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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

　　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国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传记文学研究者仍奋力前行，全年发表了三百余篇论文与评论，出版传记文学研究著作至少7 部。这些著作大多具有新视野和新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传记史料研究，标志着传记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业已形成。本文着重盘点2020年的传记文学研究著作。

　　2020年出版的7 部传记文学研究著作是：张立群编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张立群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杨正润主编《现代传记研究》（第13 辑）（第14 辑），祝鼎民编著《古代作家传记史料述要》，孟国栋著《石上人生：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代墓志铭研究》，贾彦艳、陈后亮著《英国传统罪犯传记小说研究》。

　　张立群是本年度乃至新世纪以来传记研究最引人注目、研究成果最丰盛的学者。他不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系列论文，引起广泛关注，而且继2019年出版《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之后，2020年又相继推出两部新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从而形成了“作家传记史料研究”三部曲。后两部一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0 批特别资助课题，一为教育部2016年度规划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堪称“结伴而行”的姊妹篇，受到学界好评。作为长期研究中国新诗与新诗理论的学者，张立群爱好诗歌，并出版了诗集《白马——诗的编年史（2005—2012）》（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诗论《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心态史的研究与进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另一种诗歌批评》（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等。结合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实际，他敏锐地觉察到史料研究正在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于是与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结缘，不断拓展现当代文学学科新的研究领域。他将现当代作家传记与现代文学史料学结合，着力探寻新的方法路径，几部著作以选题新、方向新、成果新而别具一格，让人“惊艳”，令人“惊叹”！作为一种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张立群为传记文学学科建构开疆拓土的不懈努力值得发扬光大。虽说前有杨正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俞樟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分别填补了有关方面的学术空白，但张立群着眼于现当代诗人这一更为具体、细腻的领域，同样填补了一大“空白点”。

　　顾名思义，《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以下简称《辑录》）实际上包括两大核心内容：一是“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一是“传记版本”。涉及史学、传记学、文学传播学、版本学等方方面面。无论何种传记，大多可分为他传、自传两大类。年谱则是诗人传记的一种特殊形式。若是将传记的边缘形态计算在内，那么，日记、书信、游记等亚自传无疑不容忽视。《辑录》在结构安排上精心设计，科学合理。著者将诗人传记分成六部分，依次为“第一编：现当代诗人他传版本辑录”“第二编：现当代诗人自传版本辑录”“第三编：现当代诗人年谱版本辑录”“第四编：现当代诗人部分日记、游记、书信版本辑录”“第五编：现当代诗人部分研究资料、纪念文集版本辑录”“第六编：部分含现当代诗人合传（包括小传、传略、列传）版本辑录”，可说是目前整理辑录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最为齐全者，蔚为大观。他传、自传版本当仁不让地成为本书的重中之重。以冰心传记为例，共辑录91 种，其中他传51 种、自传10 种、年谱2 种、日记游记书信25 种、研究资料纪念文集3 种。再如郭沫若传记辑录198 种，其中他传116 种、自传59 种、年谱5 种、日记游记书信12 种、研究资料纪念文集6 种。

　　著者在对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的过程中，不辞劳苦，孜孜以求，十分“追求视野上的大、广、全、多”。除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者外，还收有一些“内部资料”，如《九叶诗人杜运燮》《潘漠华烈士传略》《潘漠华纪念文集》《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等。此外，还将史料视野投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相比而言，中国台湾地区版本辑录数量第二，仅次于中国大陆，为173 种；中国香港次之，为41 种；中国澳门再次之，为3种。该著提到的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传记丛书”之诗人传记8 种、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之诗人传记5 种、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传记资料》21 册、台湾文学馆出版的《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之诗人传记，香港万丰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新传》（梁锡华著）、听涛出版社出版的《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年谱》（耿云志编）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著者还将视野扩展到一些译传，如[俄]切尔卡斯基著、宋绍香译《艾青：太阳的使者》《徐志摩：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美]汉乐逸著、李永毅译《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并辑录有英文原版书，等等。

　　《辑录》精心编撰，用了较多的脚注，多达453 个，构成一道美妙的风景线。这些脚注大多针对属于丛书、系列的“第一本诗人传记”加以注释说明，余下从略，既节省很多文字，又体现了“辑录”和“查找”的意义。有的脚注则用于说明文本收录的情况，或解释特殊个案，方便读者了解。

