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一

　　(吉林省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028)

　　吉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吉图”)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现有馆藏善本古籍 4 600 多种，5万多册件，其中不乏名家旧藏。以民国时期天津著名藏书家刘明阳、王静宜夫妇的研理楼藏书为例，自2007年古籍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吉图已在这 4 000 多部善本中发现研理楼旧藏20多种，并有8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研理楼尤以明清善本特别是典章、奏疏、文集等的收藏最为知名，由于刘氏撰写的众多考校文字与藏书目录多已散毁，故其旧藏颇具研究价值。

1 刘氏夫妇及其研理楼

刘明阳(1892—1959年)，字静远，天津人。少年家贫，只上过几年私塾，但酷爱读书，肄业于天津政法大学，就职于报馆，后成为津门著名律师，任东莱银行等商号常任律师，并曾在1919年为周恩来等进步学生做无罪辩护。

　　刘明阳受曾收藏海源阁流散珍本古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捐赠国家的东莱银行少东、经理刘少山影响，开始搜藏古籍，数十年间访求奇书秘册甚多，他在题跋中说：“二十余年来几无日不寄兴趣于故纸堆中，故奇书秘册，往往遇之，若明清旧椠，更成过江之鲫，惜当时不暇为经眼录耳。……研理楼主刘明扬记，时戊寅(1938)秋八月也。”刘明阳大量访求、收藏古籍，并精研版本之学，成为当时天津屈指可数的大藏家之一，后专立藏书楼收藏，名为“研理楼”，研理者，取诸葛武侯研精理性之语意。

　　刘明阳的夫人王静宜也很喜欢藏书，“王氏原无藏书嗜好,婚后在刘明阳熏陶与影响之下,也渐雅好庋藏。闲时不仅伴刘氏往游于京津书肆之中，悦心于纸墨之间，还资助刘氏从事搜藏”。所以，研理楼旧藏中多钤有“刘明阳王静宜夫妇读书印”，二人可堪为称为藏书家伉俪之典范。因刘氏夫妇皆乐于典藏，故研理楼又名双静阁，旧藏也多钤“双静阁”印，“双静者，取其字，静远之静，及其夫人王静宜之静，而名曰双静”。

2 研理楼藏书的流散及入藏吉图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刘氏夫妇“迁地避乱，楼居湫隘，家中藏书，尽寄在外”。后由于经济原因，其所藏不断散售，刘明阳曾在《书目答问》题跋中说：“书内所谓余曾有或曾藏之书，十余年来因易米，多已不存。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亦不甚惜也，壬辰(1952)中秋日。”研理楼旧藏多流散于各古旧书店及图书馆，著名图书馆学家来新夏在编著《书目答问》时就从天津古籍书店王振永处收到过《书目答问》刘明阳批校本，曾言：“我不仅借此过目不少古旧书，还结识几位古旧书业的行家，如张振铎、王振永、刘锡刚等人。……振永和锡刚主要跑南开图书馆，振永和我有更多的私交，所以经常到我家来聊天，有时拿些好版本书给我看。有一次送来两种《书目答问》批注本：一是天津藏书家刘明阳的批注本，一是邵次公的批注本。我连夜过录，数日后始归还。”“文革”期间，研理楼旧藏已所余不多，但还是大半被毁，仅有10余部珍贵之本幸免，寄存在天津图书馆。落实政策后，归还刘家，由中国国家图书馆购藏。

　　吉图所藏的研理楼旧藏，多是从各古籍书店和图书馆中所得。1957年，为建设新馆，吉图确定了“大调(各馆间)、大买(书市)、大搜(民间)”的古旧书选购方针。经原文化部介绍，吉图与全国藏书较为丰富的大型图书馆联系，从原北京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调配了一批线装书复本。

　　吉图还从古旧书店大批选购古籍善本：“……派人到中国书店、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以及天津、南京、苏州、扬州等地旧书店选购古旧书刊。这些书店很体谅我们新建单位购书方面的困难，破例地允许我们在专家服务部选书，中国书店还指示各区门市部给我们大开方便之门，优先照顾。”在这些大批量入藏的古籍善本中就有部分流散的研理楼旧藏。

　　此外，吉图还从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了部分古籍善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收购过程中，吉图的老同志还特别拜访了刘明阳、王静宜夫妇，从其手中直接收购了部分珍籍：“在天津古籍书店张振铎同志的陪同下，我们走访了藏书家刘明阳、王静宜夫妇，他们收藏的都是很难得的明版本，又经过装裱，保存得极好，当时买到他的四部书——《文苑英华》《辩证纂要》《十三经注疏》《古今宗藩懿行考》。”

