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 a.图书馆与信息中心；b.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管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施，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成果文库等类别，涵盖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26个学科门类。其中，年度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三类)设立时间最长、立项规模最大、覆盖面和惠及面最广，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主体。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年度项目始于1987年，至今已有31年的历史，近 2 000 个课题获得资助。部分学者从年度资助情况、社科项目类型分布、项目负责人出现频次、项目负责人单位和地区分布等角度研究了获批的项目，反映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例如，凌民(2004)基于1994—2000年图书情报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地区分布、学校分布、核心研究人员三个方面探讨了基金项目的区域分布；周志峰(2009)对1994—2008年期间404个立项项目进行了多维计量分析，获取了该学科研究领域的权威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等方面的信息；叶佩珍(2015)以2004—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从项目时间分布、项目地区、项目学科和机构分布、项目结项情况、项目成果产出情况对 3 568 个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进行了计量研究；张琳(2015)汇总1994—2014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目立项数据后，从年代分布、地域分布、机构分布、负责人、研究周期、预期成果类型、研究主题等角度开展了计量分析；郭哲敏(2016)简要概述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后，比较了2011—2014年不同时间段内的数据，从项目申报及入围情况和立项项目(涉及所属系统、地区、立项单位、项目负责人职称、与课题指南相关度)详细探讨了2015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刘娟等(2017)以1991—2015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和一般项目为基础，探讨了项目的时间分布、项目主题、项目负责人地域和单位分布、项目负责人职称、项目结项成果等。本研究分析了该领域现有的研究文献，发现现有研究的最终数据截止于2015年，需要补全2016—2018年的数据；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年度项目和西部项目，具有片面性；现有研究主要涉及立项信息，较少探讨结项数据。
1 数据来源
此次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该数据库由“立项查询”和“成果查询”两个板块组成。在“立项查询”中，可以查询到某个立项项目的具体信息，如“项目负责人”“立项时间”“项目类别”“项目批准号”，项目负责人的“专业职称”“工作单位”“所属系统”。在“成果查询”中，可以查询到某个立项项目的“结项时间”“结项成果”“结项证书号”，专著的“作者”“出版时间”“出版社”，以及该立项项目建设期间的“获奖情况”等。本研究在提取每年的立项数据时，设置的检索条件是：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立项时间=1994，1995，1996……2017。每一年的检索结果单独储存。由于2018年的立项数据还没有录入该系统，本研究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上下载了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在核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拷贝的数据时，发现少数项目有重复，经过人工甄别，去掉重复部分后的项目总数为 1 814 项，其中有9项没有注明项目类别。2 检索工具
此次研究主要使用语料库语言学检索软件AntConc3.2.1w提取数据。检索前，将下载的原始数据存为Excel文件格式，需要分析某一项数据时，再把该部分数据拷贝出来，转存为纯文本研究件时，选用“其他编码”的Unicode(UTF-8)格式。该软件可以快速准确地统计出需要的数据。例如，将1994—2018年的 1 813 个项目分别转成为25个纯文本研究件(每年建一个文件)，检索得到的数据如下：检索结果界面(图1)的数据解读：左下的Total No.25表示载入了25个文件(25年，每年一个txt文件)；右上方的Total No.of Word Tokens表示这25个文件里有 1 813 个项目；中间上方的Total No.of Word Types 8表示这 1 813 个项目分为8大类(未注明的项目标注为“未注明”)；中间的具体数字表示这 1 813 个项目在8大类项目中的具体分布情况，即一般项目(994项)、青年项目(492项)等。
图1 检索结果界面
3 数据与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分两个板块：立项查询和成果查询。本研究基于这两个板块，从立项时的数据和结项时的数据统计分析这批立项项目。3.1 项目立项数据分析
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的“立项查询”模块可检索到11类数据。本研究将重点放在立项项目总体情况、项目类别分布、核心研究结构、核心研究人员和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称等方面。3.1.1 项目总体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1994—2018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获得7个大类 1 804 个项目的立项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信息显示，该库收录的数据除了常规申报的23个学科外，还包括教育学、军事学和艺术学三个单列学科的数据。历年数据显示，军事学和艺术学的项目总数分别为63个和129个。由于这两个学科的特殊性，表1小计一栏里的项目数 62 670 个是剔除了这两个数据后，其余24个学科的项目总数。从表1还可以看出：
表1 1994—2018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体情况(单位：个)
(1)如果学科均衡发展，这24个学科各自应该获得的立项数为 2 611.25(62670/24)个，换算百分比为4.17%。表1中，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占比只有2.8%，与平均占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2)尽管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立项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总的占比波动不大。1994—2018年，占比小于2%的4次，大于3%的6次，其余居于2%～3%之间，最高占比为2008年的3.29%。
(3)2006年、2010年、2012年是3个分界线。2006年之前的年度立项数均不到50个，2010年前均不到100个，2015年(含)之后，每年超过150个。