　　《辑录》搜集的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年份下限截止到2019年，而其上限从著者搜集到的最早的传记年份算起，约至1926年。为编著此书，著者曾先后辗转奔波于近十所高校图书馆。在搜求整理过程中虽力求全面，但正如作家“全集不全”的现象一样，《辑录》也在客观上存在着“版本不全”的问题。以我学力和目力所限的观察，本书还有一些缺漏似可补充。以胡风他传版本为例，确实不应遗漏李辉的代表作《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该书曾先后累计出版10 版左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最早198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出版了繁体字版本，2010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版；1996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日文版；1997年、2003年花城出版社以《文坛悲歌》为书名先后推出新版，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修订版。刘半农他传版本，可补充胡美凤的《流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汪国真他传版本，可补充彭俐的《真个汪国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不应遗漏吕碧城、于右任和中国香港当代诗人寒山碧的他传版本：如刘纳编著《吕碧城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王忠和的《吕碧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等多部；许有成、顾潜的《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有成的《于右任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多部；以及孙德喜的《寒山碧评传》（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年版）。以自传版本为例，可补充吕碧城著、文明国编《吕碧城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现当代诗人部分日记、游记、书信版本，可补充《徐志摩全集》（第五卷戏剧书信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现当代诗人部分研究资料、纪念文集版本，不应遗漏袁幼鸣、李小非编《“汪国真现象”备忘录》（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汪国真著、李晓琤编《再见汪国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年版）。

　　《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堪称张立群研究传记文学的代表作。著者紧扣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综合运用史料学、文献学、阐释学、文章学相结合的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学术探索，具有强烈的理论探讨和现实观照的双重意义。归而言之，该著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敏锐的学术视野。《研究》除“导论”外，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即“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价值构成”“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层位划分”“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的生成与实现”“传记家的素养与传记史料的关系”“影响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价值的其他因素”，最后为结束语“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建设与研究的历史展望”。该著十分注重在时间和空间的双向维度上进行拓展：在时间层面上，注重“现当代”的贯通，即涵盖了文学史通常所述的“现代”（1917-1949）和“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个时段；而在空间层面上，则向中国大陆及其以外的地域敞开，涵盖中国大陆地区、中国港澳台地区学者以及国外学者撰写与出版的现当代诗人传记。诚如长期关注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著名学者吴秀明所期许的那样，“通过这种‘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的‘双构性’观念和路径，拓宽史料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二是浓厚的问题意识。通观《研究》，可以明显看到一条逻辑思考的路径，即问题意识贯穿全书。著者沿着“何为史料”——“如何史料”——“怎样问题”层层递进，不断提出问题、阐释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揭示其问题的过程中，确立科学、正确的传记史料观和写作观。比如“导论”，从“传记”到“现当代诗人传记”界定了范畴，继而提出“现当代诗人传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传记性史料’”，而“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就是要揭示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史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明确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价值构成的基础上，著者结合文学史料学相关理论阐述了诗人传记的史料层位划分问题。再如版本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因时代的变迁、史料的新发现和传记家的创作理想变化，便会有不断“重写”以实现“善本”化的可能。著者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诗人如“郭沫若传”“徐志摩传”的不同版本，借助“版本”考辨与“跨版本”比较、互见与释疑，重释了若干争议与诗歌史“悬案”，探讨史料应该如何在诗人传记中生成与价值实现。还有传记伦理问题，事关传记家的素养与传记史料的关系。著者借鉴杨正润《现代传记学》中提出的传记家应有的“四长”——“传记道德”“传记才能”“传记学养”“传记洞识”，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传记家与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价值之间的关系。在上述论证基础上，本书还深入开掘，从影响的角度探讨了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价值，涉及“消费性”“地域性”等问题。我十分赞同张元珂的会心之论，著者“对一系列‘史料问题’的发现与提出无不来源于具体实践”，且“对史料问题的发现与阐释大都具有切实的经验视域，而非从上而下、凌空高蹈式的空谈”。

　　三是持续的理论创新。《研究》着力追求具有专业度、在场感和及物性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诸如优秀传记家的素养和构建、传记“善本”、“跨版本视野”、“地域性问题”、“消费性传记”、传记伦理等具体而微的理论命题。且大多结合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探讨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不乏理论上的独特思考和真知灼见。以消费时代的传记写作为例，消费与接受事关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但世俗化的写作现象无疑为传记发展带来了隐忧。虽说先前学界便有焦雨虹的《消费时代传记研究三题》《图像、媒介与娱乐——消费文化与传记研究》等论文，但真正为这一现象明确命名“消费性传记”的，张立群则是第一人。在《研究》中，著者再次结合实例分析，反思近年来现当代诗人传记生产与消费的问题，严肃指出“消费性传记的大量出现，自然会影响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对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概念形成了理论挑战”，并期待“现当代诗人传记回归发展的理性”。

