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勇

　　中国农业大学

　　常近时，生于1937年，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水力机械系水力机械专业，长期从事水电站水轮机装置过渡过程和水利机械水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水轮机运行》《叶片式水力机械水动力学计算》《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毕节模式》《全球视野的毕节试验区发展研究》等专著10余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10次；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十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八届委员。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从1984年起，在贵州省开展“智力支边”服务工作。1989年至今，连续担任国务院批准建设的贵州省“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五届专家顾问组常务副组长、总顾问，服务毕节试验区30多年。2008年荣获毕节颁发的金质奖章和“毕节荣誉市民”称号。

　　2018年7月，在贵州毕节试验区成立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试验区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批示，高度肯定毕节试验区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其称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随后，贵州省新闻联播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毕节七次批示的历史。“乌蒙磅礴走泥丸”，在这片曾见证过红军意志坚定、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的土地上，30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发生过什么，让新时代的领导人如此重视？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共同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范例，一个深度贫困地区经历了30年发展实践摆脱贫困的中国故事。

　　想要了解毕节实验区的故事，常近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1984年，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后与北京农业大学合并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常近时受邀去贵阳进行为期三周的讲学，邀请者是当时在贵州经贸委工作的刘世忠，他是常近时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讲学结束后，刘世忠带着老师到农村去走了走，常近时第一次目睹了那里的深度贫困，深受触动。当时他是农工民主党中央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刘世忠希望他能通过民主党派动员一些专家来支援贵州，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出谋划策，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常近时与贵州结缘，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扶贫事业。

　　在此之后，常近时受聘担任贵州省经济委员会顾问，并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与省里签署了《关于开展智力支援工作的商谈纪要》，《纪要》中明确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将贵州省作为“智力支边”的主要对象和重点，以全党的智力优势，助力贵州的发展。常近时做了具体的规划，首先将毕节地区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作为试点。或许常近时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开启的这项试验将在中国扶贫脱贫的伟大历程中留下怎样深刻的印迹。

毕节试验区的建立

1985年6月，中央决定将胡锦涛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调任贵州省委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专门找他谈过话，特别提到了毕节，说这个地方很落后、很贫困，群众生活很艰苦，希望他到贵州后多加关注。为什么习仲勋会如此重视毕节？这是因为他曾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1278期上刊登的一篇内参，是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在毕节地区发出的题为《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的急电：“在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3个村民组察看了311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有3个月缺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当时习仲勋即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的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20世纪80年代，毕节农村的破旧民居

　　此时的贵州，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全国1987年与1978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12.15%，贵州则为8.7%。1987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423元，贵州省农村人均收入仅为252元。贵州农村人口在全省占88%，28%的农业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贫困和生态恶化，是当时严重困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这种情况又以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毕节地区尤为明显。

　　1985年7月24日，胡锦涛到任贵州省委书记仅3天，即深入毕节地区开展调研，安排部署扶贫工作。常近时和农工民主党在毕节的试验自然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落实习仲勋同志临行嘱托的一个可行的突破口。1987年10月，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在贵阳主持召开云南、贵州等8省区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参加的智力支边工作座谈会。胡锦涛与参会的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商讨并达成了共识：毕节地区的情况在滇、黔、桂喀斯特区域内最具代表性，可以考虑首先在毕节建立试验区，探索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生态良性发展的路子。

　　1988年年初，胡锦涛正式提出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构想，希望通过建立试验区，“从贵州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同年，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派出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为组长的“赴黔工作组”，在毕节进行为期10余天的调研，常近时当时也是工作组的成员。他回忆说：“工作组走遍了当时毕节的8个县，行程千余公里，对毕节农村的贫困、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和发展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了初步了解。”也正是这一次考察，让专家组“对贵州省委、省政府拟在毕节地区建立以全行政区域为对象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有了理解和共识”。多年之后，常近时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在威宁县城下榻的招待所里，喝的水是大铁锅炉烧的，倒在杯里浑浊不堪。当来到威宁农村时，一户农民家的贫困状况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一家人住在茅草房中，家里没有床，全家人就睡在火塘边，墙上挂着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的，厚得如同渔夫的蓑衣。“这些贫苦农民和他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生活境遇却与我们相差甚远，应当帮他们一把啊！”后来，常近时在学校的课堂上经常会给学生们谈起当时的情景和感受，正是这第一次到毕节的强烈震撼，使他与毕节试验区有了永远无法割舍的情缘。

