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加妹

孤臣泪已尽

元和六年（811）八月间，柳宗元收到了挚友吕温的死讯。

　　吕温曾得到王叔文的推举，不过“永贞事件”时，他滞留吐蕃，并未参与。不久，他因得罪权相，也难逃被贬的厄运。吕温被贬道州时，与柳宗元同在一地，后来左迁衡州。也就在元和五年（810），他们才见过。吕温去衡州时取道永州，在柳宗元的住处逗留了几日。柳宗元在早些时候给罢相贬到扬州的李吉甫献了几篇自己的诗文，希望借他的声望扬举。吕温来时替他带来了回信。故友相逢，又同在天涯，孤苦之心稍得慰藉。谁曾想，才不到一年就天人永隔。

　　吕温勤政爱民，声名很好。柳宗元说他的死讯传来，“士林憔悴泣相逢”（《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刘禹锡说“苍生望绝士林悲”（《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倒是后人苏轼看得很淡：纵使当年郑子产，死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待遇，何况吕温？达观的苏轼大概是觉得柳宗元过分悲戚。苏轼一生也很坎坷，但他的超脱千古一人，柳宗元没有这样的好性格。

　　士林未必憔悴，被恩泽的百姓也未必为这殚精竭虑的清官洒过泪，伤心的只是几位命运相连的亲故好友罢了。柳宗元在吕温的诔文里提到，世人读他的文章、叹他的才华、称他的政绩、赞他的才干，却不知道他们所称赞的部分是吕温最平常的一面。“文章，士之末也。”（《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倘若他能将真正的才干发挥十之二三……世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他想起王叔文在今上入主东宫时念叨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们的革新事业夭折、仕途夭折，如今生命也要延续这样的规律了吗？

　　他也不是没有放眼望见平常的生活。零陵的早春，花木繁滋，只是男耕女织的清新表象之下是他无法忽视的乱政隐忧：“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田家三首·其二》）百姓辛勤一年的收成都交了赋税。回到家徒四壁的屋舍中，听到村道上又有吏胥上门。村民只得把下蛋的鸡杀了，做种子的粮煮了，来款待这些人。小吏们酒足饭饱，掏出文书，斜着眼说：“还有这等好东西招待我，怎么没有好东西交予上峰？”于是恐吓、谩骂，抽出鞭子，将饭桌边告饶的村民打得皮开肉绽。

　　会好吗？他们拿什么度过今冬的寒冷，又拿什么播种明年的收成？这代是这个样子，下一代又当如何？不变的世道，子子孙孙都将陷在这样的悲剧里。

　　他看见了平常人的不幸。他为小人物作传：山洪暴发，被掩埋的役人张进的尸体被冲出来，他亲拾骸骨，为其收葬。他说：“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一朝纩息定，枯朽无妍媸。”（《掩役夫张进骸》）人的贵贱荣辱，在死亡面前，都会枯朽。张进一生勤谨，不该得到曝尸荒野的下场。

　　他同情捕毒蛇以抵赋税的蒋氏，更同情被赋税摧残，十室九空，非死则徙的百姓。他写征税之人“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捕蛇者说》）。他写蒋氏“恂恂而起”，怀毒蛇而弛然安睡。蒋氏三代人皆因捕蛇而死，却甘之如饴。在这时生存艰难，命如草芥，他没有干涉的权力，只能作文以俟上闻。

