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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的老故事

时间:2023/11/9 作者: 传记文学 热度: 13960
梁秉堃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田冲:见到“列宁”

《带枪的人》是苏联剧作家包戈廷反映“十月革命”的名剧,田冲在北京人艺版话剧中扮演主要角色红军战士雪特林,有一场重要的戏就是与“列宁”见面。可以说,这场戏演好了能够使人物的生活、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一个质的飞跃。于是,田冲就把雪特林的贯穿动作确定为——要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列宁。田冲是怎么处理这场戏的呢?

  在斯摩尔尼宫的楼道里,雪特林提着一个水壶四处寻找茶水,无意当中碰见了列宁。这时,雪特林根本不认识列宁,只把对方看成一个普通的老年人。而作为演员,却自然知道对方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想象得到列宁的出场在观众中会产生怎样的特殊效果,因此在表演时总是进不了戏,过火的表演也就随之而来。田冲在相当长的演出当中都一直为此而苦恼着,又没有办法能够突破。

  

  话剧《带枪的人》剧照,左为田冲饰演的红军战士雪特林

  有一次,由列宁的B制演员周正上戏,事前田冲并不知道。在演出当中,田冲突然发现此列宁不是彼列宁,因而只注意到了演员的变化,忘记了对方的革命领袖身份。在与之对话的时候,他无意中摸了一下对方的肩膀,因此产生了完全新鲜的自我感觉,真的把对方当作了普通人,而且非常随便并亲切地与之交谈起来。为此,田冲和观众都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了出来。剧情继续展开,当雪特林知道刚才谈话的人就是列宁时,一下子惊呆了!急忙回忆着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他要喝茶,列宁告诉他能找到水的地方在哪里,并且还关心起自己家里的事来;列宁的工作那么忙,竟然会问一个普通战士的家,握他的手,并且费力气向他说明国家大事,还表示一定要把土地交还给农民!想到这些,雪特林激动不已,兴高采烈,当看到自己的水壶还躺在地上,便痛恨地把它一脚踢开。这一脚意味着向旧的传统和习惯告别,踢开了绊脚石,要尽快把内心的喜悦告诉给全世界的人!

  更有趣的是,每场演出的时候,等到了田冲飞起一脚踢水壶前的那一刻,站在边幕旁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们都会迅速逃离得远远的,因为他不定会把水壶踢上天,或者踢入地,人们都要在这“神来之笔”降临之中自我保护,以免受到误伤!

  看来,神来之笔并不神来啊!

于是之:如何看编剧

于是之曾这样谈到《茶馆》的艺术魅力所在:“这个剧本写得‘真’,就像老舍先生为人那样‘真’。老舍先生是结交三教九流的,他是精通世故的,他不精通世故写不了《茶馆》。但老舍先生对人对事又是非常真挚的,我觉得缺少了这种真挚也写不成《茶馆》。一个老人,精通世故而不世故,返璞归真,待人特别真诚,我觉得这种品格,就决定了他写东西不撒谎,不浮夸,不说假话。我们看过老舍先生《出口成章》中的那些文章,他有时不惜用比较刻薄的话反对那些充满生造的新名词、华而不实的文章。由于老舍先生有那么一种品格,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头,就没有故作多情的东西,没有矫饰,没有文字上的做作。而且对那种文学现象,老舍简直是深恶痛绝。但评价他的真实,我不愿用‘提高’、‘加工’这样的词,倒情愿用提炼或筛选这样的词。他的《茶馆》,真像沙里淘金一样,排除了大量沙子之后,找出了本身就有光的那点东西,他既没有拔高,也没有夸张。……在第一幕戏里,写了清末帝、后两党的斗争,结果慈禧胜利了,杀了谭嗣同。这个‘胜利’,是一个多么残酷、多么腐败的势力之‘胜利’。这是一个黑暗的胜利、腐败的胜利、残酷的胜利。那到底用什么表现这个‘胜利’最合适、最形象呢?我们上年纪的人都听说过什么太监娶媳妇等传说,老舍先生就用了流传在民间的这些传说来表现这个‘胜利’。一个太监要买一个15岁的女孩做媳妇,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形象地说明慈禧的胜利是多么黑暗,多么残酷,多么愚昧。老舍先生把这个作为表现后党‘胜利’的情节,这个情节带有象征性。它是现实生活,但看着真有些荒唐。它是荒唐的,但又是真实的,看了之后那种难过不是一般的。老舍有自己的真实,而这个真实不是一般化的。”

  

  于是之《茶馆》剧照

  而老舍也曾说过:“努力如是之者,其成功庶几乎?”看来,精通世故而不世故,返璞归真是最重要的!

