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鹏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中国近代图书馆史是一部“西学东渐”史，历经了对近代西方图书馆的认同阶段、表层吸收与表达阶段以及发展整合阶段。近代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还是在西方文化强劲推动下产生与形成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发展的方式，西方图书馆观念更多的传入我国，在此种背景下，传统旧式藏书楼开始了近代化转型，有识之士也在城市中开始兴建新式藏书楼。然而，晚清至民初的“图书馆”只是换汤不换药，缺乏先进理论思想的指导，直到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才开始形成。

　　杜定友是我国身担开创与奠基重任的第一代图书馆人中的杰出一员，作为间接留美生，其在学习接受美式先进图书馆学教育后，积极进行本土化改造，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思想与中国图书馆发展实际结合，以期更有效地推动我国图书馆实践发展与进步。同时，他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对图书选择理论进行系统论述的图书馆学家，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选择乃至藏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关于杜定友的图书选择思想的研究为数不多，略具代表性的有：李勤合的《没有藏书的藏书家——杜定友藏书思想述略》从5个方面宏观勾勒出杜定友的藏书建设思想；毛瑞江的《论杜定友先生的特藏建设观》从3个时期论述了杜定友关于特藏建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杜定友关于图书选择的系统性论著仅有《图书选择法》(1926年)一书。虽然关于此书，杜定友抱着极谦逊的态度，认为该书全是理论而未涉及名著提要、版本鉴别、图书登记等内容，殊不足取，但客观来讲，该书对于其图书选择思想的论述不可谓不详尽。本文拟以杜定友所著的《图书选择法》为中心，结合他的相关论述与具体实践，从图书重用而不重藏的角度论述其图书选择思想。

1 质量矛盾：图书选择之必要

“古人读书难于购买，今人读书难于选择。”杜定友在《图书选择法》一书的开篇即言今日读书的一大难就是图书的选择。究其原因，他认为在于图书质与量的矛盾以及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两个方面。

1.1 图书质与量的矛盾

图书质与量的矛盾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图书出版发行体量大、金额高与图书馆收藏量和经费有限之间的矛盾；二是图书量的增加与质的追求之间的矛盾。

　　民国以降，随着印刷技术的日益发达以及民众阅读意识的勃兴，出版业迎来大发展，图书出版量逐日攀升。杜定友对此亦有论述：“盖近日学术昌明，印务发达，市井出版物，汗牛充栋，美不胜收，但其中滥竽充数者，亦属不少。”在此，他描述了图书出版量与日俱增的现状和表达了对图书质量的担忧。在1940年出版的《图书馆》一书中，他认为“图书的种类甚多，……，有的装订美丽而内容窳败，这都在乎审查和鉴别的力量。……图书馆虽是藏书之所，但是绝不能漫无抉择，把所有的书籍都收藏进来，尤其民众图书馆以有限的地方和经费，更应精益求精”，着重强调以图书馆有限的馆藏空间与购书经费，更应该精益求精地进行选择。

　　据统计，民国次八年(1919—1926年)，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量，较之其民国头八年(1912—1918年)的图书出版量分别增加了202.73%、135.28%。而在其后的1928年，民国出版业迎来了“黄金十年”，出版社增多，出版量大幅增加。这从客观事实上印证了杜定友关于图书选择必要性的论断。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Robert B.Downs)曾说：“后人对我们的工作如有褒贬，……而是针对藏书——究竟从我们手中留下些什么？或是忽略掉什么？”面对质量不齐的图书出版现状，图书馆如果不加选择，泥沙俱下，不仅耗费了金钱而于当今读者无益，更无颜以示后人。

1.2 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近代以来，在开明官僚倡导、社会精英吁请以及域外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开始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民国时期，在社会发生大飞跃的情况下，教育现代化也向前进行了大幅的跨越。同时，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其在教育上的作用亦日益显著。

　　古代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的最大区别是，前者重藏，后者重用。古代藏书楼以保存珍储为专责，有消极的保全，但无积极的运用；而近代图书馆恰与之相反，既要保存处理，又要应用流通。近代图书馆的主要功用就是普及社会教育，增进人民智识，戴志骞曾言“图书馆之设，由广义而言，其目的与办学校无异”。而这种图书馆教育的思想也贯穿于杜定友专业思想的始终，并在图书选择理论中有明确的体现。

