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阳

　　(广州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23)

　　伦明(1875年11月—1944年10月)，字哲如，广东东莞望牛墩人，近代岭南藏书家。伦明少时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年长后设置藏书规模宏大的续书楼，一生致力于访书、修书、校书等藏书活动，藏书成就得到时人称颂，曾因专心访书，不拘小节、不修边幅而被戏称为“破伦”。纵观伦明人生历程，清末时期(1875—1911年)对其兴趣志向塑造影响深远：首先，培养了读书、藏书的习惯；其次，决定了未来藏书活动和藏书思想的主线和基调，为藏书活动和藏书思想的成熟奠定基础。这一时期，伦明的藏书活动和藏书思想尚处于探索阶段，读书和藏书主要依据个人兴趣，尚未形成成熟的藏书理念和思想。民国时期(1912—1944年)，伦明藏书活动渐入佳境，藏书思想日臻成熟：在理论著述方面，编纂《目录学讲义》等著作；在实践活动方面，不断丰富完善续书楼藏书。1918年，伦明在北京开设书肆通学斋。倾注毕生心力持续参与续修四库事宜，常年校勘藏书、撰写提要序跋。目前，伦明藏书活动与藏书思想相关研究成果不足，值得系统深入研究。

1 伦明藏书实践与著述

1.1 主要藏书实践

一是续书楼。伦明庋藏藏书的主要场所。伦明认为，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表面上皇皇巨著、蔚为大观，但实质上“皆糟粕耳”，因此，产生了续修四库全书的想法，故将藏书地命名为“续书楼”。续书楼藏量丰厚，“书斋充盈，并列廊下”[1]。伦明认为，“书至近代始可读”[2]238，续书楼藏书中富有清代书籍，其中，集部典籍收藏最为完备，时人多有记述，朱希祖曾感慨“北平藏书家无出其右者(1)参见《朱希祖1929年2月24日日记》，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二是通学斋。伦明初到北京时，藏书多有残破，需要修补，因而雇佣魏姓书匠为其修补藏书。后伦明为方便自身开展藏书活动而于1918年开设书肆通学斋。三是续修四库全书。伦明是续修四库全书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其藏书活动的动力除本人嗜好藏书之外，为续修四库全书在文献方面做搜集和储备也是其重要驱动力。伦明半生为续修四库全书而奔走并为此撰写了大量的提要，曾赋诗抒发壮志未酬的无奈与愤懑之情：“廿年赢得妻孥怨，辛苦储书典笥裳”(2)此诗作于伦明1927年新年赴河南收书时。，但遗憾的是直到其病卒，续修四库全书的理想依然未竟。

1.2 主要藏书著述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2]61—145成书于1935年，是伦明最为重要且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伦明的《纪事诗》中共记录了170余个藏书家或藏书家族以及1个藏书机构——涵芬楼。伦明的《纪事诗》涉猎范围较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更为广泛，“凡属于书者，无所不纪[3]”。《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草稿》[2]146—162由宋远整理伦明未收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的续作手稿并延请雷梦水校注而成书[4]，多记载藏书人物或藏书机构的重要事件或与藏书活动有关的事宜。《纪事诗草稿》是对《纪事诗》的补充和丰富。通过对有关伦明藏书观点的纪事诗的研究，可以挖掘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和研究线索促进伦明藏书思想的研究。此外，伦明在文献学领域亦有相关著述[5]。

2 伦明藏书思想及其背景

2.1 伦明藏书思想

伦明的藏书活动在清末及民国时期间的差异，表明其藏书思想在不断发展成熟：在“质”的方面，伦明的藏书收藏逐渐系统化，收藏方式和手段不断规范，藏书利用和保护不断深入，藏书价值和质量不断提高，不乏珍本、善本、孤本；在“量”的方面，起步阶段的清末时期，藏书量远逊于藏书达到百万卷的民国时期，伦明成为世人所称道的京城和岭南藏书大家。究其原因，人的认识是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的，藏书活动实际开展中遇到的情况会影响和修正藏书思想，而藏书思想是透过藏书活动和相关著述表现出来的，伦明藏书思想也处于“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循环发展中。藏书思想不断趋于成熟，藏书活动也因之产生相应的变动，藏书活动和藏书思想处于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具体的实践情形将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走向和发展。

