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上半期中国赴欧美留学生以“科学救国”为主要活动，刻苦求学、发愤图强，图书馆成为其留学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勤奋学习使他们成长为近现代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图书馆活动还深化了他们对西方现代图书馆文明的认识，这成为不少欧美留学生信仰和热爱图书馆事业的思想根源，他们是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中国留学生；欧美；国外图书馆；20世纪上半期
[中图分类号]G259.21[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2-0017-04
1850年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后，“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1]，这种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生活使他顺利完成学业。此后，西潮荡击下的近代中国，负笈欧美的留学生不绝于途，他们留下了丰富的国外图书馆活动资料。作为中国第一代专业人士的中坚力量，以及中国新知识阶层的代表，他们从来都不缺乏研究者们的关注，但缺乏对其国外图书馆活动的详细考察和他们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的专门论述。本文集中考察他们留学期间的国外图书馆活动，阐述留学前辈、学术大家们与图书馆文化载体之间的关系，并客观评价其对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积极贡献。此外，作者特别声明，由于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家大多留学欧美，他们为数不少、活动繁多，鉴于文章篇幅和研究所限，本文暂不涉及，留待以后探讨。
120世纪上半期中国赴欧美留学生的国外图书馆活动
“在国时从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国始觉也……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2]近代中国弱国孑民的屈辱折磨着学子的心。当时“充目所见的都是饥饿、流血和豪富的挥霍奢华”[3]的祖国令游子们魂牵梦萦、发愤图强。“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4]“我想，我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5]81
乔冠华在德国南部杜宾根大学攻读哲学，图书馆里有关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各种版本应有尽有，在那里他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也阅读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等人的哲学原著[6]284。侯外庐留法近三年的生涯中，在图书馆里读书和翻译《资本论》，几乎就是他全部的旅法生活[6]241。林语堂留学哈佛大学时，除上课外，他都泡在图书馆里，在他看来，“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6]170。侯德榜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图书馆是他最钟爱的地方，在学院四年他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图书馆度过[7]。留学哈佛的周一良回忆：“我的学生生活极为单调，读书之外还是读书。工作地点两处：一是博义思同楼中哈燕社的汉和图书馆，那里中日文藏书之富可以媲美国会图书馆。一是魏德纳图书馆亦即哈佛的总图书馆，研究生可占一张用格子隔开的小桌，自由取阅库中书籍，还可留置桌上长期使用，方便异常。”[8]
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十分拮据，但他坚持每天早晨购买少量廉价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研读西欧各种语言文字，及各国社会、政治和历史书籍[6]126。傅斯年在欧洲留学七年，那时候不少中国学子同时在柏林留学，同学之间几乎形成一个共识：如要找到“傅胖子”，唯有到图书馆才能见到他。当时，同学们说到读书的用功程度，大家不约而同地推崇陈寅恪、傅斯年[6]217。钱钟书夫妇在英法共度三年留学时光，杨绛回忆：“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十八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9]175钱钟书还给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译了个一语双关的名字：饱蠹楼[10]166。
留学生们在图书馆里的学习成果很是丰硕。季羡林回忆：“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11]顾维钧的博士论文《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是当时较新的研究领域，好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外交材料提供研究条件：“我在洛氏纪念图书馆的地下室花费了大约两年时间，翻阅各种资料，并标明需要抄录的段落。”[12]中国罗马法泰斗周枏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时，开始学习政治学，之后学习法学：“课后又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不太清楚的问题加以深究、充实。从那时起，罗马法的浩瀚和精深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老而不衰。”[13]
加州大学老图书馆（后来拆除改建为陀氏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摆放的维纳斯以及其他希腊女神裸体塑像让初出国门的学子经历了内心困惑，蒋梦麟回忆：“我初次看到这些希腊裸体人像时，心里也有点疑惑，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我猜想他们大概是要灌输‘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的观念。在希腊人看起来，美丽、健康和智慧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的。”[5]82巴黎大学图书馆则留下朱光潜及女友恋爱、学习的浪漫记忆：“有一个时期，两人在晚饭后常不约而同地到巴黎大学图书馆门口碰面。利用图书馆开门前的片刻，互诉衷曲。直到图书馆开门，才一个奔文科资料室，一个奔理科资料室，找各自的专业资料。”[9]240—241后来，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图书馆见证了友谊。钱钟书在牛津交往比较密切的中国学者是史学家向达，当时向达正作为交换馆员派往英、法、德等国进行学术考察，钱钟书离开英国去法国读书前，向达从牛津饱蠹楼故纸堆中抄录一位日本和尚的诗为他送行，钱钟书回赠两首七绝，表示与向达在法国再见。尔后，两人保持多年的友谊，钱钟书的毕业论文与《谈艺录》均提及向达[10]166—167。图书馆还留下了一抹温暖记忆。周一良回忆说：“那时书籍没有磁性报警设备，大图书馆门口有位白发老人，检查每个出门者的书包，有无未办出借手续的书籍。这位老人对中国学生特别友好，每次总是把手一挥，让我们免检过关，而中国学生也从未听说有人辜负老人的厚爱。”[14]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经过该校教授杜威先生的荐举，大学曾设法安排他管理图书馆的中国报纸，这个“闲差事”帮助他顺利地完成最后一年学业，写成《人生哲学》这部反映早期哲学思想体系的代表作[6]142—143。
220世纪上半期中国赴欧美留学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
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莘莘学子远赴欧美，他们以“科学救国”为主要活动，刻苦求学、发愤图强，勤奋的学习为他们成长为近现代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打下坚实基础。他们通过改变自身、接受系统的现代教育，成为中国社会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在他们之中，产生了一批中国外交界、实业界、金融界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以及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妇女。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教育家和学者，他们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和思想界定下了基调，树立了风范。这批中华民国时期的人物在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为实业界打下的根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领域的基础。”[15]