英若诚:改了脾气

英若诚小名是“毛三爷”,上了中学以后,虽然学习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但是淘气的脾气依然未改,而且还有所增强和发展。

  一天,训育主任在上“修身”课的时候,大讲“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奇谈怪论。“毛三爷”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些反感,于是,他就故意大声向同学们说着各种逗乐搞笑的俏皮话,搅得课堂里笑声不断,议论不断,秩序十分混乱,弄得训育主任简直不敢面对黑板抄写粉笔字,否则就会出现身后“起火”的危险。

  训育主任很快就发现并抓住了“罪魁祸首”,厉声大叫着:“英若诚,你给我站起来!”

  “毛三爷”梗着脖子站了起来,以示心里根本不服气。

  训育主任更加恼火:“你为什么不用心听讲,还扰乱别的同学听课?”

  “毛三爷”摇头晃脑,不作回答,也不看着训育主任。

  训育主任大声喊着:“你不听教导,那就给我一直这样站着吧!”

  “毛三爷”这时反倒把两只眼睛紧盯着训育主任了,毫无惧色地整整站完一堂课。

  在罚站的时候,“毛三爷”就想好了报复训育主任的好办法。下课以后,他悄悄地拿着用猴皮筋儿做的弹弓子,装上一块比较大的石头子儿,躲在校园一个墙角后面。等到训育主任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拉直了猴皮筋儿对准对方的脑门儿猛然松手,大石头子儿就立即打出一个大紫包来。

  矛盾尖锐了,训育主任马上找了校长,校长二话没说就去家里找了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训育主任提出,如果不开除英若诚,他就辞职不干了。校长则向英千里“请示”:“您看我是留住训育主任,还是留住您的公子呢?”英千里自己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怎么能担起被众人指责为“袒护儿子”的恶名呢?于是,只好同意校方把“毛三爷”作除名处理了。

  “毛三爷”灰溜溜地回到家里,英千里火冒三丈地把儿子叫到面前来训斥。

  英千里忍无可忍地大喊着:“我要把你送到天津去继续学业,免得你在家里游荡,惹事生非,丢人现眼。”

  这样,“毛三爷”不得不从北京进入天津一家教会办的学校——圣路易中学。因祸得福,他在那里努力学会了流利的英语。

  看来,因祸得福也可以成正果!

朱旭:“宝刀不老”



  《推销员之死》剧照,英若诚饰威利·洛曼(左)、朱旭饰查利(右)

  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不少,然而像朱旭这样宝刀不老,直至2018年9月去世前长期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的高龄演员是绝无仅有的。2003年,他已经阔别舞台十年依然参加了北京人艺以抗击“非典”为题材的话剧《北街南院》的演出;2005年,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六十周年,他又毅然参加了北京人艺《屠夫》的复排演出;2008年,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再次参加了北京人艺《生活》的演出…… 最有意思的是,朱旭每次演出以后都要说:“这是我最后的谢幕演出了!”可是,到时候他就管不住自己,还会再演、再演、再再演。为什么呢?大约就是他对于舞台艺术那份揪不折、扯不断的深情吧。虽然,他在创作时心里已经是“又想又害怕,越老越没底”,但是依然坚持着“我死也要死在舞台上”的崇高愿望。曹禺老院长说:“许多年纪大、体力弱的伟大演员,死也不肯离开他的舞台。历史上很有一些演员,鼓尽最后一口气,读出悦耳的台词。天才的莫里哀是其中之一,他死在了舞台上。他们的灵魂仿佛追随流动的仙乐,在神妙的舞台上歌唱。他们像服了仙药永远不死的青年,享受着无穷无尽的欢呼与赞美。赞美是蜜一般甜的,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演员,沉浸在人物创造的快乐中,这才是大海一般汹涌的吸引力。他比孙大圣还高明,一生岂止有72种形象变化?从前,京剧大师杨小楼,早被认为已衰老,还要在舞台上献出他神奇的艺术;孙菊仙90岁,居然还要演唱《四进士》。这样对舞台的依恋岂是偶然?舞台,对今天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来说,就是他们终生献身的圣坛。