　　即便在人生最痛苦绝望时，柳宗元也没有将这一切不幸和苦难的根源推给天命，而是直面曲折。他有不得不宣之于口的道理，便假托寓言。

　　柳宗元曾作《蝜蝂传》。蝜蝂是善负的小虫，行遇物，总是持取背负于身，不论是否能够承受，直至倒地不起。人为其减负，它一旦能行，又继续持取背负、爬高处，直至坠落死去。这样的人，柳宗元比之于官场上思高位、贪厚禄之辈。又有永州善游泳者，也是因贪婪而死。大水中，船破，几人只能游回岸边。其中最擅长游泳的人却因为腰缠千金不愿舍去，力尽而溺亡。同样的故事，还有一则《李赤传》。一个江湖浪人，自谓是李白一流的人物，因而号李赤。游宣州时，为化作美女的厕鬼所惑，将恶臭当作椒兰香气，将恶臭污池看作钧天、清都。朋友要为他洗去污垢，他不肯；劝他清醒，阻止他入粪池，反被骂。最后，他淹死在厕中。

　　不论是蝜蝂，还是溺亡的永州人，或是李赤，虽所求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对自己所求事物的执念，旁人的劝阻往往无用。他们所求事物可以是名、利、权这些世俗的身外物，其实也可以是道义、理想、信仰这些超脱的价值观。寓言有所假托，从字面的意思上看，柳宗元卒章显志，是倾向于批判前者。但由表及里，是否能看到更深一层，看到一种对执念死而不悔的悲剧？

　　执念有意义吗？人能改变什么？

　　临江之麋本性害怕犬，人通过驯化使它们友爱，导致麋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离开主人的地盘之后就被外犬啃食；永某氏之鼠在主人的纵容下忘记了为鼠原本的处境，最终被新主人屠戮；好事者改变了驴原来的生存环境，但是老虎终究试探出驴有限的伎俩，将其断喉食肉。这三个故事里，弱肉强食是动物的本性，是自然之理，人在其中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没有改变它们必然的命运。

　　如果人主观的干预无法改变必然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在永贞年间的筹谋与失败后付出的代价有什么意义？如果他的被贬与是非道德无关，那么他这卸之不去的负疚感又是为何？所谓的新政、革新，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呢？他们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

　　这只是王朝更替的必然，一朝天子一朝臣，与政治有关，与正义无关。只是因为时移世易，成败就此改变。如果只是这样一场王朝更替的斗争，那他的热忱又有什么意义？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柳宗元终于明白，当年得知太子监国时心中悬着的那块巨石为何。不是他们的施政有什么问题，不是他们做了多少对的事、错的事，不是他们如何决策行事，不是他们的个性言语，不是他们的道德思想，只是因为成王败寇，只是因为他们站在了胜利者的对立面。

　　元和九年（814），处士段弘古游历南方，受到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欢迎。在段弘古处，柳宗元见到了故友吕温的遗作。原来吕温当年特别欣赏段弘古，留了他近一年，日日交谈，切磋学问。柳宗元拭泪写了一首诗：

　　交侣平生意最亲，衡阳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见三行字，拭泪相看是故人。（《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

　　刘、柳、吕等人的深厚情谊，始于少年时的意气相投、深化于中年时的患难与共，却未泯于阴阳相隔之时。虽然世事变化无常，但他们还是在这动荡的世间坚定了相互扶持的决心。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季氏》），是为益友。他们多么幸运，在最得意最单纯的时候遇到了人生中最好的一群朋友，相携相伴相互慰藉，从这个角度来说，柳宗元也不是很寂寞。

　　这位段弘古也是一个孤傲之人。他得柳宗元推荐，往谒容州窦群，路过桂州时，因不受长官礼遇，愤怒发病，宁死不治，最终死于逆旅。

梦绕羽人丘

柳宗元曾寄希望于佛道。

　　一天，一个方外之人文郁来访，他是柳氏族人，由儒士出家，成为一个“背笈箧，怀笔牍”“挟海溯江，独行山水之间”（《送文郁师序》）的佛教徒。柳宗元见他奇装异服，行为怪诞，颇不以为然。文郁却说：“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尔。” （《送文郁师序》）在世俗中，自己的才能、志向皆不能胜任残酷的竞争，那么退而从心所好，不好吗？文郁之通透，触动了柳宗元。退让是他这一生都难以做出的抉择。

