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数字化建设中存在公共数字文化结构不合理，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公共数字文化平台互不对接，服务效能较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制不够完善，灵活性、开放度不足等数项问题。应在优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对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创新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制基础上，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新引擎。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对接；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G250.73[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2-0060-04
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新阵地，是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的重要途径，在消除数字鸿沟、保障公民信息权、普及文化惠民工程、促进社会文化素质全面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方面具有突出意义[1]。2015年12月16日，在2015中国图书馆年会期间，全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在总结“十二五”以来全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及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下一步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做出周密部署[2—3]。能否优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建立开放灵活、科学合理的数字文化建设体系，统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美术馆、数字科技馆、数字农家书屋、互联网站等各类数字资源，打造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数据库[4]，通过数据库对接形成互联互通、运行高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将关乎数字文化建设进一步深化及数字化改革的成败。
1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的结构性问题
数字文化资源结构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宏观层面概念，即构成数字文化资源体系各部分相互结合的形式或构成形式；二是微观层面概念，即单项数字文化资源组成部分及构成形式，涉及信息元数据和数据体相关内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的结构问题在两个层面均有体现：1）数字文化资源整体结构存在问题，由于缺乏统一的战略规划及统筹，数字文化资源建设中的各自为政现象比比皆是，这种孤岛式的建设模式造成了资源整体结构不合理，资源重复建设以及资源与资源相互之间的黏合度和共享度较低的现状。2）数字文化资源个体结构存在问题。一方面，在数字文化资源构建初期，由于各方未能充分考虑数据的共享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规范及标准，导致个体数字文化资源结构的非规范性发展态势；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处理技术、数据管理工具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元数据内容结构及处理方式的异质性。
1.2 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对接问题
长期以来，图书馆一直保持着独立性，甚者相互竞争，现在，图书馆需要重塑自我，将自己当成平台，而不是仓库[5]。图书馆在向互联网+转型过程中的存续之道在于，以多元的整合式架构平台为可靠支撑，提供多元服务，帮助大众找到发现和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公共数字文化平台要帮助人们跨越信息壁垒、加速知识发现、激活知识利用，就必须提供整合、连通的知识管道。而分析当前公共数字文化平台构建现状，国内建成了不少独立的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及数字美术馆，但各馆内部（如数字图书馆之间）相互的黏合度和共享性不高，更不用提数字图书馆与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间的黏合与共享。
1.3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问题
随着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的推进，政府在公共数字文化发展领域的投入亦逐步提升，建成了一批诸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数字文化网）等的国家级、省级、部级重点建设工程。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直面公共数字文化领域服务效能低下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共享不足，受众面、辐射面有待提升，数字文化平台资源知晓度不高、使用率不足；2）传输不畅，使用不便，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平台及多元的信息传递机制、传播管道，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应用的滞后性，大量数据被封闭在信息孤井中，未能进入流通领域充分发挥其数据价值；3）管理规范化水平不高，未能形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数字文化资源构建机制，也未建立对公共文化部门资源的整合机制及对运营体系的创新机制，更缺乏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评估机制及有效的反馈机制[6]。
1.4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制问题
当前，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机制不完善，活力不足，开放度不够，缺乏与其他公共文化建设、与社会力量的充分对接。首先，公众日趋多元、个性化的数字文化需求发展态势使得文化机构力求解决的社会文化、民生问题变得尤为复杂，仅仅凭借单个机构或单类组织的资源及能力难以有效解决问题。其次，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分析，开放性、创新性以及活力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在属性及外在要求，这决定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过程必须强调多重对接与协作。最后，从公共管理、资源运作的角度分析，公共文化服务虽然以公益为根本，但同样遵循经济性原则，即力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实现效益最大化，而公共资源的外部性特征导致其市场选择的低效[7]。
2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存在问题应对策略
2.1 优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的调整优化必须以扩大范围内的资源重新整合为前提。一方面，跨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数字资源整合能够形成集成化，方便用户快捷、高效利用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及服务系统；另一方面，资源整合及分布式体系形成能够有效避免重复建设，使得各机构在整体规划指导下，立足自身优势，错位发展，互补共进。在数字资源大行其道的今天，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正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根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肖希明教授对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相关文献与实践的总结，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可分为以教育学习为主要目的的专题资源整合、以遗产保存为主要目的的有限资源整合、以检索利用为主要目的的馆藏数字资源整合及以共享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大型综合资源整合四类模式[8]，其中大型综合资源整合模式无论是在交流的广度还是在整合的深度方面都更甚于其他类型的整合，亦具备更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终极目标。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的调整优化还必须改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总量不足、效益偏低的现状，进一步强化资源的针对性及利用率。首先，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需要综合考量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异质化需求，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差异化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成种类繁多、覆盖全面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保障体系；其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优化要搭建社会力量参与平台，发动群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实现“群众点单”定制数字文化资源需求，达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服务的极大满足；最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优化需要科学规划、合理统筹，充分考虑到数字文化资源发展的可持续性，立足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机构的文化底蕴、特色馆藏、技术优势及专业优势，充分挖掘，发展特色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着力打造一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精品，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品牌。