　　“圕初步的工作，是从儿童入手，用种种方法，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导入学术之门，既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又可继其终身所学。”“无论哪一种成人教育方法，都是需要图书，以供参考研究的。但是同时，我们都感觉到，适用的图书，却异常缺乏，所以(图书馆)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供给多量的图书，以便成人、团体或个人参考阅读之用。”杜定友对图书馆教育职能极为看重，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学校图书馆，都是重要的教育机构。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在大量的图书出版中，滥竽充数者为数不少，若选择不慎读者非但不能受到教育，反受其害，因此，图书之选择是教育上之大问题。许多图书馆藏书虽富，但对于学术上没有多大的贡献，所以，对于图书的选择应特别谨慎，有计划地采购。

　　时至今日，我国图书出版更加兴盛。根据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年出版新版图书 224 762 种，定价总金额841.20亿元，重印图书 281 217 种，定价总金额 1 191.77 亿元。虽然与2018年相比，品种有所下降，但这个出版体量仍是巨大的，而且定价总金额不降反增。此外，图书进口 3 139.18 万册，24 147.74 亿美元。我们知道，图书馆必须承担和履行社会教育的使命，因此，图书馆在文献采访过程中必须要对图书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如若不然，非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使命不能践行，还会对图书馆乃至社会的良性发展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2 专业人才：图书选择之保障

韩愈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民间俗语讲“隔行如隔山”，这说明专业人才在其专业领域有更专深的理解。1921年，杜定友指出，我国办理图书馆失败者，往往将原因归咎于读者程度不足，却不知办理不得法是其重要原因，用人不当是根本原因，以至于将巨资购无数不适用之书籍，有如耗金钱以购废纸。他认为，办理图书馆不用专业人才、专业方法，即未得其道，则只会面临失败，劳资伤财。图书馆专业方法与图书馆专业人才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具备专业学识、掌握专业方法，才可谓专业人才。此后，他也一直强调专业人才对于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欲求图书馆之发达，必先有办理图书馆之人才，以负提倡管理及进行之责。不然有馆舍有书籍。而无相当之人才处理之，则有若无耳”；“办理(图书馆)的人，非有专门的学识不可”。与杜定友同时期的图书馆学家亦持相同的观点，如李小缘认为“图书馆最重要之因素……乃董事与馆长耳，……人得其选，建筑书籍皆不难致也，故人选当在书选之前。馆长第一要素即其专业之学问，第二要素即其办事之方法”；戴志骞认为“故设立图书馆之至要者不在屋宇之宏丽庄严，亦不在藏书有汗牛充栋之富，首要者，在图书馆之管理法”。由此可见，对图书馆专业人才与管理方法的认识与重视，已成为当时的共识。

　　图书选择是图书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业务活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图书选择也需要专业人士运用专业方法来进行，这是图书馆得以科学、系统、合理建设的重要保障。专业人才有其他人员所不具备的图书馆科学系统思想与精神。杜定友提出在图书选择中应脱离主义观念，不鼓吹，不贬低，保持客观中立之地位。未受过图书馆学专业训练之人，极难保持此客观公允之心。“使图书馆而肩图书选择者……然图书馆中之审择权，则谁属乎？馆长是也。”他认为图书馆的图书选择工作应由馆长来负责进行，并认为“故凡设立图书馆，必先请馆长而后选择书籍”。而间或所设的审查委员会仅是馆长的辅助而已，其最终决定权还是在馆长手中。他的“馆长中心论”思想在图书馆规模小且缺乏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时，有其正确性，但随着图书馆规模的扩大、图书量的剧增以及图书馆学人才的不断培养，“馆长中心论”的观点亦应随之改变。

　　对图书选择而言，专业人才是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的重要保障，但专业人才却不仅限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还包括各学科的专业人才。因为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人民所需与图书馆所藏皆不仅是“经史子集”的传统文化书籍，更有各式各样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著作。所以，杜定友指出：“选择之时，宜求他人之帮助，专家们之劝告及多用参考书籍。”图书馆学专家只是在图书馆的科学建设管理上有专深的见解，但对其他科学学科难免挂一漏万，这就需要其他各学科专家之帮助。这在高校图书馆中最为显著。对此，杜定友表示，高校的教授们不仅要承担教学任务，还应该承担起学术之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图书的选择、推介。1964年，他在《学术资料的收集、分类与处理》中论述道：“挑选书目最好根据各科专家提供的专题书目及书评介绍，以及权威作品所附的引用书目。”这个观点虽然是他在论述学术资料的收集时提出的，但也体现了其整体的图书选择思想。

　　总而言之，杜定友始终认为图书选择的工作应当由专业人士来完成，而专业人士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图书馆学专业人士，二是各具体学科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有普通读者所不具备的专业水准、宏观意识以及发展的眼光等，可以对图书的选择作出相对合理、中肯的判断。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可以从图书馆科学发展的角度对图书的选择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妥善的把关；具体学科的专业人士对其所处的专业既有纵向深度的认识又有横向全面的了解。这与当前普遍推行的学科馆员对口联系院系的模式是相同的原理。