　　在当世，以仕进得官位者多矣，但中唐政局动荡，不管是在什么位置上的人，君也好，臣也好，荣辱总是瞬息万变。受命于天、九五之尊的帝王一再被强藩吓得逃离国都，位极人臣的宰辅说贬就贬，而小人一朝得势更是屡见不鲜。佛道“大而多容”，柳宗元心中当是羡慕文郁这类人的吧，卓然潇洒，是非全不必介怀。

　　元和五年（810），韩愈写信怪罪柳宗元亲近僧人、不斥浮屠，柳宗元对此颇为不满。借着给浩初僧人的赠序，一一驳斥了韩愈。他说佛家学说往往与《易》《论语》相合，与孔子的学说不谋而合。韩愈喜欢的庄子、墨子等人的学说，相较于释说，更显异端，并不见他排斥。可见若以儒学为正统排斥佛，理由并不充分。这是其一。其二，韩愈排斥佛家学说，因为佛家学说是外来文化。柳宗元辩道：如果以出身来历决定事物的好坏性质，那么出生于中原的盗跖就该尊为贤人，而来自吴国的季札就当视为低贱。可见“夷”并不能成为斥佛的理由。紧接着，针对韩愈所不耻的僧人习性，柳宗元认为，僧人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这种闲适的生活态度难道不比蝇营狗苟、互相倾轧的人高明？

　　从韩愈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宗教，在现世对多数人的影响是认知上的改变，它会被当作一种文化力量，极有可能渗透、颠覆儒家道统。柳宗元是从佛法义理的本质上来认识佛的，他接受了其中与华夏文化相合的部分：

　　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只要“有以佐世”，就不必非此即彼地排斥。佛家也只是如诸子学说一般，今人“怪骇舛逆”的表现其实与古学者斥“杨墨纵横”之说为异流的反应无根本不同。柳宗元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追求道可以择其善者，“通而同之”。

　　韩、柳二人自然谁也没有说服谁。后人多称韩愈，而对柳宗元“佞佛”有争议，其实，这不就是柳宗元的特点吗？韩愈顾全局、讲立场；而柳宗元固执地追求事物的本质，去名求实。

　　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二人的关系其实有些微妙。青年时，他们曾同为监察御史，是亲近的同僚。韩愈长柳宗元五岁，柳宗元的《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可见韩愈的哥哥韩会与柳宗元之父柳镇是朋友，韩愈亦在碑文名录，可以推测他们早有交集。韩愈在李实当权时曾因言宫市与百姓饥荒事被贬为阳山令，他以为是刘柳二人泄密。“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后又有《永贞行》在舆论上站定了反对二王、刘柳的政治立场，将二王指为“乘时偷国柄”的董贤、侯景。有这样的前情，恐怕即便后来有所解释，他们之间的隔膜也是难以消除的。韩柳虽是朋友，倡导“古文运动”时南北应和，但内容多是严肃的文章、道理，他们的交谊远不如刘柳那样亲密，家长里短、闲情逸致皆可谈。

　　元和六年（811）、元和七年（812）间，柳宗元的许多朋友离开了，奔赴各自的前程。

　　娄图南钦慕柳宗元的才学，途经永州，便留了下来，伴游三年。娄图南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朋友，他寓居开元寺时染病，柳宗元写诗赠他，其中“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一联被后世诗评家推为“柳诗第一”。这句诗对物候的观察承自《诗经·豳风·七月》，对静的知觉则来自他们对孤独的体悟。这一日，娄图南对柳宗元说：“我想要做的事情还未完成，现在要出发了。”

　　姐夫崔简的弟弟崔策来向他道别。崔策怀才不遇，进士考了六次都没有考上，心中十分郁闷。他与柳宗元在永州的山水间踱步，崔策问他：“如果用孝悌、经术、兵农取代进士科目，会不会更加合理？”柳宗元理智地回答他：“即便换了科目，结果也是一样，重要的是选人的操作过程，需要观其行、考其智，而这往往不容易做到。”柳宗元接着宽慰他：“现在国朝政风已理，以你的才学品行，中选是迟早的事情。”