2.2 对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
从门户到平台再到平台对接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的必然，纵观欧洲数字图书馆、美国数字图书馆发展历程，无一不强调通过构建协作化体系强化平台对接，提升数据品质，实现利益均享。以数字图书馆为中坚力量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对接工作要着力解决以下核心问题：1）馆藏元数据管理问题，涉及元数据标准制定、元数据管理最佳实践模型构建、元数据质量评估、元数据开放共享相关范畴。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统一的元数据标准是实现不同平台间数据交互、共享的唯一途径。目前Dublin Core是国际认可度较高的元数据规范核心，以国际通行的核心元数据为中心进行不同层次扩充，由中国科技部组织的重大基础课题“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亦形成了专门元数据规范、基本元数据规范等标准化成果，这些成果均可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平台中元数据标准制定的指导及借鉴。元数据最佳实践模型旨在实现元数据管理模式及实践的标准化，以标准化提升管理效率，顾名思义，最佳实践模型是通过对元数据管理实践的细化及若干个渐进的反复性实践、总结过程而生成的有效解决方案，以不断地探索、分析、完善为支撑。质量评估目的在于元数据质量的优化，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公共数字文化平台中元数据质量评估体系可在借鉴NISO《构建优秀的数字馆藏指南框架》以及国外学者从信息质量角度分析的21点评估指标基础上[9]，实现指标体系的本土化发展。元数据标准制定、最佳实践模型构建、质量评估，其最终目的在于充分推动元数据的开放共享，利用元数据开放共享全面释放馆藏数据资源价值，数据平台的对接与元数据开放共享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以大英图书馆最近发布的馆藏元数据报告为例，亦是通过馆藏元数据战略的实施，强化馆藏资源之间以及馆藏资源与社会信息资源的黏合度，形成用户广泛认可的平台对接资源[10]。2）技术性问题，涵盖分布式系统搭建、更新、维护，以及关联数据技术相关范畴，以IMLS国家数字平台项目为例，该项目旨在打造美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合作共建的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对长期数字保存、数据关联、计算解决方案、互操作技术在平台中的应用做出了周密部署，并制定了通过激进式合作，整合技术资源，解决技术重点和难点的技术性作战方案[11]。
2.3 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
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关键在于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中共享不足、传输不畅、使用不便、管理不够的现状。首先，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应在政府部门统一规划指导下，积极参与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在建设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基础上，以文化共享工程现有网络和硬件条件为基础，运用云计算等新兴适用信息技术，以数字资源库为内容支撑，通过资源共享、智能调度、应用服务、管理监控等系统建设，实现全国资源库群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效能[12]。其次，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应打造全媒体的信息传播渠道，积极开展公共数字文化品牌营销及资源推广，建成以手机、数字电视、电子阅读器、智能移动终端为承载的综合多元化信息传输机制，使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能够灵活地开展信息访问及获取，强化与用户互动，建立双向沟通机制，采集用户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需求，使用第一手信息，做出适时的反馈及调整，在大数据基础上预测用户信息需求模式及信息行为模式，以便提供更为精准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升数字文化资源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的命中率及资源使用率。最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应通过资源深度整合强化合作，以制度化、常态化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大数据预测、用户需求调研、用户点单相结合的数字资源构建机制，对公共文化部门资源合理配置、运营的整合机制，对运营体系的创新机制，以及贯穿服务全过程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评估机制，在资源建设、整合机制、创新机制以及评估机制的构建过程中，文化机构在加强机构间合作的同时，还应充分关注与社区的合作，发扬基层民主，倾听用户，双向互动，使最终的制度、规范尽可能多地融入用户的意见与建议，形成最优化决策。
2.4 创新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制
机制创新即组织为优化组成部分之间、生成要素之间的组合，提高效率，增强组织竞争能力，而在各种运营机制方面进行的创新活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领域的机制创新具体可体现在如下方面：1）参与主体的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公共事业，为公众服务，只有面对公众才能取得实在的效果，只有依靠公共力量才能实现服务效果最大化，吸引社会力量多重参与，突出解决好“谁来服务”的问题，有利于形成强劲的文化新引擎[13]。目前而言，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主体可以包括三类：政府、非营利机构及企业，政府的过度参与、包办会导致服务模式单一，群众接受度不高，因此，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上，政府的作用正日趋递减，而非营利机构之间，甚至是非营利机构与商业机构间正积极需求新的途径，通过合并资产、合作活动或共享资源，以提高资源运作效率或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以IMLS国家数字平台项目为例，合作方既包括诸如ALA（美国图书馆协会）、DPLA（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协会型组织，又包括诸如斯坦福大学、奥多明尼昂大学的学术研究机构，还包括DuraSpace、HathiTrust等非营利机构。2）合作模式的创新，多方协作、资源整合是公共数字文化战略实施的关键，公私合作的模式能够提供服务创新的思路，但对合作各方而言，不同的合作战略将导致参与程度、资源配置、互动程度以及最终战略价值的差异，因此，合作各方应通过创新的战略性管理、合作规划、利益均衡方式实现对复杂合作关系的有效管理。以IMLS国家数字平台项目为例，其提倡通过激进的合作方式，以资源的深度整合推动资源运作的高效。3）服务模式的创新，作为公共社会事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应创新灵活多样的运营及管理模式，突出显现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全程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的作用体现在激发、引导及协调，主动出击，以开放的姿态与公众沟通，支持引导公众建立文化服务居民管理委员会等新型组织，鼓励民众发声，将民众引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共治的决策程序中，广泛听取，灵活协调，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服务内容的可持续化发展。
3结语
2015年全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在总结“十二五”以来全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及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公共数字文化结构不合理、针对性实用性不强，公共数字文化平台互不对接、服务效能较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制不够完善，灵活性、开放度不足等数项问题。国内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应在优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对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创新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机制基础上，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打造公共文化服务新引擎，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可持续性推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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