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图书馆,海南 海口 570203)
民族古籍,即少数民族古籍,是指1912年以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字、具有某种文化涵义的符号及口头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载体,有原生载体、金石载体、口碑载体和书面载体四大类型。
黎族是海南岛上的最早居民,属于古代“百越”民族的支脉。黎族先民,在我国周秦时期的古籍里,已有零星记载,被称作“雕题”“儋耳”“离耳”“穿胸国”“贯胸国”。汉以后被称为“骆越”“蛮”“蛮夷”“俚”“僚”“俚僚”。唐代开始,正式称为“黎”。宋代及以后沿用。
我国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中,《宋史》首先把黎族作为单一民族列入《宋史·蛮夷列传》卷四九五,以后《新元史·云南湖广四川等处蛮夷列传》《明史·广西土司列传三》均有关于黎族的记载,《清史稿》中,黎族和琼州在列传(如张之洞、冯子材等)、志、表中有多处记载,不一一赘述。
黎族古籍是黎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代文献。由于黎族是有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所以黎族古籍里只有原生载体古籍、黎族汉文古籍、黎族口传古籍,而没有本民族文字古籍。黎族古籍的载体类型有竹木、纸张、黎锦、金石、口述等,时间下限至1949年。
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明代以前关于黎族的记载零星稀少。明代以后,关于黎族的记载,多出于治理琼州的官员笔下,集中见于琼州方志,另有专书、图册、石刻、文书等文献出现,分布于古代正史、杂史、政书、方志、地理志、文人笔记和诗文集中,为研究黎族明清时期的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1 明清时期黎族古籍的数量及构成分析
黎族是聪敏勇敢的民族,明清时期的黎族文化在竹木、金石、黎锦上有所反映。除刻木记事的竹木载体类文献反映明清时期黎族已懂得订立简单的契约,会进行简单计算外,大量汉文古籍成为黎族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究其原因,是从唐朝贞观年间王义方时已经在儋州黎区设学讲经,至明朝,黎族已有“生黎”“熟黎”之分。明嘉靖年间,“文昌、乐会、琼山等多个黎峒的黎族已和当地汉族一样编入都图,载入黄册与鱼鳞册,其中不少人‘习书句、能正语’,有些土官子弟入县学、大学读书”,他们精通汉文和黎语,成为沟通生黎和官府的“土官”或熟黎。明清黎族古籍有多少种?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收录条目统计:黎族古籍条目1 641条,其中汉文古籍55条,汉文碑刻及铭文、印章60条,汉文文书144条,黎族竹木契6条,口碑文献1 376条。黎族古籍中各类型文献的数量如图1所示。
图1中所示,《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所收录的古籍多数是口述的,见于纸张类、金石类载体,有文字记载的黎族古籍,多是汉文书写,有古籍、碑刻及铭文、印章、文书,合计259条,是除口碑文献外的主要载体文献。自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海南岛纳入中央封建王朝版图起,二千多年来的史书、通志、方志、舆图、稗官野史、私人著述和旅游见闻中对黎族多有记载,史书、通志、方志、舆图类古籍有多种,因为不独立成册,不在《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的收录范围。
图1 黎族古籍中各类型古籍数量示意图
2 黎族汉文古籍的时间、空间及文献类型
2.1 明清琼州府方志集中反映了黎族舆情