　　崔策重整旗鼓，即将北归。柳宗元写诗送他：

　　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与崔策登西山》）

　　白露为霜，西山迎来了宝贵的秋爽时节。天空明净，白鹤鸣皋。朗日之下，远山披拂着的树木毫末可见，眼前景暂时隔断心中纷扰。远谪最让人感到凄苦的是与亲人分别，这样的痛苦无法解脱，只能暂时在山水中隐遁。幸好有你暂留，稍解我的忧心愁闷。崔策是友人更是亲人，他来永州很是慰藉了柳宗元的思乡之情，而他的离去让柳宗元尤其不舍。

　　陆续离开的朋友都是一起游西山、筑愚溪的朋友。这些知己陆续散去，真让人备感落寞。

　　柳宗元也曾在梦中寻找依托。梦里，他回到了故乡；梦醒时，笔端还在长安的上空逡巡。眼下的长安看得并不真切，雾气茫茫，将他的视线遮蔽。

　　圆方混而不形兮，颢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无星辰兮，下不见夫水陆。（《梦归赋》）

　　他在天空漂浮，像在水中行舟。忽然遭遇雷电、激流，钟鼓之声打破了他的梦游，醒来又是阴冷潮湿的永州。

　　这时，理性让他习惯于求助历史，孔圣人说“九夷可居”、老子遁而适戎、庄子的大鹏展翅都是远离故乡，他与先哲经历着同样的处境。但是，狐死必首丘，哪怕是鸟兽都本能地想要落叶归根。不论是孔子、老子抑或庄子的大鹏鸟，都不是无奈地背离，柳宗元还是更接近屈原的孤苦。

独钓寒江雪

元和七年（812），柳宗元三十九岁。他的岳父杨凭被李夷简弹劾、贬谪，在这一年官复原职。当年后进的韩愈如今重为国子博士，回到长安。同僚在信中起起伏伏，他仍在永州的愚溪。近不惑之年，他对死的畏惧成为平常，对生的思考填充了天长日久的赋闲岁月。

　　他继续在永州境内探索。朝阳岩向东的河流直至芜江，沿途的风景甚是绮丽，其中一条支流，曲折高低，变化无端，让人流连不已。他细数沿江奇石的样态，遍识草植风貌。这里的山风总是自上而下推移，它们晃动树干，于是那些高大的乔木便发出声响。树冠耸动，披拂的花、叶被惊醒，它们舒展身体，万千花叶便随之翻腾。风的足迹在它们的身上留下波涛的褶皱。于是树上的浪涛呼应树下的清流，在风中摇扬。

　　他真是喜欢这里，穷尽石渠，山路变得很狭窄，他折了根竹竿子，卷起衣裳，从石涧的水中淌过。触手冰凉的水和游鱼在左右流淌，溪床的大石经亿万年的磨洗变得圆润，他们将大石上落的腐木与枯草拨开，想象在这大石上，可放多大的胡床。

　　柳宗元点点竹棍，底下竟是空的。在附近砍柴的樵夫，见怪不怪：“这里都是如此，往前还有山洞。”造物的神奇又一次让他们惊叹。

　　他不禁发问：“这世上有无造物主？如果有，为什么这样美好的景致却不出现在中原大地，反落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无人知晓？”

　　宗直说：“此景在此，抚慰像你这样贤能却遭到弃置的人。”

　　谢山人说：“此间灵气不铸英才，铸成了这些奇山异水，所以楚越之地良才少，山水佳处多。”

