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近代中国各种教育思想盛行，其中“图书馆教育”便是众多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理论。由于图书馆教育“与民众生活，发生密切关系”[1]，因此，图书馆教育对扫除文盲、传播思想、稳定社会与舆论引导均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新民会甚至认为“在功效上讲，图书馆教育常常是要超过学校教育的”。所以，无论是教育部门、图书馆部门还是社会部门，均对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建设极为重视。各部门施行诸多措施，不断推动图书馆教育普及化、便利化与流动化。于是图书馆教育事业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普及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但考虑到“经济能力有限”[3]与实施“积极主动的服务方略”[4]，近代中国社会便在传统的固定式图书馆之外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流通书籍之方法”[5]，即巡回文库。

　　民国时期，社会普遍认同巡回文库。例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便认为巡回文库“是社会式教育实施的一种工具”[6]，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良好的补救方法”。浙江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先进地区，自然也成为近代中国巡回文库发展的关键地区。目前，学界关于近代巡回文库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全国层面的研究，缺少对浙江地区的系统研究，故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入手，专门对民国时期浙江巡回文库的建设主体、文库类别与服务对象进行梳理与总结。

1 民众教育部门主办的巡回文库

1.1 鄞县南六区区教育会巡回图书馆

从全国层面来看，民国时期浙江巡回文库发展较早。据现存历史文献，1922年“鄞县南六区区教育会”[7]附属巡回图书馆可视为近代浙江巡回文库业务的早期代表。1922年(1)1925年7月，鄞县南六区区教育会工作人员叶谦谅在《新奉化》期刊上称该会办理巡回图书馆“已历三年”，由此推导该会在1922年开始办理巡回图书馆。，该会为了“引起一般人民阅书的兴味，增进普通的智识”，特办理巡回图书馆。该会初期办理四组文库，后扩充至六组，每组在区内各村巡回并停驻于村内学校。因贴合基层，巡回图书馆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至于巡回图书的选择，巡回图书馆以“启发平民思想，增进常识”为标准，选择了大量抱持正确人生观的书籍。就书籍种类而言，该巡回文库中常识类图书占比为十分之四，实业类、教育类与其他图书占比分别为十分之二。该文库工作人员分为主任与管理员，主任由区教育会职员义务充任，职员由停驻地学校教职员义务充任，挑夫则临时雇用。此外，鄞县南六区区教育会还对巡回文库的器具样式、宣传方式、巡回细则与管理章程等进行了系统规范。

1.2 杭州市政府巡回通俗图书库

1930年3月3日，隶属于杭州市政府的“巡回通俗图书库”[8]在杭州市的城区、“湖墅区”和“江干区”等地开始推广巡回活动。根据当时杭州市政府发布的各区轮值驻车地点表，可知各区均在每周的周二至周日(2)原文以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日曜表示。开展巡回工作，周一则是巡回工作人员休息日。此外，杭州城区内的巡回文库和城郊的巡回文库也存在明显差异。城区的巡回地点在停驻两天后便会更换，每周停驻三个地点且以五周为一个巡回周期，五周内所驻地点均不同，五周后再次循环，所以，杭州城区内至少有十五处巡回地点(3)1930年，杭州市东大街因进行施工建设，因此未被列入巡回轮值驻车地点表。，每处停驻两天。可见杭州市政府有意不在固定地点长期停驻文库，其意当为尽量贴近城区基层群众，从而提高巡回书籍的利用效率。而在城郊的湖墅区和江干区，巡回文库的停驻地点虽每日更换，但“以星期为单位”，各周所驻地点均为固定的六处，且均为“拱埠大马路”“卖鱼桥”“塘巷口”“定光寺”“闸口乐园”“荣记茶园”等人流密集、交通便利之处。可见杭州市政府充分考虑了城郊地区的集会、庙会、人口密度、村镇分布与交通线路等社会条件，因此，其选址十分有利于图书资源的分享与大众阅览。为了进一步提高巡回图书的利用效率，杭州市政府还规定巡回每个巡回周期结束后，各区各库“互调图书”，随即开始第二个巡回周期。