3.1.2 项目类别分布。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家社科基金，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已有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成果文库等8大类别。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人员在这8大类别的研究实力如何？表2统计了1994—2018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别分布。
表2 1994—2018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别分布(单位：个)
续表2
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分为8个大类，从表1我们只看到7类数据，独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再次登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查对，检索式“项目类别=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学科分类=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其他5项(立项时间、专业职务、单位类别、所在省市区和所属系统)均勾选“全部”。检索结果仍然为零。通过下载2010—2017年的697个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逐一查对，发现有一项应该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即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申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词典”，项目编号为“11WTQ001”，只是信息录入时，学科类别写的是“图书情报”，而非“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随后，经查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通知公告发现，2012年1月20日公示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但该项目在公示名单的学科里写的是“图情文献学”。确认该项目后，本研究将该数据添加到表格里。
从表2可以看出，8类项目的数量分布不均衡，“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具有绝对优势，尤其是“青年项目”，占比优势明显，与其他学科的差距较小。在“重大项目”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研究的基础薄弱，两类项目合计才获批7个，分别仅占各自领域立项项目的0.54%和0.15%，与其他学科间的差距很大。
3.1.3 项目核心研究机构。使用检索工具检索数据前，本研究对 1 814 个项目的“工作单位”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处理，一是工作单位的统一(涉及学校更名或学校合并，统一使用现在的校名)，二是去掉单位名称里的二级部门名(如“武汉大学科学情报系”“武汉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统一处理为“武汉大学”)。此次研究我们统计的时间跨度为25年，表3是1994—2018年获批25个及以上项目的单位。
表3 1994—2018年承担25项(含)以上国家社科基金的单位
① 以“中国科学院”为第一机构冠名的项目负责单位中，有的是独立的行政部分，且分散在不同省市，如“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但为了统一，本研究仍只取第一机构进行统计。
统计数据显示，这 1 814 个项目的承担单位为421个。其中，平均每年获得1个项目立项的单位有14个，它们共获得568个项目，占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的31.31%。结合现有数据发现：
(1)位居该领域前三名的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尤为突出，平均每年获得2个以上的立项，除了西部项目和中国学术外译项目外，这3所高校都获得了其他6类项目的立项，展现了在该领域绝对的研究优势。同时，2017年年底公布的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数据显示，参与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的39所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中，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位列该学科前2%(或前2名)。紧随其后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位列2%～5%，不含2%)，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并列为“第三梯队”。换句话说，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并列第一，中国人民大学位列第三，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并列第四。学科评估是综合实力的检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反映一个单位研究实力的一项指标，该指标与学科评估结果高度一致。
(2)表3的14个单位中，有11所高校。从地域上看，它们均不在西部地区，不可能申请西部项目。它们在不能申请西部项目的情况下仍能位居前列，说明这些高校在其他项目方面具有深厚的研究功底。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西部高校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的研究实力与中东部高校存在一定差距，亟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布局。
(3)这11所高校中，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既是“211”也是“985”高校；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和郑州大学是“211”高校；湘潭大学、黑龙江大学既不是“211”也不是“985”高校，它们从政府部门获得的经费和其他支持与“211”“985”高校相去甚远，但它们在该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也说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的必要性。如今，那些非“211”、非“985”高校的优势学科逐渐有了施展拳脚的好机会。
3.1.4 项目核心研究人员。这 1 814 个项目中，2011年立项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负责人署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重大项目“云计算环境下的信息资源集成与服务研究”的负责人为2人(杜小勇和卢小宾)，其余项目的负责人均只有1人。用AntConc3.2.1w检索出数据后，得到少量同姓名但工作单位不同的研究人员，我们根据最新工作单位的个人介绍和CNKI数据库里论文的作者介绍等信息逐一进行甄别。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大学刘兹恒获得5个项目，荣登榜首；获得4个、3个、2个项目立项的研究人员分别为8人、31人和203人。获得2～5个项目立项的243个研究人员成功申报到539个研究项目，其余 1 275 个项目的负责人为1人。表4为获得3个以上研究项目的核心研究人员及其所在的工作单位。
