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广东 江门 529000)

　　新会景堂图书馆(以下简称“新会馆”)由香港爱国同胞冯平山为纪念其父冯景堂而创建，1922年奠基，1925年竣工开放，迄今有90多年历史。因办馆时间长，馆藏较为丰富，藏有一批珍贵古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在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新会馆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现已全面完成普查。在普查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日本汉籍。因为此次普查不收录境外版本，所以这部分馆藏未能纳入普查范围，但无论从内容到版本都有其独有的特征和文献价值。在古籍普查的同时，新会馆也完成了馆藏日本汉籍的整理、编目工作，摸清了馆藏日本汉籍的种数、册次、版本等情况，现对此批日本汉籍略作考述，特撰此文，就教于方家。

1 馆藏日本汉籍名录

汉籍，顾名思义就是用汉字撰写的书籍。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承载这一文明史的汉籍，浩如烟海，广传域外，深刻影响着周边国家的文明进程。日本刊印的大批汉文古籍(即日本汉籍)，便是日本民族吸收中华文化的证物。新会馆馆藏日本汉籍共30种32部465册(见表1)。

　　

　　表1 新会馆馆藏日本汉籍一览表

　　

　　续表1

2 馆藏日本汉籍的来源

新会馆所藏日本汉籍，一部分源于购买和捐赠，一部分是解放初期下乡征集而来。

2.1 购买

新会馆《入藏图书登记簿》有录：“《精注正文章轨范》七卷、《续文章轨范》七卷，日本明治二十四年(1891)东京松荣堂刻本6册，于1974年7月3日在新会区大泽镇收购得之。”

2.2 捐赠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日本天保七年(1836)校刊嘉永二年(1849)三重县重印本，148册，此刻书叶为皮纸，封面封底为黄色竹纸，筒子皮形式，封面未贴题签，前后各夹一张红丹纸，疑为后人重新装订。1960年6月17日由何剑庵惠赠，每册书前均钤赠书印，并记录赠书时间、赠书人、图书登记号，此部汉籍的登记号为“28945-29092”。又一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日本天保七年(1836)校刊嘉永二年(1849)三重县重印本，148册，此刻书叶为皮纸，书皮为黄色压花纸，扣皮形式，封面贴题签，钤“莫世中玺”“世中珍藏”等印。《炎黄天地》2005年第2期曾刊新会馆已故老员工梁如松撰《新会区“知识府库”景堂图书馆》一文，文中提到“有一位莫世中老师，在“文革”‘破四旧’期间，知道自己所藏的图书资料由街坊集中在景馆(新会馆又称为景馆)。这些图书，部分是家传文献，部分是他在广州求学期间购买。后来“文革”结束开始清理时，本来有机会追还，但他全部交给景馆保存处理”。所以此刻视为莫世中捐赠新会馆。

2.3 征集

除上述3部书合计302册外，其他29部163册均为解放初期下乡征集所得，馆藏《征集图书目录》均有记载。新会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价值的图书文物，留存民间不少。解放初期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注意到这一问题，于1956年2月，指示新会县文化科组织人力下乡征集图书文物。新会馆工作人员梁如松有幸参加此次征集工作，并撰文《我参加征集图书文物工作的经过》，文中提到征集小组曾往外海征集图书文物。清末民初，外海留洋青年人数居五邑乡村之冠，且特别喜欢留学日本，比较出名的有陈子褒和陈少白，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外海青年向往留日取经，学习日本的社会变革经验，期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继陈子褒和陈少白之后，先后留日取经的外海学子还有陈凤翔、陈晋英、陈韵楼、陈树梅等，这批征集的日本汉籍有可能是留学日本的外海人带回来的。

3 馆藏日本汉籍的版本特征

新会馆馆藏日本汉籍相对于传统中国古籍具有其独特的版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装订

大部分日本汉籍为四眼单丝线装订，装订眼之间基本等距，装订线离书边距离小于中国古籍，一般为1厘米左右。而中国古籍多为双线装订，单丝线装订时间长了，容易断线，馆藏日本汉籍书叶散落现象较严重。

3.2 开本

日本汉籍开本较中国古籍方正，也就是说日本汉籍开本的纵横之比小于中国古籍，如果一部书的高度跟中国古籍的高度相等，则其宽度往往大于中国古籍。计算馆藏30种日本汉籍的纵横之比，取其平均值约为1.46∶1，对馆藏中国古籍抽样30种调查，其纵横比的平均值为1.68∶1。