林连昆:痛苦的告别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1年落叶的秋日,70岁的林连昆在参加电视剧《大清药王》的拍摄工作当中,于宾馆的房间里晕倒,幸亏被服务员发现、救起,及时送到医院,经过医生检查诊断,他得的是“脑中风”病,从此便住进了医院。

  之后,漫长的8年时间,林连昆的身体时好时坏,几经反复,起起落落,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已经半身偏瘫,而且基本上失去了语言能力。一个凭借着卓越的语言能力从事舞台话剧艺术事业的演员,突然被剥夺了语言能力,这样的打击会有多么深重啊!

  林连昆无奈地、痛苦地离开了他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话剧表演事业,过起了度日如年的日子。在他一生里最难耐的寂寞时期,我曾经不断地登门家里看望或者走进医院探视,一次又一次地使我逐渐感到,连昆已经完全被命运的惆怅所深深地困扰着而不能自拔。那么,何为惆怅呢?大约就是一种悲伤的无奈,面对美好事物的瞬间消失,面对痛苦又不得不接受下来的,思想情感上的折磨和煎熬吧。

  

  林连昆在《狗儿爷涅》饰演狗儿爷

  连昆虽然能够坐在椅子上,头脑也还算清醒,但是右手完全不能动弹,说话也是支吾不清,有声无字,要靠猜想才能部分地懂得其中的意思。傍晚,我们在他家中相对而坐,连昆提起了一个人,从激动的情感上可以猜想出是个演员,而且是非常熟悉的朋友,要谈的也是演戏话题,然而究竟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简直是根本表达不出来了。他反复含混地叫着那个人的名字有些着急,我明明根本没有听清楚,又不得不装作听懂来点头应付着。但是,这样的谈话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过一两个回合,他就判断出我是在做戏骗人,于是我们相识几十年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暴怒”发生了,他竟然用左手把茶杯一下子掀翻,眼睛里还闪着晶莹的泪花……这时,我突然想起于是之在被迫离开舞台以后的一句话:“那种难受劲儿,比让我去死好受不了多少!”是的,我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了人生那残酷的B面。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只能是相对无言——他不说什么,我也不说什么:他笑一笑,我也笑一笑;他轻轻叹口气,我也轻轻叹口气。我心里完全明白,连昆正在感受着人生的孤独、哀伤、难耐和悲惨。当然,这不仅仅是连昆个人的事,命运有时候是残酷无情、不肯轻易做出让步的。

舒绣文:演员的本份

舒绣文大姐早在来到北京人艺以前,就已经在电影界和话剧界名声大振——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便与白杨、张瑞芳、秦怡,被重庆的广大观众誉为“四大名旦”。她早年在话剧《雷雨》里扮演蘩漪,把那种爱恨交织、压抑低沉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后,她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扮演男主角张忠良的那位“抗战夫人”王丽珍,其泼辣凶狠又和蘩漪判若两人。后来,舒绣文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在1957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北京人艺来工作。

  1957年初,绣文刚刚来到北京人艺,就急急忙忙地要求上台演戏。当时,剧院正在排练《风雪夜归人》,角色、演员都已经安排好了。绣文不止一次找到导演请战,导演说:“主要角色玉春是由杨薇来扮演。”她说:“那群众角色呢?”导演又说:“只有一个说六句台词的女学生俞小姐还没有定。”她马上大声说:“好,我来扮演俞小姐!”绣文不但排戏、演戏认真,连候场都要比别人提前到位。演出以后,久违舞台的绣文刚刚下台就说:“我好紧张,手都是冰凉的,已经很久没演话剧了。”后来,排演苏联名剧《带枪的人》,是表现“十月革命”的题材,戏里基本上都是男角色。绣文主动找到导演请战:“还有没有不说台词的群众角色啊?”导演说:“有一个打字员,从开场就打字,一直打到闭幕为止,可是一句台词都没有。”绣文立即说:“我就扮演这个打字员了!”她很用心地观看同台演员的戏,在演出中用“噼噼叭叭”的打字声音,忽断忽续,忽高忽低,有节奏地配合了当场的主戏。保加利亚的戏剧家来看戏,一下子发现了她,忙问:“一直坐在舞台后方扮演女打字员的演员是谁?”导演答:“她是一位大演员,自愿来扮演这个小角色。”客人激动不已地说:“真是大演员扮演没有一句台词的角色吗?实在是不可思议!”客人又说:“你们国家有这样的好演员,了不起!很了不起!我衷心佩服!”

