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傅增湘(1872—1949)，字叔和，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四川江安人，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藏书家，在目录学和版本学等方面均成就斐然。傅增湘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也致力于藏书、版本、目录、校勘、古籍整理，穿梭于新旧文化之间，在中国近代藏书史、目录学史上，傅增湘的影响和贡献都是深远的。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关于傅增湘研究的成果进行分析，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傅增湘藏书事业研究、傅增湘文献学思想及成就研究、傅增湘其他相关研究。

1 傅增湘藏书事业研究

傅增湘是民国以来继吴兴陆氏、钱塘丁氏、聊城杨氏、常熟瞿氏等清末四大藏书家之后的又一大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评论道：“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尝得宋元《通鉴》二部，因自题双鉴楼。比年，南游江浙，东泛日本，海内外公私图书馆，靡不涉目。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1]傅增湘的藏书事业贯穿其一生，于内可以体现其藏书思想及收藏管理方法；于外而言，他的藏书可以为其他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且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关于傅增湘，前人多把他定位为藏书家，相关研究主要以其藏书思想和藏书活动作为重点。分析近二十年来关于傅氏藏书事业的研究，可以将之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1.1 傅增湘的藏书活动研究

关于傅氏的藏书活动研究大多是以介绍其生平为开端，继而论述其辗转各地，倾力藏书的过程及成果，同时介绍其藏书规模，肯定其藏书地位，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去论述相关的内容。首先孙荣耒的博士论文《近代藏书大家傅增湘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该论文中除了基本的生平介绍，还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傅氏的藏书特色以及聚书途径，在此基础上分析傅氏对所藏书籍的研究，每一条都有相应的例证以资证明。此外，专就傅氏的访书活动而言，王玮的《傅增湘日本访书考略》(《图书情报工作》2004年第3期)比较有代表性，文中主要“从其自述的视角展示傅增湘先生的藏书校书事迹”，“详细论述傅增湘先生赴日访书的背景、经过和成果”[2]，为读者窥知傅氏到访日本求书这一过程提供了材料。关于傅氏藏书活动的研究还有以下成果：康世明《大藏书家傅增湘》(《四川统一战线》2006年第3期)、《“双鉴楼主”傅增湘》(《阅读与写作》2003年)、岱峻《傅增湘——最后的藏书家》(《巴蜀史志》2006年第4期)、刘安《藏书大家傅增湘》(《文史杂志》2015年第6期)、孙英爱《傅增湘藏书献书探究》(《科教文汇》2011年22期)、郑淼文《藏书宗师傅增湘研究》(《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等。根据以上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可以勾勒出傅增湘的生平以及藏书活动概况。

1.2 傅增湘藏书思想研究

自2000年来，对傅氏藏书思想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冯志的《始之以鉴存 继之以校勘 卒之以传播——论傅增湘的藏书思想及实践》(《四川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3期)，其文主要就傅增湘概括藏书家董康的三句话“始之以鉴存，继之以校勘，卒之以传播”出发，从“鉴存、校勘、传播”三方面具体论述傅氏的藏书思想以及相关实践[3]。自此以后，关于傅氏藏书思想直到2019年才有专门的研究，景娴、雷晓庆在《傅增湘的藏书观及藏书实践述略》(《晋图学刊》2019年第1期)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傅氏的“实用、进步而开明”的藏书观，进一步分析说明了傅氏运用“藏书致用”与“用重于藏”的藏书观来藏书治学的概况；肯定了傅氏重视书籍的流通，“役书而不为书所役”[4]。总的来说，这两篇代表性的专门研究傅氏藏书思想的文章虽然具体表述不一样，但是其基本的内涵却不谋而合。此外，柳和城、宋路霞、郑宁《藏书世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中华书局2009年4月)等著作均有专章对傅氏藏书活动、藏书思想进行综合性论述。

　　对傅氏藏书思想的研究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聚书和用书。聚书方面主要体现傅氏的聚书途径、聚书偏好、以及聚书理念，用书方面主要体现傅氏藏以致用以及促进书籍传播和流通的观念。傅氏藏书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其他藏书家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是，他对藏书的研究与利用，既藏书也用书。丰富的藏书是他研究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基础，同时也是他流通古籍、传播传统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他研究方面的功力又为他的藏书提供了指导，傅氏将藏书与用书相互结合，相互为用，不为书所役。

1.3 傅增湘藏书价值研究

1.3.1 保存文献资料。傅增湘的藏书成果、藏书地位得到了大家的接受和肯定，在今天看来，他的藏书价值最重要的就是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为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如丁延峰《傅增湘与海源阁遗书》(《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4期)，该文主要就傅氏在保护、研究和利用海源阁遗书作出的努力进行说明，同时论述了傅氏对海源阁遗书进行梳理版本源流，比勘版本优劣，鉴定版本真伪的价值。同年还有周君平《傅增湘所藏六种宋版书覆刻初印蓝本》(《文物世界》2006年第2期)，主要介绍了6种傅氏所藏民国刊刻的宋孤本，以此说明其藏书的价值。