1.3 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巡回文库

1933年，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为了“便利民众阅览并普遍启迪民众知识”[9]，也开始办理巡回文库，和大多数巡回文库一样，该馆的巡回文库也是按期编订图书序号再依次通过车送的方式运输至指定地点进行巡回工作。为便于巡回文库工作的进行，省立民众教育馆还专门制订了《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举办巡回文库办法》，以强化管理。该巡回文库中的图书、杂志与报纸等均依据民众教育馆的传统办法进行分类，通过这种方式，有效提升文库的管理效率。该文库设置一名管理员，由民众教育馆员“兼任”，其主要职责为选定巡回地点，编定文库号次，整理、记录实施事项与建议、设计改进事项。

1.4 浙江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渔村盐村巡回文库

1937年，浙江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开始办理“渔村盐村巡回文库”[10]。为启发民众智慧，便利宁波当地渔民与盐业从业者阅读书籍，宁波教育馆积极推行公众巡回文库，同时制订了相应巡回办法。宁波民众教育馆巡回文库共分为两路，拥有图书九百七十五册，每次巡回到停驻的“民校或小学”，便会停驻一个月，且不得借故“延长或减短”，到期后由工作人员填写报告表，继而运回民众教育馆。因此，该巡回文库的日常运输及管理工作由停驻单位直接负责，若文库出现损毁，须由相应管理学校照价赔偿。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及时获知巡回文库的效果、借阅人数的统计数据、图书是否适合当地民众的风土民情等信息，宁波民众教育馆还专门派遣生活指导部干事柯鸣亮对文库进行系统调查。在借阅业务上，宁波民教馆要求巡回文库工作人员须尽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巡回文库的图书利用效率。若读者将图书借往他处，则需要填写借书单，并依照普通借书手续完成借书，且在次日将图书归还。

1.5 其他地区举办的巡回文库

除了杭州、宁波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浙江省内其他地区的民众教育部门也举办了许多巡回文库。1934年，金华县政府出于助力合作事业，谋求合作社员“知识提高，充实内容”[11]的考虑而计划设置合作巡回文库并拨给相关预算。随后该计划便被提交至金华县建设委员会进行讨论，最终成功通过决议。于是金华县合作事业指导员便开始四处搜集各类合作图书，随后该县的巡回文库建设由此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1935年，建德县教育局也指示民众教育馆开始办理巡回文库，并以巡回文库停驻的小学为辅助部门。为便于开展巡回工作，建德县依据全县四乡的行政区划将巡回文库划分为四组。每组各有一个大书箱，箱内约有“一百(4)原文误为“日”。五十余种”图书。由于每组各自开展巡回活动，所以，各组需要自行编列巡回表，准备巡回簿，记载巡回次序与日期。同时，建德县还以十六周为一个巡回周期，承诺期满再行布置。类似的还有瑞安县与定海县。1933年，浙江瑞安县南区巡回文库第一次筹备会召开，会上着重讨论了文库章程与“编列预算”，为巡回文库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1934年，定海县办理合作巡回文库，特地向位于南京的中国合作学社购买“合作丛书廿(5)原文误为“念”，当为“廿”。廿，即二十。六种”[12]以扩大各地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合作宣传。

2 公共图书馆部门主办的巡回文库

2.1 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活动巡回车

1928年(6)1931年，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馆长陈独醒在《中国图书馆声》称“三年前，本馆在西子湖滨举办了破天荒的活动巡回车”。本文据此推导设立时间。，私立浙江流通图书馆在西湖畔推出了“破天荒的活动巡回车”[13]。巡回车满载百余种关于“通俗、党义、文学和科学等类的通俗图书、杂志”[14]，终日流动于杭州的通衢大道上，吸引了大量民众前来阅览。不久后，这种图书巡回的方式“转瞬竟传遍了长江各省”。由此可见，1928年在杭州出现的“活动巡回车”在图书流通方式上开创了新局面，在图书馆建设领域处于时代前列。1931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图书馆、省立图书馆与民众教育馆等图书馆部门纷纷效仿浙江流通图书馆，建设与之相同的陈列式活动书车，并巡回于西湖一带。随着杭州巡回文库业务的日益繁荣，浙江流通图书馆决定在1931年10月底停止图书巡回工作以节约人工、经费，便于在该年11月1日开始推行“第二个破天荒”的图书服务业务——脚踏车送阅服务，从而在巡回书车的基础上将图书资源进一步免费普及到商人的店铺、工人的工厂、农民的乡村、军人的军营等生产、生活地点。因此，“脚踏车送阅服务”模式突破了限制空间范围的巡回图书服务模式，这种突破使其更加具有基层化与大众化的发展倾向。作为一种“新的圕(7)“图书馆”一词的缩写形式，读作tuǎn。教育事业”，脚踏车送阅服务可谓是对巡回文库的深化与革新，在近代浙江乃至近代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

