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合朱彝尊生平及其藏书、著书经历,详细地探讨了朱彝尊《经义考》的内容和版本流传情况,并从6个方面论述朱彝尊在目录学领域上的卓越贡献,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与研究价值。
[关键词]朱彝尊;经义考;目录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25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4-0052-03
1朱彝尊生平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人。明太傅朱国柞曾孙。朱彝尊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早岁弃时艺,务博学;中年则落拓江湖,奔走四方。朱彝尊是一位博雅精勤的学者,治学,雅好经、史,于经学、史学、目录学、金石学等领域,均有贡献。“博通书籍,顾炎武、阎若璩皆极称之。”朱彝尊在《曝书亭著录自序》写了他藏书的经历,也抒发了他对书的感慨。“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予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及明季事者争相焚弃。比还,问曩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其后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项氏子,称有万卷楼残帙,畀以二十金购之。时曹侍郎洁躬、徐尚书原一,皆就余传钞。予所好愈笃,凡束修之入,悉以买书。及通籍,借钞于史馆者有之,借钞于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唐龚氏者有之。主乡试而南还里门,合计先后所得,约三万卷。先人之手泽,或有存焉者。归田之后,续收四万余卷,又上海李君赠二千五百卷。于是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池南有亭,曰曝书,既曝而藏诸,因著于录。录凡八卷,分八门焉:曰经、曰艺、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类、曰说。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康熙时,朱彝尊应博学鸿词征,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典试江南。后遭劾罢官,归里著述。朱彝尊一生,著述宏富:自著诗文集编为《曝书亭集》八十卷;书目有《潜采堂书目四种》《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竹垞行笈书目》等;另撰有《经义考》三百卷、《日下旧闻》四十二卷,编有《词综》三十卷、《明诗综》一百卷;又编有《瀛洲道古录》《吉金贞石志》《粉墨春秋》等,多未完成;复编有《禾录》《鹾志》等书多种[1]。其中,煌煌三百卷巨著《经义考》,就是朱彝尊在经学及目录学领域内集大成之作,是其一生治学心血的重要结晶[2]。
2朱彝尊《经义考》
朱彝尊《经义考》属于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在目录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与研究价值。“经”指经典,即儒家之核心典籍;“义”指义理,即经典中所包含的义理。《经义考》之“经义”,则不仅包括经典之义理,也包括对经典加以阐释、解说的经解著述的义理。朱彝尊针对当时经学家门户之见,仅局守一家之言,致使说经之书多所失传及文化载籍的散佚,他身体力行破门户之见,广搜历代经学书籍,仿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辑体例,汇编各种经学流派思想学说于一帙,使《经义考》成了一部庞大的经说知识海洋[3]。
《经义考》原名为《经义存亡考》。朱彝尊约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起,至三十八年(1699年)止,历时五年,才撰成初稿。从此,边修订边刊印,“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始,历时五十年,经过三次刊印,于朱氏身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方由卢见曾全部刻齐,共三百卷,定名为《经义考》,成为空前的一部经学专科目录”[4]。凡分为二十六类,先收录御注、敕撰之书,其下则细分为:易七十卷、书二十六卷、诗二十二卷、周礼十卷、仪礼八卷、札记二十五卷、通礼四卷、乐一卷、春秋四十五卷、论语十一卷、孝经九卷、孟子六卷、尔雅三卷、群经十三卷、四书八卷、逸经三卷、毖纬五卷、拟经十三卷、承师(广誉附)五卷、宣讲一卷、立学一卷、刊石五卷、书壁—卷、镂版一卷、著录一卷、通说四卷,末附家学、自述二卷,又欲为补遗二卷。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述四卷,都是有录无书,可能是撰辑未了,有待补充。“广誉”为承师类之附类。今本虽标三百卷,而实为二百九十七卷。
《经义考》版本众多。1)初稿本。封笺题曰“朱竹垞太史编”《经义存亡考》,残存十册。2)初刻本。《经义考》仅刻成《易》《书》《诗》《礼》《乐》等五类,凡一百六十七卷。3)卢见曾补刻本。清乾隆二十年(1755),卢见曾补刻完成并于次年上呈,该本封面右上题“朱竹垞太史编”,中为“经义考”三个大字,左下题“曝书亭藏板”。4)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经义考》收入史部目录类。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四库全书》第一部,贮于文渊阁,《经义考》收入史部。6)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经义考》在第225—226册。7)浙江书局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行。8)《四部备要》本,《经义考》收入经部。
3朱彝尊《经义考》目录学创新