　　考察结束后，在胡锦涛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常近时在会上发言，讲述了自己在威宁农村的所见所闻，并对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超限增长等严重问题和乌江水电开发、乌江流域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等内容发表了个人看法。会议结束后，工作组写出了考察报告，并以8个民主党派中央与全国工商联的名义表示完全赞同贵州省委、省政府建立毕节试验区的决定，并上报中央。

　　1988年5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示》。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行文，批复同意贵州省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至此，常近时与专家顾问组的朋友们一起，开始了毕节试验区长达30多年的建设征程。

规划蓝图谋发展

1986年，常近时正式受聘贵州省经济委员会顾问，经常与贵州省经济委员会、农业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们探讨如何摆脱农民贫困、生态恶化以及加快发展省区经济的问题。他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毕节模式》一书中回忆说：“大家都认为人口压力过重是把贵州变穷、生态变坏的重要原因；而解决贵州问题，必须三管齐下、近忧远虑一起考虑，才可望找到一条合理的解困途径。”让常近时感到欣喜的是，胡锦涛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确定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建设毕节试验区的科学决策。为了做好规划，省里特别请求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派出专家指导试验区规划工作。

　　1988年12月初，常近时再次来到毕节。他的身份是专家组副组长，组长是钱伟长，他是钱老的第一助手。当时，专家组和毕节试验区负责编撰规划的人员在规划的形式和内容上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应制定一个脱贫计划，有人认为应当制定一个战略规划。常近时则明确表示“应当制定一个发展规划”，并认为“这个发展规划还应当分为总规划和子规划两个部分：总规划在内容上要突出毕节试验区发展的战略思想、试验区的主要工作目标，将是毕节试验区在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纲领；子规划则要结合当前毕节试验区最急需解决、落实和推动的工作来制定，并且要逐一落实在具体项目上，否则，规划将会成为一纸空文”。

　　此后，受钱伟长委托，常近时在工作组汇报会上对编制《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进行了说明，他提到：毕节既然已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试验区，那么就不能只考虑区域内贫困农民的脱贫问题，必须把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密切结合起来制定规划。规划内容必须贴近实际，必须要有各种项目来支撑。

　　1989年，四易其稿的《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论证通过。论证会上，常近时以主评议人身份对《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基本结构、指导思想、措施和启动项目作了概要介绍。这份《发展规划》涵盖了毕节试验区从1988年至2000年这一较长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全方位协调发展的重点：确定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及其有机结合、协调运作，实现毕节地区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寓经济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大力实施“坡改梯”小流域综合治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两烟（烤烟、卷烟）、铅锌等产业；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膨胀；在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同发展之间建立协调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但也要积极争取外援……

　　“这是一个1988-2000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今天回过头看，常近时欣慰地说：“整个规划结构合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符合毕节实际，有较强的科学性，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可行的。”在当时，论证会纪要也对《发展规划》的意义给予了强调：“规划的实施，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解决毕节地区57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它对贵州省乃至整个岩溶贫困地区改变面貌、脱贫致富、改善生态、振兴经济，将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

　　在发展规划制定并实施之后，常近时又陆续和专家组制定了《贵州省毕节地区畜牧产业发展战略暨规划》《毕节试验区中长期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发展规划》《毕节地区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等，帮助制定了从“八五”到“十三五”期间的多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为毕节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

组建专家顾问组

规划制定后，常近时面临的就是如何执行实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要执行好规划，要使得规划得到贵州省政府和地方人大的通过作为保证。”“另一方面，民主党派也要参与规划的实施，根据规划要求，进行智力支援。”1988年10月，深思熟虑的常近时给毕节地区专员写了一份书面建议，提出为了推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在组织上、制度上保证对试验区的工作指导不断线、不脱节，建议成立一个专家顾问组。毕节地区地委行署专门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万绍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张竹商议，他们均赞成常近时的建议。于是，论证会结束后，常近时立即开始着手筹建“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工作。

　　“我们确认顾问组成员的条件是：民主党派热心于智力支边的高级科技人才，具有正教授或相应职称，在行业中有相当知名度的专家。”接到毕节试验区第一届顾问组的筹建工作任务后，常近时却发现：“这个条件，在当时是十分苛刻的。”1989年全国的正教授不到万人，且大多数年事已高。当时，常近时所在学校像他这样50岁上下的教授只有两名。1989年9月，颇费周折的人选名单最后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智力支边的部门领导协商确定。毕节试验区第一届专家顾问组正式成立，由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任组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杨纪珂、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和常近时任副组长。“成立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建议是我提出的，经大家一致推举，我做了顾问组的常务副组长。”常近时十分清楚这个常务副组长责任的重大，要做好这份工作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将会影响本职工作和学术领域的更高追求。他有些担心，“如果做不好，还会失信于人”。