3.3 外封

外封包括封面和封底。日本汉籍外封略大于书叶，而中国古籍外封与书叶一样大。还有特别显著的一点，日本汉籍外封用纸通常比中国古籍外封用纸厚，修复专家潘美娣到馆查看这批书时曾说：“日本制作外封的纸张是用三层皮纸拓好再压花，因为拓的过程需要大量糨糊，这可能也是日本虫蛀比同期中国本要严重很多的主要原因。”日本汉籍外封为扣皮形式，四边内折，然后将一张与书叶大小相同的薄纸粘于其上，有的甚至将书名叶直接粘于外封上。

3.4 纸张

日本汉籍书叶多用双指帘纹皮纸，其质地粗厚，纸张纤维长，韧性极好。针对这一特点，新会馆以《和刻本古籍修复工艺和材料研究》为题申报了新会区科技计划项目，采用纸浆补书机对此批汉籍进行了修复，效果良好，得到业内专家认可，此课题获新会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5 训读符号

大多数日本汉籍在汉字行间都有细小的日语训读符号，对字词施以假名，用以表示日语的阅读顺序。新会馆馆藏30种日本汉籍中，24种为训读本，这也是辨识日本汉籍最主要的依据之一。

4 馆藏日本汉籍的特色及其文献价值

4.1 馆藏日本汉籍的类型

4.1.1 翻刻本。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因路途遥远，数量有限。为了满足国民对汉籍的大量需求，日本书商以中国典籍为底本刊印形成了翻刻本，因此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刊本的特色，但也因其同中国刊本相似度较高，在版本鉴定中应仔细辨认。新会馆馆藏翻刻本1种，即《司马氏书仪》十卷，日本芳春楼覆雍正二年(1724)汪氏刻本。书前有未署名者撰序，该序后有“传梫书堂”“稚川世家”两墨印；清雍正元年(1723)汪亮采撰序。目录后有雍正元年汪郊撰跋，雍正二年汪祁撰跋。书后有雍正二年汪郯撰跋。黄色内封刻“温公书仪。芳春楼蔵”。七十年代，此刻本曾被定为清雍正刻本，后笔者查得芳春楼为日本藏书楼，此刻书叶为皮纸，又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卷三有录：“葛氏传梫书堂。绍兴二年壬子(1132)。刻《温公书仪》十卷，序后有木记二，曰‘传梫书堂’，曰‘稚川世家’。雍正年间汪亮采有翻宋刻，日本又翻汪本。”故版本定为日本芳春楼覆雍正二年(1724)汪氏刻本。

　　4.1.2 校注本。汉籍的盛行，涌现了一批研究汉籍的日本学者，他们深入研究，对比不同版本，对汉籍进行考核、校正、注释等，形成校注本。新会馆馆藏校注本5种，含《资治通鉴》2种以及《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赵注孙子》《精注正续文章轨范》。这些注释或在天头，或小字双行夹于文字间，或两截板，上栏注释。这些注释，注解甚详，有的水平颇高，对于中国学者大有裨益，尤其为我们今天的古籍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馆藏天保七年(1836)校刊嘉永二年(1849)三重县印《资治通鉴》,书前刻佐藤坦跋文《刻资治通鉴跋》，此跋有曰：“原书系陈仁锡评本，分属儒员数名，偏觅异本校订之，表同异于栏外，庶乎无复纰缪……固无待于改椠然至于校订之精，罔或遗漏，则此刻盖有优胜于西土通本者，幸再入于西土，则彼称其出蓝必矣！”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窥探日本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今天这套书正如日本人预言，已回流入中国，回流入新会馆，是否青出于蓝，还得经过对比和鉴别才能知晓。这些校注本，也是研究中日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待专家学者去认识和研究。

　　4.1.3 日本人撰汉文著作。除以上6种汉籍外，其余24种均为日本人撰汉文著作，以史部居多，史部有18种，其中记载日本本国历史的有16种，世界历史的有2种，且版本时间均为19世纪中后期。新会馆是一个县级公共图书馆，藏书有一定局限性，但它的藏书结构也是其他大型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缩影。这种藏书结构反映日本人在19世纪中后期撰著刊刻历史作品较多，特别是本国历史作品。19世纪中期，日本封闭的国门被打开，日本人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此，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文化自信。长久以来，在中日两国的交往中，中国一直以大国自居，藐视日本，而日本却拼命追赶，不断表现自我历史。多部日本人撰刻的汉文史籍传入中国，一方面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日本并非中国想象的那种蛮夷之国，其也有自己的历史和很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治期间日本虽然西学盛行，但汉学也并没有完全衰退，反而掀起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史学热潮，特别是“史略”这一撰史体例很受欢迎。新会馆馆藏的16种史籍中就有6种采用了这一体例，分别为《国史略》《续国史略》《续国史略后编》《内国史略》《皇朝史略》《续皇朝史略》。