　　虽然浙江流通图书馆在1931年10月底曾暂停过图书巡回工作，但不久之后，流通图书馆还是将巡回文库重新推行起来。1934年，该馆在《中国出版月刊》上对社会公布了《巡回车阅书借书章程》[15]，表明该馆的图书巡回工作仍在进行中。该章程规定，周二至周日为巡回时间，民众若欲阅览，须在文库停驻地登记姓名，且可随时随地向巡回文库管理员申请借阅“巡回车上和巡回车以外的图书”。在借书手续方面，民众须先填保证书，再提交读者所在单位的印章作保或缴纳一元(8)1934年中国的官方货币为“船洋”，即南京国民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铸造的海洋帆船图案银币。据《鲁迅时代何以为生》与《工商半月刊》1933年第5卷第5期上发表的《中央造币厂发表新银币重量及成色》，1934年“一银圆大约折合1995年人民币30元，合2009年人民币60元”，“每规元折合银七钱一分五厘”。保证金便能得到借书证。此外，该馆还对图书污损的赔偿事宜进行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巡回文库管理条文体系。

2.2 嘉善县公立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

1930年，嘉善县公立通俗图书馆为了满足“偏僻地方民众求知”[16]的文化需求而效仿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设立巡回文库。该馆将馆内一部分书籍抽取出来，安置在书箱内“运送各处陈列”。除运输工作外，文库的其余日常管理工作由通俗图书馆馆员兼办。由于巡回文库的建设是在固定式图书馆之外进行的，所以，该巡回文库的管理与运行程序“稍费手续”。但总体来看，该县巡回文库的建设仍在稳步发展，各类书籍也“逐渐添设起来”。因此，通俗图书馆后来决定设置多处巡回文库并发布《嘉善县公立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暂行办法》以求规范图书巡回工作。该办法规定巡回文库只能在指定场所阅览，一律不得出借。就阅览程序而言，读者需要先向文库助理员取得阅览劵，然后在巡回文库的目录中选择想要阅览的图书并记在阅览劵上，最后由文库助理员取书，读者不得自取图书。该办法还规定读者一次阅览所取的图书不得超过三册，且不得对图书进行裁割、圈点、标注或折角。若图书存在损坏、丢失等情况，读者须照价赔偿给通俗图书馆。阅览劵上有书名、姓名、职业、性别、时间等信息，读者须一一如实填写。

　　此外，通俗图书馆还对巡回文库助理员的工作程序进行了规范，要求助理员在每个月的月末从通俗图书馆中将图书“打包装寄”，待图书运输到特定地点后再“覆信通知”。随后在每月首日将巡回图书对外陈列于公共场所，月末再装寄通俗图书馆“收领”。至于文库助理员的日常工作，要求助理员须对每月的阅览人数进行统计，并填写在报告表内，随后寄至通俗图书馆，阅览劵亦须封存保留。至于巡回阅览时间，则没有强制要求，一切由文库助理员自定，仅要求除周一的休息日外，每日巡回两小时即可。若文库助理员某日因事不能提供服务，通俗图书馆也允许助理员请他人代理巡回工作。文库助理员还需要注意巡回书箱中的各类用品，若有某种物品用罄时，助理员须及时上报。从津贴来看，助理员每月可获得四元津贴。由此可见，嘉善县的图书巡回工作要求较为宽松，巡回时间较为灵活自由，制度建设亦较为人性化。

2.3 其他公共图书馆部门主办的巡回文库

除了杭州、嘉善，浙江省内其他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也举办了巡回文库。例如，1935年杭县县立流通图书馆便切实履行了“派员巡回送书供给阅览”[17]的职责。同年，上虞县立中山图书馆也开始“举办巡回文库”[18]。同年，吴兴县立图书馆兼管吴兴县“第十区小学生巡回文库”[19]，该馆依照第十区小学校长会议决议，在暑假期间仍继续巡回。