在汉文古籍中,记录黎族资料最多的当属与明清时期海南有关的地方志。从明正德年间《琼台志》至清光绪年间琼州府属各州县志,自明正德、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递有修纂。有《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及琼山、定安、昌化、陵水、会同、乐会、儋州、万州、临高各县志,除明正德《琼台志》关于黎族的专卷题名为“黎情”、清康熙《儋州志》关于黎族的专卷题名为“黎岐志”外,其他多题名为“海黎志”,在明清方志中的分布数量见表1。表1 黎族古籍在明清方志中的分布情况一览表① 海南省民族学会.黎族藏书[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9.10.(单位:部)
据表1可知,一统志、广东通志、琼州府县志等志书的比例,在明朝是1∶3∶3,在清朝约为1∶1∶12.3,明清两代合计比例是1∶1.5∶10,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琼州府县志,是黎族古籍中相对集中的文献类型。
2.2 明清黎族汉文古籍著者多为琼州府有关官吏
明清黎族汉文古籍如《琼管山海图说》《交黎剿平事略》《海槎余录》《黎岐纪闻》《治黎辑要》《广东琼州汉黎舆情营伍练兵稿钞》,石碑《兴沟安黎碑记》《水会所平黎善后碑记》《乐东度量衡碑》及摩崖石刻“手辟南荒”等,均出自明清时期到琼州府任职的官吏、武官及海南籍官吏笔下,分别为施政公文、风情笔记、舆情汇编、石刻文字等,反映了明清时期黎族历史、文化、地理、风俗、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物产、气候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对黎族管理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黎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表2 明清时期黎族汉文古籍著者及版本情况一览表② 统计依据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库、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书目数据库、“学苑汲古”高校图书馆历史文献资源库。
续表2
明清时期黎族汉文古籍,也包含散见于海南先贤及寓居先贤的文集的策论、奏议、碑传、诗文等;包括散落在海南岛五指山脉的碑铭刻石等。从明朝初年至清朝末年王佐、唐胄、王宏诲、海瑞、钟芳、郑廷鹄、韩俊、俞大猷、杨理、吴会期、贾棠、张之洞、冯子材等人,均有撰述,有待于进一步收集整理。
3 明清时期黎族汉文古籍的文献价值分析
3.1 文物价值,珍贵的文化资源亟待保护
明清黎族古籍,属于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自然有其文物价值。黎族古籍明清刻本,存量稀少,古籍中的善本、孤本,更加珍贵。明嘉靖三十年(1551)方民悦刻本《交黎剿平事略》,是1940—1941年郑振铎先生带领“文献保存同志会”到沪上采集旧家散佚善本获得。后经辗转香港,1961年由文化部移交给国家图书馆作为善本典藏,是珍稀明刻史料,海内孤本。1940年,玄览居士(郑振铎)将上海孤岛时期收集到《交黎剿平事略》等明刻珍稀史料31种,编成《玄览堂丛书》初集影印出版。笔者以《交黎剿平事略》作为关键词,检索“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该数据库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特色库,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24家全国重点高校图书馆合力创建,检索结果仅山东大学图书馆有收藏民国影印《玄览堂丛书》本;检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皇明修文备史》一百五十六卷,题清顾炎武编,清抄本,恽毓鼎跋,收录《黎岐列传》一卷,编号二七六五,国家图书馆收藏,可见明清黎族古籍之珍稀,亟须进行保护。3.2 教育价值,优秀传统文化值得继承
