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楠

　　《画魂——潘玉良传》已经出了17版了。很多朋友关心这部书的创作经历，想要我谈谈写作《画魂——潘玉良传》的历程和这部书面世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首先要讲的是潘玉良的姓氏之谜，也是我这本书书名的几次变更过程，为什么开始发表在《清明》杂志上题为《张玉良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时书名为《画魂——张玉良传》，后来又改为《画魂——潘玉良传》？她到底是姓张还是姓潘？我认为她姓张的依据是她在法国举办的《潘张玉良夫人画展》说明书。她丈夫姓潘，她将夫姓放到自己姓氏的前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习俗。在《清明》杂志上发表时，我认为不应该沿袭传统习俗，所以用了《张玉良传》为题。198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书前，请我去做些调整、补充和修改，编辑要我重新起个书名，张玉良传作为副标题，并要求这个书名既要简洁响亮又要符合书的内容。我想了很多都不满意，就与住在对门房间也在改书稿的上海作家张锦江和西藏文联主席益希单增商讨，请他们帮出主意。《画魂》这个书名就是益希单增帮我想出来的。后来又改为《画魂——潘玉良传》，是因随着这本书在海内外产生的巨大影响，她那些散居在海内外的同事、学生、朋友读到这本书，纷纷给我写信，说她一直以潘姓行世，建议最好改成潘玉良传为好。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后来再版中，都改作《画魂——潘玉良传》了。后来又有人说她的本名叫陈秀清，但已无从查证。

我为何要写潘玉良

一部能引起读者广泛共鸣的作品，一定是从作者心灵深处喷涌出来的真情实感之作，它是作者心灵的传记。我为何要写潘玉良，这与我的坎坷经历、我的人生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画魂——张玉良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

　　我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年月，母亲生我在逃难的路上，也注定了我的人生要与苦难相伴。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太湖县李杜乡笔架山下一个小山村。风景优美，却贫穷落后，我在那里度过的是凄楚寂寞的童年。

　　我是母亲的第五个女儿，前面有四个姐姐，因为家贫，生下不久都送给了人家，其实是令人心碎的丢弃。父母打听到谁家没有小孩，就在漆黑的夜里，悄悄把婴儿放到人家门口，然后躲到屋角后面，点燃一挂鞭炮，惹得村狗汪汪叫，婴儿吓得哇哇哭，这时没孩子的人家会出来将婴儿抱起。送出去的四个姐姐，两个被活活饿死了。我之所以幸免于难，这得感激我的祖母，她坚持要留下我，说留个姐姐，才能引来弟弟。

　　我家祖上都是文盲，祖父是铁匠，常年在江南贵池乡下打铁。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们那里属于大别山老区，解放前夕，兵荒马乱，山里的地主纷纷卖掉田地往外逃亡，祖父一下买了一些很便宜的田，兴奋过度，引发脑溢血去世。结果是给父亲买了顶地主帽子，我便成了地主的女儿。我想上学，没有读书机会，只在夜校的扫盲班识得几个字。直到我长成16岁的大姑娘，才在乡里小学校老师的帮助下，走进校门，插班进五年级。

　　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1955年夏，我以全区第一名、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太湖中学，靠几元钱的助学金和一些老师的资助，勉强升学。

　　我初中毕业，父亲的肺结核病一天重似一天，母亲又因缺乏营养，双目失明。因为我是地主的女儿，学校再也不敢继续给我助学金。虽然我的学习成绩总是班级第一名，可我仍然不得不终止学业，到安庆市当学徒工。每月只有12元钱的生活费，我还要省5元钱接济家里，5分钱的萝卜角当菜吃一个礼拜。可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泯灭我的求知欲，我看一切能够找到的书，不放过任何一个自学的机会，上函授，听讲座。安庆市图书馆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我几天就去换借一本书，认认真真写读书笔记，知识的甘霖润泽着我痛苦的心灵。我在小工厂一待就是20年。20年，多么漫长啊，地主女儿的帽子，在强调阶级成分和阶级斗争的大气候下，就像一块沉重的石磨压在我的头上。我饱受冷漠和歧视，不管我如何努力工作，我的工作如何出色，好事都没有我的份，运动一来我就要提心吊胆，害怕有什么祸事要突然降临。但这20年，也是我丰富自我、提高自我的20年。我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写了成麻袋的读书笔记，为我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语言和人生体验。