　　伦明的藏书思想按藏书活动中的不同环节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藏书收集思想。伦明无嗜宋崇元偏好，重视收藏清人著述；秉承儒藏观，主动寻觅，为用而藏；精益求精，藏书质量与品相并重。在藏书收集方法上，购求与钞借并举，藏书收集活动能不辞辛劳、持之以恒。二是藏书庋藏与保护思想。伦明因地制宜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藏书庋藏和陈列风格；重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庋藏安全的影响；关注藏书安全，注重藏书装帧和虫害防治，并悉心修补藏书。三是藏书利用与聚散思想。伦明藏书不加钤印和签条；注重对藏书的校勘和序跋撰写；藏书收藏与利用相结合，从不吝惜于钞借甚至赠予藏书，批评和反对敝帚自珍的行为；关注藏书聚佚，留心于各家藏书的兴亡散佚，认为藏书活动未来将“属公不属私”，生前主动提出捐赠藏书[6]。

2.2 时代背景与理论背景

藏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势必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烙印和理论渊薮，因此，必须结合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和清代以来的藏书思想的理论背景来看待和研究伦明的藏书思想。时代背景方面，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正处于“古代藏书楼即将终结和新式图书馆已经产生[7]”的阶段，西方近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藏书思想产生激烈的碰撞和融合。一大批传统的旧式藏书楼或改建为图书馆，或毁于天灾人祸，仅屈指可数的几座藏书楼历尽艰难地留存下来，大批珍贵中国古代藏书的散佚令学界和国人扼腕叹息。这些均对近代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意义深远。理论背景方面，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思想的集大成朝代”[8]，清代的藏书思想主要分为收集、庋藏、流通几大类[7]2—4(目录)。一是收集思想：1)藏书搜集的方法论，如孙从添的“四最论”和收藏次第论——“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9]等；2)藏书搜集的观念分为佞宋、善本、抄本、鉴别等；3)藏书的收集方法主要有征、购、抄等。二是庋藏思想：1)建筑保护，核心是藏书楼等藏书建筑的设计、用料等；2)庋藏保护，核心是藏书的排架、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等；3)书籍保护，核心是藏书的装订和修补。三是流通思想：1)钞借思想，主要是互抄互借、订立书约，如丁雄飞、黄虞稷的《古欢社约》[10]等；2)开放借阅的思想，如周永年之借书园[11]、陆心源之守先阁、国英之共读楼等；3)流通思想，分官府、书院和私人三类；4)刊布思想，分官府、书院和私人三类。

3 伦明等清末代表性藏书家藏书思想及实践比较分析

在明晰时代背景与理论背景的基础上，选取清末时期13位代表性藏书家，比较藏书的收集、庋藏与保护、利用与聚散、聚散与归宿等方面核心主张和实践，研究各家藏书思想及实践的异同点。藏书家大多拥有多重身份与文化背景，官宦、士子文人、商贾等兼而有之，其藏书的目的和用途可基本归纳为“著述、校勘、博采、贩贾”[12]。其中，“学问之藏书家”以方便学术研究为目的；“收藏之藏书家”以收藏、把玩为目的；“掠贩之藏书家”[13]以倒卖书籍牟利为目的。藏书家研究不能囿于“藏书家”这一单一身份属性，需深入挖掘其身份、文化背景，才能避免流于表面，从而更加精准、客观和全面地开展研究。通过表1可以发现：因身份背景、收藏志趣不同，藏书家的藏书思想及实践上既有共通，也有差异。

