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连祥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钱玄同五十初度，摄于1937年9月

　　

　　1935年1月，钱玄同右目忽患网膜炎，血压又有增高，几乎写字都有困难，身体更加不好。他在写给章太炎的一封信里有“以悼心失国，宿荷加剧”的话。22日下午，黎锦熙、汪怡前往南京教育部开会，钱玄同去车站送行。在送行回来的路上，他忽然看一切光亮都有晕，从此看东西便不清晰，写字歪斜。当天的日记载：“右目忽花，不能看书写字，早睡。”

　　2月6日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近日满腹伤感,颇思辞典处若能弄到一笔钱,让我得一大学教授之俸金,专事编纂形音一方面,而将师大之某职竟辞去,至少教四小时书,北大不教,如此则于人于己两尚有益,因固定时间当浅近,恐不能矣!编字典虽用心,但可以躺卧而为之,且不拘时间,较教书为好些也,但不知办得到否耳?”

　　由此可见，由于精神不济，教了大半辈子书的钱玄同，很想在大辞典编纂处领到一份教授的薪水，就可以推辞北师大国文系主任一职，只少量上点课，也不再到北大去兼课。然而，钱玄同这一小小的愿望也实现不了。

　　2月19日，好友马廉在北京大学讲台上因脑溢血逝世，对钱玄同刺激很大。他甚至连马廉的追悼会都不敢去参加，小报上更是添油加醋说他如何胆小怕死。不久，北大国文系教授黄节（晦闻）去世，钱玄同也心神不宁，血压升高，学校的功课经常请病假。当时，老友周作人、马裕藻也都身体欠佳，钱玄同在4月11日的日记中感慨：“几位老朋友，死的死，病的病，血压都高了，殊令我触目惊心也。”

　　好在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和长兄钱恂都活到七十多岁，也算是有长寿基因。平时闲谈，他总是宽慰家人，说自己尽管身体比父亲和长兄差，但活到六十多岁是没有问题的。

　　1930年代，王森然在北平的几所大学教书，通过蔡元培的关系，认识了钱玄同。王森然当年正在写作文化名人的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编辑出版时，请钱玄同题写封面，钱玄同欣然从命。1935年3月，王森然要编续集，向钱玄同询问崔适的生平事迹。钱玄同主动要求王森然也给他写个评传。王森然求之不得，相约到中南海的“大辞典编纂处”采访钱玄同。钱玄同尽管身体不好，但仍强打起精神，认真接受采访。事后王森然又把疑问一一写在信中，问询钱玄同。钱玄同又在回信中回答了这些问题。王森然把稿子写好后，分章在《朔风》杂志上连载，不料刚登了两期，手稿就给报馆丢掉了。有朋友就此跟钱玄同开玩笑，说他没有写传的命。钱玄同听了有些懊丧，王森然就宽慰他：“没关系，稿子丢了，可以再写，重写的要比原来的还好！”后来，王森然重写的稿子改在《华北日报》上连载，居然后半部分又让报馆给弄丢了！钱玄同得知后说道：“看来我的命运不佳，你就别写了。”王森然向钱玄同保证：“只要我活着，这个评传一定要完成，而且一定要写好。”王森然没有食言，但钱玄同生前并没能看到完整的评传。

　　

　　由钱玄同题签的《近代二十家评传》

　　钱玄同三子原名秉穹，争强好胜，是孔德学校山猫篮球队的组织后卫。队友周丰一是周作人的长子，也是钱秉穹的“铁哥们”。他们共同的好友李志中偏偏是个文弱秀才。三人中秉穹年龄最小，体格却最强壮；李志中最年长，却身体瘦弱。淘气的周丰一便给二人各送了一个外号，称呼李志中为“大弱”，钱秉穹为“三强”。

　　当钱玄同知道了钱秉穹“三强”的外号后，看着体格强壮的儿子，十分高兴，遂决定正式给儿子改名“钱三强”，并重新释义为德、智、体均强。钱三强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7年考取赴法国的公费留学生。尽管国难当头，自己体弱多病，钱玄同还是鼓励钱三强出国留学。7月18日，钱三强与父母握别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钱玄同也是老泪纵横。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于1948年学成归国，成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7月15日，钱玄同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长子举行订婚仪式。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代表着时代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后来，他又请黎锦熙等挚友为长子的《订婚纪念册》签名留念。当天的日记中载：“六时客散尽,我家五人加一人共摄一影,作雄、湘订婚之纪念兼作三强出国之纪念也。”国难当头，钱玄同张罗这一仪式，既为长子订婚，又算为即将出国的三子钱三强饯行。