  

  舒绣文主演电影《女司机》剧照

  后来,舒绣文由于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只好在家里休息。一天,突然房门打开,周总理顶风冒雪来看望她。

  周总理刚刚在首都剧场看过戏,听说舒绣文患病在家里休息,便急急忙忙赶了过来。周总理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详细地了解了病情,并关心地嘱咐着:“绣文同志,再也不能不注意休息了。要明白,你的身体不单是你个人的,人民需要你,你一定要战胜病魔。”舒绣文眼中饱含热泪,不断地点着头。周总理与舒绣文紧紧地握手告辞。周总理告诉舒绣文的儿子:“你的母亲是文艺界的老前辈,是国家的财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让她好好休息,不要让她生气。明天我会给她送些药品和营养品来的。”

  第二天上午,邓颖超送来了药品、营养品和几根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并且告诉舒绣文:“恩来同志已经给你安排住到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医院,你就放心好了。有事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好吗?”

  1969年3月,舒绣文逝世,后被评为“中国电影百位优秀演员”。

朱琳:意外事故

1961年的冬天,人艺来到上海以后,连续演出一个月之久,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一天晚上,《蔡文姬》的演出正在顺利进行。第一幕演下来,扮演蔡文姬的朱琳就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戏演得特别顺当!”观众的反应也很热烈,演出当中不时响起春雷一般的掌声和窃窃私语的议论声。

  舞台上,第三幕的戏就要结束了——蔡文姬经过汉使董祀的良言相劝,思想已经豁然开朗,坚定了归汉参与文化事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蔡文姬以轻快的步伐和动作向董祀行半跪礼,深情地说了一声:“我谢谢你,明天见!”说完以后,便一手背于身后,一手扬起袖筒,用碎步跑了半个圆场,向着舞台后部款款而去。接下来,侍女侍书与侍琴也很快地在各自的位置上跑了半个圆场,并合在一处行半跪礼,向董祀同声说出“明天见!”再待她们两人运用“二龙出水”的舞台调度疾步分开并留出空间的时候,蔡文姬重新从舞台后部反身迅速向前,穿过侍书与侍琴的中间,再一次来到董祀身旁行半跪礼,再次说出“明天见!”最后,蔡文姬又扬起双袖跑了一个大弧形圆场下场,侍书与侍琴合在一起亦尾随而下场。这时,台下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朱琳在话剧《蔡文姬》中饰蔡文姬

  而大家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大幕刚刚闭拢的时候,朱琳突然晕倒在边幕旁了。原来朱琳早已经感到身体不适,是硬咬着牙,一丝不苟地把这一场感情复杂的戏表演完的。

  顿时,后台出现了一片慌乱。

  大家在舞台监督的指挥下,赶忙把朱琳扶到两只服装箱子旁躺下,并且打电话请来医生。朱琳好半天才慢慢睁开了眼睛,缓缓地呼出一口气来。她清醒地知道自己是犯了心动过速的毛病,必须躺下来休息,不能分心,不能乱动。

  第三幕结束刚好是剧场的休息时间,舞台下的观众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可是下半场的戏该怎么办呢?经过剧组的核心组紧急商量,决定当晚只好“回戏”。

  舞台监督走上舞台,抱歉地宣布了这个决定。观众听后很快就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和遗憾,许多热心的观众并没有走,出于对朱琳的关心,他们拥在后台的门口,一心想了解个究竟。

  这时,一位中等身材,穿着浅咖啡色中山装的老同志,匆匆来到后台。我们都把他当成了医生。老同志径直来到朱琳的身旁,认真地了解情况。朱琳也把老同志当成了医生,一把拉住对方的手,赶忙述说着自己的病情,希望帮助想办法能够继续演出。没有想到,这位“医生”既不把脉,也不做其他的身体检查,只是一再温和地说着:“不要着急,不要急,先好好休息!”事后才知道,这位老同志根本就不是医生,而是来看戏的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同志。

  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决定要送到医院去观察和治疗。热情的观众依然等候在后台的入口处,站成两道人墙,一直等到朱琳被担架抬上救护车以后,才慢慢地散去。

  三天以后,朱琳痊愈出院。

  一周以后,又补演了一场《蔡文姬》。有趣的是,第三幕结束以后,不少观众纷纷离座,跑到剧场门口去换另外一些人进来继续看戏。也就是说,由于这个偶然事故,使得有些观众得以两个人用一张票,各观看了半场的戏。

  大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朱琳和我谈起这次偶然事故的时候,她还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那一场戏,我真是对不起观众啊!”