　　其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谢东荣的《傅增湘与〈永乐大典〉》(《四川图书馆学刊》2007年第1期)，该文“从收藏与著录、辑佚、影印、研究等四个方面阐述傅先生与〈永乐大典〉的关系，从而揭示先生为保存、保护与研究〈永乐大典〉所作的贡献”[5]。文中肯定了傅氏在保护和研究这一历史上著名的类书的贡献，也论述了傅氏关于《永乐大典》研究成果的价值。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王函《重庆图书馆藏傅增湘捐书管窥》(《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年第2期)、畅远恒《关于傅增湘旧藏〈摩墨亭墨考〉及跋文》(《卷宗》2015年11期)、尧育飞《傅增湘与〈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1)《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为傅增湘旧藏。》(《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年第3期)等。另外，肖君《山西博物院傅增湘收藏善本概述》(《文物世界》2017年第1期)主要是以山西博物院傅增湘藏书为研究对象，分析探讨山西博物院现藏傅增湘藏书状况以及特点；肖伊绯《傅增湘与〈道藏〉影印》(《中国道教》2018年第2期)主要是以新发现的傅增湘向友人卢弼推荐《道藏》影印本的书信为研究材料，继而论述傅氏为影印和宣传《道藏》所作的努力。

　　1.3.2 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这个角度的研究主要是探究傅氏的藏书经验、傅氏在所藏书籍的整理和利用方面所作的贡献，一是典范作用，二是文献流传作用。关于傅氏对档案文献的研究主要有张骞文、黎新军《傅增湘对档案文献的贡献》(《陕西教育》2012年12期)和李海洋《藏书大宗傅增湘与档案文献》(《兰台世界》2014年19期)；关于傅氏对图书馆方面的贡献研究主要有赵云利《藏书大家傅增湘与图书馆》(《兰台世界》2010年13期)和李丽君《傅增湘生平与图书馆学成就考察》(《河南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4期)。

2 傅增湘文献学思想及成就研究

傅增湘藏书的最初目的在于保存古书的完整。他曾说：“余尝谓古书名翰，数百年来历劫仅存者，必不忍任其磨灭销沈，随水火尘埃以俱逝。故生平所获残籍，苟其珍奇罕见者，往往穷搜博访，使离者复合、缺者更全。”[6]但傅氏并不是纯粹的藏书，而是将藏书与用书相结合，互为基础。近20年来对傅氏文献学成就的研究大都基于其著作，如《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双鉴楼善本书目》等，从专著着手，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文献学思想以及对文献学成就的总结。这些论文大都以介绍傅氏生平、著作、藏书过程、藏书思想为开端，再逐步深入谈及其文献学思想或成就。基于此，下文分析只侧重傅氏研究中文献学部分的内容。

　　这类研究成果主要以硕士、博士论文为主。李觉元《傅增湘文献学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探究傅氏的文献学思想，分为目录学思想与校勘学思想两个方面。在论述目录学思想方面，以目录学著作中所记跋文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跋文的特点、题跋风格、仔细考究跋文内容等，以小见大，进一步明确傅氏目录学思想；在校勘学方面，主要将版本与校勘相提，同时分析了校勘义例，全面透彻。孙荣耒《近代藏书大家傅增湘》(山东大学2007年)主要从版本和校勘两个方面着手。以上两篇文章在后面都附录了傅增湘的学术年谱，李觉元的文章主要以《藏园群书题记》和《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为参考；孙荣耒的文章主要是以年为时间单位。由于此二文都力求全面研究傅增湘的学术成果，所以文中年谱对于傅氏的许多学术活动都未能囊括和体现出来。相对于这两篇文章，在傅氏年谱整理和研究方面比较全面和综合的还有孙英爱《傅增湘年谱》(河北大学2012年)。

　　其他关于傅氏文献学思想和成就的成果主要是基于具体的著作来进行研究，主要有李素红《〈藏园群书题记〉研究》(河北大学2010年)、张丽艳《〈藏园群书经眼录〉研究》(河北大学2011年)。这两篇文章都以傅氏具体的著作为研究材料，分别从版本、目录和校勘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相比之前的研究文章，较为全面和深入。

　　以上关于傅氏文献学思想和成就的研究成果中，每篇文章都有不同的发现和创新，但是严格说来还不能完全说明傅氏的文献学思想和成就。关于傅氏藏书的成就和特点，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似乎比较全面，但若以傅氏著作中具体的内容相较，有一些方面还是没有涵盖进去，需要进一步地深入。此外，傅氏的著作有一定的数量，如果单纯以某一著作为研究材料，只能说明这一著作所反映的内容和思想，而不能涵盖全部。而且，其中的例证大都只引用其著作的一部分，并不能完整体现傅氏文献学思想。

