的递藏情况以及版本情况，可鉴定此抄本的底本应当为明任勉刻本。
2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写本《松乡先生集》上下二卷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写本《松乡先生集》二卷，又称《松乡别集》。官网将此书版本类型标注为“写本”，附注：有微缩胶卷。线装，共计卷上、卷下二卷，一册。版框：18.7厘米×14.1厘米，台湾“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402.58/10824。笔者通过翻阅该书发现，此写本上卷收任士林诗歌，下卷收任士林十八篇赋，不录任士林其他文章，卷首卷尾也没有抄录其他序跋、题识。且上卷所收诗歌与通行刻本相对比，次序经过重新分类和排列，诗歌所收数量也比通行刻本少。但下卷所收任士林十八篇赋，与通行刻本数量一致。正文卷端题“松乡先生集卷上，句章任士林著”，卷上结束后，末尾有“松乡先生集卷上终”。然后下卷开始第一行为“松乡先生集卷下”，另起一行为“句章任士林著”，再另起一行题“赋”，其后为正文，以《复志赋》开始，卷末为“松乡先生集卷下终”。
每半叶10行，行20字；夹注双行，字数同；版心白口，单黑鱼尾。钤印：“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菦圃/收藏”朱文长方印、“曾存/浭阳/张氏”朱文方印、“曹溶/之印”朱文方印、“洁/躬”朱文方印。书根题“松乡别集”。
由“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印可知，此书系民国政府1933年所创办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旧藏之物。“菦圃/收藏”为张钧衡藏书印，张钧衡(1871—1927年)，字石铭，又称适园主人，浙江省湖州南浔人，清光绪时举人，为南浔清末民初四大藏书家之一。张钧衡曾先后请叶昌炽、缪荃孙为其编撰《适园藏书志》行于世。
“曾存/浭阳/张氏”，此印待考，可能为著名收藏家族“浭阳张氏”家族收藏印。该家族有兰荫堂，收藏书画，有名于世，然其详细情况，因留存史料甚少，目前学界所知不多。浭阳，即河北丰润(今属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清代著名篆刻家赵之琛曾刻“浭阳张氏兰荫堂珍藏书画记”印，边款题“庚辰十二月，次闲作”，今传世书画多有钤印“浭阳张氏兰荫堂珍藏书画记”者。张守中先生所撰《张镇与〈丙丁杂记〉》一文中曾言及：“《丙丁杂记》为线装，乌丝栏，书口印“兰荫堂原本”字样，封皮首页分别写“丙辰杂记”“丁巳杂记”，为张镇亲笔所书。”可推知，张镇或系浭阳张氏后人之一。结合赵之琛刻“浭阳张氏兰荫堂珍藏书画记”印的时间“庚辰(1820年)十二月”以及张镇(1828—1868年)之生卒年，亦可以大致推知此家族藏书事业约存在于晚清之时。
“曹溶/之印”和“洁/躬”两枚印章，为曹溶之印。曹溶(1613—1685年)，字秋岳，一字洁躬，号倦圃、鉏菜翁，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明末清初学者、藏书家。曹溶家富藏书，工诗词，著有《静惕堂诗词集》等。
经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此写本元明清以来公私藏书目录罕见登载，仅见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曾著录。丁氏《持静斋书目》卷五：“松乡别集上下二卷。明人抄本。曹溶藏。宋任士林撰。”丁日昌(1823—1882年)，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省丰顺县人，洋务运动著名人物，官至福建巡抚，近代著名藏书家，藏书十万余卷，撰有《持静斋书目》五卷传世。
通过考证此写本所钤之藏书印，以及结合丁日昌《持静斋书目》之著录，大致可以梳理出此写本的递藏情况。此写本最早经明末清初学者兼藏书家曹溶收藏，其后可能经晚清著名洋务运动先驱、藏书家丁日昌收藏并著录于其《持静斋书目》中。丁氏晚年，藏书就开始散佚，此写本被清代著名藏书家张钧衡收藏。张氏卒后，藏书由其长子张乃熊继承，其后乃熊以70万元出售给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此写本遂入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由当时的民国政府于1933年创办于南京，建馆期间，因连年战乱，辗转播迁，从南京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国立中央图书馆部分工作人员于1948年冬，奉命挑选十三余万册珍本和善本图书，分三批搭载舰船运往台湾，此写本大概是这一时期被选中并运往台湾入藏。1996年，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可能受到李登辉之流鼓吹“台独”之政治事件影响，更伪名为台湾“国家图书馆”并沿用至今。此写本遂入藏今之台湾“国家图书馆”四楼之善本书室，并制作有微缩胶卷，可供研究者在线查阅和利用。