　　柳宗元知道不是他们说的答案。

　　独处时，他的眼前化出一个披发行吟的诗人影像，那人的面目并不明朗，但柳宗元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他们很早就认识了，在来永州的路上，湘江河畔，柳宗元写了一篇凭吊他的文章。千年来，这位行吟诗人去过许多地方，在许多人的笔下出现，但那些失意的人，或者是天资不够，或者是没有耐心，他们记得他在世上的所为，将其奉为圭臬，但却不能领会他最深的困惑。

　　诗人坐在柳宗元身侧，对着山川大泽、草木枯荣的造物，发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天问》）

　　柳宗元对曰：

　　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天对》）

　　诗人的气息涌动，似会心的意思。世界的原始尚未形成，又有谁能言传，言传者是妄诞胡言，有理；非人力，是元气，有新意。他继续追问：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天问》）

　　柳宗元对：

　　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泠，交错而功。（《天对》）

　　柳宗元对着山，山是一道枷锁，是流放弃置的咒印。山，又像当代人认知的局限，他也许不知道，自己的思索是在叩问那个时代智慧的边界。他得到了回音，不是来自眼前的山抑或山川之外的长安，而是来自千年之前呵壁问天的灵均。他顺着屈原的发问，作《天对》，一条一条梳理自己的回答。

　　天由积气而成，所以天上气候变化无端，无所穷际。日升月落的更替、星罗棋布的设计，亦不由人事。天象本来如此，人不过是认识了一点规律。

　　天文如此，地势亦然。九州图画，有高低、深浅、清浊，自能循环充融，不致外溢泄露。漫谈神话，昆仑悬圃，延年不死，姑妄言之。寿命长短不齐，但都有尽头。

　　屈原沉吟着，千年前的困惑，随着后人对外物的认识加深，有些已经明朗，当年他们信以为真的怪力乱神有了自圆其说的新解，但有些困惑，他仍不能平。譬如鲧的悲剧，他便耿耿于怀。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天问》）

　　鲧的才能不足以治水，众人为什么举荐他？众人虽说可行，但尧知其不能，为何不试一试他？既知才不能胜任，失败岂非必然，又为什么要对他施以如此严重的惩罚？屈原叹人事，“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离骚》）。鲧错在“婞直”，不懂圆滑，不能得到君臣的大力支持，这多么像他当年在楚国的境遇。

　　柳宗元对：

　　盗堙息壤，招帝震怒。赋刑在下，而投弃于羽。（《天对》）

　　如果曾经不明白，现下柳宗元也必须清楚了。盗息壤是罪过，虽然用于治水大业，但手段不为帝所容。这也像他，在宪宗朝，他们所为再多不及干涉立嗣一条，得罪宪宗的过错永远不能被宽恕。绝世的天才注定要在世事困窘中记住他们不愿承认的学问道理。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天问》）屈原在柳宗元身上看到了自己，一个可以思想可与之肆意徜徉的灵魂。上三代已经过去，留在了他们共同的历史里。从禹定九州，到夏到商到周，若说天命授予殷，为什么至于反复？若说天命授予周，为什么又有幽姒之祸？

　　柳宗元对：

　　天邈以蒙，人么以离。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天对》）

　　身边这位后世人并不顺着屈原那个时代信奉的天命说去。他的眼中，这些都是邈远的人事，天命怎会左右这些细事？是人的作为不合乎道理，最后反而质问天命。屈原听出了冷峻之感，如此解，那么比干剖心、梅伯受醢都只止于人事之祸，与天命无干？

　　柳宗元说：

　　肉梅以颁，乌不台诉！孰盈癸恶，兵躬殄祀！（《天对》）

　　纣王杀了梅伯将其剁成肉酱分赐诸侯，于是西伯侯姬昌祭天发兵，促成纣亡。天自是作为天而存在，世事变化的因果和规律是人事。天命反侧，人事可知，天与人事本不相关。

　　当年楚国本要与齐国结盟来对抗秦的扩张，秦的说客张仪用六百里土地诱骗楚王。楚怀王因此背齐连秦，之后发现被骗，与秦开战。次年，秦昭王又欲与楚王会面。屈原苦劝：“秦，虎狼之国，不讲仁义，不可信。”但小人子兰的谗言最终使君王死于他乡。这是楚国悲剧的开始，也是屈原悲剧的开始。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天问》）