　　打倒“四人帮”后，国家要编辑全国古籍图书善本书目，我因自学过一点古文，1978年调到安庆市图书馆，成为一名古籍管理员。这时我已是41岁的人了，膝下两儿一女，家务繁重，但为了能自由航行在书海里，啃起了生涩的古文，像小学生那样向老先生请教，将诗词、文段抄在卡片上，随时带在身上，供上下班路上背记。到了1981年，我已读了较多的古籍，开始萌生为巾帼才女立传的念头。我们古籍部，常常有学富五车的老知识分子过来看书借书，我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忘年之交。记得一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时任安徽省政协委员、原国民党新疆省代理书记李帆群老先生来找我借安徽的地方志，他正在编著《安庆史话》。当我把他所要的地方志从书库拿出来交给他时，他对我说：“你不是想要为巾帼中的一些不见经传的才媛立传吗？我想到一个人，我建议你写写她。她叫潘玉良，是潘赞化把她从妓院里赎出来的，她进过上海美专，去巴黎留过学，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过书，后来去了法国就再没回来，听说她在巴黎还很有名气呢。我和潘家做过邻居，知道这事。”这时下班铃声响了，我们各自往家走。可我的心情却无法平静，心里总在想：一个出身青楼、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女人，她是怎么成了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术都会巴黎的知名画家的？我想象着她的身后一定是一串串的滴血足迹。我被自己的想象激动着、吸引着、热血翻滚着，饭不下咽，匆忙扒下几口饭，冒着夏日正午的强烈阳光，匆匆赶到李老家，请求他立刻带我去拜访潘赞化的儿媳妇彭德秀老人。

　　彭德秀老人，给我出示了潘玉良的一张自画像、潘赞化送给玉良的嵌有他们合影的项链、三张印有玉良雕塑作品的明信片和一张《潘张玉良夫人画展》说明书。她还给我看了玉良下葬时的一组照片，说是他们家的表亲去年从法国带回来的。我从彭德秀老人那里借回了画展说明书、自画像、三张明信片和一些照片，翻拍复印后就还给了她。我想请她谈谈潘玉良，她说她从没有见过这位姨母，也并不了解她，无法给我提供更多的情况。

　　我反复研究了这些资料，画展说明书上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郭有守写的《我所认识的潘张玉良夫人》，介绍她的生平简历。另一篇是东方艺术馆馆长耶赛夫介绍她艺术成就的文章。就凭这点资料，加上合理推测和想像，我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题为《旅法女画家潘张玉良》。这只能算是一篇人物小传，我投给了当时安徽省文化厅主办的文艺理论刊物《艺坛》，刊发在1982年第2期上，1982年第9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这篇小传，没能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抒发出来，我心里仍然堵得慌，感到日夜不安。我读过《邓肯自传》《戈雅》《忏悔录》和被称作美国传记小说之父的欧文·斯通的很多作品，就萌生了以玉良这个人物为题材写传记小说的念头。我将这篇短文文稿给一位前辈看，说了我的想法，得到他的鼓励，我更有了信心，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走访曾在上海美专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上过学的老画家和老知识分子，继续研究潘玉良。潘玉良的生活空间非常广阔：扬州—芜湖—上海—巴黎—罗马—上海—南京—巴黎；她经历的时代漫长，从辛亥革命到粉碎“四人帮”；性格的成长很复杂：孤女—雏妓—小妾—美专学生—留学生—教授—艺术家。这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历史的、地理的、民俗的、文学的、艺术的、美术的种种知识，都感到不够用。而我所掌握的潘玉良的材料都来自间接，只不过是潘玉良一个粗略的人生足迹。我既没条件去采访她的亲朋故旧，又没条件去看看她足迹所至的地域，我只能沿着线索到书海中去求索，多读书，拜能者为师。凡是她所到过的地方，我都跟踪着去研读那里的史志、游记、民俗，以至名胜古迹、城市建筑，比如里昂的丝织业、巴黎的艺术、罗马的颓垣残柱，以及那个时代巴黎的城市布局，哪怕文中只提及一笔，我都会围绕着它去翻阅大量资料。