赵韫如:爱国与爱戏

20世纪80年代,曹禺写出了压卷之作《王昭君》,赵韫如扮演了戏不多又不好演的孙美人。孙美人是在宫里等待了几十年皇帝临幸而未果的白发妃子,最后皇帝终于宣召了,实际上是要其为皇帝殉葬,她自己却全然不知,还要梳妆打扮一番,欢天喜地被迎接出去。结果竟然是她在路上一阵极度兴奋的情感当中,心脏病急性发作而瞬间死去。韫如在这场激情戏当中,把人物表演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观众看后纷纷赞不绝口。一次演出中,曹禺来到后台,对韫如说:“大家都说你演得很好,我也赞同。有一句台词,就是‘陛下到底来了’,如果你说得再生活一些,不那么强调,会不会更好呢?”韫如听了以后没有马上吭声,停顿半刻才答:“好,我是试过的。不过今天还可以再试一试……”那天,韫如演出刚刚下场,曹禺就急匆匆地从前台跑来,摆手喊着:“不行,这样压不住台,还是按你原来的处理好!”韫如笑着点点头说:“谢谢您。”

  

  赵韫如在《王昭君》中饰孙美人

  过去形容古代名篇巨著写得好,已经到了一个字都不能改的程度,称之为“一字不易”。韫如大姐,其表演的功力上,大约就已经达到了“一字不易”的高度!

狄辛:“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2年,北京人艺建院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演员、导演、舞美人员等分成四个组下厂下乡,去深入生活。其中三个组在工厂,一个组在农村,用了大约半年时间,大家和工人、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三同”。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体验,组织大家构思、创作了一部小戏,写一个母亲带着姐妹四个,其中三个是女工,小妹准备和她的男朋友结婚,戏的名字叫做《喜事》,由导演梅阡执笔,狄辛扮演剧中的三姐,是一位团支书。她说:“天津纺织厂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共青团书记,性格开朗,非常有活力,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在对女工生活普遍熟悉的基础上,也是以她为原型。”

  1960年,排《星火燎原》的时候,剧院30多人,包括导演焦菊隐,到福建闽西老根据地龙岩地区去体验生活,一路上很辛苦,下了火车还要走很多里的路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村子。这里是革命前辈邓子恢创建的根据地,当地农民谈起他来就跟老朋友似的,说“子恢啊子恢”直呼其名。狄辛住在一个当地有名的英雄模范张合地家里,他们的房屋建筑结构很有特色,房屋之间是相互连通的,不像北京的四合院是各自分立的东西南北房。张合地当时50来岁,她曾经掩护过红军。有一次红军在她附近的一个房子里开会,她发现白军要来了,赶紧去报信,在房子附近假装成赶猪,提醒红军赶快撤离。

  

  蓝天野、狄辛夫妇

  狄辛说:“在当地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张合地却送来了一筐鸡蛋!那时,我们就要走了,她一个人在屋里半天不出来。‘她在里边干什么呢?’我正在想,她就端着一筐鸡蛋出来了,能有七八十个,每一个鸡蛋上面点着一个红点,用了多大心思啊!她坚持把鸡蛋塞在我的手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当时一个鸡蛋能卖五毛钱,她自己吃的是‘瓜菜代’,居然把自己一个个积攒下来的鸡蛋,全部都拿出来送给我,这其中凝聚了多少她对红军深厚而又朴素的感情!我怎么也推辞不掉,只能接受这份美好的情意,正好当地带我们深入生活的一位同志的妻子刚生了孩子,我就把这些鸡蛋转赠给那人。”

  正如狄辛所说:“回想起来,这些为了演戏而付出的功夫,是既辛苦又快乐的。我很珍惜这些机会,把这些年所有深入、体验生活,以及学习各种才艺的长期积累和努力付出,都化为舞台上的片刻演剧。一生努力何所求,万般付出皆为诗!”