3 学校教育部门主办的巡回文库

3.1 学校教育部门主办的专业巡回文库

3.1.1 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巡回文库。在公共图书馆部门与民众教育部门积极建设巡回文库的同时，学校也参与了巡回文库的建设。由于近代浙江发展教育事业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和人才(9)原文误为“材”。问题”，并且常规的课本教学“无论如何，引不起儿童求学的兴味”。因此，地处杭州的“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20]在1928年立志采用图书巡回的办法，将该校所有的小学教师参考书和儿童读物整理出来，再添购教师必备的新出参考书和其他有意义的儿童读物，共同组成该校的巡回文库。由于该校拥有五所中心小学，该校巡回文库内的书籍也将“分为五份”，每个小学各获得一份。为了将巡回文库的文化教育价值发挥到最大，该校还规定五份巡回的图书须以半个月或一个月为周期，分别在各小学“依次巡回交换”。因此，该校的巡回文库始终没有固定的所在地，且致力于服务基层从教人员与学生群体。可见在服务对象方面，近代浙江的早期学校巡回文库与北京等地专供教师使用的“京师小学教育员巡回文库”[21]等早期学校巡回文库存在显著不同。类似的还有温岭县中心小学巡回文库，1929年，隶属于温岭县中心小学的“巡回文库”[22]在时任浙江财政厅厅长钱永铭和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的支持下建设起来。

　　3.1.2 奉化县教育局巡回图书馆。1930年，奉化县教育局为了“启迪小学教员教育智识，增进小学教员读书机会”[23]而设立巡回图书馆，图书多为教育类与党义类书籍。由于该文库服务于学校教育事业，因此文库读者均为“各校教员”。读者每次借书均须填写姓名、校名与日期等信息，且每次借阅图书均以“一种为限”。该图书馆设置主任一人，由奉化县教育局第三课课长兼任，总领图书馆一切事宜，各组文库则设管理员一人，由校内教职工中“推举”[24]而产生。文库的合作单位与停驻地为区内各学校。此外，奉化县教育局要求负责学校须“择定相当地点”[25]作为阅览室，并安排相应的阅览时间以便师生使用。同时，巡回图书馆也须提供巡回文库相关规程与图书目录以便读者了解详情。结合《奉化县立巡回图书馆巡回区域表》[26]，可知文库共分为两组，其巡回范围涵盖了奉化县大多数地区。从资金来源来看，奉化县巡回图书馆主要依靠浙江省教育厅拨款，并且需要按时上交“支出统计书”与“收支对照表”[27]等财务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奉化县并未强制要求区内每个学校都接受巡回文库制度，若有学校“不肯负是项责任”[28]，便可放弃享有巡回文库的权利。

　　3.1.3 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小学巡回文库。1936年，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开始办理小学巡回文库，因此，该巡回文库仅服务于“各中心小学教师之进修及小学生之阅览”[29]。作为一种专业性学校巡回文库，该巡回文库以该校师范部图书馆为管理处所。该校巡回文库的数量并不固定，而是视巡回的小学数量而决定。从巡回文库的运行程序上看，各小学需要在每周日下午向图书馆领取应得的文库，待为期一周的巡回周期结束时再依据书目次序将文库交还图书馆，随后校图书馆便会更换一次新书。同时，该校图书馆还要求各中心小学须设置一名“文库主理”，具体负责收发、核对、整理文库、登记借书、处理赔偿与相关接洽事务。校图书馆还规定，若图书出现遗失或污损，须由直接负责人——读者或“文库主理”赔偿新书或照价赔偿。类似的还有1935年镇海县第四学区筹设的儿童巡回文库，该儿童巡回文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向本区绅商、各校与茅洋香期(10)即茅洋寺进香期，大香期通常为农历四月初一至四月初十。茅洋寺，在今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委员会劝募。

