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433)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史通削繁拾补》一部，一函一册。书高23.9厘米，宽15.2厘米，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无栏线。卷端钤“自得/草堂/藏书”朱文方印、“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方印。

　　关于是书之书名、版本信息，复旦大学图书馆各式馆藏目录均有著录：

　　卡片目录著录为：“史通削繁拾补一卷 (清)朱允中辑 光绪壬辰(1892)清稿本 二册。”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简目初稿补编》著录为：“史通削繁拾补一卷 (清)朱允中辑 光绪壬辰(1892)清稿本 二册。”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简目续稿》著录为：“史通削繁拾补一卷 (清)朱允中撰 清光绪壬辰(1892)稿本 二册。”

　　复旦大学图书馆机读目录著录为：“史通削繁拾补一卷，清朱允中辑，清光绪十八年清稿本，1函2册。书号590003。”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著录为：“590003 史通削繁拾补一卷 (清)朱允中辑 清光绪十八年(1892)清稿本 二册。”

　　可见，根据卡片目录、纸本目录、机读目录、普查目录等已有馆藏目录，是书之书名项均作“史通削繁拾补”，版本项均作“清光绪十八年(1892)清稿本”。但根据书中之文本内容、题跋印记等相关信息，是书之书名项、版本项均有酌商之处，书名项当做“史通拾繁”，版本项当做“清光绪十八年(1892)唐恭安抄本”。谨考述如下：

1 版本考订

是书各卷卷端依次题“史通卷一内篇补录”“史通卷二内篇补”“史通卷三外篇补”“史通卷四外篇补”，根据卷端题名，可知是书分为四部分，卷一、二拾补《史通削繁·内篇》之删削，卷三、四拾补《史通削繁·外篇》之删削。但是，并不能依据“史通卷一内篇补录”等卷端题名来确定是书书名。

　　同时，有关是书之版本信息，虽然各式馆藏目录均著录为“清稿本”，然而文中并无著者之改动痕迹、批校之语，亦无著者之题记、印记等信息。因此，无法直观地确定是书到底是“清稿本”，还是抄本。

　　不过，是书卷末有唐恭安跋语两则，据此可以确定是书之书名以及版本信息。跋云：

　　“此《史通拾繁》一卷，系及门朱生允中所手录。缘《史通》原本及浦氏《史通通释》，赭寇乱后，板皆无存，即藏家亦罕见，唯纪文达《史通削繁》局刻本通行坊间。今人所读者，皆《削繁》本也。然文达是书，虽删繁就简，亦多足以开拓心胸，增广识见。其《疑古》《惑经》《载言》《表历》等篇，纵立论未纯，而即其寓意，亦间有可采，未能一概抹杀也。朱生既由徐氏借得《史通通释》旧镌本，与《削繁》本两两对校，将削处用朱圈标出，复手录其所削者，注明某页某行，汇为一卷，令读者一览了然，庶完《史通》之旧，其功亦可谓勤矣。今秋，持以示予，予读而善之，因照其式钞录一本，名之曰《史通拾繁》，盖即拾纪文达所削之繁也。书成而跋其缘起如此。壬辰良月十五日，钱塘唐恭安子敦甫跋。

　　“此书及《史通削繁》，予所朝夕观玩。乙未年季秋，偷儿入室，窃去书四十余种，此亦在内，为于邑者久之。今日无意中复行查得，亟购归。既失复得，亦不可谓非书痴之幸也。良月既望，子敦偶志。”

　　按：唐恭安(1842—1911)，字子敦，号菊隐老人，浙江钱塘人。廷纶子。附贡生。曾任国子监典簿。其父殁后，流寓绍兴。撰有《史籍所见录》(未见此书。民国间文献即著录已佚)、《菊隐庐诗录》二卷(民国十三年瓶华斋铅印本，浙江图书馆藏)等。

　　唐恭安第一则跋中所云“壬辰良月十五日”，为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十五日。第二则跋中所云“乙未年季秋”，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据唐跋可知，是书系其门生朱允中所撰。朱允中于光绪十八年壬辰秋，将所撰之《史通拾繁》稿本呈送其师唐恭安观览，于是唐恭安比照其版式抄录副本一部，命名为《史通拾繁》，取拾掇纪昀《史通削繁》所删去《史通通释》文字之意。后被盗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幸运的是，十月十六日，唐恭安见到了这部被盗的《史通拾繁》，并得以购回，因此续写了第二则跋文。按《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浙江选拔贡朱允中朱卷》(清光绪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唐恭安为朱允中之第五位受业师。