　　那时我在安庆市图书馆古藉部工作，分管着两个大书库、一个阅览室和编目工作，工作很繁重，而且上班时间不能看与工作无关的书，我只能利用早晚下班时间研读资料。因用眼过度，眼睛出了毛病，医生建议不要再看书，否则有失明的危险。我怎么能不看书？眼睛痛得全身痉挛无法控制时，我做做按摩又继续工作。在灯下坐到晚上11点，直到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为止，早晨4点就又强迫自己起床。那时正值1981年严冬，我体质不好，老感冒，经常喷嚏接喷嚏，打得鼻涕眼泪潸潸。爱的力量让我坚持下来。所幸的是，我喜欢美术，曾经读过一些美术作品和美术史，为写潘玉良提供了一定条件。由于我没有办法掌握传主的生活细节和她的真实内心情感，只能采用小说的形式来刻画她。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写小说，又是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传记小说，虽然我还不知道如何去塑造人物形象，只是由于爱——爱文学，爱笔下的人，爱一个顽强与苦难搏斗的灵魂，就那么随着感情流淌下去，以至常常不能自已。

　　我有个设想，要让潘玉良在每一个人生道口活过来，叫她喊出我的心声：世界上没有征服不了的困难，人类的命运可以通过抗争来改变！条件差，基础薄，不足馁，只要有个崇高的目标、坚定的意志，执着追求，刻苦进取，就能找到人生存在的价值！即使终生追求而不得，也能在求索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抱恨。我调动所有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知识，要写活潘玉良，要让她鲜活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就当时我所掌握的资料，只知她是扬州人，是潘赞化把她从芜湖妓院赎身带到上海，请上海美专的老师洪野先生教她画画，她第二年考进上海美专，师从王济远学画。1921年考取中法大学，后又考进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数年后她去到罗马，考进意大利国立美术学院。后又学习雕塑，1928年回国，举办个人画展，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后又被徐悲鸿请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抗战前夕再次去法国，此后就定居巴黎，1977年在巴黎逝世。要写活一个人，就这点骨架都够不上的简介，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让她活起来，我只能以她真实的人生经历为骨，以合理想象、推测、虚构的情节和细节为魂，来塑造一个真实文学形象的潘玉良，力求史实和艺术的完美统一。但虚构也并非凭空臆想，它来源于生活，又不是生活的翻版。

　　比如开篇关于她的身世，因为无从了解到她的真实出身和家庭情况，也无法知道她如何去到芜湖妓院，是何人把她卖进去的，都不得而知。

　　1980年，我曾随安庆市图书馆一行到南京、扬州、镇江、苏杭直达宁波天一阁，参观学习古藉善本编目。我到任何一地，都要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还有记笔记的习惯。我详细地记下了扬州城的疆域、历史沿革、名胜古迹、物产、历史名人等介绍。扬州当时确有个叫广储门的地方，就在古运河边上，我就设想把潘玉良的家安在那里（扬州张玉良纪念馆就是按照我书中的描写建在那里的）。扬州在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较为繁华，手工业兴盛，有丝织、刺绣等行业。我就虚构张家以刺绣和制作毡帽为业，她家生意受骗，家道败落，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郁郁而死，不久母亲重病，临终前将她托付给她的舅舅，她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女，而吸大烟成性又穷困潦倒的舅舅把她骗到芜湖卖掉。我觉得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的。怡春院和里面的青楼女子、她的伙伴小兰、老鸨，芜湖商界众多的人物等，都是为把她这个传奇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塑造而设置的，也是为她后来要挣脱苦难的境遇、争得普通人的尊严和做人权利与封建黑恶势力和苦难搏斗做的铺垫。