　　1990年年初，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卢嘉锡约常近时到其家中恳谈。“卢嘉锡与我母亲同岁，我既把他看作德高望重的领导，又把他当成长挚亲人。”交谈之后，常近时“考虑个人得失的‘一过性想法’，很快便被社会责任感所冲淡”，“我认真地听从了卢嘉锡主席的教诲，勇敢地把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常务副组长这副担子担当起来，尽力把工作做好”。

　　

　　1989年，农工党中央关于申报成立专家顾问组的建议

　　那次交谈时，常近时还提出希望卢嘉锡能抽空到毕节进行考察，卢嘉锡不仅应允，还说要尽早成行。不久，卢嘉锡、姚峻、田光涛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带领专家队伍专程到毕节试验区考察。“我感到很受鼓舞”，“那时，他的腿脚已不太利落，走路、吃饭都要由专人照顾”，常近时把卢嘉锡此行看作对自己工作的支持，很感动，也有了干劲。

　　此前，常近时长期从事大型水电站水轮机装置过渡过程和叶片式水利机械水动力学计算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创立了享誉国内外学术界的“常氏体系”，但是出任专家顾问组常务副组长这一要职，真正为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仅有专业造诣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国家的发展方略、宏观政策等有深入的了解，吃透、弄懂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了解贵州省和毕节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1990年4月，常近时与卢嘉锡（左）在考察毕节试验区后合影

　　为了不辱使命，常近时潜心钻研新角色要求掌握的新知识，认真学习了区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财政、税收、市场营销等领域的主要论述，还深入了解毕节试验区的实际，持续地关注其各个领域的发展态势。当时与常近时有过接触的毕节干部群众都说：“常近时是一位很有学术造诣的水利专家……但是为了毕节的发展，他把自己变成了‘杂家’。”在常近时的统筹协调和不懈努力下，专家顾问组的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

　　从1989年9月到2011年7月，常近时担任第一届到第四届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常务副组长。2011年7月起，他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一道，担任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总顾问。

把脉献策试验区

在毕节试验区成立初期，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有不少人向常近时提出一个令他费解的问题：毕节既然是试验区，那么试验什么？“毕节试验区主要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位一体的试验，就是通过‘三大主题’的试验使毕节脱贫奔小康，荒山变绿地，使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发展，走上工业化、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常近时回答这个问题时说：“这些，是毕节试验区的基本任务。在此基础上，给其他类似的喀斯特贫困地区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发展路子，这是毕节试验区的第二个任务。”

　　1990年4月，常近时带领毕节试验区第一届专家顾问组成员参加了贵州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毕节试验区第二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通过了毕节地区根据《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制定的《1990-1992年试验区实施方案》。在此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杨雍哲发表了“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讲话”，他认为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提出是贵州的一大创造，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常近时对这次会议记忆犹新：“当讲到‘具有国际意义’时，杨雍哲副主任停下问我：‘常教授，您同意吗？’我当即回答：‘我同意！’”杨雍哲的这篇讲话后来作为国务院扶贫办的正式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区。毕节试验区、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开始被国内广泛知晓。

　　按照《1990-1992年试验区实施方案》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等措施，起步阶段的毕节试验区经济实现了从传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试验区建立了“纳雍县姑开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小区”“威宁县观风海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与经济开发试验小区”“金沙县安底星火技术密集试验小区”等9个试验小区，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示范、促进作用。

　　试验区实行了“五子登科”农业综合开发模式。所谓“五子登科”，就是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种植地埂树“系带子”、坡地种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五子登科”是毕节干部群众在长期治山治水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综合农业开发模式，毕节顾问组的专家因势利导，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在陡坡耕地未能彻底退耕的情况下，针对当时正在耕种的坡耕地实施治理，对抑制毕节地区水土流失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后来的发展中，“五子登科”的内容不断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毕节综合开发、治山治水模式。到1992年，毕节全区财政收入达到4.3亿元，国民总产值为38.84亿元，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达到23.5亿斤；烤烟收购234万担，农民平均纯收入372元；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产值为14.5亿元。到1993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48亿元，贫困人口减少到216万人，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一三二”到“一二三”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1994年4月15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出台，这是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根据国家确定的标准，这一年，毕节县退出国家贫困县行列、撤县建市，但毕节地区的大方、织金、纳雍、威宁、赫章5个县仍属国定贫困县，贫困人口176万人，扶贫攻坚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1997年5月，钱伟长（左四）、常近时（左二）等在毕节试验区大方县工作会议上