　　钱秉雄、徐幽湘将钱三强送上车后，一路南归，来到徐幽湘尚未沦陷的老家德清县。11月，日寇侵占嘉兴、湖州，逼近杭州时，钱玄同寝食难安，直至收到儿子报平安的家书才稍安。钱秉雄、徐幽湘日后进入上海租界，直至1938年7月才回到北平。钱玄同在7月6日的日记中载：“秉雄、幽湘忽至，一年之别，半年来之思念，大慰。晚与雄谈话至四点始睡。睡不成眠，六时即起。”

　　魏建功在《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中，讲述了北平沦陷前后的情景：7月28日夜间，宋哲元部队撤离北平。第二天早晨，钱玄同提着他的皮包、手杖走进了魏建功家的客厅。师徒俩相对无言，好大一会儿，钱玄同先开口说：“我们都是‘南人’，只有回南方去了！”其声音有些哑了似的。钱玄同喜欢找好友聊天，往往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自嘲是在朋友家“生根”。魏建功是钱玄同的学生，又同事多年，关系也就在亦师亦友之间。魏建功家也是钱玄同“生根”聊天的地方。随后几天，他们都生活在郁闷的空气中，不断用电话互相通问。

　　不久，日寇从事文化侵略的相关人员开始在北平活动，如服部宇之吉的儿子 “小服部”等。他们辗转邀约所看重的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谈话。魏建功拒绝了邀约人的邀请。钱玄同干脆称病，连邀约人的面都不肯见。

　　文化特务武田熙派人发信，函邀北平各学校的人到怀仁堂开会。钱玄同应门看到通知，立刻交还送信的人，说：“钱玄同回南去了，没有在家。”

　　后来，魏建功决定赴长沙临时大学。钱玄同对魏建功说：“我要你替我刻一方图章，现在我恢复我的旧名了，―就刻‘钱夏玄同’四个字。”

　　钱夏是钱玄同留学日本时取的名字。自从8月8日，日本侵略者进入北平，钱玄同再度拿来表示一个新的民族分野，表明自己仍是华夏儿女，绝不做大和民族的文化汉奸。

　　魏建功是11月17日离开北平的。此前两天，他为老师刻好图章，在钱玄同为自己饯别时亲手交给老师。魏建功还把父亲的家书装裱成册，请钱玄同题写封面：“魏慰农先生家书手迹”。钱玄同还为手迹撰写了跋。据张中行回忆，魏建功日后也把钱玄同的书信装裱成册，以作纪念。

　　饯别那天，钱玄同亲自到魏建功家，邀约他们全家一同到淮扬春吃了一顿午饭。话别时，钱玄同表示自己也很想南行，无奈已经闹了好几年的高血压病，弄得不敢走动了。他感慨道：“我这双腿一点力都没有，实在吃亏大了，全是小时候念书站坏了！当我父亲在苏州住家的时候，我在家里跟先生念书，整天上下午站在‘脚踏’上，等放学到内宅里去，脚麻腿软，走都不能走，奔到一张小凳子坐下好半天还不能立起来。现在走一步路都骇怕！”

　　

　　“钱夏玄同”印

　　的确，钱玄同的腿病，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1890年秋天，钱玄同虚龄4岁，父亲钱振常从《尔雅》上抄录纸条，粘在书架上让孩子背诵。钱玄同立在书架前的踏板上，一天背到晚。因站立太久，到傍晚时双腿僵直，无法走路，常由仆人抱回内室去。钱振常因长子钱恂16岁考取秀才后，一直没有考中举人，故对这位老来子寄于厚望，十分严厉地督促幼子背诵古代辞书。老父亲这一特殊的“庭训”之法，一方面为钱玄同的国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钱玄同稚嫩的双腿站坏了，一生都怕走路，几乎不敢跑跳。

　　钱玄同晚年身体差，推掉了别的学校的兼课，只在北师大上课。抗战军兴，北师大迁往西安，他说：“西安，我是不能去的了！实在不行，我要到上海去。”