　　

　　表1 伦明与清末代表性藏书家藏书活动和藏书思想比较简表

　　

　　续表1

3.1 藏书思想及实践的共通性

3.1.1 多措并举丰富藏书规模。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搜集藏书，努力丰富藏书量，是藏书家的共通之处。伦明曾言“余将重保其有者，而大增其未有者”[2]243，这是中国图书文化中“嗜书重守”[27]的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藏书家收集藏书的手段和途径各异，依据其财力条件、收藏爱好和志趣以及客观环境等因素，购买、抄写传录、赠予、交换、刻书和印书等不一而足。例如，财力雄厚者常一掷千金大肆入藏，志趣专一者常瞩目于特定类藏书，交结广泛者常互赠互借藏书等。

　　3.1.2 重视庋藏安全和保护修复。藏书的庋藏安全是藏书活动的重中之重，也是藏书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不同藏书家重视程度虽略有差别，但均持慎重态度。同理，藏书的保护与修复也是如此：不同藏书家的藏书在庋藏陈列、保护与修复可能在规制、理念和具体操作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注重藏书的庋藏安全和藏书的保护与修复上观点比较一致。

　　3.1.3 开放开明支持流通利用。“藏”与“用”关系的探讨伴随藏书活动发展的始终，考验着藏书家的智慧。伦明所处时代，重视藏书利用是藏书思想的主流观点，互抄互借和流通开放现象较为普遍。从表1中可以发现，藏书家基本对藏书的流通利用持开放和肯定态度，张元济等个别藏书家更制订书面规章和制度来确保藏书的开放、流通和利用。

3.2 藏书思想及实践的差异性

3.2.1 藏书活动经验理论化总结程度不同。藏书活动实践经验的总结可以使单纯、零散的经验累积并上升为更具指导性、可复制的理论。不同藏书家对藏书活动经验的理论总结程度、重视程度不尽相同：历代藏书家不乏重视藏书经验理论化总结者，如郑樵的“求书八道”、祁承邺的“购书三术”“鉴书五法”、张元济的“求书四法”等；有的藏书家藏书多依靠个人志趣和爱好，忽视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

　　3.2.2 对藏书散佚的不同认识影响藏书归宿。多数藏书家对“聚书”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藏书散佚及藏书归宿的关注，只注重藏书收藏和保护，更多地考虑短期内如何使藏书免于水火等天灾侵害，没有长远思考藏书的长期庋藏与传承。许多藏书家身殁后子孙鬻卖藏书，也有藏书家穷困潦倒，借售书以维持生计。此外，客观环境的限制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也影响藏书散佚过程及最终归宿，纵观整个藏书史，藏书直接毁于天灾和战乱者不胜枚举。

　　3.2.3 藏书收集渠道与类别各有侧重。藏书收集的手段和途径各异，购、抄、赠、换、刻印不一而足，不同藏书家方法选用不尽相同，各有侧重：如刘承干等人不计成本、大肆搜购，伦明则“购抄并举”，而鲍廷博等人独辟蹊径，向友人、藏家赠予自刻书籍以促进藏书收藏和传播流通。藏书收集类别方面，有求“全”者，儒家经典、杂家典籍、地方史志等广泛涉猎，如曾国藩藏书涉及政经军史诸多学科；有求“专”者，偏好收藏特定类别或部类藏书，如张元济注重收藏善本和地方志，胡应麟释道藏书较多，王同愈注重收藏儒家经典，伦明集部收藏最为丰富等。