3 馆藏研理楼旧藏及其搜藏阶段

研理楼所藏明清珍善本应在百种以上，但研理楼藏书全貌暂已无从考究。笔者结合吉图所藏研理楼旧藏珍籍，考析刘氏研理楼搜藏古籍的过程，将其简要划分为杂收、收藏、搜藏及专藏四个阶段。

3.1 杂收古籍旧本

刘明阳最初开始藏书的时候，只为藏而藏，并无明确的收藏目的，杂收各类古籍旧本，“最初只收木刻本《九通》和商务印书馆刊《四部丛刊》之类，以粉饰其风雅”，与吉图所藏研理楼旧藏清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本《十三经注疏附考证》三百四十六卷一样皆为通行之本，但都为部头甚大可置架头聊充规模者。

3.2 收藏名家旧藏

民国时期，不少著名藏书家的旧藏流散于厂肆之间，“书者公物，本重流通，古今藏家，无久聚不散之理”。善本精椠时有所见，故刘氏渐收一些名家旧藏，如研理楼镇楼之宝明抄本《册府元龟》一千卷即原藏于山东黄县丁氏之家，流散后，被刘明阳以一千八百圆重值购于北京邃雅斋旧书肆。其他还有士礼居旧藏明永乐本《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文山传集》四卷、知不足斋主人鲍氏校藏的旧抄本《巴西文集》、翁方纲旧藏明成化本《文山先生集杜诗》二卷，等等。仅吉图研理楼藏本中就有清代著名藏书家王芑孙旧藏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公是集》五十四卷，有王芑孙朱笔题识多处；清代藏书家马玉堂旧藏明正德元年(1506年)马金刻本《浮溪文粹》十五卷附录一卷、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云谷杂记》四卷首一卷末一卷，均钤有“汉唐斋”白文长方印、“古盐马氏”朱文方印、“笏斋珍藏之印”朱文方印；清代著名藏书楼结一庐主人朱学勤旧藏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唐会要》一百卷，钤“唐栖朱氏结一庐图书记”朱文方印等的名家旧藏。

3.3 搜藏珍籍善本

刘氏性嗜博览，古文功底扎实深厚，且收入颇丰，书估也乐于将珍善本荐之一见，刘明阳浸淫日久，经眼即富，对收藏古籍的版本也愈加重视，“念余年来如一日，罗搜弗懈，每遇珍本秘笈，必亲加考校，博洽该瞻，征引精严”，因此，研理楼藏书多收珍籍善本，为此不惜重金。为购入明弘治九年(1496年)张习刊本《侨吴集》十二卷，刘明阳甚至变卖了王静宜的嫁妆以凑金价。

　　研理楼珍藏尤以明代善本为多，“如明永乐本《元史续编》十六卷、明正德本《东泉志》四卷、明隆庆活字本《四友斋丛说》二十六卷、明万历本《孤树裒谈》五卷、元刻本《冲虚至德真经》八卷、万历本《柱下刍言》等均为稀传之本”。吉图藏研理楼旧藏珍籍善本有：明末藩刻上品稀见本，明崇祯九年(1636)潞王朱常淓刻本《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嘉靖三刻”之一，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秦藩朱惟焯刻二十九年(1550年)重修本《史记》一百三十卷；初印精椠，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何氏清森阁刻本《何氏语林》三十卷，等等。

　　其他如馆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本《蜀鉴》十卷，书夹板上题有刘明阳跋：“蜀鉴十卷，明初蜀藩刻本，宝静簃秘笈史部。此书宋刻久佚，藏家皆以元本明初本或嘉靖本著录者，均此本也。此书极不易得，余求已三十年矣。书有缺页错简落字，虽以影宋抄本校正其显口错误，其□□□□□□□及也。容后时妥为整理，促成完璧。壬辰上元，静远。”明刻本《蜀鉴》较为稀见，吉图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5家单位所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本皆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刘氏求此书三十年，终得此书。