  看来,真是鱼离不开水,瓜离不开秧!

李婉芬:不忘根本

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在全国热烈播放,婉芬扮演的“大赤包”冠太太,红红火火,家喻户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的观众跑到她家里来热烈祝贺,婉芬却严肃地连连摇头说:“不,不,我不这样看。在艺术上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我如果没有经过30年话剧舞台实践的锻炼和成长,单靠一时机遇是根本不会成功的!”

  20世纪50年代,婉芬刚刚学习演戏的时候,有幸遇到了戏剧大师焦菊隐所执导的《龙须沟》,她在戏中只是扮演了一个无名无姓,也基本上没有台词的群众角色。婉芬十分动情地回忆说:“我们在学习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严格的要求,甚至是毫无情面的批评,而这一切常常是凝聚着老一辈艺术家的殷切希望和深刻教诲,这会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攀登艺术高峰的起点和基石。”

  当年排练场上的情况是这样的——

  

  电视剧《四世同堂》中李婉芬饰演“大赤包”冠太太

  开始,婉芬心里有所准备,知道焦先生是一位在艺术上要求极其严格的大导演。老演员们传说焦先生对于一切虚假的表演,不管你是大演员还是小演员,都要当面严肃地指出和批评,而且是到了毫不留情的程度。然而,听到了这些以后,婉芬精神上还是不太紧张,认为焦先生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扮演的这个群众角色。在排练第三幕的群众戏的时候,婉芬根据剧本的规定和导演的要求,认真地分析了规定情景,确定了自己的职业以及与别人的人物关系。她设想自己是住在龙须沟旁边靠劳力吃饭的小手艺人,已经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好几天难以谋生的日子,几天以来一直处于潮湿泥泞的寒冷困境里,而暴风骤雨随时可能摧垮那些摇摇欲坠的小土屋,人人都感到十分惊恐、担忧、难熬、痛苦。然而灾难终于在一场暴风骤雨的淫威下降临了。大家一一拖儿带女在漆黑的夜晚里,忍痛离开了自己的家,来到刘家小茶馆避难。这就是人物出场以前并不复杂的“幕后戏”。第三幕正式开始排练,大家进入排练场,先由演员们自己随意走走站位。婉芬扮演的是一位普通大嫂,她第一个从遍地泥泞、漆黑的小胡同里走来,一抬头,看见了刘家小茶馆,说的唯一的台词是:“呦,敢情这儿就是刘家小茶馆呀!”她边说边走上了小茶馆前的石头高台阶。…… 然而,焦先生却立即把戏打断,大声地质问:“停一下,你从哪里来的?”婉芬很有把握地回答:“是从倒塌了房子的家里来。”焦先生继续又问:“我知道你从家里来,一路上经过了哪些地方?”“经过了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焦先生提高声音追问:“小胡同的路好走吗?”婉芬这时似乎是明白了一些什么,忙着回答:“不好走,遍地是泥泞。”焦先生十分严厉地指出:“我根本没有看见你是从泥泞中走出来的,你走的是十分平坦的柏油路,既看不到路黑也没有看见泥泞,你下去,再来一次!”婉芬理解了导演的要求,但是心里多少有些委屈难堪的感觉。于是,她第二次上场时努力表演脚下的泥滑,东倒西歪地从胡同里走了出来。可是这次婉芬还没有张口说台词,焦先生又高声地打断说:“这不是泥泞的感觉,你好像是喝醉了酒!”婉芬这时听见身后有人在偷偷地笑了一声,马上止住了动作。导演继续要求说:“你要有真实的感觉,不要随便夸张……”婉芬只好愣愣地、无言地站在那里认真听着,只觉得自己的脸上在阵阵发烧。焦先生这时竟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舞台上的表演一定要真实,你们好好回忆一下,生活中走泥泞路的感觉是什么?落脚的时候生怕自己踩不稳,拔脚时特别吃力,惟恐泥巴把鞋子沾掉,遇到水洼的时候,想迈过去又怕摔倒……谁能告诉我,怎样用眼睛区分水洼和泥地?”婉芬刚刚要回答,不知道是谁从后边很快喊了一句:“泥地是乌黑的,水洼是发亮的!”“对的,因为水面可以发光!”焦先生摘下了近视眼镜,用手绢边擦拭着边说道:“还有,当雨停了以后,一阵阵夜风吹在潮湿的衣服上,还有一种冷嗖嗖的感觉……好了,再来一次!”导演戴上了眼镜,并且也坐了下来。婉芬不便说什么,只能悄悄地走回后台去,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和难堪,而且想到泥泞、冷风、水洼……在自己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片混乱不安。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但是大脑还是有点儿不好使唤,只能是糊里糊涂地又走了一遍戏,自然仍旧没有通过。这时,焦先生再次向大家提出了一连串的严格要求——你们应该有又潮又湿的衣服裹在身上沾粘的感觉,小风吹过以后冷嗖嗖的感觉,又饿又累几天不曾合眼困倦的感觉,从黑暗的胡同里走来看见路灯晃眼睛的感觉,从潮湿泥地里踏上石头高台阶脚下干燥利落的感觉,等等。婉芬这下子真有点发蒙了,万万想不到导演怎么会想出这么多的感觉来!而自己还以为事先进行了幕前分析,准备工作已经相当充分了,而对于现场发生的情况所引起的人物心理上和形体上的变化,却毫无想象和适应能力,更说不上有什么应当有的表现力了!总体来看,焦先生在艺术上认真负责,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待人物细致、精辟、辩证的分析使婉芬深深地敬服不已。然而,她自己在感情上却处于一种难以形容的尴尬状态,心里是很有些委屈的,想着:我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要求我有那么多的感情能行吗?于是,她更多的是自尊心在作祟,只能自己对自己暗暗地说:“天哪!我成了排练场上示众的靶子了!真是太难为情啊!”后来,胡同里走出来的戏终于一遍又一遍地排完了。紧接着是那句唯一的台词——“呦,敢情这儿就是刘家小茶馆呀!”这时,婉芬已经完全失掉了信心,机械而缺乏感情地念出来,毫无办法,导演桌子上的铜手铃再一次响起来了。紧接着,产生了以下与导演的对话——