　　要让一个艺术家立起来，她一定要有超出常人的地方，得想出一两个表现潘玉良对艺术酷爱到了可以不顾及个人声名和安危，以致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牺牲的细节。我昼夜苦思冥想，有天深夜，突然灵光一现，忆起了十多年前一位军区朋友在我家聊天说到的一件事。他说，他们院子里有些女孩子真不像话，竟然跑到澡堂脱掉衣服相互画。这个来源于生活的细节可以用到潘玉良的身上。学校因人体模特风波未息请不到模特，为了画好人体素描，她完全可能潜入女澡堂，画女人体呀！我兴奋得不得了。顺着这个细节发展下去，她在澡堂画得正欢的时候，被浴女们发现，群起而攻之，她被揍了出来。我沿着我的思路一路继续发展，她回到家里，想着既然无模特可寻，就脱去衣服，对着穿衣镜画自己的裸像，后来被丈夫发现，潘赞化大发雷霆，要用刀毁坏裸像，玉良用身体护卫裸像等情节。这一下就升华了潘玉良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展现出她为了艺术不顾一切的顽强个性。这些情节也成为这部作品的亮点。《画魂》电影的导演黄蜀芹就对我说过，如果要她删除这两个细节，她就拒拍。

　　又例如，潘玉良有段时间除了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又应徐悲鸿之请，兼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素描老师，来往于上海、南京两地任教。这期间，潘赞化的大夫人患眼疾来上海医治。按封建伦理习俗，正室与小妾就是主仆关系，主仆第一次相见，是要行大礼的。我虚构了潘玉良下课回家听到室内大夫人正在与丈夫大吵大闹，要玉良给她行主仆大礼，玉良为了不让丈夫为难，进门就给大夫人跪下的情节。这一跪，让很多读者的眼泪就下来了，这是何等的屈辱！即使做了教授，在家里还要给大夫人行主仆之礼，她还能在这个家里继续待下去吗？这是我为玉良第二次西去巴黎设下的伏笔。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她要离开她深爱的丈夫潘赞化远赴巴黎，丈夫肯定是舍不得她走，如何说动丈夫，让他理解她的苦衷呢？我又虚构了她送给潘赞化一个穿着漂亮裙裾的泥胎舞蹈女神。潘赞化连声赞美，说好漂亮。玉良找到了开口的机会，她说，她再美，在她出生的地方，谁也忘不了她是泥胎。细节是作品的生命，是这些细节让潘玉良站立起来了，活生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又例如，她在纳粹占领巴黎期间，那些表现她骨气硬气的情节，都是合理虚构的。

　　《画魂——潘玉良传》中，潘玉良的人生轨迹是完全真实的，但细节几乎全是虚构的，因为那时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料。我写她不是为了发表出版，更不是为了名利，我只是想将她这个把一切苦难踩在脚下，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利和平等人格，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形象，作为一个载体，抒发我的心声。在写作过程中，我与潘玉良心相连、情相同，同悲同喜，同呼吸共命运，已无法分清她和我了。

　　我从1981年12月初开始动笔，写了近三个月。我在前面讲过，我写玉良并没有想到它能发表，更没奢望出版，只是要让撞得生疼的心平静下来，写好就放在家里。1982年3月，安庆市文联在东至县举办小说创作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条件是要发表过两篇以上的小说，我没写过小说，没有参加资格），他们从省城《清明》杂志请来两位编辑选稿。其中的张禹先生曾在安庆文化馆和我先生同事过一段时间。他经过安庆时，上我家看望我先生，说到他来安庆的事由，我先生就说，我家小石也写了篇小说。张禹先生马上就说，拿来给他看看。他看得很快，不到半个钟头就看了30多页。他放下稿子，对我先生说，你尽快抄清，能抄多少算多少，他说他们到东至看稿，两天后回来，他带回编辑部请主编看看。我下班回来，我先生已经在帮我抄稿了。他日以继夜，等张禹先生从东至回来，已抄了4万多字。一周后，张禹先生打来电话，叫尽快将后面的抄好寄去，并说，如果后面的能和前面水平一样，就可以发表。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稿子寄出一周后，我就接到《清明》编辑部的电话，要我去谈修改稿件的事。接待我的是责任编辑谢竞成先生。他快人快语，说这是他们近年发现的最好的小说，也没什么改的，只是张玉良没有回国，担心有人质疑，文中说她是为了要让自己的雕塑作品进入法国现代美术馆，他要我找刘海粟核实一下，是不是这样，这是为了减少风险。因为我歌颂的是一个妓女出身的旧官僚的小妾，大家都还心有余悸。