表4 获得3个(含)以上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及其所在工作单位
表4呈现的内容和研究数据显示：
(1)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核心研究人员分别为5人、4人、3人。结合表3不难发现这三所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方面的优势：顶尖研究人员集中，整体实力强。
(2)某些单位整体实力虽然偏弱，但它们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非常突出。例如，1994—2018年间，贵州省委党校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共获得3个项目的立项，这3个项目是贺洪明分别在2005年、2011年和2017年获得。再如聊城大学，在此期间共获得4个项目，而丁延峰独揽其中3项(2008年、2011年和2014年)。
(3)核心研究人员不但获得的立项项目多，研究项目的影响还很大。例如，获得4个或5个项目立项的这9位研究人员，他们所获得的37个项目数据情况为：青年项目(1项)、一般项目(19项)、成果文库(2项)、后期资助项目(2项)、重点项目(12项)、重大项目(1项)，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获得的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占三分之一。
(4)表4的41位研究人员中，只有两位来自西部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地区与核心研究人员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在核查项目负责人相同、工作单位不同的信息时，也发现西部地区研究人员“东移”，即调入了东部高校。
3.1.5 项目负责人专业技术职称。在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随着年岁的增加和研究成果的增多，慢慢地从初级职称一步一步地迈向高级职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对没有高级职称的申报人员有附加申报条件。一般说来，职称与研究能力存在对应关系。那么，如果没有高级职称，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功率有多大？
表5 项目负责人的专业技术职称
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下载的2018年立项数据没有项目负责人的职称，1994—2007年间部分项目也缺乏这一信息。统计结果显示，“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重点项目”这四类项目中，提供了职称信息的项目比例分别为81.1%、88.01%、92.72和80.56%；“后期资助项目”和“成果文库项目”的所有项目均有职称信息；“重大项目”中，只有3项有，另外9个项目本研究从CNKI里查证了项目负责人的职称。从表5可以看出：
(1)只有“青年项目”里出现了“初级职称”，且比例非常小，不到1%。
(2)“初级”和“中级”职称的教师或研究人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时，成功率高的是“青年项目”，在其他项目里则难度较大。
(3)虽然“青年项目”主要针对年轻教师或研究人员，但成功申请到这个项目的群体里，超过36%的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说明这部分项目负责人专业知识较为扎实，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突出的前期研究成果。
(4)“重点项目”“重大项目”“成果文库项目”的负责人中，一般都具有正高级职称，“重大项目”尤其如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里只查到3个“重大项目”有负责人的职称，经由CNKI查证这些负责人同期论文的个人简介，发现这12位负责人中有8位是博士生导师，有3位是所在单位负责人，他们学识渊博，学术成果丰富，也从侧面表明此类项目的申报难度。
3.2 项目结项数据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的“成果查询”模块，可以检索9类信息。本研究的重点放在“项目类别的结项率”“成果等级”“专著出版”“获奖情况”等方面。3.2.1 各类项目的结项率。由于项目的类别和自身研究内容所涉及的工作量，研究周期有一定的差异。那些有较好研究基础的项目，可能1年能完成研究工作，然后顺利结题；而有的项目可能需要3—5年。有些项目甚至还不能顺利结题。为了更好地考查不同项目的结项数据，本研究只观察1994—2014年间的项目，因为2015年及其后立项的项目，有的还没有到预期结项时间。
表6 1994—2014年立项项目的结项率(单位：个)
本研究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下载数据，在统计时根据“结项时间”“结项成果”“结项证书”等内容来判断是否结项。从表6可以看出：
(1)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的平均结项率只有52.23%，换言之，有将近一半的项目无法顺利结项，结项率偏低。
(2)“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成果文库项目”两类项目由于立项数量少，研究比较顺利，结项率高于其他大类的项目。
(3)“重大项目”的结项率为零，主要原因是这12个重大项目的立项时间是2012—201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招标公告指出，重大项目的完成时间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一般应在5年左右完成，部分研究任务艰巨、规模较大、周期较长的课题可分期完成，完成时限不做统一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此类项目还没有到预期的结项时间。
3.2.2 结项项目成果等级。研究数据显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没有提供“后期资助项目(8项)”“成果文库项目(4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1项)”等三类项目结项后的等级；“重大项目”均未结项。因此，项目结项后的等级只涉及“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和“重点项目”四类。
表7 结项项目成果等级(单位：个)
从表7可以看出：
(1)四类项目的“优秀”和“良好”两类成果等级合计达60.61%，说明60%以上的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2)“重点项目”有近20%的研究成果获得优秀，远高于其他项目，说明该类项目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成果、项目的影响等方面较为突出。
(3)“青年项目”的优秀率偏低(5.47%)，“良好”率也不突出，而“西部课题”的“优秀”率和“良好”率合计不到50%，这两类项目的研究质量还有提升的空间。
3.2.3 项目获奖情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显示，“后期资助项目”“重大项目”“成果文库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四类项目没有任何获奖信息。所以，此次研究的数据只涉及另外四个大类的 1 745 个立项项目。
表8 项目获奖情况(单位：个)
从表8可以看出，四大类项目共有 1 745 个项目，其中的81个项目有获奖纪录，获奖比例为4.64%；“一般项目”和“西部项目”的获奖比例超过5%。研究这81获奖纪录后发现：
(1)“重点项目”虽然只有三个项目获奖，但这三个奖项的影响较大，分别是“国家档案局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精品教材奖”和“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这都属于省部级奖项。