  导演说:“停一下,你在茶馆里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一盘土灶,生着一炉火……”

  导演说:“我没有看出你看见了土灶……”

  婉芬说:“不,我确实看见了!……”婉芬一口气说出了舞台上所有的大小道具,似乎内心里不由自主地凝聚起一片情绪,同时又拼命地压制着。婉芬出场已经有8次之多,竟然还没有被导演通过。她暗自打定主意,如果下一遍再通不过的话,从此一生不再干演员了!

  焦先生拿下近视眼镜,身体向沙发后背上靠了靠,抬起头来看着大家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你们是刚刚走上舞台的青年演员,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从一开始就要懂得如何在舞台上生活着,而不要有一点点虚假的表演!”

  事后,婉芬激动地说:“这段经历永远是那么清晰、真切,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并且成为我在艺术道路上一直遵循的审美原则。”

焦菊隐:“欣赏者与创作者共同创作”

焦菊隐先生多次提出自己的审美主张,即接受美学的戏剧观:“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核心就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观众的问题。于是之曾这样进行阐述:

  焦先生这样指导我们话剧向戏曲学习。一天,在剧场排练《虎符》时,他说:“观众与演员共同创作,我总觉得观众更主动些,演员这一方,羞羞答答,非但不主动,有时候还挫折人家——人家给你鼓掌,你们总是匆匆忙忙地把人家压下去。为什么?你们应当理会观众的感情,礼貌地使得掌声逐渐停止……”一位年轻演员很不理解地问:“怎么还是礼貌地……”焦先生在空中划了一个大“人”字型的起伏线。他说:“掌声开始总是很快地提高,但是,过了高峰落下去总是缓慢一些。演员要在掌声开始弱的时候,再继续表演,这就好了。演员的表演受到鼓舞,观众的感情得到了恰当的宣泄,戏才会更顺畅地演下去。”焦先生接着问演员们:“我说你们不主动,人家那么鼓掌,你们羞羞答答,这不行吧?”他约导演梅阡到台下去看看。台上继续排戏。两位导演看着,小声交谈着,他们谈得很有收获,又起身走上台去。焦先生叫梅阡谈。梅阡只说了一句话:“杨小楼眼睛不大,但是会用,而咱们是看不见演员眼睛的。”演员们默默的,仿佛等着焦先生再说什么。焦先生明确地说:“梅阡说的是对的。所有戏曲的形式都服从于内心世界的刻画,都为表现内心的真实而存在,只拿交流作例子来说明吧。话剧本来是非常注意交流的,真听真看嘛,可是我注意到你们在表演听和看的时候,总是脸对脸,鼻子对鼻子说话。交流得很真实,就是两个人的眼睛,观众差不多都看不见。你们的戏都是间接送给观众的,没有直接地送给观众。难道生活里的交流,只能有这一种样子吗?现在你们两个人一组,做二人交流的练习,说话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脸向前,或者两个人都脸向前,就是不许脸对脸。好了,准备好要说的话,就开始吧!……听的人做一做脸向前听,……对极了,听的人的眼睛里都多么丰富啊!……同志们,我看见你们生动的眼睛,甚至看见了眼睛里的内容,这不是很好吗?大家想想,那个台口是不是使你们感到是一堵无形的墙啊?不行,要突破这道障碍。记住,舞台和观众席,平常是两家,其实是两个一半;演戏的时候,它们就是一个统一的空间,是一个观众、演员共同创作的神圣空间!”这时,美术设计师来找两位导演谈舞美设计图。焦先生同他们说:“容我再想两天,你们也想想。我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意图——我要把舞台裸露起来,贴后墙全挂上黑幕布……来,现在就试起来,演员们也参加……一起动手……”很快,舞台裸露了,全空了,这时焦先生大声说:“演员们,就在你们待的地方,看观众席,信陵君公子的队伍过来了……浩浩荡荡,看……看……他们又走了……走远了。”焦先生叫停下来,问演员感觉,他们兴奋了,都喊起来,说:“从来没有感觉我们舞台有这么宏大崇高!”

  