　　国家新的扶贫政策和计划的出台，也给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199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毕节专家顾问组就试验区发展问题提出提案，顾问组组长钱伟长作了大会发言，使全社会更加了解毕节试验区，争取社会各界的更多支持。常近时就以毕节试验区为代表的特别贫困地区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扶贫工作提出了八条颇具前瞻性、针对性的建议，不仅对毕节试验区的扶贫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也对全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常近时教授的《扶贫工作八建议》凝聚着他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接触毕节试验区工作以来的智慧结晶。”2018年，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办公室在总结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参与毕节改革发展30年经验时指出：“其中每一条都是珠玑之言，对推动毕节试验区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情系毕节三十年

30多年来，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先后都有专家顾问组成员的积极参与，常近时则一直亲身经历、见证毕节试验区发展的每一个足迹，并为之谋划更好的前行之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烟”（烤烟、卷烟）生产成为毕节试验区的支柱产业，常近时却认为从长远看，“两烟”不可能成为永续发展的产业，毕节支柱产业单一的局面令他感到担忧。

　　1996年年初，常近时到钱伟长家里拜年。在交谈时，常近时提出改变毕节支柱产业单一的局面，应下大力气将畜牧业培育成为新的支柱产业，钱伟长欣然赞同。“毕节地区的自然环境很适合发展畜牧业，有丰富的饲草、畜禽资源和宜牧的荒山荒坡；毕节地区有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畜牧业是劳动力转移最便捷的途径；毕节地区农民有家庭养畜的传统，且肉类产量在贵州省排在前列；贵州省计划发展成畜牧大省，毕节地区也是计划基地之一；国内外市场对猪、牛、羊等肉类的需求量显著增大，成为毕节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有利条件。”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后，常近时正式提出制定一个毕节地区畜牧产业发展的规划，以推动全区畜牧业的发展。1997年10月31日，《毕节地区畜牧产业发展战略暨规划》论证通过，在对毕节试验区过去9年发展状况进行总结阐述的基础上，对今后毕节发展畜牧业的有利条件、畜牧产业带的布局以及畜种、饲草饲料、养畜与畜产品加工、流通体制的建立、市场的开拓等都作了很好的规划安排。

　　毕节地区位于黔西北，紧靠四川腹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条贯通全区主要县市的铁路，交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早在1988年，钱伟长就曾提出修建一条铁路直通四川的长江水道，“但在当时，毕节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欲修建长达数百公里的铁路，很不现实”。

　　1993年，涉及川黔桂三省区五地州的“隆百（黄）铁路”建设项目开始筹划，这条线路北起成渝铁路线的四川隆昌，南下经泸州、叙永县，跨赤水河进入贵州毕节，在安顺与贵昆铁路线相交后继续南下，在广西境内与南昆铁路线的八渡（或黄桶）相连。此前，隆昌至泸州已由四川省按地方铁路等级建成通车，泸州至叙永已完成可行性研究。这一铁路建成后，将贯通成渝铁路和贵昆铁路，形成西南地区大宗货物出海的又一重要南下通道。1994年2月、8月，常近时分别向钱伟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郑万通汇报了“隆黄铁路”建议案，得到了肯定和支持。1995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期间，常近时作为第一提案人，多位政协委员参与提出了修建“隆黄铁路”的建议案。此项铁路被铁道部采纳答应，将此条铁路全线建设列入“九五”规划，按地方铁路，中央补助方式修建。虽然列入规划，但定性为地方铁路，四川、贵州都无钱修建，为了将其进一步列入国家铁路建设项目，常近时和专家顾问组又开展了持续10多年的工作。

　　

　　2000年，铁道部对常近时《关于尽快修建隆昌至百色铁路案》的回复

　　在此期间，常近时先后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尽快兴建隆（昌）八（渡）铁路案》《关于请将隆黄铁路列为国家“九五”预备项目，尽快促成乌蒙贫困片区早日脱贫致富的建议案》《关于期盼尽快建设隆（昌）百（色）铁路的提案》（隆百铁路是隆黄铁路的延伸——编者注）《关于尽快修建隆昌至百色铁路案》《关于请求国家立项建设隆昌至百色铁路案》《关于加快争取立项建设隆昌至黄桶铁路的建议案》和《关于尽快建设隆昌至黄桶铁路的提案》。2022年，“隆黄铁路”将全线贯通，这条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设想建设的铁路将变成现实。