(2)所有奖项中，级别较高的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三等奖或优秀奖，共17次)、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共6次)、省(直辖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共2次)、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次)、省(直辖市)精品教材奖(1次)、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次)。另有几项奖项标注的级别应该属于省部级，但信息不太全面，如“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省优秀成果一等奖”“××省成果三等奖”。其余的奖项主要是厅市级科研成果奖、学会奖、会议优秀论文奖等。
从获奖比例来看，近5%的项目获得各类奖励，数目不少，但奖励的等级有待提高，如没有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奖、论文奖或研究报告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只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没有一等奖。项目的主要成果形式是研究报告、专著和论文集，但也有少量是工具书、论文集、软件等形式；获奖项目中没有见到任何软件获奖；教材方面，影响大的除了“精品教材”这一称号外，是否纳入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衡量教材影响的重要指标。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报告”是各类研究项目的结项形式之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里只设计了“获奖情况”，衡量一份“研究报告”的价值，可以参考其是否获得某一级政府部门相关领导的批示或被某一级政府部门采纳。
4 结果与建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研究项目的主体，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完成质量来看，都发挥着学科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主导作用。作为国家规划的学科发展路径的学术表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近30年来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变迁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通过对近25年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立项课题的计量分析，可以把握学科研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态势。本研究发现：1)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在这25年间的立项占比为2.8%，而全国各学科的平均数值为4.17%，足见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2)在项目类别中，“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占比较高，急需加强“重大项目”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两大项目研究队伍建设；3)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三所高校不但具有其他高校遥不可及的学科整体研究实力，他们的研究人员也是本学科的翘楚；不管是核心研究机构，还是核心研究人员，东部地区明显强于西部地区；4)青年项目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单列出来，体现了国家对青年社科人才资助和培养的政策性取向。因此，在年龄合格的条件下、只有初级或中级职称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可以考虑申报“青年项目”，而“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的负责人一般都具有正高职称；5)项目的实际建设过程比申报设计的要长，导致近一半的立项项目没有按期结项；6)结项项目中，“重点项目”的优良率比较理想，达到60.61%，而青年项目的优良率低了7个百分点；7)结项项目的获奖数据显示，获奖率约为立项项目的5%，但获奖的类别和层次还有提升的空间。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在整体研究上，与其他学科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方面，研究几乎还没有起步；在“重大项目”方面与其他学科间的距离也特别突出。为了弥补这一短板，除了需要强化从业人员的研究意识，制定每个聘期内的科研目标等外，还需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整合研究力量。在学术外译项目方面，可以与外国语学院的研究人员联手，争取在该类项目的申报和立项方面有所突破。
(2)部分项目立项后执行较差，研究周期较长，没有按期完成结项，导致结项率不高。为此，除了加强项目的中期检查外，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要兑现申报时的承诺，给负责人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时间保障。可以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禁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期结项的项目负责人一定时期内再次申报其他课题；同时，可以把单位项目的结项率与今后该单位的项目申报结合起来，即某单位的结项率如果没有达到某一数值(假设为70%)，就限制该单位后期的项目申报；或者未结项项目负责人退回已经下拨的经费后，其他人员方能申报。
(3)为了鼓励项目负责人获得立项后投入时间和精力开展研究工作，顺利结项，对那些结项时获得“优秀”等的项目，可以给予奖励。
(4)为了缩短西部和中东部在研究实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除了继续加大西部项目的立项建设，中东部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如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建设)可以向西部倾斜(如组建结对院校，划拨或增加研究生定向招生指标；多接收来自西部的访问学者)；教育主管部门和院校在划拨行政经费时，可以追加经费，以资助研究人员外出参与各类学术交流；教育部门可出台政策，鼓励中东部院校在研究项目中加入西部人员，协作开展研究；学校划拨转向经费，邀请专家讲学。
(5)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其他研究人员需要拓展项目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要以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积极申报各级各类奖项，如学校、市、省、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各级学会设立的奖项、各类学术会议设立的会议论文奖，各级教材立项和建设(如学校、市、省级的精品教材或国家的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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