  焦菊隐

  

  话剧《虎符》剧照

  很明显,“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这也正是中国民族戏曲的基本特征,没有观众的参与,没有观众与演员的共同创造,一部戏剧演出就无法完成,这是个“总开关”。不管“创造者”有多少创造,最后只有通过“欣赏者”接受和发展才能够完成!换言之,没有“欣赏者”的积极用心接受,一切全都无从谈起,也就是“开花为了结果”!这里,如何对待和认识观众是话剧民族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根本之所在。所谓“共同创造”就是充分调动出观众的想象空间,调动得越多、越大、越深就越是成功。我们应当也可能让戏剧做到的是——“不直,不露,给观众留有充分想象、创造的余地。”

  要说“人艺风格”,也许这就是吧!

周总理:看戏以后



  1955年版北京人艺排演话剧《雷雨》剧照

  1961年的夏天,剧院正在演出《雷雨》。一直支持曹禺这个代表作的周恩来总理,6月6日第一次来看戏,由于有要事,中途退场;6月8日,第二次又来看戏。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优秀经典剧目《雷雨》是由北京人艺首次演出的,演员也全部换上了全新的阵容——郑榕扮演周朴园、朱琳扮演鲁侍萍、吕恩扮演蘩漪、于是之扮演周萍、胡宗温扮演四凤、董行佶扮演周冲、李翔扮演鲁大海、沈默扮演鲁贵。周恩来第二次看戏的时候,休息当中,导演夏淳匆忙跑到后台来,告诉于是之:“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演出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来到后台,也对于是之说:“你要准备总理批评你。”接下来,周总理就来到了小休息室。大家落座以后,于是之心里很是紧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他说:“你们都是善于演戏的了,都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可以把戏演得很好,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而影响了戏的质量嘛!一图快,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我总觉得应该在质量上好好研究一下,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质量。”

  最后,周总理才把话题转到了于是之身上。他说:“于是之,你的台词读的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不好。”同时,又很快扩展开来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着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事后,于是之又从剧场杨经理那里了解到如下的一些情况——周总理第一次看戏的时候,已经感到于是之的台词不清楚,杨经理说:“总理,可能是您坐的第7排座位声音效果不大好。”周总理第二次来看戏,问杨经理什么位置声音好一些?得到的回答是:第10排左右。于是,周总理执意要坐在第11排的座位上,谁也劝不动他。他在那里看到了第二幕,仍然听不大清楚,于是又问身旁的观众:“你听得清于是之的台词吗?”结果还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周总理对曹禺老院长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正是因为这件事,于是之后来激动不已地说:“为什么周总理逝世的公报发出以后,剧院里的人们会哭成那样?人心!人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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