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体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益发重要。1840年以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身份的人们聚集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的空间形态、基础设施、交往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形成独特的景观。

　　伴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城市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城市不再是住所的简单集聚，而成为了一种公共的系统，如人体一般“自有其生命和成长的法则”（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城市不断吸纳着人，不断以自身的秩序塑造着个人的生活方式。而在城市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想象，成为承载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以及共同记忆的场所。正如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一座令人神往的城市，不仅是物质资源集中之地，还必然是人际关系交织之场，是想象与记忆诞生之处。人在城市之中生活，不止是生活在局部的、有边界的物质性的住所之中，还生活于对城市的认识、感受和想象之中。人们由此和这座城市过去的人相连，等待和未来的人相逢。

　　住所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多种连接点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一类人对住所的选择、在住所发生的故事，代表着这类人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北京以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他们在这里落脚、居住，并展开自己的事业，使自己的人生与这座城市之间产生联系。居住地的选择、居住地的条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交往影响和塑造了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这些住所也因与知识分子的相遇，在主人逝世后从单一意义上的住所变成了承载城市文化记忆的故居。

　　一座名人故居往往会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符号。北京这座城市在现代化道路上又与哪些故居留下了哪些记忆呢？我刊2022年第7 期特别推出封面专题“北京：故居与一座城市的记忆”，邀请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冯雷，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老舍、沈从文、丁玲、艾青、汪曾祺8 位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在北京的故居为视角，讲述他们与北京这座城市之间的往事。在北京这座兼容并包的城市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在北京辗转求索；以老舍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将自身的热情倾注在笔端，在与这座城市的互动中创作出独特的“京味儿”文学；丁玲与艾青在北京数次来去，体会着人生浮沉；沈从文、汪曾祺怀揣文学理想来到北京，在此开启自己的文学生涯。一方面，他们在北京找寻住处，寓居陋室，多次迁居，为生活奔波；另一方面，他们也将自己在北京的生命体验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之中，超越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北京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故居因记录了他们的生活，而成为北京城市记忆的组成部分。专题文章以富于地域文化色彩的故居为锚点，书写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在北京的足迹，而最终目的则是通过故居中展现的人生故事，认识城市的风貌，探寻普遍性的记忆，还原属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由于城市“自有其生命和成长的法则”，故居在加速更新的城市中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相比于长城、故宫、颐和园及鸟巢、水立方等重要的地标性建筑，故居这类存在于市井之间的文化遗产受到的关注显然不足。然而，故居又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并不因物质实体的破败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反而更凸显出超越时间的意义。故居是承载记忆之处，它们存在的目的是保存一个与过去相连的空间。今天，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城市，而城市之于人的文化功能也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人口都远超千万，对人类的精神文明的影响举足轻重。在这些城市里，对故居等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保护和修缮，可以保留城市记忆、传承城市精神、展现城市风貌，有利于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谐统一，让城市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生长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