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阅读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从宏观上来说，阅读和阅读推广都是与阅读范畴有关的活动；从微观上来说，阅读和阅读推广属于阅读体系中的不同层面。我国的阅读推广活动和宣传最早可追溯到1933年9月28日，当时《大公报》创办《图书副刊》，对中外图书进行介绍、品鉴和批判。时至今日，阅读推广工作的发展日趋成熟，这其中不仅有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带头，还有民间社团、组织的积极参与。在理论成果方面，以“主题=阅读推广”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2019年4月18日)，查找出 8 272 条记录；在实践成果方面，国内各地均有关于阅读推广的活动与宣传，影响较大的有首都图书馆的图书交换大集活动、上海交通大学的移动图书馆活动、南京大学的心灵氧吧活动等。

1 源起——关于LAM、阅读推广的相关知识概述

目前，国内阅读推广活动的横向广度扩展已趋向稳定，然而对纵深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LAM(Library,Archive,Museum)模式除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优势外，与阅读推广还具有相似的职能、功能、背景、定位，有利于更好地扩展阅读战略纵深和满足公众日益多元的需求。

1.1 阅读推广与LAM的关系

2008年的研究报告《Public libraries，archives and museums：Trends i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指出，LAM服务的发展趋势是协同与合作，并倡议全球LAM组成联盟，共同建立统一、多元的LAM系统，以达到整合馆藏、信息服务的目的。此后，掀起了关于LAM整合资源的研究浪潮，国外关于此项研究较成熟，著名的活动有美国图书馆学会发起的《2011-2015战略规划》，提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增强合作以提高信息用户获取信息效率；英国特郡议会发布的《2004—2014图书馆与档案馆战略规划》，提出双方共同作用于统一框架之下，通过双方技术与服务途径服务于社会。然而，国内关于LAM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实践项目少且研究集中于社会记忆、清史纂修、文化信息共享等方面，在阅读推广方面仍有大量研究空间。

　　阅读推广又称为“阅读促进”(reading promotion)，是指“图书馆以达到培养一般阅读习惯或特定阅读兴趣而开展的图书宣传推介或读者活动”。可见，阅读推广活动与LAM协作目的都是为了开展高效的服务。与此同时，三者可以为阅读推广提供更为丰富的馆藏资源。

1.2 现阶段阅读推广中困境分析

1.2.1 资源开发层次浅显，缺乏深度推广。目前，国内阅读推广工作主要由图书馆承担，其资源固定，缺乏对作者创作背景、实物、资料的整合，导致推广书目受限和推广深度不足。通过对比分析掌阅、书旗、咪咕、网易云阅读四款App，可以发现书目种类单一，对书本背景介绍寥寥数句。真正的阅读是在理解特定背景下的文字意义并参照个人经历产生感悟，想要做到深层次的阅读，必然要对特定的社会环境背景和作者经历有深刻的认识。LAM三方作为阅读推广主体，可为书籍汇编大量史实资料，不仅可扩增不同时期书目数量，而且其推广深度亦能够满足当今公众和社会的需求。

　　1.2.2 对推广客体需求与划分深度不够。阅读推广活动推出的书目应结合客体，并按照一定标准选取。目前，国内相关阅读推广活动质量不一，关于高校的阅读推广活动质量较高，而关于不同职业群体以及老年人的阅读推广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较少。造成阅读推广活动质量参差不齐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对推广客体分类以及计划的制订不详细，不仅会影响活动成效，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其二，关于客体的研究缺乏连续性研究与实践，多数推广活动未对客体做深层次的调查与分析。例如，2018年贵州全民阅读活动在特殊群体方面的工作较为突出，而对其他群体划分不够细致。如果由LAM三方共同开展推广活动，档案馆可通过全省档案对人口比重进行更细致的分类，益于推广活动的精准化和细致化。

　　1.2.3 线上阅读App功能不够多元。2015—2018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新媒体阅读方式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扩大。在新媒体阅读推广方面，以微信阅读、网易蜗牛阅读、Kindle等App为例进行分析，从内容上，发现推荐内容、种类丰富，但对推广范围缺乏针对性且深层次阅读体验不佳；从功能上，存在一些有特色的功能，如手写、标注、评分、有音朗读、排名等，但与公众需求还存在一定距离。阅读推广App想要吸引不同群体下载和使用，不仅要增加读物阅读经典型、深刻性，还要在功能上满足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相较于国内阅读App，国外2014年就提出了LAM三者相融，互相渗透、互相支撑。LAM三方进行阅读推广可将各部分技术、资源进行融合，相较于单方面推广更具优势。