　　四是扎实的文本阐释。著者论述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在注重史实和逻辑的同时，处处呈现诗性与思辨相交融的特性。“具有史料意识的批评往往扎实厚重、更具学术气息，能够对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清晰而准确的判断，而融入批评意识的史料研究则有可能增强自身的分析能力，并在呈现文采的同时让文字更加生动、活泼……”著者的夫子自道确乎经验之谈。《研究》附录选取了三篇论文：《“徐志摩传”现状考察及史料价值问题》《温暖的回忆与坦荡的诉说——读〈生正逢时：屠岸自述〉》《“郭沫若传”的现状考察——兼谈多身份传主传记书写的进路》，从中可见出著者善于将宏观的判断和微观的洞察相结合，考察写作现状，总结成败得失，体现出扎实厚重的文本分析能力。

　　综上可知，张立群的《辑录》《研究》两书，在史料的发掘（版本辑录）、分类整理、重塑研究规范和史料问题阐释等多重视野下，为全方位搭建起现当代诗人传记的研究平台提供了范式，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话语空间。

　　祝鼎民编著《古代作家传记史料述要》（以下简称《述要》），是一部探讨中国古代作家传记史料的专书。全书资料翔实，体大思精，既具史料性、知识性、学术性，又具艺术性、实用性、指导性，必将为有志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学子以及古代作家传记研究的学者提供极大的帮助。相比之前学术界出版的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可礼著《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来说，《述要》自有其独到之处。前者虽说涉及传记史料，但由于其论著主旨的限制，主要着眼于史料的整体和共性，或某一朝代某一文体，不可能顾及作为史料学的一个分支——作家传记史料的特殊性。后者虽涉及古代文学传记史料包括文学家传记史料，但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述要》在搜辑与整理古代作家传记史料方面，力求系统全面、方法科学。全书凡七章，前五章大致按图书分类编排，包括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作家传记，传记体史书中的作家史料，编年体、方志、目录中的作家史料，笔记中的作家史料，文集中的作家史料等。文集中又分别介绍了集部中的总集和别集，别集中的作家史料又按传状、碑志、哀祭、序跋、赠序、诏令奏议及其他文体分类叙述；第六章为作家传记史料的考订，涉及姓名考订、籍贯考订、生卒年考订、作家事迹考订；第七章为人物传记史料索引，涉及综合性人物传记索引、史传人名索引、传记人名索引以及方志、目录中的人物传记索引。《述要》通过梳理归纳、探索析辨、感悟解领，对古代作家传记史料展开了全方位的详细阐述和论证。此外，本书介绍人物传记史料索引，不仅涉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的版本图书，还涉及哈佛燕京版、东京东洋版等多种图书。

　　《述要》要言不烦，条分缕析。其中对二十六史中的作家传记的介绍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对总传中的作家传记鸟瞰式的简介，言简意明，还有对纪传体史书中作家传记特点的概括——“选录的知名性”“记载的可靠性”“传记的概括性”“安排的整体性”“写作的模式性”“时代的局限性”；对笔记中人物史料特点的总结——“真实性”“丰富性”“生动性”“片断性”“传闻性”“时代性”；对别集中作者史料特点的分析——“无往而不在的自我”“自我行踪的勾勒”“心灵的窗口”“作品中史料的丰富”“史料的真实性”，等等，都有其精辟独到的见解，既凝聚着著者的心血智慧，又透显着深厚的学养功力。

　　祝鼎民早年曾著有《中文工具书及其使用》一书。这本《述要》同样兼具导读和指南性质。它面向读者的通俗性、指导性，亦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如谈作家传记史料的考订方法——“占有史料”“发现问题”“排比史料”“细心求证”；谈考订需具备的疑古、探索、求实、决断、存疑等精神，通俗易懂，说理透彻。在介绍史料的各种过程中，既谈优长之处，如《史讳举例》“不仅举了许多实例，而更重要的是对历代避讳作了总结，是历史科学研究和古典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又谈错误不足，如“从我国古代作家传记史料的现实看，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量作家缺乏必要的传记史料，二是已有的传记史料中有着不少舛错”。有时还不忘提醒读者注意，如在纪传体史书的运用中，“应该注意它们的历史局限”；《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的引书书目，包括了传奇小说等，“我们查找文学家史料，当有所选择，因这些书不都具有作家的传记史料价值”。

