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福建 福州 350001)·理论探索·基于众筹应用的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模式创新研究

　　陈

　　琳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福建 福州 350001)

　　分析了公共图书馆传统公益受赠模式的困境及其成因，着重阐述众筹应用对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模式利益相关方的不同影响，指出基于众筹应用的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模式的运作机制。

　　众筹应用；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模式

　　一般认为，“众筹”(Crowd-funding)源自美国商界公开将组织业务整体外包给非特定人群的“众包”行为(crowdsourcing)，后来逐渐拓展为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布筹款项目，并开展资金募集的“众筹”，是一种互联网经济时代另类的大众理财形式。一个众筹项目往往由项目发起者、项目支持者和项目操作平台构成，在规定的资金募集时段内，由项目发起者基于互联网的传播特性，事先允诺回报方式和创意具象化时限，说服不特定的人群自愿提供小额资金支持项目创意的实现，项目发起者必须在项目完成后通过电邮致谢、寄送纪念品、效益演示、项目成果副本等方式展示众筹的实质成果。“门槛较低、形式多样、民间筹资、创意为先”是“众筹”的四大基本特征，此外，网络媒介对于众筹项目的顺利开展具有重大影响。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众筹”最初广泛运用于小微企业融资、大病医疗费用筹集、创意产品等领域，后来逐步拓展到社会公益项目。图书馆的“众筹”就是通过互联网渠道在线募集社会大众自愿的小额捐赠，以支持和完善公共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建设，并将小额捐赠的后续信息及时、准确、持续地向捐赠者反馈的图书馆主动受赠模式。作为新兴的项目融资模式，公共图书馆引入“众筹”理念，通过“互联网+”“金融理财”“图书馆事业”“公益捐赠”的跨界互动，在凸显图书馆行业公益属性的同时，也为“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的社会参与新业态奠基。

1 我国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模式发展困境的成因分析

基于图书馆事业的公益事业属性，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日常运营长期依赖财政拨款和自有资产。虽然近年来国家开始鼓励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捐赠，但由于社会捐赠的渠道狭窄且准入门槛高等问题，公共图书馆大多仍把吸引社会参与作为解决办馆所需物质资源的重要补充手段。公共图书馆利用网站声明、现场活动等方式对社会公益捐赠工作进行集中宣传，以颁发捐赠证书、张榜公示捐赠名单、设立大宗捐赠个人专柜等方式，吸引社会各界的实物与资金捐赠，并根据对受赠图书的严格审核情况决定图书的入馆、转捐、剔除等后续处理步骤。俗语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在缓解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尖锐的资源供求矛盾的同时，也有助于全社会公益文化的孕育和全民阅读氛围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公益受赠资源类型单一、供求不相匹配、质量良莠不齐，公益捐赠者人数稀少、集中捐赠、持续性差等问题，社会公益捐赠总体效率低下。

　　传统的公益受赠主要以图书捐赠和资金捐赠为主。作为专业的图书资源贮存中心，我国公共图书馆大多编制专门的馆藏文献资源规划，往往针对藏书规格制定精细化的质量管理标准，这虽然有助于保持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的较高品质，但却也无形中增加了公益图书捐赠人的身心负担，使社会捐赠人对于严苛烦琐的图书捐赠流程望而生畏，使得原本应该轻松愉悦的捐赠体验变成了冗长乏味的机械作业。如此这般，热心人士的图书捐赠意愿在按部就班的图书捐献模式中逐渐消失殆尽，导致公共图书馆受赠图书规模不断萎缩，逐渐形成受赠图书在馆藏资源中比重不断走低的现状。图书馆被动接受的捐赠图书往往良莠不齐，公共图书馆难以在受赠图书质量与公益捐赠积极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沙里淘金之余，图书馆员们怀揣传递社会爱心的真挚情感，在原有馆藏文献资源构架中费尽心力地为受赠图书“安家置业”，但是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将导致馆藏图书品位被拉低，也为图书馆资源的数据加工、图书流通、汰旧更新等管理环节平添了诸多技术难度，最终使受赠图书的妥善处置沦为公共图书馆沉重的管理负担。西谚有云：“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捐赠者通过捐赠行为获得精神满足，受捐者则因之获得物质资源的必要补充，“互惠共赢”是公益捐赠行为稳定延续的精神基础。在传统受赠模式下，隆重热烈的捐赠仪式之后，公共图书馆与捐赠者的后续交流就中断了，捐赠者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受赠实物和资金的使用情况。虽然一些公共图书馆希望通过社交网络加强与捐赠者的双向交流，但这种公益捐赠信息发布的广度、深度、频度均与捐赠者的精神需求存在不小的差距，这导致公益捐赠者的精神满足转瞬即逝，也就难以通过公益捐助者的言传身教，酝酿高度道德自觉的公益文化。