　　3.1.4 未能实行的诸暨县九区教育会巡回文库。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浙江的巡回文库体系建设并非完全一帆风顺。以诸暨县为例，该县教育局在1926年7月曾提出建设巡回文库的主张，教育局认为应责成学校教育部门购置九组应用书籍，分送至九区教育会，然后各区互相轮流交换图书。但在县议会讨论中，该案最终被“公决打消”[30]，原因在于诸暨县议会认为服务于教学与教研的专业巡回文库对诸暨县教研事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县议会认为，专注于教育研究的教师对当时社会提倡的“新教育各种书籍”必然已有所了解，同时，各个小学也均备有教育参考用书，足以提供教研之用，加之各区勠力同心、“寔心办理”的可能性较低，所以，县议会认为巡回图书馆的设置不一定就是教育事业建设的损失，却可能会徒增“靡费”。由此可见，地方巡回文库的建设离不开资金支持与各单位、各部门的团结协作。

3.2 学校教育部门主办的公共巡回文库

1933年11月1日，浙江省立温中附小开始设立五个民众巡回文库。该校巡回文库的选址充分参考南方的自然环境与交通运输条件，所以，该校巡回文库均以书箱的形式设置于“温属内河汽轮及外江小汽轮中”[31]，充分拉近了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距离。因此，近代浙江学校巡回文库作为“学级文库”[32]，并非仅服务于师生，实际上还服务于社会公众，具有十分强烈的社会属性。该校的巡回文库将巡回的图书分为“温字，中字，附字，小字，民字，众字，巡字，回字，文字，库字等十号”，每号备有二十册民众文艺类书籍与四十册民众常识类书籍。其巡回办法是在偶数月的月末两天由“温中附小民众教育委员会”派人至各处收回原有图书，然后与其他字号的图书相互轮换。若将该巡回文库与其他巡回文库相互对比，可发现该巡回文库并无常驻文库管理人员，日常的文库管理均由“各轮账房代为管理”。由于各轮账房须依照“浙江省立温中附小民众巡回文库借书规约”将图书借给乘客，所以，各轮账房须在汽轮开船五分钟后和抵埠前十分钟进行借阅工作，每次只能向一名乘客提供一本图书，同时要求乘客不得离开所乘坐汽轮。若有乘客损坏图书，该乘客须照价赔偿。综上可知，温中附小民众巡回文库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广义的流动图书馆”[33]，其大众化与普及化程度堪称时代标杆。

4 社会部门主办的巡回文库

在民众教育部门、公共图书馆部门、学校教育部门之外，社会部门也在近代浙江巡回文库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浙江省社会教育协进会”[34]为例，该组织附属的图书馆便积极参与了杭州地区巡回文库的建设。

　　除了大众通俗读物为主的公共性巡回文库，社会部门还组织了有针对性、以专业性书籍为主的专业巡回文库。以1934年位于浙江嘉兴的精神治疗月刊社巡回文库为例，该巡回文库便以精神、医学、商务、心灵、新闻、哲学甚至变态心理学[35]等学术及学科方面书籍为主。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浙江巡回文库种类之丰富与图书类型之多元。

　　1935年，鄞县农会“议决筹设农民图书馆”以提高农民智识与促进农村发展，后来国民党鄞县党部认为附属于该会的农民图书馆多设置于城区，其普及型不如巡回农民图书馆，建议改设巡回农民图书馆。随后，鄞县农会改设“巡回农民圕”以供各区乡农阅览，普及农民教育。

5 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

民国时期的浙江，从省会杭州到地方县乡均积极参与到巡回文库的建设过程中。随着巡回文库体系的不断发展和繁荣，相应的协商沟通平台与组织机构也开始建设起来。1931年3月7日上午9时，浙江省立图书馆、省立民众教育馆、杭州市政府教育科、私立流通图书馆、杭州市立第一民教馆等“五机关”[36]出于“启发并普及省会民众知识”[37]的考虑，在省立图书总馆举办大会，共同组建了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并颁布了《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章程》。不久后，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图书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图书室、青年会读书室与杭州市立第二、三、四民众教育馆等单位也纷纷加入巡回文库委员会。在委员会成立初期，巡回文库所需的书车由成员所在单位自行办理。但后来由于各馆制作的巡回书车形制不一，因此“各有缺点”[38]。于是，巡回文库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决定对装载巡回图书的工具进行统一设计与改良，随后便将这项工作“交与省立图书馆”[39]进行具体研究与实验。后来，浙江省立图书馆对打造装载工具的经费、材料、构造、管理、携带、功能等进行深入研究后，最终成功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流通书箱”与“流通书架”等新型巡回文库装载工具。这些新型工具极大地便利了巡回图书服务人员的日常工作，有效提升了巡回文库的利用效率。