专科目录是以某一学科为范围而编制的目录[5]。经学目录由于其专录经学著述的性质,最适宜于反映经学源流。但是,自汉迄清初,尚无一部真正能反映经学发展的学科目录出现。长达三百卷的朱彝尊《经义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目录著作,也是经学第一部专科目录[6]。
(1)“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清代章学诚认为图书分类:“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朱彝尊在各类之中,均以时间为序,排列史料。这样一来,各类源流,就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因类隶书,条别的是一类之源流;各书又以时为序,部次诸说,针对的是一书(家)之源流。以氏领书,重视学术源流;以氏领书,体现了对学术源流的重视。“古人有姓有氏,而姓氏有别。朱《考》凡所标褐,以氏系名,例虽创立,意则同贯。”因此,朱彝尊对这一创例予以效法:“此编[引按:指《温州经籍志》]所纪,不尽诂经之书,窃取敬乡之义,故所称述,并尚朱例。”以氏领书,眉目清晰,不易误解。《经义考》:姓后著“氏”,而撰人之名附注其下。如此,则撰者与书名,即能自然地加以分隔。考经义旨在宗经,宗经必尊王。因此,《经义考》“御注”与“敕撰”这两个类目的设置,显然以尊王(君)为目的。御注类仅有一条,为顺治帝所注《御注孝经》一卷。敕撰类均为诸臣奉康熙之命所作,也只有四条。
(2)书以书名为纲,先列撰人姓氏或注疏者之姓名,再写卷数,若卷数有异同者,则注明某书作卷。《经义考》作为经籍总目,书名仍然是其条目著录的主体。惟在书名之前,先列撰人姓氏,并附注撰人之名。这一做法,为此前目录著述所无,是《经义考》的创新之处。《经义考》采用了有四项内容的条目形式:撰人姓氏(附名)+书名+(载籍)篇卷+存佚。例如《经义考》卷七(易类六)首条为:京氏(房)《易传》《通志》:“三卷。”(《汉志》:“十一篇。”马氏《通考》:“四卷。”)存。这一条目结构的特点是:以氏领书,名附氏后,著明篇卷,详具存佚。
(3)分类之细,为诸目之冠。《经义考》分类达三十种之多,充分地体现出朱彝尊“有扩大收录范围的用心”。在分类上,对兼论三礼之书,设通礼类;对兼论诸经之书,设群经类;对兼评经书、纬书之说,设通说类。朱彝尊在分类时,“以经学的整体体系为主”,“不纯然以经籍为著录的要项,也能兼及经义的考证”,其分类理念与他家有异。
(4)附注说明里有“存”“佚”“阙”“未见”等字样,以便考知图书的流传情况。《经义考》在著录存佚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突破前人仅记亡佚或残缺的局限,创造性地运用“四柱法”——即“存”“佚”“阙”“未见”这四种情况,对图书的流存面貌进行更为精细的描述与记录。首先以“四柱”来指称《经义考》著录体例的,当推章学诚。“朱氏《经考》体例,先分四柱,今仍用之。首著书名,名下注其人名,次行列其著录卷数,三行判其存、佚及阙与未见也。”继姚名达用“四柱”来指称《经义考》“存”“佚”“阙”“未见”四项之后,程千帆、徐有富先生对这种标记图书流存面貌的方法,直接以“四柱法”称之,以为是“创造性地运用”。1)“存”是指图书现存。能知现存,朱氏必知见,故凡著曰存者,均为朱氏知见之书。2)“佚”是指图书亡佚,不可复见。3)“阙”指图书残缺,已非完帙。能知残阙,必经目验,故此类亦为朱氏所见之书。4)“未见”表现出朱彝尊著录典籍时的审慎态度。“凡注未见者,就是撰者未见过的典籍,不明其存佚,如实说明。反之,凡是注明存佚者,定是撰者经过实际考察,有了充分的理由才下的结论,否则会注‘未见。《经义考》中,标明未见者占有相当的比例,如《书》类未见者有三分之一,这么多的未见书,不仅不说明朱彝尊对典籍著录的漫不经心,反倒表明他治学的严谨态度,提高了该书典籍存佚考辨的可靠性。”朱彝尊“存”“佚”“阙”“未见”四柱法,由于详细记录了图书的流存面貌,因而具有条别学术源流的价值。
(5)按书汇辑有关钞录的序跋,以及古今人物论及或述及关于该书之话语与著者传略,且依时代先后为次排列,以便读者一览而尽知往古各家情况。对是书的评论,则内容与价值,便一目了然。但朱彝尊自己不加评论,而用纯客观的态度,照录原文,不改一字,致使成为辑录体提要目录中之巨制鸿篇;读者由此可概见原书作者的生平事迹,后人的评价及学术上的长短之论也于此一览无余。特别是编者对所辑录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评论之文,不妄改一字,不加己见,全文照录,用客观的态度让读者在各取所需时,对古来诸家评论其书内容和价值的公正与否进行自我判断。
(6)朱彝尊对于各书的有关考证,如爵里等,也附于案语之后,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在编辑过程中,对自己有所考证的论断,用编者按语的形式附之于后,一方面表示了编者对一些问题的观点看法,另一方面也为读者对此问题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
综上,《经义考》为朱彝尊精心所撰,得到了同时代学者的赞誉[7]。杨果霖则指出:“《经义考》既为经学的专目,故对于传统综合书目的分类法则,势必会有一番新的变革,这种创新类目的做法,使得专科目录的编制观念,能突破旧有的限制,从而发展出更适宜的分类体系,则具有开创之功。”[8]
[参考文献]
[1]钱仲联.广清碑传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283—288.
[2]张宗友.《经义考》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
[3]阎现章.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231.
[4]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2003:36.
[5]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246.
[6]罗孟祯.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115.
[7]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118.
[8]杨果霖.有关《经义考》著录的几项分析(上)[J].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中华民国9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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