　　《述要》列入“京师中文学术文库”，写作时曾广泛阅读并参考了历代先辈和时贤的有关论著，可惜全书无一注释。著者自称“已步入耄耋，无力作增补修订”，深以为憾。

　　孟国栋的《石上人生：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代墓志铭研究》，是著者在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作为一部在对前辈学者长期以来所持观念进行修正、而以创新思维研究唐代墓志铭的专著，其开阔的视野、史料的运用、全新的阐释，令人眼前为之一亮。我们欣喜地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传记研究的范围越来越扩大，2015年12月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第22届年会探讨的主题便是“碑传墓志悼词遗嘱研究”，学界还推出了胡益民、王鹏的《明清徽州历史人物碑传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徐海容的《唐代碑志文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等多部碑传、碑志文研究著作。不过，这些图书大多是从历史文化学角度出发的。《石上人生》则从传记视域出发，对前人措意较少但又关乎唐代文学发展和演变的新材料——新出土唐代墓志铭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充分挖掘唐代墓志铭的传记价值，从不同层面探其幽赜，新见迭出。上编“综合研究”，从墓志铭的传记属性、求真观念与唐代墓志铭记载的可靠性、创作范式的转变与人物形象的凸显、人际关系的叙写与唐代墓志铭的情感表达、疾病医疗与唐人生命历程的转轨、丧葬观念与唐人最后的嘱托等，全面、集中、深入地阐释了墓志铭的传记价值。下编“个案研究”，选取了新出土的《王洛客墓志铭》、《何昌浩墓志铭》、“于汝锡夫妇墓志铭”、《皇甫鉟墓志铭》专门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唐代墓志铭传记文学价值的认识。最后附录“新出墓志铭与唐人传记资料新证”，亦为研究者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参考资料。总之，从生命写作、传记的传承与革新的角度出发，还原唐代墓志铭发生的基本语境，分析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创作走向，“书中无论是学理上的宏观研究，还是考证上的细微辨析，无不紧扣唐代传记作者的生存情况、创作理念、创作特色和作品价值等文学性问题”。

　　著者对墓志铭传记价值的全新认识无疑值得称道，但他认为“《左传》《史记》的全部乃至一般的史传都是史而不是传记文学”的说法却值得商榷。还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说得好：“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的高度艺术成就不仅彪炳于传记文学一个门类，而且给后代的小说、戏剧以无与伦比的影响。”

　　贾彦艳、陈后亮合著的《英国传统罪犯传记小说研究》，是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同名）的结项成果。罪犯传记就是展示有关犯罪人物的生平及个性的作品。国内学界在犯罪小说研究方面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对罪犯传记小说研究基本处于空白，这部著作恰好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第一章“英国18世纪罪犯传记概观：叙事类型与研究范式”先声夺人，学理性强，将宏观考察与微观探究相结合，充满文学的历史感和文化哲学的思辨性，力透纸背。既有高屋建瓴式的富有哲学意味的学理，又有精于钻探、深于挖掘、探析系统的学理。著者主要梳理了罪犯传记的四种研究范式，即里凯蒂：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罪犯传记、法奥勒：罪犯传记的两种神话模式及其文化功能、格莱德菲尔德：罪犯传记中的多元意识形态、罗林斯：文化霸权与妥协平衡。通过深入挖掘罪犯传记在18世纪英国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估罪犯传记的社会价值及历史文化、道德政治内涵，同时也为英国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第二至六章主要谈论的是罪犯传记，涉及亚历山大·史密斯船长与《罪犯传记全集》、查尔斯·约翰逊船长与《劫匪记述》、丹尼尔·笛福罪犯传记书写中的叙述技巧、《摩尔·弗兰德斯》与早期犯罪叙述的正当性问题、《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对传统罪犯传记的改写等。第七至十章主要谈论的是新门派犯罪小说。全书采用了哲学与人类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既注重罪犯传记与犯罪小说的内部研究，又注重罪犯传记与犯罪小说的外部研究，并试图揭示有关英国传统罪犯传记对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影响。