2 基于众筹应用的图书馆公益受赠模式相关利益方分析

图书馆的公益受赠表面看来只是简单的“施受关系”，但是涉及公共图书馆、公益捐赠者、图书馆用户、图书电商等诸多参与主体，这些利益相关方的经济决策随着图书馆众筹活动的开展而逐渐酝酿显著的溢出效应，使其他利益相关方受益或受损，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公益捐赠实质是一种经济外部性行为，任何利益相关方的经济行为之后果不完全由本方承担，而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休戚相关。公益捐赠的外部性，我们可以根据经济行为使社会或他人受益的倾向划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基于众筹应用的图书馆公益受赠模式中，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外部性倾向对图书馆公益受赠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2.1 强化公共图书馆受赠外部监督，树立公开透明的公益标杆

　　通过互联网的有效联结，开展面向社会大众的小额捐赠，图书馆众筹将彻底打破以往公益受赠模式的时空限制和门槛限制，捐赠者可以跨区域全天候地进行力所能及的公益捐赠活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参与度，进一步优化图书馆物质资源的供给渠道。公共图书馆利用众筹平台主动展示馆藏文献资源规划，明确说明符合规划受赠图书的品相、年代、数量等基本参数，甚至可以直接设置滚动更新的推荐书目清单，便于捐赠者按照图书馆的馆藏要求提供品质优良的受赠文献。这种做法即使捐赠图书免除了烦琐的资格审查步骤，直通馆藏流通的“绿色通道”，有助于提高公共图书馆受赠文献资源的管理效率，也由于受赠物品后续管理信息的持续反馈，最大限度地解决捐赠信息不对称问题，形成多方制衡的图书馆受赠工作外部监督机制，通过电子邮件的即时通知和捐赠者的个性化查询，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滋生的制度温床，有助于以公开透明的姿态恢复全社会对于公益诚信文化的信心。

　　2.2 尊重公益捐赠者个人意愿，打造愉快随和的公益捐赠体验

　　公益捐赠者在图书馆众筹受赠模式下按照推荐书目进行实物捐赠并未妨碍其自主性，因为无论是资金捐赠还是实物捐献，无论是标准化的货币形态还是个性化的文献捐赠，都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公益捐赠者“所捐即所藏”的个人意愿。“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公共图书馆的众筹项目属于非盈利性质，虽然捐赠者无法从公益捐赠行为中获取实际的物质收益，但是图书馆的公益受赠可以通过受赠文献流通情况的持续反馈以及捐赠者与图书馆用户运用众筹平台进行的稳定通信交流，不断延长捐赠者的精神获得感，使得公益捐赠人以符合自身经济支付能力的小额捐赠获得最大化的精神收益，这样才能长期维持施受双方的“相互回报”心理机制，为图书馆受赠工作黏性的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2.3 侧重非对称网络支付捐赠，成为电商馆配增量的重大契机

　　当下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往往严重依赖仓促举办的规模不等的馆配会，尚未完成由规模冲量走向馆藏动态调整的发展轨道。不少公共图书馆由于经费紧张而追求低价折扣，从而忽视了所采购图书的品质，引发了图书馆配市场同质化竞争和恶意低价竞标。当当网、京东商城、卓越亚马逊等以图书零售业务为主的电商平台较难成为公共图书馆的馆配商，而图书馆众筹应用为图书电商进入馆配市场提供了重大契机，通过图书电商与图书馆网络界面的链接，公益捐赠者只需支付在电商平台上挑选图书馆推荐书目的折后价格，电商平台负责打包配送图书馆受赠图书，公共图书馆直接进入受赠图书馆藏流程的非对称捐赠构造，使得擅长图书零售业务的图书电商得以发挥其品种整合、数据提供、订单配供等优势，达成了公共图书馆“所受即所藏”、图书电商“所配即所需”、捐赠者“所捐即所藏”的三方共赢的全新格局。

