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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2.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清乾隆年间，为编修《四库全书》，曾于三十七年(1772)正月命各省购访遗书，“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著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正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然而，图书征集伊始，私人进献并不积极，不仅贵州等地，“地居山僻，书籍罕临”，就连江浙等发达地区，搜书工作也少有进展。鉴于此，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下诏：“今明旨征求，借后仍还故物，于彼毫无所损，又岂可独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乎？”从此，大规模进书活动陆续展开。在此过程中，《四库全书》采集图书主要来自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地方采进本、通行本及私人进献本，其中私人进献本是《四库全书》的重要文献来源。于此，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曾对私家进献本做出了初步统计。郑伟章《〈四库全书〉献书人丛考》一文则对《四库全书》的献书人做了个案考察。基于此，本文拟以《四库全书》私人进献本为研究对象，在明晰《四库全书》私人进献本规模、分布的基础上，着重总结分析清初私家藏书的特点以及《四库全书》编修对清代藏书事业的影响。

1 《四库全书》私人进献本的规模

据《四库全书总目》载，为了与敕撰本、内府本、《永乐大典》本、地方采进本、通行本区分开来，《四库全书》于私人进献的每部书籍之后一般注有“某某人家藏本”字样。按此，兹列表1如下，以见清初藏书家藏书之规模和种类。

　　

　　表1 私人进献本规模与种类

　　

　　续表1

　　表1所列私人进献本共 3 240 部，四库馆臣经过甄别、校阅、考证后，著录《四库全书》者 1 063 部，著录存目者 2 177 部。此外，书籍若有“违碍悖逆”之语，则须禁毁，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载：“问：当时查送销毁之禁书，何者最多？答：浙江自乾隆三十九年起，至四十六年止，先后送毁二十四次，书凡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明代清初名臣宿望鸿篇巨制，多被销毁。”在这些被禁书籍中，多半是私家藏书。

　　此外，依表1所列，私人进献本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及其各个门类。其中集部书籍最多，尤以别集类为主，达857部；子部次之，以杂家类、小说家类、儒家类为最；史部中，正史类最少，仅9部，盖正史属官藏书籍，较为常见，不必征采。地理类最多，达244部，其次是传记类171部，杂史类109部；经部则以易类126部居首。“观书籍分布之疏密，可以知各地现在文化之高下及将来文化之升降；观书籍种类之同异，可以知各地旧日学者之风尚与未来思潮之趋向”。从《四库全书》私人进献本书籍的分布情况来看，关乎科技类书籍尤少。

2 私人进献本的分布及清代私家藏书的特点

明清之交，江南学者以藏书相尚，“其在江南，则常熟毛氏之汲古阁为称首，且精择校勘以公于世。继之者常熟钱氏之绛云楼，述古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昭文瞿氏之铁琴铜剑楼；以至太仓顾氏，泰兴季氏等，咸蓄善本，事雠校”。当然，清修《四库全书》时，私人进献书籍不仅源自江浙，也有不少来自他省。兹按藏书家姓名、献书种数、藏书家籍贯、身份等方面，列表分析《四库全书》私人献书之大概，以窥清初私家藏书之特点。

　　

　　表2 私人进献本进呈者简表

　　

　　续表2

　　

　　续表2

　　