再从微观角度对这一写本作一番考察。就目前笔者研究发现，刻本方面从卷数来看：元刊本、明初刻本、永乐三年刻本、泰昌元年刻本、清孙锵补刻本均为“十卷本”；元诗选本仅收任士林诗40首成一卷本《松乡集》；民国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图书馆展览目录》著录的“八卷本元刊本”《任松乡先生文集》，笔者认为是残本，即今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且被鉴定为“明永乐三年福建任勉刻本”的《任松乡先生文集》。抄本和写本方面从卷数来看：四库全书本《松乡集》为十卷；另外，浙江绍兴图书馆藏有一部清抄本《松乡先生文集》十卷，线装二册，仅存六卷(卷二至卷七)，是一个残本，其所抄底本当为明泰昌元年刻本或清孙锵补刻本，版本价值不高。而此写本《松乡先生集》(《松乡别集》)著录为卷上、卷下二卷，“二卷本”目前发现也仅此一例。
此写本在整个任士林诗文集版本系统中，比较特殊：从卷数来看，这是仅有的一个“二卷”本；从书名来看，元刊本、明泰昌元年刻本和清孙锵补刻本三者书名均为《松乡先生文集》，明初任勉刻本书名为《元松乡先生文集》；元诗选本和四库全书本书名二者均为《松乡集》；而言《松乡先生集》或《松乡别集》者，也仅此一例。从编纂体例和收录内容来看，元明清三代各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体例完整，有碑记(卷一)、记(卷二)、墓志(卷三)、传叙(卷四)、说引(卷五)、赋(卷六)、后(卷七)、诗(卷八、卷九)、表疏杂述(卷十)，仅在诗文、题跋收录数量方面稍有出入；元诗选本方面，清人顾嗣立限于编选体例，仅选录任士林诗歌四十首编为一卷，命名《松乡集》，入《元诗选》二集之丙集中；而此写本从编纂体例来看，仅有“赋”这部分体例和收录数量与传世刻本相同，“诗”这部分收录数量，比通行刻本要少很多。
从版本价值方面来考察，此写本价值有限：从其收录任士林诗赋数量方面来看，并未超出传世各刻本；从辑佚价值方面来看，也没有收录传世刻本未见之任士林诗文篇什或者他人所撰之序文、题跋；考其编纂体例，也没有新的创获或可资借鉴者。将来整理任士林诗文集，此写本或可作为旁本，以备参考。
而前文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此本为“明人抄本”，估计最大的依据就是此书经曹溶收藏并钤有两方曹溶之印。而台湾“国家图书馆”只标注此书之版本类型为“写本”，未曾鉴定出此书具体抄录时间，实际上也只是模糊处理。我们通过考证和梳理此写本的递藏情况，可知此写本最早的收藏者为明末清初藏书家曹溶。再结合曹溶之生卒年(1613—1685年)推断，此写本至少出现于明末或者清初，那么暂定此写本为清初抄本，或者如丁日昌所言“明抄本”，是比较合适的。
3 北京大学“大仓文库”藏徐时栋手识本《松乡先生文集》十卷
《松乡先生文集》十卷，二册，元任士林撰，清初抄本，徐时栋手识本。此抄本全本尚未公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图录》一书，里面收录该书部分书影，可参看。“书高26.3厘米，宽17.5厘米。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版心无叶次。”书首粘“鄞县志局收到徐柳泉家/任松乡集抄本一部函/计二本十卷页/同治七年四月十一日自来/书字第六号”纸签，钤“鄞县志局”朱印。
卷一首叶第一行题“松乡先生文集卷之一”，第二行题“句章任士林叔实甫著”，第三行题“豫章邹维琏德辉甫校”，第四行上起正文。书首有明泰昌元年邬鸣雷所作《松乡先生集序》、万历乙已孙能传《任松乡先生文集题辞》、王应麟《书松乡先生赋传二篇后》、士林识语、赵孟頫《任叔实墓志铭并序》。
书中有朱笔校。邬鸣雷序文后面有同治乙丑徐时栋题识：