　　另外，还有一部研理楼旧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武英殿聚珍版初刻本《武英殿聚珍版书》四种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钦定乐律正俗》一卷，其扉页题王静宜题跋二条：“此书为研究武英殿聚珍版书之原始资料，王静宜题，壬辰冬至。”“初刻四种与聚珍版程式，书虽五种，费二十余年之力，始得凑全。前些年又得套印乐律正俗一小册，并以附入。……又记。”盖因《武英殿聚珍版书》前四种为先行刻印本，半叶10行，行21字。后因种类繁多，刊刻不易，才改为木活字套板摆印，行款也改为半叶9行，行21字，方成聚珍版丛书。所以，此初刻本四种正为研究聚珍版书的原始资料，而刘氏自1930年开始，费时二十余年才将其凑齐，可谓用心良苦。

3.4 专藏典章之籍

因刘氏主要从事法律工作，对法规行政较为重视，故在搜藏珍籍善本时，重点又以有关刑律、典章和文集特别是其中的奏疏等方面罕传之籍为主，从不滥收。所藏明嘉靖本《谳狱稿》六卷、明嘉靖本《大明律例》三十一卷、明万历本《明开天玉律》四卷、明刻本《杨襄毅公奏疏》十七卷、明嘉靖《河道平治议狱渎论》一卷、四库底本清康熙间抄本《秘阁元龟政要》十六卷等都为此类珍善之本。

　　雷梦辰著《津门书肆记》曾记培远书庄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购得明嘉靖白绵纸刊本《历代名臣奏议》一部,价四百圆售予刘明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某书估持康熙殿本《大清会典》到访，“说知家君之素嗜此也，索价奇昂，并称某人曾悬重金，期其必获，果稍贬价，只可听其变更国籍，仍流海外，迹近要挟，状至可晒，因思此书，珍罕名贵，家君既已访求有年，一旦幸遇，胡可失之交臂，无已，怂恿家君，照索付值，以了向愿”。

　　吉图所藏种此类研理楼旧藏有：明刻孤本，卷一至五十配正德元年日新书堂刻居士集曾鲁考异本之《欧阳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三卷(存一百五十卷：一至一百五，一百九至一百五十三)；仅上海图书馆与吉图有藏的稀见本，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罗干刻本《一峰先生文集》十一卷；明正德十一年胡文静、萧洋刻本《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议》六十九卷附录九卷，等等。

　　还有一部翻刻自会通馆活字本的明刻本，《会通馆印正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四卷和《会通馆印正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存八十三卷：一至七十，七十二至八十四)有刘明阳题识及佚名跋，其子刘翁云的《研理楼群书题记抄》曾记此本入藏研理楼之经过，颇有意趣：“按士礼居题识，以本书卷十以睿后一句为起，系据宋本缺失之本开雕，殊为有据，不过宋本亦缺，无法抄补矣。是书除天一阁书目著录外，即四库全书总目亦未收，黄氏题识又云，会通馆活字本，世但见有辨证，而纂要则未之见也，则此书应属珍罕，惟书内摘句，近于帖括，家君谓以之参校文苑英华，应不无小补，若与讲政制书等量，即不可同日而语矣。家君又谓一部士礼居题识，费尽黄氏一生精力，但求其有关政制之书，不过占一小部分，倘黄氏移其精力，完成一有系统之历代政书，或搜集勘校历代有关政制典籍，以为后来研究吾国政制沿革者之借镜，其为用，与夫嘉惠后学，不较癖宋佞元之徒侈古董者之为愈乎。家君对此书，以无关实用，且索价奇昂，曾以上项词意说余，本不欲收，余以为但可就书论书，留之以备一格可也，因购藏焉。爰并志于此，以存收此书时之一段经过，辛巳春”。刘明阳以此书非为政书，无关实用，本不欲收购，在刘翁云的建议下方才“留之以备一格可也”，可见刘氏收书的审慎。

4 结 语

刘氏研理楼藏书的聚散可以看作是民国时期私人藏书家经历的缩影，时代的变迁，旧藏的流散，为他们聚书创造了条件，使其能够由杂收而至精藏，以致深入地进行研究。但局势的动荡、经济的窘迫又逼迫他们不得不散售与外，不少珍本秘册甚而流失海外。幸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昔日藏家的珍善之本能够在图书馆得到妥善的保存，特别是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大规模的全国古籍普查和登记工作让如刘氏研理楼旧藏这样流散已久的各藏家珍藏得以观其旧貌。本文通过简述研理楼旧藏流散及入藏吉图的过程，并分析其藏书的不同收藏阶段，希望能为今后进行相关的专题性研究提供一些帮助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