　　永州进入雨季，傍晚时分，天空电闪雷鸣，又要下雨了。屈原要走了，他痛苦哀吟，柳宗元却看到了他的绝望：为国作战的志士已经殉国，国家社稷倾覆在即，屈原对他所信奉的天命还能有什么所求？三代故事已有那么多的前鉴，君王不会悔过，小人不会从善，他再怎么义正词严、苦口婆心地陈词，又有什么用？

　　柳宗元从无边的痛苦中抽离，屈原的梦魇何尝不曾折磨着他们？但经过千年，仍将无力、无知、无能之事诉诸天命，那就太过愚昧。“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天说》）柳宗元的痛苦是清醒的，他看得比韩愈通透，他知道人事的治乱祸福都无法推究给天命，只能在现世解决。既然在现世，除了人，还有谁能干预？人的干预是有意义的！

　　“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人们总说古往今来，民生困苦从未改变，但谁又从古活到今，证明民生丝毫未变？屈原何曾什么都未改变，若他的诗什么都未改变、他的死什么都未改变，那么千年来，人们何以将他铭记？

　　信天命的人其实在现世改变了人事。人事可信，天命可去。

　　如果说信天命相当于有了精神的庇护，那柳宗元坚定的不信注定了他的孤独。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为孤囚以终世

元和九年（814）十二月，长安落满白雪。越过如山的案牍，宪宗皇帝听到了一个人名：窦常。

　　是在奏疏中无意的一眼，好像丞相也提到过此人。宪宗记得他很早就中了进士，但真正步入仕途还是在几年前。那人从水部员外郎转去朗州做了刺史，似已任满。

　　朗州……宪宗对这个地名的印象更深些。朗州，刘禹锡在那里。他的头隐隐作痛，心中泛起淡漠的恶感，他又细想了下，此恶感的源头：二王八司马，他们死得差不多了吧！此生最难堪的一段岁月拜他们所赐。

　　宪宗的目光扫过群臣，群臣肃然。这一年，他提拔了几个颇有能力的人：裴度为人正派，遂将他放在了御史中丞的位置上。年底多事之秋，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匿丧将兵，劫掠舞阳等地，公然挑战朝廷的权威。这个毒瘤，他一定要剜去。说到打仗，老将范希朝死了，有点可惜。宪宗想起他当年似乎也参与了王叔文的事。他继而想起，王叔文和王伾虽然惹人厌恶，但用人的眼光却不差，比如杜佑、范希朝还有那几位贬出去的进士。刘柳诗文倒好，总有人和他提起，其余几个……罢了，宪宗搁笔，靠在椅背上，说：“让他们回京。”

　　朗州有信来，柳宗元在愚溪边读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消息。等了十年的跫音，终于在他死前第四年响起。他可以回长安了。

　　

　　他听到了环佩叮当的声音，他看到了长安大街贵人路过时严整的仪仗，那是记忆中热闹的长安，春风吹过杨柳岸，长安的燕子从碧玉枝头启程，飞到愚溪的树梢。

　　可以回去了，那瞻望弗及的故乡。等柳宗元从梦中清醒，他已老泪纵横。

　　告别愚溪，不日启程，柳宗元心中的痛快溢于言表。此刻唯有写诗才能抒怀，李白当年遇赦，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杜甫当年闻喜讯，写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他今日北归亦有此种快意。