明代琼州府遵照朱元璋提出的在南方民族地区实行“文德以怀远人”,重教化,兴办学校,“延师专训黎童,并置学田”。有的黎族百姓受其影响,学习汉字,接受教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培养。笔者在海口市见到百余年前的黎锦头巾数幅,出自黎族美孚方言区。应该属于黎族古籍类的原生载体类古籍。在头巾两端,织有汉字联句,也有七言绝句,据说是清朝末年黎族百姓给儿女定娃娃亲时,母亲为女儿织成的头巾,以表达对女儿的疼爱,铭记期望和叮嘱。现举例如下:图2 清光绪末年海南黎族美孚方言区母亲为待字女儿织成的汉字联句黎锦头巾
表3 清光绪末年黎族美孚方言区母亲为待字女儿织成的汉字联句黎锦头巾释文
由此可见,黎族民间对女孩品德培养的重视,而黎锦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当时黎族历史文化的反映,其中的教育意义,值得继承。
3.3 学术价值,珍贵史料提供研究佐证
明清黎族汉文古籍,对黎族的来历、黎族的生存生活、衣食住行,以及地方特产、风情风物、黎族医药、暴动始末,还有明清政府官员扶绥及征剿方法等,都有详细记载。《治黎辑要》一书由清光绪年间曾任琼山知县的钱塘人陈坤编成,该书是关于明清时期黎族舆情的资料汇编,分黎情、黎峒、要隘、故事、征剿、奏议六卷,汇辑清《读史方舆纪要》、明清《广东通志》(明嘉靖黄佐本、清雍正郝玉麟本、清道光阮元本)、清康熙《琼州府志》、乾隆《琼州府志》及清《琼山县志》《万州志》等志乘中关于黎族的资料,可谓当时到琼州为政者的参考书。明清正史和方志中,封建纂修官对于当时的黎族起义,虽有记录,往往语焉不详。据清代道光时期明谊修、张岳崧纂的《琼州府志》统计,从汉武帝末年至清嘉庆八年(1803)黎族起义约80次,其中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那燕之乱”,记录较详,仅77字。明万历《广东通志》“外志”卷记载此事,仅31字。明方民悦编的《交黎剿平事略》,收录了欧阳必进征剿琼州府崖感地区“那燕之乱”的奏疏5篇,从事件起因的呈报、将士任用、剿抚策略、兵力筹备、路线谋划到审核功罪、增加守臣、善后事宜等,详细具体,弥补了明清正史和地方史志中史料之不足。《交黎剿平事略》还收录了交南(今越南)和琼州府(今海南)疆域图36幅,琼州府及各下属各县地图14幅,标有山川、村落、黎峒、县治、儒学、千户所、存储仓、公馆等,书中还记录了黎族土官、黎峒、民俗、风物等,涉及广东和广西两地官吏、调兵、粮草补给等,如俞大猷和钱嶫等人,对于研究黎族和海南、两广地区以及越南和北部湾等地历史,有重要学术价值[12]。
海南省博物馆藏有《明邓廷宣绘琼州黎人风俗图》,是明万历年间邓廷宣绘并记的黎族舆情文献,现存版本经专家鉴定为清人摹抄本,有风俗图15幅,诗记15篇,以“画图贴说”形式说明黎族舆情。附有清顺治二年(1645)秋七月黄宗炎跋,跋中写道:
“越二十三年乙亥,复叛,命征南将军沐英征讨,将领贪功,杀戮无辜,时姬应以按察司签事参预戎事,目睹诛夷之惨,绘群黎归附及黎民归附十五图,并各记以诗,以志归顺之诚,上之将军,将军沐英为之进呈,蒙太祖嘉奖,奖赍甚厚。姬应,名廷宣,一字三锡,蜀人。”
可见《明邓廷宣绘琼州黎人风俗图》不是普通的绘画作品,而是由邓姬应以“画图贴说”形式绘图并题记的关于当时黎族舆情的奏疏,是研究明朝初年黎族风情最直观史料,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3.4 资政价值,风情采访及舆情分析值得借鉴
明代海瑞《治黎策》曰:“天下之事,图之固贵于有其法,而尤在于得其人。”究竟什么样的人选能到琼州府为官?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任用官吏管理琼州府,已不再用贬官,而是挑选进士中的“能吏”,因此官员们十分重视治黎抚黎事宜,把黎族舆情调研列为治黎的重要篇章。明清广东和琼州府方志中的黎族资料,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记录民情风物,有存史资政的积极作用。书中夹杂有贬低污蔑黎族的语言糟粕,需要辨别扬弃,但是瑕不掩瑜。以清道光时期张岳崧编纂的《琼州府志》四十四卷为例,其中有《海黎志》五卷,“黎志”三卷,由《黎情》《村峒》《关隘》《防黎(抚黎附)》《平黎》《黎议》等组成。内容有:
(1)采访风情。其《黎情》主要写黎族历史、聚居、族群构成、分布等。如黎分生黎、熟黎,生黎来源、住处、性情、用具、娱乐、仇恨、占卜、特产、居住、纺织、服饰、发型、成人、绣面、葬俗、贸易;熟黎姓氏、来源、性情、习俗、争斗等。《村峒》详细记录了各州县黎峒的数量、与县城的距离、方向,黎总、哨管人数和管辖的村落。《关隘》记录了巡司、山门、寨、山岭、关隘、黎峒、水道、营汛的具体地理位置,当时是官吏管理黎区的地理指南。
(2)治黎抚黎舆情。《防黎(抚黎附)》记录了从三国吴孙权时至清道光十三年(1833)安黎、抚黎的事件。《平黎》主要记录汉、唐、宋、元、明、清各朝黎族起义爆发的时间、地点、姓名、原因,封建王朝派兵征剿的时间、人物、剿抚方法。《议黎》汇辑了明朝韩俊、谢廷瑞、吴会期、海瑞、黎国耀、俞大猷、杨理、何斌臣及清朝贾棠等人关于治黎、征抚、善后的奏疏。
清道光《琼州府志》提要,被收录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全文被收录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黎族藏书》,说明该类型方志,是研究黎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目前仍有“佐史资政”的积极作用。
3.5 文化价值,利用黎族古籍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文化是文化产业的基础,黎族古籍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由于年代久远,文字难认,古籍里的内容对当代读者来说已经有些晦涩。传播明清黎族古籍,可以选取其中富有画面感的趣味元素,如清张庆长《黎岐纪闻》那样,“取黎人日用、居处及婚姻、丧祭一切琐细之事,笔之于篇,历历如绘”(《黎岐纪闻》彭端淑序),将这些画面感很强的风俗记录,配合现代黎族生活图,制成文创产品;另有明清黎族原生古籍的黎族头巾上的文字、散落在五指山周围的治黎石刻、琼州黎族风俗图、琼州疆域图等,都是富有纪念意义的黎族历史元素,用卡通、动漫等现代手法,织锦、藤编等传统工艺,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从黎族古籍中发掘黎族文化元素,让这些历史文化元素融入中国文化产业,融入百姓生活。3.6 旅游价值,开发田野文献,促进文化旅游结合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黎族卷》著录铭刻类古籍55条(石碑46条,摩崖石刻9条),分布在海南岛南部、中部地区,将这些石刻文献进行传拓,将石刻文献与古籍结合,拼接黎族历史文献,可以激活海南岛中部、南部市县的历史文化,增加旅游的文化魅力,提升地区的旅游形象。《水会所平黎善后碑记》系明万历年间王弘诲撰文并抄刻的石碑,现在今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茅桥村水利沟旁,碑文见王弘诲《天池草》卷九,记录的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督府戴耀命游击将军邓钟偕黎国耀、庄渭杨镇压马矢之乱的过程,以及善后筑水会城,戍守屯田,伐山开道,立市兴学,实施教化的事迹,诸黎父老感激而请王弘诲做碑文以记的过程。摩崖石刻《水上村摩崖石刻》,为明代庄渭杨题刻,石刻在今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水上村东面四公里处,题为“泽布千秋永,功成六月奇。驱除志尚远,遗恨早班师”,下款有“万历庚子温岭庄渭杨题”。这两通碑,位于风景秀丽的黎母山下,既是当时的历史见证,对于丰富五指山黎母山旅游项目,赋予绿水青山以文化名山内涵,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明清黎族汉文古籍,是稀有而珍贵的黎族古籍,传播中可立足史料,进行视角转化,正面解读,趣味解读,把黎族汉文古籍的文献价值科学揭示,保护和传播并重,激活黎族汉文古籍里的文字,增强黎族文化自信,使黎族汉文古籍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促进黎族聚居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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