　　1937年9月，身心疲惫的钱玄同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钱家世居湖州城南方向鲍山脚下的鲍山村。鲍山村滨临东苕溪，可以远眺道场山多宝塔。旧时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为船。为了出行方便，有一条从东苕溪引水来的场基浜。场基浜延伸到鲍山村的浜，原先称邹家浜，钱家发达后就改称钱家浜了。

　　

　　

　　钱玄同的故里鲍山村

　　钱玄同童少年时期生活在苏州，父母双亡后曾寄居在湖州城内同祖异姓的李垲家。鲍山，对于钱玄同来说，只是每年清明随大人去上坟的地方。

　　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正是钱玄同50岁的阴历生日。无法南归故里的钱玄同只能想出一个“鲍山病叟”的雅号，从精神上魂归故里，在与故乡、祖先和宗族的沟通中，寻找着心理的安宁与情感的慰藉。与北平相隔万水千山的湖州鲍山，俨然成为钱玄同的精神家园。

　　1938年元旦，钱玄同给正在法国留学的钱三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身体尚安，惟精神日见衰老。三年久病，血压日高。十一月中请德国医院及日华同仁医院两处检查，均云血压最高时至二一五，较低而头脑较舒服时则一九五。两处医生均切嘱摒除一切事务，绝对静养。最于病体有妨碍者，为受惊与发怒。为摄生计，已遵照医嘱，谢绝一切应酬，杜门不出，安心养病。偶有老友来访，必先告以只谈风月，或商量旧学，万勿以不相干之事相聒。欲期病体康复，不得不如此也。

　　就在这封信里，钱玄同谆谆教诲儿子，要以学业为重：

　　你常有信来，固所欣盼。惟求学之时，光阴最可宝贵，以后来信，大可简单，我欲知者，为学业之进度与身体之健康，其余均可不谈；不但家信如此，即与此间诸学友如沈、陈诸君通信，亦当如此。此乃时间经济之道也，切记切记。……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钱玄同从小熟读孔孟之书，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晚年卧病在床则以默诵经书“修养身心”，也算是一种有趣的现象。钱玄同记忆力超强，幼承庭训，能背国学经典，此时不能阅读，正好可以默诵。

　　身在法国的钱三强，十分挂念体弱多病的父亲。有时实在想家了，便默默注视随身携带的全家福。

　　钱玄同常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北师大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明确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北平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谋求职业或受聘教课的都叫“污伪命”。

　　

　　全家福。右起：五子钱德充、钱玄同、长媳徐幽湘、夫人徐贞、长子钱秉雄、三子钱三强

　　

　　孔德学校于同年9月秋季开学，大儿子钱秉雄与儿媳徐幽湘都回校教书，小儿子钱德充也回到学校读书。爱找朋友聊天的钱玄同，最痛苦的是不太能找得到可聊天的朋友了。他在1939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聊之甚，无友可访，无人可谈，亦看不下书去(一看便吃力)。”

　　1939年1月14日，钱玄同还到孔德学校处理李大钊的遗留图书《九通》，把它卖给当时的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帮助解决李大钊子女的生活窘迫问题。就在这一天，他写了最后一则日记：“午至孔德一行，即浴，四时顷回家……”

　　1月17日傍晚，大儿子钱秉雄做完工作从孔德学校回到家里时，钱玄同正在南屋他的书房中翻阅书报。见儿子回来，钱玄同放下书报，问询学校和外面的情况。当时，北平在日伪统治之下极为混乱。钱玄同在家生病，心中很是郁闷，也感到寂寞，总希望有人来谈谈。那时只有他的老学生戴夏、赵荫棠等常来看他，和他谈一些见闻。

　　

　　钱玄同最后一则日记

　　

　　抗战时期，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直到5月5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内举行“钱玄同先生追悼会”。会后出版了《钱玄同先生纪念集》，内收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还有许寿裳的挽联：“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封面由许寿裳题字。《纪念集》里还有当年7月颁发的国民政府褒扬令：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品行高洁，学识湛深。抗战军兴，适以宿疾不良于行，未即离平。历时既久，环境益艰，仍能潜修国学，永保清操。卒因蛰居抑郁，切齿仇雠，病体日颓，赍志长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业，历二十余载。所为文学，见重一时，不仅贻惠士林；实亦有功党国。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幽潜，而昭激劝。此令！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