3 基于众筹应用的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工作的运行路径

3.1 激发公益捐赠人参与图书馆公益受赠众筹的热情

　　公共图书馆的公益受赠众筹项目纯粹属于非盈利性质，自身筹款能力有限，难以通过丰厚的物质回报吸引到大量的项目支持者，因此，精神回报将成为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众筹项目的主要回报方式。图书馆的公益受赠众筹不应闭门造车，而应充分发挥社会热心人士的集体智慧，让公益捐赠人、图书馆用户、图书电商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大胆清晰地反映各自需求，公共图书馆通过集思广益来发起主题更加鲜明的公益受赠众筹项目，引发不同阶层民众的心理共鸣，吸引更多社会人士参与众筹项目。一般而言，我国的图书馆众筹项目通常会设置不予回报的选项，提供没有回报的支持额度。但是，图书馆公益受赠众筹发起者还是应该吸收传统受赠的一些回报方式，根据众筹项目的经费预算和项目期望自行设置回报层次。众筹项目的回报要与项目紧密相关，最好是创意礼品等体现公益受赠项目特色的工艺品，较为常见的有项目发起者制作的手工艺品等纪念品。

　　3.2 自媒体工具推送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的众筹应用

　　目前，国内众筹平台的专业化倾向日益明显，出现了大量潜心于专门领域的众筹平台。例如，专注于影视众筹的淘梦网、笃志于音乐众筹的乐童音乐、耕耘于农业众筹的尝鲜众筹等，唯独具有联盟性质的图书馆建设众筹平台尚未形成，依赖京东众筹、淘宝众筹等综合性的众筹平台则容易被营利性众筹项目的光环所掩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图书馆不能单纯依靠综合众筹平台，而应充分结合微博、微信、支付宝等流行自媒体工具的“扫一扫”和图文推送功能，以受赠意向信息、捐赠资金、受赠图书三类资源的相互流动为中心，实现潜在公益捐赠者与公共图书馆网页、图书馆用户、图书电商平台的系统链接，公益捐赠人可以浏览图书馆根据图书需求划定的推荐书目，并选择相关书目加入电商平台“购物车”最终形成订单，点击支付链接即可完成在线捐书，支付过程就是图书馆公益受赠的流程。图书电商汇总同一订购周期内捐赠者的购书订单和支付信息，及时向公共图书馆配送受赠图书，并根据订单信息寄送购书发票给公益捐赠者作为捐赠凭证，同时将图书配送信息实时通知公益捐赠者和公共图书馆。由于存在多个捐赠者通过同一图书电商向同一图书馆捐赠的情况，图书电商可以实现批量配送图书。公共图书馆在获得由图书电商配送的受赠图书后，通过特殊标识在书脊、扉页等醒目位置向图书馆用户显示捐赠人主动公开的二维码名片、联系方式、电子照片等个人信息，同时，经由电子邮箱或纸质信件等方式告知捐赠者受赠图书的数据加工、入馆流通、状态变化等日常管理情况。捐赠者也可以通过登录公共图书馆注册账号了解图书馆用户的具体留言情况。

　　3.3 注重利益相关方的捐赠信息交互，孕育图书馆事业的公益氛围

　　利用互联网即时性、平等性等传播特性，图书馆众筹可高效低耗地向普罗大众准确传达公益受赠的价值理念，指明公益捐赠的可行途径，从而引发大众强烈的捐赠动机。在众筹书目范围划定方面，公共图书馆应摒弃以往完全尊重捐赠者自主权的做法，结合馆藏文献资源规划、图书电商排行榜推送、用户在线荐购、捐赠者认捐情况等因素，定期更新馆藏图书需求，推出不同主题的图书众筹计划，以图书馆公益受赠为契机，不断优化馆藏图书结构。公共图书馆通过众筹应用，既能够以相当低廉的支出获取合格的受赠文献，充实馆藏书目，更重要的是开启图书馆公益受赠利益相关方之间捐赠信息交互的良性循环。公共图书馆与用户的捐赠信息交互，通过用户的读者荐购补充与完善公共图书馆的受赠图书清单。公共图书馆与图书电商的信息交互有助于双方通过受赠图书的定期配送，实现图书馆藏的不断更新。图书馆用户与受赠文献的“亲密接触”，不仅有助于拓展用户的阅读际遇，而且图书馆用户可以通过受赠文献及其电子查询目录，了解公益捐赠人的联系方式，用户可以通过与公益捐赠人的思想交流感知公益情怀，领略公益捐赠善举的细节之美，激励图书馆用户以小额捐赠和转发分享的举手之劳，方便快捷地加入公益捐赠者行列，逐步推动公共图书馆公益文化氛围的形成。

4 结 语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图书馆的公益受赠工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共图书馆工作机制的创新。基于互联网思维的众筹模式实现了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工作的跨界融合，为图书馆公益受赠工作奠定多方共赢的崭新图景。公共图书馆公益受赠众筹不仅有利于缓解公共图书馆传统受赠模式的发展困局，而且有助于社会公益文化的形成，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技术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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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6041(2017)04-0001-04

　　2017-04-05

　　陈 琳(1989—)，女，本科，助理馆员，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