　　委员会所选的巡回图书均为通俗读物，由浙江省立图书馆供给，备受普通市民的欢迎。委员会成员来自杭州各个设置巡回文库的单位，每个单位推举一名委员共同组成巡回文库委员会。委员会设置总干事一人，由委员相互推举产生。总干事管理委员会日常文件与经费等事宜，并于每月号召举行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及会谈主席由各委员所在单位轮值，委员会所需经费、用度亦由各委员所在单位“分任”。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巡回文库委员会的每次会议均须得到浙江省教育厅派员指导，通过的相关章程亦须得到省教育厅的核准，所以，杭州地区的巡回文库建设实际上一直和教育部门存在紧密联系。

　　就巡回文库委员会的日常事务而言，其主要围绕图书选审与统计，巡回区域分配，巡回设施，会费征收方法，“交换图书办法”[40]，图书目录改进方法，图书遗失的赔偿办法，“征求新会员”[41]等事务进行规划与统筹。例如，在1932年5月14日下午1时，巡回文库委员会便在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召开了第十一次会议，探讨如何改进巡回用具，并根据各巡回文库的阅览情况对选购图书的标准进行专门讨论。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时期的浙江巡回文库已呈现出多元发展与成熟化的趋势，领导组织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巡回文库体系的制度化建设。

　　从图书来源的角度看，巡回文库委员会在设立之初完全依靠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图书供给。后经委员会讨论，决定将巡回图书改由会员“分认供给”[42]，但这并不意味着浙江省立图书馆在巡回文库委员会中地位下降。在委员会改制后，浙江省立图书馆撤回使用破旧的巡回图书，随后仍然积极供给巡回图书。其“重新(11)原文误为“行”。选取数种”图书并大量购置新书，组成三百八十四册的新一批巡回图书后，照常交付巡回文库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地处杭州的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不仅服务于杭州当地，实际上对全省的巡回文库也起着牵引与带头作用。仍以改良巡回书车为例，巡回文库委员会便认为待书车准备妥当后，“当介绍于全省各图书馆”。

6 余 论

在民国时期巡回文库发展史上，浙江地区的巡回文库建设十分具有独特性。该时期浙江省内出现了诸多形式、诸多种类的巡回文库或巡回图书馆，其建设主体分别为民众教育部门、公共图书馆部门、学校教育部门与社会部门。其中，学校教育部门多立意于教学与教研事务，以教师或学生为服务对象，因此，学校教育部门主办的巡回文库多在各校内部巡回流通，提供免费借阅服务。该类巡回文库亦多由地方教育局、区教育会或各校举办。而民众教育部门、图书馆部门与社会部门多立意于社会教育与民众教育事务，以基层民众为服务对象，于是派出公共巡回文库四处流通，紧密贴合基层民众，免费提供以书籍阅览为主要形式的图书文化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图书文化需求。综合来看，学校教育部门与其他三类建设部门之间并非对立或完全独立，两者在多数现实情况下其实是相互合作的关系。以浙江多地民众教育馆设置的公共巡回文库为例，其协办方与停驻地便多为乡村学校。以浙江省立温中附小民众巡回文库为例，该文库便是学校教育部门参与公共巡回文库建设的典范。所以，学校教育事业与民众教育事业并不冲突，两者同属于教育事务，在合作与协办中共同促进民国时期浙江巡回文库业务的发展。

　　随着巡回文库体系的不断发展，民国时期的浙江还发展出杭州地区各巡回文库之间的协商沟通新平台与组织机构——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章程》整合了组织形式，实现了地区内诸多巡回文库之间的官方合作与交流，完善了近代浙江巡回文库体系建设，从而为近代浙江乃至近代中国的巡回文库业务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范式。综上，民国时期浙江巡回文库缘起于图书馆教育思想，随后服务于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事业，在近代浙江乃至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史上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