　　续表2

2.1 献书人的身份分布

由表2可知，《四库全书》的献书人主要是地方富商和各级官员。富商通过经商致富，家境殷实，购藏图书。此类藏书家主要分布于江浙地区，且藏书丰富，拥有藏书阁楼，如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周厚堉等，其藏书多不是成于乾隆一朝，而是经过数代人积累而成。另一部分献书人主要是各级官员，其大多通过科考入仕，有些官至一品阁臣。此类进献者有不少是四库馆臣，如四库总裁官就有于敏中、英廉、程景伊、蔡新、王际华、曹秀先、王杰、张若溎、李友棠、金简等；总纂官有纪昀和陆锡熊；翰林院提调官有祝德麟、刘锡嘏、张焘、萧际韶；武英殿提调官有查莹、韦谦恒；协勘总目官有刘权之、汪汝藻、程晋芳、梁上国、任大椿和张羲年；纂修官有刘亨地、庄承篯、吴寿昌、翁方纲、励守谦、朱筠、萧芝、郑际唐、林树蕃、邹炳泰、邵晋涵、周永年、蔡廷举、戴震、熊志契；总阅官有德保、倪承宽；总校兼提调官有陆费墀；分校官严福、闵惇大。此类进献者共45人，占私人进献者二分之一左右，且多是藏书大家，如献书将近300种的汪汝藻，便是清初著名藏书大家汪森的四世孙。汪森，字晋贤，居桐乡，筑有“裘杼楼”积书万卷，藏书为浙西之首。另有藏书楼“小方壶”“拥书楼”，所藏宋元词集最多，盖因如此，其词作能标举新异，称道一时。藏书传至汪汝藻，以至“书香盈室”。再如编修查莹，出身海宁望族，祖父查升有“澹远堂”，富有藏书。继此，查莹性喜聚书，游弋书肆，每遇异书，必购而归，日积月累，藏书日丰，藏入“听雨楼”“圣雨楼”“赐研堂”“学山堂”等。

2.2 献书人的区域分布

表2所列献书者，除去5名籍贯不明者，其他藏书家籍贯分布为：浙江24人，江苏18人，安徽8人，福建7人，山西5人，直隶(河北)5人，顺天(北京)4人，江西4人，满洲人3人，湖南3人，山东3人，四川2人，湖北、辽宁、海南、陕西、河南、广东各1人。其中，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4.34%。由此可见，清初藏书家虽遍布各省，但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且藏书最多，像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进献书籍在500种以上，周厚堉、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蒋曾莹、黄登贤、汪汝藻等进献书籍在100种以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南宋以来，江南地区稳定的社会环境、浓郁的文化风尚、富足的经济生活，是滋长私人藏书的肥沃土壤。江南士人热衷于筑阁藏书，诸如开万楼、所好轩、振绮堂、抱经阁、竹林西屋、天一阁等，皆是清代江南的藏书胜地。如宁波天一阁“所藏之书最多”，“纯用砖瓷，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乾隆间，曾效仿天一阁筑“七阁”以收藏《四库全书》，“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情询察，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毫无疑问，江浙地区富足的经济生活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清初藏书家的藏书活动提供了良好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

2.3 献书人的家学传承

藏书之事需长期循序积淀，清初私家藏书也不例外，所谓“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正因如此，清初藏书家注重藏书的继承、传衍。《四库全书》献书人所献书籍多源自家学，如：鲍士恭，继其父鲍廷博“知不足斋”藏书，范懋柱继其祖范钦“天一阁”藏书，黄登贤继其父“万卷楼”和“养素堂”藏书，蒋曾莹继其父蒋重光“贮书楼”和“赐书楼”藏书，马裕继其父“丛书楼”藏书，孙仰曾继其父孙宗濂“寿松堂”藏书，汪承霈继其父汪由敦藏书，汪如藻继其祖汪森藏书，汪汝瑮继其祖汪宪“振绮堂”藏书，吴玉墀继其父吴焯“绣谷亭”和“瓶花斋”藏书，熊志契继其父熊赐履“下学堂”藏书，郑大节继其父郑性“二老阁”藏书，祝德麟继其先人祝淇、祝萃藏书，朱稻孙继其祖朱彝尊“曝书亭”藏书。应该说，这些献书人之所以成为名于一时的藏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继承了先人典藏书籍，如范懋柱，是天一阁范钦八世孙，乾隆帝称其“(藏书)皆累世弆藏，子孙恪守其业，甚可加尚”。马裕，父马曰璐，伯父马曰琯，皆酷爱典籍，凡逢好书，“或借钞，或转购，穷年兀兀，不以为疲”，并筑小玲珑馆、丛书楼专门收藏，而后传于马裕。鲍士恭，父鲍廷博颇富藏书，藏于“知不足斋”，受其影响，鲍廷博犹爱文史，热衷藏书，不敢懈怠，以致藏书日富。而后鲍士恭将其藏书传于子鲍正言，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书世家。当然，并非所有藏书家都后继有人，传衍不绝，如“乾隆三大家”袁枚爱书惜书，曾言“书之为物，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不宜矣”，常年“以俸易书”，累及四十万卷，并筑所好轩藏之；然而袁氏二子“见书殊漠然”，以至辛苦积攒的书籍，“至今无人能传”。不得已，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征书时，袁氏将所藏书籍，或献给朝廷，或赠予友朋，“散之十之六七”。虽然部分藏书得以传世，可惜却少了一个藏书世家。