　　日本在历史上曾如饥似渴地收集中国书籍，收藏的中国书籍数量很庞大，对中国的了解也很深入。相反，中国很少收集日本的书籍，对日本的了解也不是很深入，这使得国内难以寻觅研究日本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分文献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为广大研究日本历史问题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新会本土的专家学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历史文化提供文献资料参考。

4.2 馆藏部分稀见本

新会馆馆藏日本汉籍虽然仅有30种，但比对《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和“日本所藏中文古籍Database网站”，有4种书未被收录，分别是《内国史略》五卷、《续皇朝史略》五卷、《村上忠顺古事记标注》三卷、《江户政记》六卷。物以稀为贵，它们的价值不可低估。其中《村上忠顺古事记标注》三卷，笔者登录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学苑汲古”及各大省市公共图书馆网站，均未查到。现将其基本情况作简要叙述：

　　《村上忠顺古事记标注》三卷，(日)安万侣撰，(日)村上忠顺标注，日本明治七年(1874)刻本。

　　半叶七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框高26.2厘米，宽15.9厘米。二截板。上栏双行十三字，高5.2厘米，刻日文注释内容。版心上方题“古事记”。存一卷：卷上。正文加标点断句，有训读符号。

　　书前源有长题词，日本明治三年(1870)村上忠顺撰序，和铜五年(712)安万侣撰序。黄色内封刻“村上忠顺古事记标注。明治七年一月。深见藤十蔵板”。

　　《古事记》是日本最早的野史小说形式的文学作品，由安万侣在712年呈献给元明天皇，记载了凭稗田阿礼口诵之《帝纪》和《旧辞》，以及一些历代口耳相传的故事。天武元明两帝修史的宸衷，加上阿礼的记忆力及安万侣的文笔，又迎合当时日本国内所发生的强烈的日本意识，融合在一起成就了这部书。全书用汉字写成，于语序上虽以汉语语法为主，但日语的语法结构也时而出现，体现了日本早期变体汉文的一些特征。此刻本给研究《古事记》的中日学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4.3 馆藏2种3部《资治通鉴》

新会馆馆藏有日本汉籍465册，而这部分馆藏中有2种3部《资治通鉴》，合计375册，占全部日本本册数的81%，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4.3.1 《资治通鉴》是在日本最广为流传的中国史书之一。《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不仅在我国流传甚广，在日本也成为倍受关注的重要史籍。日本曾多次点校重印《资治通鉴》，这种大量刊行的背后，显示出当时多人购买、阅读、研习此书。因为书籍刊行，是由文化市场需求来推动的。馆藏天保七年(1836)校刊嘉永二年(1849)三重县重印本,书前刻藤堂高猷序文《刻资治通鉴序》，此序有曰：“余素好是书(按承上文之说此指《资治通鉴》)，每政暇辄熟读而翫味焉，因命儒臣校勘渐次上梓。”书后刻佐藤坦跋文《刻资治通鉴跋》，此跋有曰：“公听政之暇，恒潜思于经术，旁及古今史籍；最喜涑水之撰，往者命翻雕之，储诸簧馆……汉土书籍，舶致于我者，宋元以来，至今不绝。如斯书亦逐年增益，不知见在为几百千部。”通过序跋中的这些文字，反映了日本人对《资治通鉴》的垂青及赞赏，至明治时期已有成百上千部《资治通鉴》东渡传入日本，成为在日本最广为流传的中国史书之一。

　　4.3.2 日本汉籍及其汉学成果西归。《资治通鉴》作为中日两国广为流传的史书，研究它的专家学者甚多。东渡传入日本后，日本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并产生创造性的理解。日本专家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逐渐为中国学界重视，引起中国学者关注。《资治通鉴》校注本亦是日人研究汉学成果之一，所以很多回流中国，特别是明治时期日本开放国门后，更是出现汉学成果西归的热潮。新会馆馆藏的2种、3部《资治通鉴》均为校注本，是日本汉籍及其汉学成果西归的佐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证物。

5 结 语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古往今来，过从甚密。中国古籍东传日本，促进了日本的文明进步；日本汉籍及其汉学成果西归，日本学术反过来影响中国学术。新会馆馆藏日本汉籍，虽非上乘收藏，但却包含多重价值，应当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从而对其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以期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研究日本汉籍，同时将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研究产生推动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