“……数百种，兵灾以后，偶得一种，视为秘笈矣。此本抄写不佳，为朱笔校之，不知出何人。中杏一笔云，谓正统上虞孙志录，盖无心率尔动笔。此有朱检讨及其家潜采堂印记，又有谦牧堂及山阴杜氏知圣教斋各籍专印。余旧所藏松乡集凡二部，一为写本，稍胜此本；一为明初刻本，影雕厚斋先生、松乡先生手书，物采焕然，不异墨宝。既得此本，还念故物，为之悯然。十月望夕，徐时栋记。柳泉(印章)”
书中钤印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朱印彝尊”“谦牧堂书画记”“谦牧堂藏书记”“杜氏知圣教斋藏书”“徐时栋祕笈印”“柳泉书画”“月湖长”“大仓文化财团藏书”等朱印。
“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和“朱印彝尊”为朱彝尊藏印。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著有《曝书亭诗文集》等传世。
“谦牧堂书画记”和“谦牧堂藏书记”为揆叙藏印。纳兰揆叙(1674—1717年)，又名容德，满洲正黄旗人，清康熙重臣纳兰明珠次子，其兄为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揆叙家有“谦牧堂”，藏书数万卷，为清初著名藏书家。
“杜氏知圣教斋藏书”为杜煦藏书印。杜煦(1780—1850年)，原名杜元鼎，字春晖，号尺庄，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嘉庆举人，博通经史，一生以读书、校书为乐。清代藏书家，家有藏书处名“知圣教斋”，藏书至万卷，藏书印有“杜氏知圣教斋藏书”，其弟杜丙杰编纂《知圣教斋书目提要》传于世。
“徐时栋祕笈印”“柳泉书画”“月湖长”为徐时栋藏印。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日月湖。宁波府城内，近南门，有日月湖。日湖圆，略小，故日之；月湖长，方广，故月之。”徐时栋(1814—1873年)，字定宇，号柳泉，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清著名学者、藏书家，学者称“柳泉先生”。因其藏书楼位于宁波月湖中，遂名其藏书楼为“烟屿楼”，藏书十万卷。曾于同治七年(1868年)主持开鄞志局，编成《鄞县志》。撰有《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烟屿楼诗文集》等传世。
由书中印章和题识可知，此抄本为朱彝尊、纳兰揆叙、杜煦、徐时栋等旧藏，徐时栋开鄞志局，曾利用此本，后藏日本大仓文库。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此本云：“此本系明泰昌元年(1620年)刊本的影写本。有清同治四年(1865年)徐时栋手识文，及朱墨笔校与校语附笺。”此抄本已经于2013年和“大仓文库”藏书一起回归中国，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4 天津图书馆藏清道光李宏信抄校本《松乡先生文集》十卷
天津图书馆收藏有清道光李宏信抄校本：《松乡先生文集》十卷，元任士林撰，明邹维琏校，清道光(1821—1850年)抄本，天津图书馆藏，索书号：S3006。钤“小李山房”“柯溪藏书”等印，有李宏信校。线装4册，版框：21厘米×13.5厘米，每半叶9行，行20字，口边鱼尾，无格。“小李山房”和“柯溪藏书”都是李宏信的藏书印。李宏信(1737—1816年)，字柯溪，浙江萧山柯山人。贡生出身，曾仕宦云南，后辞官专职于书籍的收藏和买卖。因仰慕北宋李常的“李氏山房”藏书，遂自名其藏书楼为“小李山房”，编撰有《小李山房书目》四卷传世。
此抄本的底本是明泰昌元年刻本或者是清孙锵补刻本。
5 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清抄本《松乡先生文集》十卷
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2016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拍一套4册《松乡先生文集》。根据其官网介绍可知，此本系清抄本，尺寸：28厘米×18厘米，线装4册，纸本。提要：此书为元任士林撰，十卷，旧装四厚册。此抄本字体古拙，笔法秀拔，抄写精美，并有朱笔圈点。由其官网提供的部分书影大致可以判定，其抄写的底本是明泰昌元年刻本或者是清孙锵补刻本。
6 其他抄本