　　到了湘江边，他们为等船作了一次短暂的停留。如今他养成了四处散步的习惯，路过界围岩，见一帘瀑布，诗兴便有如泉涌：

　　界围汇湘曲，青壁环澄流。悬泉粲成帘，罗注无时休。韵磬叩凝碧，锵锵彻岩幽。丹霞冠其巅，想像凌虚游。灵境不可状，鬼工谅难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诏释缧囚。采真诚眷恋，许国无淹留。再来寄幽梦，遗贮催行舟。（《界围岩水帘》）

　　出了永州，天地变大了，从前在愚溪里见天地，现如今便在这天地之间。心胸开阔了，用词便无拘束，音韵节奏自然流丽婉转，这是永州山水文章淬炼的笔法。

　　他们登船，柳宗元提出要在汨罗江停一停，他还有一位故人要道别。

　　春风吹来，带着一些暖意，送来了他的朋友。屈原再次幻化在柳宗元的眼前。屈原说这山水和柳宗元有奇缘，他无疑是智者，却又被山水困住半生。

　　柳宗元不以为意，他不迷信命运，心里刚强热血的一面随着境遇被激发，接下来的路，他的选择将与屈原不同，他想要活下去、真诚地活到生命的尽头。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风》）

　　屈原哀哀地叹了一口气，柳宗元还有自己的国朝，有归宿，而他没有。他的楚国不会再回来。

　　柳宗元在路上大致走了一个月，他与刘禹锡通信，一路走，一路歌，遥相唱和。两人约定到时一同进京。

　　京城事，柳宗元并无太大的把握，十年人事变化，他虽与其中一些人有书信往来，但交情上不能说有多深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二人在长安城外的都亭相见，刘禹锡原比柳宗元年长一岁，如今看着却要比他年轻不少。刘禹锡搀着他的双臂，呜呼慨叹了好一阵：“素知子厚心事重，未曾想老病消瘦至此，莫不真吸取了屈骚精髓？”

　　柳宗元宽慰刘禹锡，虽然形体消瘦，精神却好，转而取笑刘梦得一口的武陵腔。

　　梦得颇自得：“做了十年采诗官，自然有些收获。”他的诗兴一起，当即咏成一首：

　　雷雨江山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

　　柳宗元点头赞许，相较而言，他的“驿路开花处处新”（《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倒显得含蓄了。刘禹锡这些年的诗得国风气韵，清新朗阔却不变本色，已然自成一派。

　　到了长安，办理了必要的手续，他们留在寓所等待结果。

　　其间，柳宗元去拜访了先父旧友，时任兵部侍郎的杨於陵，见了一些还能说得上话的故旧。永贞后，今上清理了“前朝余孽”，十年经营，当年的臣子多成为新贵。柳宗元心里清楚，这个时候应当极力给京中的权贵们留下好印象，以助他留在长安。可他更知道，最重要的决定在今上的一念之间。

　　晚间重聚，悠游回来的刘禹锡一口闷酒喝下，吟了四句七绝：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游玄都观》）

　　柳宗元读了两遍，说道：“今时不同往日。”

　　刘禹锡摆摆手：“近些年我时常反省是否自己做错了。这几日回到长安一逛，便知错的不是我，是这世道黑白颠倒。除了我们，世人已经忘了顺宗，忘了永贞年间事，只记得我们是‘奸臣’王叔文的朋党，是戴罪之人。”

　　柳宗元看着他，心中五味杂陈。他已然看破，朝堂上的人也不计较永贞的是非对错，只在乎权衡利害罢了。

　　《游玄都观》果真被人当作口实，传入宫中，史称“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彼时，宪宗正忙于应付吴元济，四处调兵遣将，对刘柳等人的处置意见还在斟酌。有人进了一首大才子刘禹锡新作的诗，加上与二人有宿怨的大臣武元衡添些言语，本有心结的宪宗认为自己也被暗讽。他怒从心起，当即下令，让这些人离开长安，特别是要将刘禹锡贬到播州。

　　乙酉，以虔州司马韩泰为漳州刺史，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为汀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为封州刺史。（《旧唐书》卷十五）