　　同时，“有六七百万人口的毕节试验区要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必须建一所高等学校以培养适用的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除了交通建设，常近时还十分关注毕节教育事业发展，这也是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志，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的思想。为此，常近时开始积极谋划毕节学院的建立。但在毕节创办一所全日制综合性大学，却引起了一些人甚至是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质疑：毕节还是贫困地区，应该把钱投到解决吃饭、穿衣和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上。在论证会上，一些参会的人指责说：“穷地方办大学是胡闹！”虽然面临很多怀疑和反对的声音，但常近时却不改初心，一直不放弃他的想法，因为在他心里，越是穷的地方，越需要更多的人才留下来从事建设，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转机出现在2004年。2003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毕节试验区，对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和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在毕节试验区发展所作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2004年年初，常近时代表顾问组给贾庆林写信表示感谢，并提出了四项恳请关注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敦促教育部尽早批建毕节学院。3月22日，贾庆林作了重要批示，24日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菊转批至国务院办公厅。很快，毕节学院获得批准建立。2006年，毕节学院正式挂牌，在成立大会上，常近时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期望：“作为毕节地区的最高学府，要为毕节试验区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4年5月，毕节学院更名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院“以培养服务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等需要的一线工程师和服务基础教育需要的一线教师为目标”。打开官网，学院简介写道：“面向未来，立足毕节、服务贵州、面向全国，为实现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2006年4月20日，第四届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厉以宁（左二）为毕节学院揭牌

　　2006年，专家顾问组选定黔西县素朴镇古胜村作为科技部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农业科技示范点。古胜村是典型的喀斯特别岩溶地貌山区，找不到一棵大树、一块水田，荒山秃岭、岩石裸露，人均年收入不足1500元，是出了名的“光棍村”、“和尚坡”。常近时和专家顾问组成员王旭教授二人负责项目示范工作，他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古胜村有“三难”：守着水库用水难、通村下组行路难、守着公路增收难。顾问组筹措资金修建路边水池，解决了周边20亩果林的浇灌问题。2012年，专家组经过论证决定采用地下岩溶水自流式开发解决全村饮水安全问题，常近时发挥专业特长，亲自负责两期工程设计与施工，2013年12月全部完工。这个小型自来水工程，使古胜村240户1500人用上了达到国家饮用标准的自来水。顾问组协调有关部门出资修建公路，使古胜村15个村民组全部通了柏油路。常近时亲自协调、指导古胜村通过招商引资建立了贵毕公路古胜村服务区，在服务区设立经营场所，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从1989年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建立至今，30多年历经5届，作为常务副组长的常近时，为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准备了专用的笔记本，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思想的火花、专家顾问组会议、与各方领导的座谈及汇报会等内容都一一详细记载，这样的专用笔记本，记载了整整20册。2009年6月，常近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所感所悟汇集的专著《毕节模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毕节试验区20年的成长历程，首次论证了“毕节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毕节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岩溶贫困区成功实现经济和“三大主题”相互促进并达到双赢的发展模式；二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共建、共同推动区域发展。仅2007年到2017年，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就在古胜村共实施完成8项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内容包括新农村建设农民人才科技培训、新农村建设科技开发、岩溶山区农业科技开发示范、循环农业经济应用技术示范、抗灾农业应用技术示范和高效生态农业应用技术示范等。今天，古胜村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森林覆盖率提高到89.68%，人均年收入超过了11000元，成为西南喀斯特岩溶山区生态发展示范村。

　　

　　常近时学术专著《毕节模式》《全球视野的毕节试验区发展研究》

　　“30年过去，毕节这个曾经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可喜的变化，其综合经济实力由全省九个州市最差跃升为第三名。从试验区成立之日起，我有幸一开始就参与，并持续地、认真地为她服务了30年，成为毕节试验区这一巨大变化的历史见证人。”2020年7月，常近时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全球视野的毕节试验区发展研究》。他在序言中写道：“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面临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正在发生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退化，诸如大气污染、地面平均温度升高、人口载荷加重、森林与湿地资源减少、矿产资源过度消耗、物种多样性减少等，严重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种全球性的环境退化既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所为，也只能共同承受，并应合作共同加以克服。基于此点，毕节试验区的成功经验也具有全球性意义。”

　　卅年岁月，纸短情长。今天，常近时的这20册笔记本和《毕节模式》《岩溶山区农村发展研究与科技示范》《常近时文集——服务毕节试验区25年》《常近时文集——服务毕节试验区30年》等系列专著，被珍藏在毕节市同心展览馆里。这些书本的字里行间写满了常近时对毕节试验区的深情厚意，静静地见证着、述说着毕节试验区30多年的脱贫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