除了以上存世抄本，部分目录学著作中也有关于《松乡集》其他抄本的著录信息，其书或存或佚，录此相关信息于下，以备将来查考和利用。清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六著录任士林有“旧抄本、抄本、刊本”。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三著录一个“旧抄本”，有丁丙跋文，此旧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线装2册，索书号：GJ/EB/111481。傅增湘还著录过一个经过诸咸璋和胡芝林校勘过的旧写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元松乡先生文集十卷，元任士林撰，旧写本，十三行二十三字。后有永乐三年胡俨序。有道光十八年嘉定诸咸璋墨笔校，咸丰辛酉胡芝林黄笔校。(姑苏柳咏春送阅，索十六元。)”此本抄的底本是明初任勉刊本。《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还曾著录过一个黄松石手抄本：“松乡文集十卷，元任士林撰，抄本。(附)黄松石手抄本(邵氏)。”张金吾《爱日经庐藏书志》卷三十二也著录过一个抄本：“松乡先生文集十卷，元句章任士林叔实甫著，抄本。”清阮元《文选楼藏书记》卷六也著录一个抄本：“松乡集十卷，元湖州安定书院山长任士林著，句章人。抄本。”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四库全书底本的清抄本，《元松乡先生文集》十卷，此本经清王宗炎校并题跋。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个清沙元炳校并跋的清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个秦更年抄本。湖北图书馆也藏有一个抄本，未能检索到，《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附钞本联合目录)》载：“6702，《松乡先生文集》十卷，元任士林著，清抄本，四册(湖北)(笔者按：指湖北省图书馆)。”浙江绍兴图书馆藏有十卷本《松乡先生文集》，(元)任士林撰，清抄本，线装2册，存六卷(卷二至卷七)，索书号：地献3318/26023。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抄本的残本。
因部分书籍存在著录随意且不统一的情况，有抄本、钞本、写本等，因此笔者在论述时统一归类为“抄本”，惟于正文论列其差异时，保留原有称谓。具体情况可以参见表2。
表2 国内外现存任士林《松乡集》抄本情况一览表
以上就是任士林诗文集《松乡集》抄本目前存世的情况，经统计共计15部。
7 结 语
任士林曾著有《中易》和《论语指要》，也曾参与编纂《至元奉化县志》，可惜全部散佚，未能流传至今，只有其诗文集《松乡集》十卷流传至今，保存了大量元初史料。目前其诗文集至今未曾整理，虽有少量刻本存世，学界也不易参考和利用。最为易得的是四库全书本《松乡集》，然而四库全书本将前人所写的墓志铭、序跋、题识等全部删除，且将原书目录也全部删除，只是在正文开始前增加一篇《松乡集》提要，因而版本价值亦不高。笔者在研究和整理任士林诗文集的时候，力求竭泽而渔，将其存世之刻本和抄本全部搜集出来。在这过程中发现，部分抄本中保存的序跋、题识和前人校勘成果，对研究任士林其人之生平、其书之刊刻流传以及其书之校注整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为注意的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元松乡先生文集》十卷，是目前抄本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其所抄底本为明初任勉刻本，任勉刻本目前虽存世三部，却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且均有残缺。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此抄本不但正文不缺，可补其他刻本之缺；尤其是卷首和卷尾保留的明初熊钊和胡俨两篇序跋，均涉及任勉刊刻《元松乡先生文集》的相关信息，且不载于明初三个刻本中，而仅存此抄本中，这对考证任士林元刊本和明初任勉刻本之刊刻时间和流传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详细搜集、梳理和考证任士林诗文集现存各抄本，对以后整理和校注任士林诗文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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