　　而且，是书钤有“自得/草堂/藏书”朱文方印，可知为唐氏家藏之本。按唐恭安之父唐廷纶，字雪航，钱塘人。寄籍顺天大兴。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湖州府学教授。撰有《自得草堂诗存》一卷(清同治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自得草堂词》一卷。可见，至迟从唐恭安之父开始，唐家即有自得草堂之号。又，唐恭安之子唐咏裳(？—1936)，字健伯，撰有《千字文训纂》一卷(清末铅印本，湖北省图书馆藏)、《秋门集》一卷、《貌若塑集》一卷(稿本，绍兴图书馆藏)等。其中，绍兴图书馆藏稿本《貌若塑集》一卷，钤有“自得草堂藏书”等印记。据此可知，“自得草堂”系唐家室号，至迟自唐廷纶即用此号。唐恭安虽为钱塘人，但其父殁后流寓绍兴，因此其子唐咏裳之稿本现存绍兴图书馆，亦属常理。稿本《貌若塑集》所钤“自得草堂藏书”印记，盖即为唐恭安之子唐咏裳所用印鉴。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史通拾繁》中钤有“自得草堂藏书”朱文方印，盖是书为唐恭安所抄，而又经其子唐咏裳收藏。

　　另外，《史通拾繁》正文字迹与卷末跋文字迹风格相类，而且叶面整洁，字体工整，文中亦无涂抹删改痕迹，可为唐恭安抄录门生朱允中稿本之参证。

2 文本价值

　　例如，《史通拾繁》卷一《六家》：“《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一叶五行”此段文字，本为《史通通释》第一叶第五行之文本内容，《史通削繁》删之，朱允中通过比勘二书，摘录此段删削文字。

　　那么，既然朱允中注明了《史通通释》的叶次、行次，他所采用、比勘之《史通通释》又是什么版本呢？

　　《史通通释》二十卷，自清乾隆十七年(1752)浦氏求放心斋刊刻流传以来，多有重刻、翻刻。如清光绪间翰墨园刻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益友书局刻本，民国十三年(1924)成都志古堂刻本，等等。同时，又有石印本、铅印本传世。如清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文瑞楼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宝文书局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通时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等等。其中，乾隆间浦氏刻本、光绪间翰墨园刻本是主要的《史通通释》版本，然二者之版式行款并不相同，一为九行二十二字，一为十一行二十四字。根据《史通拾繁》注文之叶次、行次，唐恭安跋中所云“(朱允中)由徐氏借得《史通通释》旧镌本”之“旧镌本”，当为清乾隆间浦氏刻本。

　　同时，根据唐恭安跋，“唯纪文达《史通削繁》局刻本通行坊间，今人所读者，皆《削繁》本也”，朱允中所采用、比勘之《史通削繁》，盖亦为局刻本，亦即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因此，通过《史通拾繁》，可以对《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处一目了然，也可以看出《史通削繁》的删削指向。那么，《史通削繁》到底对《史通通释》进行了哪些具体删削？或者说，《史通拾繁》是如何具体拾补《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文本内容的？

　　比勘《史通通释》《史通削繁》《史通拾繁》三书，整体来看，《史通削繁》对《史通通释》之“删削”，既有整篇删削者，亦有局部删削者。

　　从篇章编次来看，《史通通释》二十卷凡52篇，《史通削繁》四卷凡45篇，《史通拾繁》四卷凡38篇。《史通拾繁》篇章编次略依《史通削繁》而成。

　　《史通削繁》较之《史通通释》，无《载言》《表历》《体统亡》《纰缪亡》《弛张亡》《疑古》《点烦》七篇；《史通通释》之《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两篇，《史通削繁》改标题为《史官》《正史》两篇。由于《史通通释》之《体统亡》《纰缪亡》《弛张亡》三篇，仅列篇目，并无正文，因此，看似《史通削繁》比《史通通释》少了七篇，实则少了四篇。也就是说，《史通削繁》对《史通通释》之删削，《载言》《表历》《疑古》《点烦》四篇，均为整篇删削，《史通拾繁》对此四篇进行整篇增补。而且，唐恭安在跋中亦提及《史通削繁》之删削情况，认为“《疑古》《惑经》《载言》《表历》等篇，……未能一概抹杀也。”值得注意的是，《史通削繁》卷三包含《惑经》篇，未全部删去《史通通释·惑经》，《史通拾繁·惑经》亦仅拾补所删削部分之文本内容。