3 读者中心：图书选择之方向

图书馆是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其与古代藏书楼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就是藏书楼是私人产物，仅服务于私人，而图书馆则是向全社会开放的民有民享之设施。图书馆是为民众而设的机构，所有的民众都是图书馆的读者。民国时期，在民众思想的影响下，民众教育积极推行，旧有和新设的社会教育机关无不冠以“民众”之名，图书馆作为文化的集散中心、教育的前沿阵地，自然不例外，多以“民众图书馆”为称。杜定友认为，“他们(指读者)不是图书馆的宾客，而是图书馆的主人”，“图书馆的产生，是要根据人民自动的要求，实际上的需要，才设立的”，“民众是社会的基础，社会上的一切事业都应该以民众为对象，……图书馆既是一种社会事业，所以对于民众的保养，实负有重大的责任”。在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图书馆是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的文化与社会教育机构，这样的思想也体现在其图书选择思想之中。

　　基于这样的民众观点、读者视角，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家由关注图书开始转向关注读者、研究读者。较早对图书馆读者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的是陈友松、刘伍夫二人，在其所著的《图书馆》一书中，单列“阅读对象之分析”一章，他们认为对读者进行分析有两点必要：一是可以做选购图书的标准；二是可以确定推广教育的范围。选购图书应当对读者进行分析，了解读者的特点、程度与兴趣等，从而选择合乎读者需求之图书，更大地发挥书籍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履行图书馆的职能。

　　杜定友虽然没有对读者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但在其整体图书馆学思想尤其是图书选择思想中，“读者中心论”表露无遗。他在《出版界与圕》一文中指出：“现在的圕不比以前的藏书楼，若要包罗万有，为事实上有所不可能，因为圕借出的书是向读者负责的，每一本书要有一本书的价值，‘贵精不贵滥’，我们宁愿少藏书，而多备复本，可以普及民众。”这与李小缘所持的“今之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观点相一致，也表明在民国时期，民众图书馆思想之普遍。在最能系统体现杜定友图书选择思想的《图书选择法》一书中，“读者中心论”更是得以充分体现。在论述“选择之宗旨”时开篇即言“选择图书，乃为阅者而选择，故处处当以阅者之程度、地位及需要着想”，尔后围绕读者提出4个“必须”，即“必须能增加读者之愉快，必须能增加阅者之学识及好学之心、必须能增加阅者之向善心、必须能增加阅者之向美心”；在其后论述“选择时之先决问题”“选择图书原理”“选择之方针”时都是以“阅者”为首要因素，要了解读者程度如何、习惯如何，要适应读者心理、年龄等，要提高读者的程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杜定友在其《新圕手册》一书中重申图书馆之于民众的重要意义，并在四条选购标准中单列一条强调图书选购要“适合读者需要(程度、内容、兴趣、篇幅、时效)”。此外，为满足读者之需求，他还提出了“读者荐购”的观点：“图书馆内，应有介绍书报券之设备，阅者得以时常填写其所欲读之书，或彼以为图书馆内应用之书，以助馆长之选购。”

　　受新文化运动“趋新重少”特点的影响，儿童教育是当时社会的热点，杜定友对儿童读者的关注更甚，在普通读者中，将儿童、学生、成人三者并列。他秉持着“圕初步的工作，是从儿童入手，用种种方法，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导入学术之门，既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又可继其终身所学”的观点，在图书选择思想中，主要从儿童读者角度切入，论及学生与成年读者，体现将全体民众视作读者并高度重视的“读者中心论”选书思想。

　　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在设立之初就被赋予教育职能，我国最早的对图书馆的理性认识是依据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建立起来的。杜定友是高度重视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图书馆学家，所以，他认为图书选择不仅要合于读者之需求，还要求对读者进行教育，提升读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图书馆所藏的材料，只图消极的供人需求，仍是不足，还要积极的去教育民众，去鼓励民众，向学问的途径上上进”，“一方面所以适应读者的需求，一方面又可以提高读者的程度”，“但须抱着前进之观念，以提高阅者之程度……然后能进图书馆之教育的责任”。他所强调的这种教育，并不全然是知识教育，而且还在于道德教育、性情陶冶上，图书馆为市民修养之中心点、游乐之中心点。“人之读书，非只为求智识而已也，也有视为消遣者”，所以，还需注意选择使读者道德进步、赏心悦目的书籍。

