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莎

　　(湖南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011)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治理”的概念，并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等多种角度进行阐释，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治理”这一学术概念成为国家战略、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导向。而政府文件对于“文化治理”的深度解读，使这一概念成为新的研究热点[1]。

　　近年来，图书馆领域也开始了对文化治理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以“文化治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相关文献453篇。然而，这些论文中属于图书情报领域的仅有13篇。这些文章多从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图书馆空间建设等方面探索图书馆的文化治理手段，而较少提及文化本身的地位演变及文化治理的内涵、目标等对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启示。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文化地位的演变过程来揭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某种内在关联，基于文化治理的目标与任务来分析图书馆的文化治理功能。

1 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演变

1948年，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提出每个人都有实现其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必不可少的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参与世界文化生活的权利。这表明文化在全球关系中的重要性，也说明文化参与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观和发展观才开始在全球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文化与发展十年”(World Decade fo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计划，其目标是鼓励国际社会承认发展的文化内涵、肯定和丰富文化身份、扩大文化参与范围、促进国际文化合作。十年间，国际社会采取了诸多举措，探讨经济、文化与人类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并研究全球化给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00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该宣言表示，联合国致力于确保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均等化和公平发展，提出8项千年发展目标。然而在这几项目标清单中，文化却明显缺位。直到一系列教科文组织公约和宣言的签署，文化的地位才逐渐凸显。2001年，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承认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发展的根源”之一，而且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拓展了文化的定义，呼吁国际合作，促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并概述了教科文组织在执行这些任务方面的作用。2003年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保护以传统文化、节庆礼仪、口述、手工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认土著社区的文化贡献和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不断扩大的文化概念，该公约已于2006年4月正式生效。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出台，旨在增强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确保所有公民，特别是艺术家、文化人士和创造性从业者，可以创造、生产、传播和享受各种文化产品和服务”。2008年，国际图联(IFLA)通过了《多元文化图书馆宣言》，其中特别强调“全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最大范围的权利来使用图书馆及其信息服务”。

　　从上述一系列宣言和公约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出，文化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得到显著提升。而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文化治理功能的不断凸显，也在图书馆领域得以体现。

2 文化治理的内涵、目标与任务

从表1可以看出，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文化地位不断提升，如何以文化为手段实现国家治理也逐渐被提上日程。

　　

　　表1 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演变过程一览表

2.1 文化治理的内涵

“治理”一词源于古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是指导(Directing)、引导(Guiding)或规制(Regulating)个人、组织、国家等的行为和方式。“治理”的概念源于政治学，最初专用于“国家公务”相关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用于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但随着“治理”这一概念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它也逐渐被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并逐渐成为西方各国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理念之一[2]。

　　文化治理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近年来也逐渐在国内得到重视和应用。对于文化治理的定义，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文化治理是通过认同建构、利益协调与资源整合，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失范和问题，最终实现国家善治[3]。台湾学者王志弘[4—5]认为，文化治理是“经由文化来治理”，或“以文化本身为对象”，或“以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稳定为目标”。他还认为，文化治理概念是“治理术”和“统治”两者的结合体，意即文化治理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多元化治理手段。“治理术”这一概念是1978年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6]提出的，其核心在于治理手段的多元化。也有学者提出，文化治理是“掌权者对整个社会文化资源进行分配和控制的一种策略”，其本身具有工具性的特征，是实现公共文化事务善治的一种工具策略。笔者认为，文化治理不是以文化为对象，而是以文化作为手段(工具)来进行治理，解决国家在发展中的问题，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稳定，即实现国家善治。从内涵和本质属性来看，“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的演变，体现了政府在文化领域的角色转变，更体现了政府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型。传统管理模式中的政府“一元统治”主体地位向现代治理模式中政府、社会、企业“三元共治”的转变，是文化治理体系构建的标志，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日趋完善和治理方式的日趋成熟。

2.2 文化治理的目标与任务

文化治理的目标与任务在内容上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文化治理的目标是任务制定的依据，目标制定是否合理，关系到文化治理的方向是否正确，也关系到文化治理的任务能否完成。国家文化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将文化作为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以政府和社会为主体，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领域发挥文化相对应的功能和作用，形成社会参与共治[7]。具体而言，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目标主要包括：1)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立足我国国情，创建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和资源供给制度；3)适应角色转变，从管理者变为参与者、协助者，为市场对文化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造稳定的外部条件；4)推动文化的多元化构建和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8]。