　　3.2.4 藏书管理的理念和规制存在差异。一是藏书管理尺度不同。藏书管理严格者，规制清晰且执行力度和效果好，或辟专室由专人负责，或亲力亲为不许他人擅入，如曾国藩的富厚堂藏书设置管书人专职打理，藏书修补与保护等事务也延请专业人员处理；藏书管理松散者，没有明确规制且盲目性和随意性强，藏书堆积如仓库，再辅以杂役看守。二是藏书管理的制度化规范程度不尽相同。藏书管理规范化程度高的藏书家一般会制订详略不一的规章制度，如梁鼎芬制订《梁祠图书馆章程》、张元济制订《艺学堂图书馆图书馆章程》等。但也有部分藏书家管理严格但疏于制度化规范，藏书管理局限于“口耳相传”，未形成规范化规制，一旦遇重大变故，藏书散佚和损毁严重。

　　3.2.5 藏书的版本观和年代观不同。这与藏书家个人收藏爱好和志趣的关联性较强，主要观点有3类：1)专注或苛求于特定年代和版本的藏书，如鲍廷博藏书以宋元本为主，张元济注重善本书搜藏；2)不拘泥于版本和年代，没有特定嗜好，如王同愈藏书基本以世所通行的普通本为主；3)杂糅前两种做法，在重点收藏某个版本和年代藏书的同时，也不吝收藏其他版本和年代藏书，大部分藏书家的藏书实践也印证出这种观点较为主流。伦明藏书不苛求于特定版本，对同书而不同版本者，只是选择质量和外观品相较好的版本，但个别珍本也会“多备一二”。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可尝试评价伦明藏书实践及思想在近代中国私家藏书史的历史方位。

4 伦明藏书思想及实践评价

近代以来，私家藏书思想趋于开放和开明。清末和民国两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期，塑造了伦明多样的身份背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直接影响其藏书实践及思想，其“书至近代始可读”“藏书之事属公而不属私”等藏书思想在近代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有独特价值。

　　伦明藏书活动成就斐然、藏书思想自成一家。伦明藏书百万卷，是名副其实的近代以来岭南藏书家杰出代表。伦明藏书在数量规模上极为可观，其遗留的藏书目录表明，储书书箱便达200余箱，其宏大的藏书规模可见一斑。伦明颇具创举性地创设书肆以资收藏，通学斋是伦明藏书活动的重要渠道和助力。伦明藏书利用的成果丰硕，仅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便近 2 000 篇，加之伦明校勘藏书细致入微，批注文字数量远超藏书本身。伦明的藏书思想既继承清代以来开明开放的主流思想，也独立摸索出自己独特的藏书理念和方法。

　　从研究角度分析，伦明藏书思想及实践亦有不足之处：藏书管理疏于制度性规定，藏书整理力度不足。一是出入制度和借阅制度方面。续书楼无明确的管理制度，缺乏规范性。仅伦明及获得特许的孙殿起可随意出入，他人需得伦明首肯方可入楼参观阅览或借阅藏书，却也未以制度化文本予以确认。二是日常管理方面。天一阁于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制订有《范氏禁例》[28]，对藏书楼建筑的建造与维护、管理人员、内部陈设、借阅制度、人员出入制度、入阁制度等方面详尽规定，并明确范氏族人违反禁例的惩罚措施，子孙谨守“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家训。相较而言，伦明藏书的“人治”色彩浓厚，出入管理虽严格，但仅雇佣两三个伙计看守且未明确职责，缺乏制度性的规章来规范藏书楼的日常管理与维护。三是藏书整理方面。伦明虽始终重视藏书收藏和利用，但除对新购或新抄藏书进行整理，编制简易藏书目录外，日常整理活动较少。且续书楼层层堆叠挤压的庋藏方式既不利于藏书整理，也使不熟悉藏书情况者难于着手，实质上也成为后人对伦明及其藏书思想研究的障碍。

5 结 语

藏书活动及著述直接反映藏书思想，而藏书思想指导藏书实践并透过其外化显现，二者间是互动关系。本文以伦明藏书活动、藏书著述为切入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来研究和评价伦明藏书思想。研究发现：伦明藏书思想及实践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管理疏于制度性规定、整理力度不足等缺失。囿于研究资料有待完善及研究能力等因素，未来将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