3 傅增湘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藏书和文献学思想、成果研究，关于傅增湘的研究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对傅增湘专著订补、辨误研究、傅增湘手札研究、与友人书信往来研究、教育贡献研究、书法研究等。

3.1 专著整理订补研究

该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傅氏已出版的代表性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在此基础上进行订补或辨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石莹丽、丁延峰《〈藏园群书经眼录〉补正七则》(《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8期)，考证详细，论证充分。丁延峰后来又有《〈藏园群书经眼录〉补正续》(《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3期)，主要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又订误数则，同样考证详细，可以作为我们检阅该书时的参考。

　　关于《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李寒光《〈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订误》(《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9期)一文认为“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存在着版本鉴定之误，版式、行款、牌记及藏书印鉴等著录之误，以及书名、著者、堂号等著录之误，笔者通过具体实例加以辩证、考订”[7]。该文胜在全面，且每个方面都论证详细，引证材料也比较详尽。李寒光后又有《〈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条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12期)，该文主要是对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在之前论文的基础上作更详细、更深入的论述。此外，还有时永乐、任慧芳《〈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失误七例》(《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12期)，该文主要“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将其失误之处归纳为误记《四库》底本、误记版刻时间、误记版本特征、不详版刻时间、失载重要版本、以残本为完帙、预告信息有误等七例”[8]。每一例都论述详细，不同的观点之间根据具体的材料做取舍，相比李寒光的两篇文章而言，是一种补充、深入。相似的文章还有何曦的硕士论文《傅氏〈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订补之订误》(河北大学2014年)，该文主要以中华再造善本初编为第一手资料，研究《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经、史二部书目并通过具体实例对其进行辨误。另外还有胡鹏燕的硕士论文《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集部订补》(河北大学2015年)，该文主要以《书目》中的集部部分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再对其中傅氏订补之误作相应的订正，同时有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对傅氏所未见或失收的书目根据中华再造善本初编的重要版本进行了补录。

　　傅增湘的这两本著作对于研究文献学、版本学的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使得傅氏在编写或者订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错误。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两本工具书的时候，要注意分析其中的错误部分，二是可以参考以上的论文成果。总的来说，以上论文中的每一例都是很好的参考材料，里面订补材料的方法也值得学习。

3.2 文献整理研究

有关史料整理的研究论文，主要有访书经历与友人书信来往研究、古籍搜集与整理的研究。对傅增湘手札、访书经历、与朋友书信来往等的研究，公开的旧有资料主要有《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犊》(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等，同时一些与傅增湘关系甚密者，如胡适、谢国祯、蔡元培等人的日记、书信中，也保存了许多傅增湘的资料。还有一些对傅增湘遗稿、书札整理的文章，也保存了其访书、交友的资料，如傅熹年《〈藏园日记钞〉摘录》(《文献》2004年第2期)、朴子《傅增湘、邓镕书籍交往之又一证》(《文献》2006年第4期)、李小文、孙俊《文友堂藏傅增湘手札》(《文献》2007年第4期)、王函《周叔弢傅增湘藏书校书合璧举隅》(《文献》2009年第3期)、稻田耕一郎的《傅增湘的遗稿——致松丸东鱼的书信和绝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和《傅增湘·松丸东鱼·高罗佩—高罗佩次韵傅增湘诗》(《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等，这些都是研究傅增湘的重要史料。

3.3 其他研究

除了以上这些研究方向，还有人注意到了傅增湘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如田正平、闫登科《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42卷第6期)一文逐步论述了傅增湘在连任总长期间对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肯定了傅氏对教育发展的积极的推动作用，阐述得当，论证全面。类似的文章还有李俊生《傅增湘与直隶地区教育的发展》(《邢台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此外，有人研究傅氏书法，如朱伯健《藏书大家傅增湘的书法》(《书法》2015年第11期)，文中附上了傅增湘手札，通过对手札的分析和鉴赏来说明傅氏书法特点。不管是从教育角度，还是从书法角度来研究傅增湘，都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全面、更立体地认识傅氏本人。

4 结 语

关于傅增湘的研究在这20多年间循序渐进，每一篇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该研究向前推进了许多，不管是针对傅氏的藏书活动、藏书思想，还是文献学思想、成就，还是从其他角度进行的研究，都奠定了今后研究的基础和方向。其他研究者可以在已有基础上深入，比如关于文献学成就方面，不管是以总体研究，还是专书研究为基础，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再比如著作订补方面，目前主要成果集中于《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两本，然而傅氏的论著不仅仅只有这两本，仅就这两本而言，已指出的订补之外也还有许多未发现的错误，今后还可以根据发现的新材料、通过新角度、凭借新方法展开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