　　阅读《英国传统罪犯传记小说研究》，我总觉得书名欠妥，有歧义，宜改用《英国传统罪犯传记与犯罪小说研究》为好。美国的倪豪士著有《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罗宁、武丽霞合著有《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巴蜀书社2016年版），都是精心选用书名的成功范例。另外，这本结项合著似有仓促之感，缺少精心修改，第一章与导论部分有几处文字重复，个别章节之间也存在前后说法不一的问题。

　　杨正润主编的《现代传记研究》（第13 辑）（第14 辑），共发文40 篇。论题广泛，新鲜有趣，出现不少新概念、新命题、新视角、新方法。克雷格·豪斯的《片传与传记环境——见微知著》（英文版），创造性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片传”，并从微观到宏观考察了“片传”的传记价值。梁庆标对史密斯和沃森的访谈《我们的自传研究》（英文版），勾勒出近40年来美国自传研究的一个侧面。“作品研究”成果喜人。魏雪、全展的《改革开放40年“当代作家”传记综论》，在考察“当代作家”传记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探究传记热现象之原因，并扼要分析写作症候，以期促进传记文学写作的可持续发展。张杨的《历史长河中的自我确立——评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颇有“长河意识”，注重细读比较。李琪婷的《“虚构的真实”与传主精神形象建构——李长之人物传记研究》，研究“传记家”，总结规律，对传记创作与研究不无启示。以上三文视野宏阔，阐释到位，大多分析出色。“传记史研究”佳作不断。许结的《汉唐图像叙事与帝国书写》、孙文起的《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文体因革》、许勤超的《虚构的力量——莎士比亚传记中的安妮·哈瑟维》、曹蕾的《时代的传记和心灵自传——评〈塞维尼夫人书信〉》，细加梳理总结、比较阐释，能言他人所未言。“人物研究”别开生面。梁庆标的《君特·格拉斯的“隐秘忏悔”》、江涛的《作为研究方法的“残雪传记”》、薛玉凤的《马克·吐温的暴富情结》、赵山奎的《注意卡夫卡的一则自传记述》等，均论述扎实，体现出研究的新路径。马洛丹的《生命与生命的双向互动——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关系建构》，提出社会关系、叙事和审美的“三重研究视野”。樊露露的《中国传记电影的时间塑形策略与传主身份建构》，聚焦传记片的文化生成机制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性。此外，还有韩石山的《传主的选择与材料的挖掘》，本刊记者的《“我们做的是重大项目，更是传记事业”——“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七年记》，章佳瑶的《大海或山峰：太平洋时代的传记对话与交响》，黄蓉的《传记当下与未来的转向——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传记研讨会综述》等，或为“传记家言”，不吝传授写作经验；或为最新鲜、最前沿的学术信息，容量巨大，干货多多，均清新可读，富有借鉴意义。

　　注释：

　　[1]张立群著：《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张立群编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张立群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2][3][8]张立群：《史料研究：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光明日报》2019年8月21日。

　　[4]章涛、吴秀明：《文献史料问题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阐释”学术研讨会综述》，《中文学术前沿》2014年第七辑。

　　[5]张元珂：《论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史料辑录与研究——兼及理解“传记文学”属性的一种方法》，《艺术广角》2021年第1 期。

　　[6]焦雨虹：《消费时代传记研究三题》，《文艺评论》2007年第5 期；《图像、媒介与娱乐——消费文化与传记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1 期。

　　[7]张立群：《近年来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一种考察——兼及消费时代的传记伦理问题》，《南方文坛》2017年第6 期。

　　[9]祝鼎民编著：《古代作家传记史料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10][11][12]祝鼎民编著：《古代作家传记史料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50 页、16 页、521 页。

　　[13]孟国栋著:《石上人生：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代墓志铭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14]曹丽芳：《唐代墓志铭算传记文学吗？》，《中华读书报》2021年4月28日。

　　[15]韩兆琦著：《〈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2—243 页。

　　[16]贾彦艳、陈后亮著：《英国传统罪犯传记小说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17]“所谓‘犯罪小说’，是指虚构情节涉及罪行及其侦破过程的小说作品总称”。转引至段枫：《犯罪小说的叙事内核及其伦理考量》，《国外文学》2016年第2 期。

　　[18]杨正润主编：《现代传记研究》（第13 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杨正润主编：《现代传记研究》（第14 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