“我像个井底之蛙，突然间从它的世界里被赶出来，面对浩瀚大海，只能感叹不已。”[6]100这是历史学家洪业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对大学图书馆卷帙浩繁的书籍发出的感叹。令学子们赞叹的不仅是图书馆的丰富书籍和完备设施，更是公开开放、优质高效的图书馆服务。国外图书馆活动深化了他们对西方图书馆文明的认识，现代西方图书馆观念植入到留学生心中，这成为不少欧美留学生信仰和推崇图书馆事业的思想根源。回国后他们把图书馆视作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重要阵地，强调图书馆普及教育、唤醒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他们身居高位，运筹帷幄，推动和发展图书馆事业，他们倡导和推动新图书馆运动的发展，他们与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图书馆专业人士一起，成为民国以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领导和中坚”[16]。
民国之后，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重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指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17]313。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巡回文库等事项，对于改进和发展图书馆事业不遗余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近代中国政局动荡、民穷国弊，文化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缺乏经费是图书馆事业发展最大的障碍，这些民国时期教育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和精英们，积极运用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发展图书馆事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最大的科学基金会，中基会的资金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需经费不足情况。自1925年到1949年，中基会分别赞助国立北平图书馆、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等图书馆。在中基会援助下，一些图书馆取得长足发展。如国立北平图书馆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相比也不逊色，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国际上也达到或接近当时世界先进图书馆的水平”[18]70。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蔡元培、胡适被选为协会第一任董事会董事；1929年协会组织改革后，陶行知担任第一任执行委员，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被聘为名誉会员，他们与图书馆界人士一起共同为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图书馆。1914年中国留美学生组织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华章。科学社自成立时便设有图书管委会，1919年、1929年又分别在南京、上海设立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购买140多种国外科学杂志，为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19]。1924年1月，陶行知在参加家乡纪念戴震（东原）200周年诞辰活动时，与梁启超、胡适等人发起在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东原图书馆。1926年10月，胡适和汪孟邹发起成立绩溪县图书馆等。他们还亲自担任馆长，如蔡元培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1935年北大新图书馆建成后，校长蒋梦麟亲自兼任馆长等。
他们重视图书馆建设，注重图书馆改造和图书馆工作。1921年蔡元培在湖南发表演讲：“中国各地方差不多已经有图书馆，但往往止有旧书，不添新书。并且书目的编制，取书的方法，借书的手续，都不便利于读书的人，所以到馆研究的很少。”[17]2631920年8月29日，胡适向沈祖荣请教书目编法，沈说至少需要编三种[20]。1920年浙江图书馆排印《章氏遗书》，错误甚多，胡适很不满意，嘱俞平伯转告馆中人，有“浙江人太看不起章士斋了”的话，浙江图书馆发愤作正误表，计共校正一千一百余条，胡适在日记中赞扬，“浙江图书馆补过之猛，甚可佩服”[21]。他们还参与具体图书馆建设。1928年洪业兼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致力改进、壮大图书馆，令燕京大学图书馆誉满于世，同时也对哈佛大学的东亚藏书做出了贡献[6]102。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聘请顾颉刚前去任教，他趁此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书，4个月共购书约12万册。
他们支持、参与图书馆学研究，注重培养图书馆人才。蔡元培曾为杨昭悊著《图书馆学》、林语堂著《汉字索引制》、王云五著《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及第一交通大学图书馆编《西文图书目录》等图书馆学著作撰写序文。林语堂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发表长篇论文《图书索引之一新法》，从目录学角度提出建立图书新分类法；1924年他发明“汉字号码索引法”，同年还发明“国音新韵检字”，刊登于图书馆协会专刊[6]171—172。蔡元培慧眼识珠任命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李大钊受聘担任此职，5年间李大钊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多方面改革和整顿，为北京大学及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卓越贡献而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对西方现代图书馆文明的亲身感受和推崇，使他们顺应了当时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潮流，倡导直接学习欧美现代图书馆理念和工作方法，“因为我们深信图书馆是以美国的为世界第一”（胡适语）[22]。1920年蔡元培、蒋梦麟等在预备筹资兴建北大新图书馆之初，就计划“室内陈列，一依美国最新办法办理”[23]。193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建成后，校长蒋梦麟非常重视，不仅亲自兼任馆长，还把图书馆美国化改革提上日程，选用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后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严文郁直接管理图书馆。严文郁就任后，致力于图书馆正规化建设，图书馆业务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去年新馆落成，严文郁氏接掌该馆后，馆务乃突飞猛进，一跃而跻于现代化大学图书馆之林矣。”[18]192他们注重与西方图书馆界的沟通交流。1920年底，国民政府派蔡元培考察欧美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状况，在这次出行形成的《西游日记》中，他提及考察各种类型图书馆达20多次。在欧美考察期间，蔡元培还与美国的有关部门洽谈，获得他们对北大图书馆的资助，终于使该馆被列为卡内基国际和平会出版品的图书馆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同意为它提供一套完整的国会图书馆卡片。
他们经常给图书馆赠书，丰富了图书馆藏书，为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季羡林长期给家乡山东清平县（今并入临清）管庄小学邮寄图书，有时几十本，有时一二百本。1996年10月，他还向母校山东大学捐赠一套由他总编的《传世藏书》，价值68 000元。顾颉刚生前多次为图书馆捐书，1980年底他在北京逝世，其家属遵照他生前关于“藏书不分散”的遗愿，将藏书6万余册捐献给中国社科院图书馆。1980年12月洪业在美国病逝，其家人遵嘱将他藏书几万册捐赠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陈寅恪去世后，其在广州的图书全部捐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胡适也将留在大陆的藏书捐赠给北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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