　　1.2.4 评估目标不明确，缺乏系统分析。目前，关于阅读推广评判体系，学界尚无统一标准。阅读推广作为一项社会活动，通过用户分析、效果分析、过程分析等可为阅读推广活动总结，并对发展趋势起到前瞻性作用。通过CNKI数据库查找，发现关于阅读推广活动的评价研究较少，且多为问卷调查与网络调研，客观性与科学性不足。LAM三方进行推广活动，可以三方评估方法综合进行比较、选择、组配，利于活动持续、有效地开展。

2 建构——LAM为主体的阅读推广模式

LAM阅读推广模式主要从信源、信宿、信道、评价四个维度进行建构(见图1)，旨在针对阅读推广现状中的困境，找出突破途径。建构除具有多个要素外，还需要考虑要素配置和系统运行机理，以及各个工作环节之间的工作内容和作用。

2.1 模式运行机制及各维度间关系

LAM为主体的阅读推广工作，是由文化主管部门和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共同协作推进的一项社会公共文化事业，其目标是加强阅读推广深度，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信。采取“行政—计划”式的运行机制，即把行政、计划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各部分互相联系，最终协调运行并发挥效用。LAM为主体的阅读推广模式信源维度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三部分构成，是整个模式运作的核心。其工作内容主要是能动地对四个维度资源、活动形式与类型、效果进行甄选、组配、优化。信宿维度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对象(推广资源)和客体(分类以及计划制订)两方面，其作用可用“承上启下”概括：既为信源维度资源选择和推广客体定位提供服务，又为信道维度和评估维度工作的展开提供了内容和方向。信道维度的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客体的现实宣传及落实方式的选择，其作用类似于“系统前端”，即连接信源维度与信道维度的桥梁。评估维度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对活动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估，既有利于活动总结，又有利于往后活动的开展，主要起到保障作用。

　　

　　图1 LAM为主体的阅读推广模式

2.2 LAM为主体的阅读推广优势分析

2.2.1 资源投入：前期投入减少，品质不断提升。在各级、各类图书馆承担的大部分阅读推广工作中，需投入大量资源，这对图书馆建设、深化阅读推广工作都造成了一定阻碍。以LAM协作为主体进行推广，在资源方面，图书馆的资源投入大幅减少，但资源类型却更加多元、品质也可得到不断提升；在技术方面，档案馆、博物馆可将成熟技术引入到推广活动中；在评估方面，档案馆、博物馆可对统一活动进行多角度的评估与分析。

　　2.2.2 辐射范围：参与人数激增，影响力扩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LAM三方的服务都是以公众作为对象进行扩展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一定的受众基础，通过三个部门的宣传与推广，可以增加公众对其了解的程度；其二，三方人员参与到阅读推广的工作和事业中，不仅带来参与人数的增加，还能从多元的视角完善阅读推广工作。

　　2.2.3 活动成效：受益群体扩增，推广效益提升。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博物馆都以服务作为工作的第一要义，由于前期参与人数激增致使受益群体不断扩增，且可将三个部分的先进技术、经验、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产生“1+1+1>3”的效益。通过效益的提升，不断推动阅读推广活动发展与成熟。

3 解构——对LAM为主体的阅读推广要素分析

阅读推广研究落脚点是现实中的推广工作，通过详述四个维度与相关案例的展开，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工作相结合，说明LAM作为阅读推广主题的合理性与优势。

3.1 信源要素：主体间合作分工

由近年来关于阅读推广主题的文献和实践活动可分析出，推广主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同质性推广，由各级、各类图书馆独立或组成联盟进行推广；第二类是异构性推广，由各级、各类图书馆发起的多方联合推广，包括网络联合、文化与出版界联合等。在这两种主体的推广下，阅读推广活动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深化阅读推广的角度出发，可以学习国外组织相近学科的同质同构性联盟。LAM为主体的阅读推广活动可以有效调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馆藏资源，并深化读者知识体系构建与融合，最终完善“三位一体”的阅读推广主体建设。在推广实践中，可以根据各馆特色进行工作分工。以作家萧红为例，首先，图书馆可以按照时间、文体、语言等将其1935—1936年的作品进行汇编(见表1)；其次，档案馆、博物馆可以根据图书馆汇编结果开展作者手稿、实物、照片、资料等相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见表2)；最后，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进行审定工作。通过“三位一体”的前期准备工作，在服务方面，可为读者深层次的阅读做好基础工作；在费用方面，节省图书馆的投入成本；在管理方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传播方面，信息传递的范围扩大。

　　

　　表1 萧红在1935—1936年期间的作品

　　

　　续表1

　　