　　除了整篇删削、拾补之外，《史通削繁》对《史通通释》部分篇章之文本内容进行局部删削，相应地，《史通拾繁》对局部删削部分进行针对性拾补。

　　值得注意的是，《史通通释》卷三之《书志》篇分为序论、后论两部分，序论论天文、论艺文、论五行，后论论杂志。《史通削繁·书志》删去了《史通通释·书志》序论的一部分，删去了后论的全部。因此，《史通拾繁》先是在《书志》篇所处位置拾补序论文字，而后在全书之末拾补后论文字。

　　《史通通释》卷十五之《点烦》篇，《史通削繁》无，《史通拾繁》在《点烦》篇所处位置仅列篇目“点烦全删今补一提段在后”，并在全书之末拾补《点烦》。然而，《史通拾繁》并非全文拾补，而是仅仅拾补了《史通通释·点烦》第一段文字，并有按语，“按《点烦》一篇，讹误杂乱，不可胜乙，阅之殊使人闷闷，故均不录。”

　　另外，《史通通释·杂说下》篇分为诸史、别传、杂说三部分，《史通削繁·杂说下》篇、《史通拾繁·杂说下》篇则分为诸史、别传、杂识三部分，可知《史通削繁·杂说下》改动《史通通释·杂说下》之子目“杂说”为“杂识”。由于《史通拾繁》依《史通削繁》编次，因此亦承袭《史通削繁》之子目名称，作“杂识”。

　　从文本内容来看，《史通削繁》对《史通通释》各篇之正文、注释、按语多有所删削、改动。但是，《史通削繁》并不是对《史通通释》每一篇之正文文字均进行删削，对《断限》《载文》《补注》《邑里》《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核才》《烦省》《杂述》凡十一篇正文文字并未进行删削，亦即《史通削繁》沿袭了《史通通释》此十一篇正文文字，但对其此十一篇之注释、按语有所删削、改动。《史通拾繁》未拾补此十一篇之注释、按语，亦不必拾补正文。因此，《史通拾繁》无此十一篇。

　　而且，《史通削繁》在删削《史通通释》之时，对《史通通释》或者说是《史通》文本中排比举例之处，多有删削，以简练文字。例如，《史通削繁·因习》对《史通通释·因习》进行删改，具体如下：

　　删去了“同于玄晏也”“当晋宅江淮”之间凡208字，亦即“(……同于玄晏也)寻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尤相似者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者矣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触类而长实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隐独行而已魏收著书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卉服之地至于刘昶沈文秀等传叙其爵里则不异诸华岂有君臣共国父子同姓阖闾季札便致土风之殊孙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诸往例所未闻也(当晋宅江淮……)”。

　　删去了“其来尚矣”“孙权建鼎峙之业萧察为附庸之主”之间凡9字，亦即“(其来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践称王(孙权建鼎峙……)”。

　　删去了“虞裁江表传蔡述后梁史”之前11字，亦即“而扬雄撰蜀纪子贡著越绝(虞裁江表……)”。

　　删去了“自可类聚相从”之前8字，亦即“考斯众作咸是伪书(自可……)”。

　　删去了“襃贬何施”“凡为史者苟能识事详审”之间凡92字，亦即“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既具录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时人谓之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及邯郸氏撰笑林载之以为口实嗟乎历观自古此类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岂直葛龚而已何事于斯独致解颐之诮也”。

　　删去了“举一隅以三隅反”“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之间凡7字，亦即“告诸往而知诸来”。