　　以读者需求为中心，是图书选择的方向。在图书选择理论领域曾有“价值论”与“需求论”的争鸣，尔后又有“综合计分法”“复选原则”等诸理论的提出。但总的来说，主要是“价值论”与“需求论”的对立博弈。虽然在“需求论”被广泛接受后，“价值论”的声音噤若寒蝉，但这不意味着“价值论”是完全被否定的。杜定友的“读者中心论”图书选择思想，强调合于读者之程度、习惯，满足读者的需求，但又不止步于此。在此基础上，选择对读者各方面进步有益的图书，供读者自由选择，以期提高读者的程度，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这同样也是“以读者为本”的现代图书馆观念的具体体现。

4 经济实用：图书选择之原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图书馆界普遍认同“图书馆是上层建筑”这一论断。且不论该论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如何，也不论图书馆究竟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抑或是“第四类社会存在”，可以明确的是，经济基础对图书馆的发展至关重要。图书馆文献采访是与经济基础关联最密切、最持久的图书馆活动，同时也是图书馆最基础的工作。杜定友在其图书选择思想中颇为关注经济实用这一选书原则，而他对这一原则的思想观点可以从3个方面来总结，即追求性价比、务求实用和倡导馆际互借。

　　他在“选择之宗旨”中单列一条言“所选择之书籍，其购费必须与结果相等，苟所费甚大，而获益极微，则大不宜也”，表明了其在图书选择中追求图书性价比的观点。在论述“选择时之先决问题”时，他将“经济充裕否”列为首要，认为“此为选择图书时最先及最要问题……如有贵重之书，而非急于应用者，则经济不足时，可以从缓，各书之何者应先购或后购，皆视其重要及经济而定”。这些无不充分体现了杜定友“但能以最少之金钱购得最好之书籍”的经济实用思想。

　　图书馆的图书选择，限于经济而追求性价比，其重要归宿是选购最实用之书。杜定友言“无论何种书籍，皆贵实用”，即对读者有实际上的补助。“故欲选一书，必先问此书之实用何在，与阅者之关系何如，阅毕有何实际的结果，此皆于选择时所当注意者，无实用之书，当一并去之”，由此可知，他在著《图书选择法》(1926年)一书时，秉持的是绝对实用主义之观点。这一观点还体现在“勿多购善本，盖图书馆之书，因实用而设，非因观摩而设也”。“不宜专藏旧版书籍”，对于利用率的旧版书籍，图书馆应卖旧买新，以求实用。虽然杜定友的这一观点看起来与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1931年提出的闻名世界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中“书是为了用的”是异曲同工之理，但从上述引文来看，杜定友的观点似乎陷入一个更绝对的境地之中。追求绝对的实用主义，必然会失去图书选择思想的公允性，也会阻碍图书馆馆藏建设的科学进步。好在之后的相关论述中，他对实用主义的坚持有所松动：“图书的选择，虽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对于普通圕的需要，书籍本身的优劣，以及各科内容的分配，却应有一个相对的根据。”杜定友的实用主义也为当今的图书选择提供了许多科学合理的指引：“宜多购通行书籍，以应一般人之要求”，但“勿徒以该书为通行书之故，而购买之，盖每有内容愈不良者，而其销场愈大”；“宜多购新出版书籍，对于科学书，尤为重要”；“勿求尽合各个人之需求，……故只须求能合大多数人之意者，即为最上品”；“书籍之价宜廉，纸张装订要好，内容要丰富，求实用，去虚饰”，这都体现了他在图书选择思想中追求性价比又去伪存真的观点。

　　图书馆在图书选择时追求“经济实用”的原则，不仅要在购买时追求性价比、追求实用，还要在充分利用图书的方面上下功夫。馆际互借无疑是提高图书利用率并节省购书经费的有效办法，杜定友于近百年前就在论述图书选择思想时将此重视起来。在讨论“选择时之先决问题”时，他将“附近图书馆有同样之书否”列于其中，并称“如已有之，则必研究应否再购，或不必重复，而另购别样书籍，可以增加该处图书之范围，盖图书馆之同在一地方者，必互相联络，于管理法中，最忌手续及图书之重复，盖此实为公众之虚耗也”。他将一书购买与否的决定因素置为“附近图书馆有同样之书否”，并提出一地之图书馆必应相互联络、互通有无的思想，这实为最经济实用之举。

5 结 语

概括和归纳民国图书馆学先贤的学术思想，是研究民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继往开来科学推进当今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必由之路。本文仅以《图书选择法》一书为中心，从4个方面概括论述了杜定友的图书馆图书选择思想。但这只能概括其图书选择思想之大概，在他的其他论著中还有更多的图书选择思想等图书馆学思想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