　　柳宗元听到刘禹锡被贬之地为播州，心中大惊：刘禹锡的母亲年事已高，现在他去了播州这样的西南绝域，一去便是万里，伯母怎么能够同行？但若不能同往，那这一别就是永诀。我在永州经历过荒寺送葬的凄苦，那是一生之恸。刘禹锡至孝，必定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于是，柳宗元上奏皇帝，希望以身代之，用条件稍好的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

　　柳宗元的亲友不解：“您尚未有子嗣，且身体孱弱，此去播州，若有不测，岂亦不孝？”

　　柳宗元无法解释，旁人以为是他为朋友之义，却无法理解他心中对孝的亏欠，他想通过挽救刘禹锡母子弥补对病死他乡的母亲的罪恶感。如果还有别的，更不能为世人理解的大概是因为刘禹锡这位挚友在他心中意味着明亮的光，有他活不出的洒脱恣意，他不能让这样乐观张扬的人和他渴望的另一种人生被沉痛的命运击倒。

　　宪宗收到了两本为刘禹锡求情的奏章，它们在众多的诋毁之中尤为显眼。他问裴度：“为何？”

　　裴度答：“播州猿狖所居，母子分离，恐伤陛下孝理之风。”

　　宪宗道：“既为人子，就当谨慎，常恐贻亲之忧。刘禹锡之罪本就重于他人，怎能因他不能侍亲而稍减？”

　　裴度无言以对，宪宗厌恶朋党，原知他有意提拔刘柳，如今又为二人求情，更增加了他的怀疑。可是裴度也有自己的原则，即便不为刘禹锡的前途，也要为柳宗元的道义。

　　孝理之心……宪宗当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皇家无情，他的皇位得来艰难，没有很尽到为人子的孝道。宪宗沉默了一下，对裴度道：“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

　　刘禹锡终于在二人的努力下改判连州刺史。

　　再一次离京，柳宗元并不如十年前那么抑郁惶恐。他的心中仍有不平，仍有憾恨，但许是因为心中彻底卸下悔罪的负担，悲伤与失望都更纯粹些。

　　一声判却归休，谓著南冠到头。冶长虽解缧绁，无由得见东周。（《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其二）

　　他重复着来时的路，再上湘江、再至界围岩水帘。这一回，他没有再见到屈原。再与刘禹锡话别，他预感这次的生离死别，却仍不舍，与之约定，将来如果皇恩浩荡，允许他们致仕归田，他们就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做一对好邻居。

　　他去柳州，要从湘水乘船去漓水经桂州，再溯江而上，其间要绕过南岭。当他到达治所时，已是六月。柳宗元登上柳州城楼，心中的愁恨，排山倒海。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这柳州城楼上的诗，写出了情景交融的化境。诗人站在城楼之上，远望一片被天地遗弃的茫茫大荒。在雨季，惊风密雨下起来，不把天地刷洗尽兴誓不罢休。于是植物不断摆动，承受一轮一轮的摧残。雨幕遮住了视线，江水漫涨，弯弯绕绕，将他与熟悉的一切隔绝。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种柳戏题》）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耶？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这话宽慰了后人，柳宗元终于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后来的事，世人都知道了。他在柳州四年，颇有政绩。曾经跟随他的后生吴武陵一直记着他，请求裴度再施援手。只是赦令虽下，柳宗元已死在柳州。最后是他的朋友观察使裴行立和表弟卢遵料理后事。

　　知交刘禹锡延续着他们的命运，他一直被打压，在连州待了十余年，辗转各地。到了太和二年（828），刘禹锡再次回到长安，又讽刺了一回他看不惯的那些人：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刘郎归来，不见子厚。“君为已矣，余为苟生。”（《重祭柳员外文》）刘禹锡将带着柳宗元一生最珍视的文章和他们共同的理想与人格在世上昂扬地活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