　　由此可见，《史通削繁·因习》删去了《史通通释·因习》6处文字，凡335字。然而，《史通拾繁·因习》拾补了《史通削繁·因习》删去的4处文字，未拾补所删之第4处文字，亦即“考斯众作咸是伪书”8字，以及第6处文字，亦即“告诸往而知诸来”7字。从中也可以看出，《史通拾繁》在拾补《史通削繁》所删削《史通通释》文本内容之时有所遗漏，并未完全掇拾《史通削繁》所删削《史通通释》文字。

　　从批校注释上看，《史通削繁》删削了《史通通释》大量正文文字以及注释、按语，仅保留了《史通通释》之部分正文文字，以及部分注释。《史通拾繁》相应地拾补了《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正文文字，对《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注释、按语，在相应篇末仅拾补了六处浦起龙注释、按语，其他则是以天头批校的形式，拾补浦起龙注释凡九处。

　　总体来说，《史通拾繁》仅是对《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注释、按语进行小部分拾补，并未进行全部拾补。不过，《史通拾繁》天头还有唐恭安、汪曰桢等评释。凡是未注姓氏之评释，皆为唐恭安评；其他非唐恭安评释者，皆首以“某曰”二字。第一条天头批注即说明了此批注规则，《史通拾繁》卷一第二叶A面《本纪》篇天头云：“唐恭安谨注：侃侃而谈，读之鼓舞。以下凡不注明某曰者，悉是安僭评。”此条为唐恭安所评。卷一第二叶B面《世家》篇天头云：“浦起龙曰：班史废去世家，时势当然，言之凿凿。”此条为浦起龙注释。卷二第十叶A面《辨职》篇天头云：“汪曰桢按：冠猴当指沐猴而冠，献状当指乘轩者三百人，谓所用非其人也。”此条为汪曰桢按语。按：汪曰桢(1813—1881)，字仲雍，号谢城，浙江乌程人。咸丰四年(1854)举人。官会稽县学教谕。著有《古今朔闰考》等。

　　另外，相关方志在著录《史通拾繁》之时，多有讹误。

　　例如，[民国]《杭州府志》卷八七《艺文二·史部》著录：“史通拾繁钱塘唐恭安撰。”《杭州市志》著录：“史通拾繁 清 钱塘 唐恭安撰。”《重修浙江通志稿·著述·杭属经籍·史部》著录：“《史通拾繁》无卷数清唐恭安撰案：恭安，见上。《杭志》本传云：恭安喜读唐刘知几《史通》，得汪曰桢手校浦氏《通释》，朝夕寻绎，补校《疑经》《惑古》诸篇，加以纠正。复病河间纪氏荷繁过严，别为《史通拾繁》一书。祥符周星誉谓刘氏之功臣，亦浦、纪之诤友也。”以上方志均将著者误为“唐恭安”。按：《重修浙江通志稿》所云“《杭志》本传”，为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民国]《杭州府志》卷一四六《人物八·文苑三》中沈曾植所撰之《唐恭安传》。

　　相关论著在论及《史通拾繁》之时，亦有讹误。

　　例如，《偕隐庑漫笔》著录：“史籍所见录 钱塘钱恭安撰 案恭安，即校勘府志者咏裳之父。咏裳自云：此书及史评类所列《史通拾繁》，皆有目无书。”可见，《偕隐庑漫笔》误以“钱恭安”为“唐恭安”，而且还误恭安为作者，并记载当时唐咏裳认为《史通拾繁》有目无书，佚而不存。

　　可见，不管是《史通拾繁》之著者信息，还是版本信息、流传情况，相关书目、方志、论著均多有可商之处。

　　综上所述，《史通拾繁》一书，系朱允中以清乾隆十七年(1752)浦起龙刻本《史通通释》、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史通削繁》为工作本，对《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处进行拾补并汇编而成。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秋，朱允中将编撰之《史通拾繁》稿本呈送其师唐恭安观览，唐恭安阅后，比照版式抄录副本一部，命名为《史通拾繁》。此唐恭安抄本后经其子唐咏裳、暨南大学图书馆递藏，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史通拾繁》对《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篇章文字进行拾补，可以直观地辨析纪昀删削《史通通释》之史学指向。虽然《史通拾繁》仅仅是拾补《史通削繁》删削《史通通释》之大部分文字，而且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为抄稿本，但由于稿本未见，此抄稿本又包含唐恭安、汪曰桢批校，因此《史通拾繁》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