3 《四库全书》编修对清代私家藏书的影响

一如前述，《四库全书》著作私人进献本共 3 240 部，藏书家之实质贡献，可以想见。一方面，清初私家藏书为《四库全书》纂修提供了史料来源，《四库全书》的编修又转而推动了清代私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四库全书》的纂修也对清代私家藏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四库全书》编修促进了清代私家藏书的发展。征书初始，清廷为了奖励献书有功的藏书家，特出台奖励措施：一是凡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一百种以上者，“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二是“进书百种以上者，并令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这些奖励措施掀起了民间藏书、献书之风，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后，涌现出大量藏书阁楼，如吴骞的“拜经楼”、瞿氏“铁琴铜剑楼”、杨以增“海源阁”、黄澄量“五桂楼”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戴震、任大椿、程晋芳、周永年等一大批考据学者、校勘学者参与其中，贡献颇多，一定程度上将考据之风推向高潮。承此余绪，大批学人专注考据之学，摒弃义理之学。受此影响，购书、藏书、校书之风盛行，大大促进了清代私家藏书事业的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四库全书》编修为清代私家藏书带来了灾难。为了储藏卷帙浩大的《四库全书》，清廷修筑“四库七阁”。其中，内廷四阁有文澜阁、文溯阁、文渊阁和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本供大臣阅览。江浙三阁有：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本供士子学人参阅。由此，原被藏书家引以为傲的私藏珍本，在《四库全书》著录后不再那么珍贵。同时，按照规定，四库事宜结束后，征用书籍要悉数归还藏书人，“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俟将来办峻后，扔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但史事结束后，很多书籍并未归还主人，而是被一些官员中饱私囊，致使一些藏书家损失惨重。如进书最多的马裕、范懋柱、鲍士恭、汪启淑四人，除范氏天一阁得以幸存外，鲍氏不再以藏书著称，而马、汪两家更是骤然衰落，再无影响。此外，清廷编修《四库全书》，实为“寓禁于修”，所征书籍若有违碍，或删改词句，或部分毁销，或全部毁销，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总结清廷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贯彻“寓禁于修”宗旨之处多达十条，仅全部禁毁书籍就多达十五万种以上。在此背景下，私家藏书自然成为清廷查缴、禁毁的重要对象，“江浙为人文渊薮，即迅速饬缴销毁，不使稍有留遗”。显而易见，四库编修对私家藏书也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总之，私人进献本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在修书过程中，清初稳定的社会环境为藏书家的搜书聚书活动提供了良好条件，是大量私家藏书存在的原因之一。从私人进献本的地理区域分布来看，南方依旧是藏书大家最重要的聚集地，然而该时期各地都可散见其他藏书家，他们对私家藏书事业的贡献，对文化发展的传承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同时，藏书活动不存在身份差别，然而综观清初藏书家的身份，商人和官员占据绝大多数，大抵是藏书活动耗费心力物资之故。其中，由商业致富而后致力于藏书活动者不止一二，也恰好印证了何炳棣先生《明清社会史论》所谓“经商—读书—入仕”的家族生存模式。此外，编修《四库全书》过程对各地藏书“大检验”的征书活动、禁书毁书等文化专制行为，在销毁部分私家藏书的同时，也刺激了藏书活动的活跃发展，埋头故纸堆聚书校书的为学模式，影响了有清一代学术的发展态势，使得朴学之风蔚为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