　　文化治理任务的制定非常关键，因为任务制定是否合理、实施是否到位，关系到文化治理目标能否达成。总体而言，国家文化治理任务包括三个方面[9]：一是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政府要从管理角色向参与角色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覆盖范围，满足国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推动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包括对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架构进行改革和创新，激发“社会”参与文化治理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文化治理。

3 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治理功能

有学者提出，公共图书馆的出现，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也是阶级统治手段从专制走向民主、从愚民走向教民的重大变革，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发展[10]。公共图书馆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价值等方面对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其文化治理功能的重要体现。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实施文化治理功能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大力实施文化战略、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优化治理环境的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应该顺应政策形势，以文化治理作为拓展与完善职能的指导方向和实施准则，将文化治理作为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和生命线，为推动国家、社会的善治与可持续发展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10]。具体而言，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治理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培育公民意识，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认识，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是公民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总称，集中体现了公民对于政治体系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价值认同和情感倾向等[11]。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资源，这本身就是一个公共性培育的过程。公民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现和认识自身的主人公地位，并积极认同于政治体系，其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并最终实现社会认同。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增强，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远发展。

　　公共图书馆在国家大力普及文化、开化民智的形势下应运而生。在读者服务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将自身对社会文化的理解，融入文献的收集、编目及利用等环节，进而影响读者对文献的选择与文化的价值认同，从而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塑造与定型[12]。公共图书馆通过举办各种读者活动，如讲座、阅读沙龙、知识竞赛、文化庙会、节庆主题活动等，传播文化知识，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循序渐进地对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不仅能够培育公民意识，而且是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3.2 优化社会行为，实现社会有序化发展

对文献的搜集、筛选、分编与揭示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图书馆对社会文化资源的选择倾向与价值认同。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这一过程中融入自身对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社会主流价值观等，通过文化的潜在影响倡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优化社会行为。

　　公共图书馆具有信息保存与传承、社会教育、信息交流、阅读推广等方面的职能。这是从公民个体视角出发，建立在微观层面上的对图书馆社会价值和职能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即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公共图书馆的价值不仅仅是被动地对信息、知识的收藏与传播，而是在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过程中，疏通社会心理，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念，增强文化凝聚力，进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有序化。公共图书馆并不是只有保存与传承文化的职能，它更为重要的使命在于通过文化的传承与流播过程，培育社会的公序良俗，进而促进和推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0]12。

3.3 发展文化民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多元化

2018年8月，第84届国际图联大会在马来西亚召开。会议发布了《全球愿景报告：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未来》，其内容的十大亮点中包含了信息公平获取和图书馆服务社区两个重要元素。

　　信息公平获取，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基本文化权利，文化治理是发展文化民主的土壤[11]77。前面有关公共图书馆文化治理功能的两点论述，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都体现了它的文治教化功能，这也是公共图书馆在兴起之初最本质的社会职能。而公共图书馆对促进信息公平获取、实现文化民主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文化民主(Culture Democracy)，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即人人平等地享有文化权利。这也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的重要原因。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指每一位公民都能公平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之所以是“大致均等”，是因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地域差异和个体差异，不可能实现绝对均等，而只能在整体上保障均等和公平。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使每一位公民都能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依据中央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十三五”时期必须重点确保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到2020年在总体上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公共图书馆致力于保障每一个读者能平等地享受其提供的服务和资源，这正是公共图书馆实现和发展文化民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体现。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体现在：保护和增强文化多样性；保障读者的文化参与权；保证读者能够平等地接触到文化设施和文化资源，尤其注重对弱势群体(如儿童、老人、残障人士、贫困地区群众)的权益保护。

　　图书馆还要充分考虑文化活动参与和文化资源供给的便利性，可以考虑跟社区文化中心合作。其实，这种跟社区合作的方式在国外非常普遍。国外图书馆一直都强调打造“社区”概念，注重跟社区合作，实现双方在资源上的共建共享，同时，给社区居民提供便利，营造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社区提供场地，图书馆提供图书资源和活动策划，不仅能够节约和充分利用资源，也能方便社区居民就近享受文化资源和服务。

4 结 语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文化的作用与地位逐渐凸显，文化的治理作用也开始受到各国重视。相较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等治理手段，文化治理更显人文关怀，它是一种“软治理”模式，能够与其他治理方式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文化治理不是治理文化，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钳制文化，亦非限制文化多元化发展，而是以文化为手段来解决国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可以通过提供借阅服务、开展读者活动、创新服务模式等诸多方式，培育公民意识、优化社会行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和文化多元化发展，辅助实现国家、社会的良性运转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