　　表2 萧红1935—1936年重大事件梳理

　　

　　续表2

3.2 信宿要素：客体分类及推广计划制定

在展开阅读推广工作之前，应对客体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再制订推广计划。LAM为主体的阅读推广客体可以从对内推广和对外推广两部分进行分类。对内推广客体主要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服务对象组成，且多数主观抱有积极了解的心理，可根据LAM三方馆藏特色开展阅读推广工作；对外客体分类多以年龄进行划分，如未成年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除此之外还有职业化分、社群划分等。以0～8岁儿童阅读推广为例，第一步，要对客体现状进行调研。根据2018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0.4%，低于2017年的84.8%；0～8周岁儿童图书阅读率为68.0%，低于2017年的75.8%；9～13周岁少年儿童图书阅读率为96.3%，较2017年提高了3.1%；14～17周岁青少年图书阅读率为86.4%，较2017年降低4%。通过数据可发现，0～8岁阶段与9～13岁阶段、14～17岁阶段的阅读推广工作存在一定差距，可根据调研、分析等方式寻找原因。第二步，要根据0～8岁儿童相关阶段特点进行分类和读物推荐。如0～4岁，认知有限、充满好奇、接受速度快对色彩感兴趣、有懵懂的认知，可以推广触摸型纸板书、韵律性强的有声读物、简单的绘本；4～8岁，喜欢有趣的故事情节和有说服力的知识且能够重复、表演完整或部分故事情节，对科学知识感兴趣且有一定推理性，可以推广图画与文字结合的书籍、绘本、故事情节丰富且类型多元的图书。最后，根据推广对象的现状和特点制订有针对性的计划。

3.3 信道要素：推广方式及技术应用

2015—2018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新媒体阅读方式所占比重在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们在兼顾传统阅读推广的同时还要致力于新媒体下的阅读推广。传统阅读方式最广泛的受众是中老年人，这就要求LAM主体在阅读推广时要兼顾纸质资源的经典性的同时提高服务精准性和主动性。除此之外，LAM主体要增加阅读推广线下活动的多媒体体验，并利用大量技术扩增现有新媒体阅读平台功能。线下阅读推广活动大致可分为展览活动、专题讲座、艺术鉴赏、竞赛类、头脑风暴类等，LAM在落实阅读推广活动中可以结合内在资源与外在需求，将活动类型进行不同组配，结合全媒体环境，如声像资料、影视资料、电子图书、多媒体资料等，以求取得阅读推广成效。在阅读平台功能扩充方面，要在目前阅读推广平台功能基础上，增添能显示LAM资源特色的功能区域。在阅读数据平台后端，针对推荐书目增加档案影像、手稿、重大历史事件、照片等资料的链接，增加阅读深度；在阅读数据平台前端，可以增加3D全景技术，链接到作者故居或相关博物馆，读者可以直观地对相关博物馆、故居展品进行线上浏览，同时可在每个展品建立声像或影像资料介绍，增加阅读推广的趣味性。此外，还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来丰富阅读数据平台功能，其一，建立同时期作家、作者链接，以方便读者进行扩展阅读；其二，完善检索功能，增加移动视觉搜索功能和完善字段检索功能；其三，建立线上分格讨论平台，按作者、年代进行划分，并积极组织线下讨论、参观、宣传、征文等活动。

3.4 制约要素：评估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阅读推广发展势头迅猛，推广活动多元，但评估体系方面却一直存在欠缺。LAM阅读推广评估体系建设要从信源维度、信宿维度、信道维度三方面进行考虑。在信源维度评估方面，要对前期工作中的LAM协作内容、费用、劳动耗时、预期效果、预期效果与现实比对等方面进行评估，完善评估体系建设；在信宿维度评估方面，要对推广对象的挑选进行评估，以绘本为例，参考国内首家母婴会员电商平台——果敢时代大V店。该平台自2016年开始，每年举行中国绘本节。在绘本的挑选方面，该平台参考国际安徒生奖、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英国凯特格林纳威奖的获奖绘本，总结出多条优质绘本的挑选标准(如具有鲜明的视觉形象，适宜儿童阅读；故事主题符合孩子思维逻辑、语言和行为的发展等)。在信道评维度评估方面，可以选择TOPSIS法、因子分析法对活动效果进行评估，也可辅以问卷、抽查、访问等方法对活动效果进行分析。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增多，如郝世博、朱学芳探寻通过引入信任动态评估机制对三方构建基于模糊专家系统的动态信任评估模型IAM-DTE。最后，由LAM共同组成阅读推广工作评价组，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实施办法、评价信息收集、评价考核标准、评价信息反馈等进行系统组织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