　　我在文中写到刘海粟，只因为他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潘玉良是他的学生，我写之前也没有条件去采访他，像他这样的大画家，我怎么可能找得到呢？责任编辑也就没有坚持了。

《张玉良传》发表后产生了强烈影响

《张玉良传》以头条位置刊在1982年第4期《清明》上。

　　不曾想到，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上海等很多地方形成了“张玉良热”。一时间，《清明》洛阳纸贵，那期《清明》印数十万。读者来信像雪片样飞来，省文联和清明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大型作品研讨会，副省长苏桦都来出席。我第一次见到了安徽文坛几乎所有的大家。安徽广播电台第一时间将它录制成广播剧，接着是所有省台和城市台连播，台湾也有两家广播公司连播。《文汇报》《中篇小说选刊》和20多家地方报刊转载，十家电影厂争相组稿，要搬上银幕。《文艺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安徽日报》《社会科学》《清明》等报刊，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50多篇。小说获《清明》文学奖一等奖，收到了3000多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写信的有老教授、侨属、工人、农民、大中学生、知识青年、图书馆管理员、离退休干部、文坛前辈、著名作家，甚至还有囚犯。有给我寄书、寄画册、寄邮票的，有书法家、画家给我赠寄他们的作品的，潘玉良的奋斗精神激励了很多底层的人们去奋斗。比如河南驻马店一位叫石浅的读者，当时她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一个小工厂，感到人生无望，悲观情绪到了极点，偶然间她读到《张玉良传》，顿觉眼前一亮，觉得她的处境比潘玉良好多了。她喜欢写字，决定苦练书法，后来成为中国书协会员、驻马店书法协会主席、黄淮学院教授。她把自己通过不懈奋斗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我的作品，说没有《张玉良传》就没有她的今天。她多次千里迢迢来看我。前年，她得悉我举办画展，携着全家和同事，来出席我画展的开幕式。像她这样的读者很多，他们以潘玉良为榜样，把苦难踩在脚下，通过奋斗努力，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以为，一个作者的最大幸福，不是赚了多少稿费，有多么高的名头职位，而是他的作品能给读者人生一点启迪，就是对一个作者最高的奖赏。我感激他们，深爱他们，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

　　在医疗卫生方面，垦区医院已全部纳入地方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业务接受当地卫生计生部门的统一管理。2018年2月，在湛江垦区组建了广垦（湛江）医疗健康有限公司，对湛江垦区的医疗和养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行专业化运营和集中管理，共有18个农场的20所场办医院从农场中剥离，资产、人员全部划转给广垦（湛江）医疗健康有限公司管理。揭阳、汕尾、阳江垦区共有8个农场的场办医院已在早些年关闭撤销，现已制定方案，对其他农场医院采取关闭撤销或组建健康医疗联合体、托管等方式推进改革。预计到2018年底前，所有国有农场将与医院完成脱钩。

　　

　　1982年第4期《清明》杂志头条位置发表《张玉良传》

　　《张玉良传》使我这个生活在长江边上默默无闻的女人，有了众所皆知的声名，但也在我的面前拉开了另一道人生的帷幕，让我感受到了成名后的种种莫名压力。自作品发生影响后，各种流言就一直围绕着我：什么“《张玉良传》不是她写的呀！”什么“百分之八十是抄来的呀！”我无需驳辩，我是第一个写潘玉良的，我向谁去抄？甚至，来自美术界不同画派的争论和对立，也祸及到《张玉良传》。

有关《张玉良传》的争议

1983年第4期《新观察》在头条位置刊发了《安徽日报》著名记者钱玉岁撰写的长篇通讯《石楠是怎样写张玉良传的》。第5期却一反第4期的姿态，在头条刊出以电话采访在京老画家的“座谈纪要”的形式，全盘否定《张玉良传》：说潘玉良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成就，歌颂了她，会让外国人耻笑中国画坛无人；说作者不是画家写画家，没有去过巴黎写巴黎，潘玉良没有回国写她爱国，是胡编滥造，是不真实的作品。与此同时，《北京日报》某记者，给《人民日报》“文化动态”栏目写了份内参，说《张玉良传》不真实，潘玉良没有那么高的成就，又没有回国，还是妓女出身的国民党官僚的小妾，正在很多地方掀起的“张玉良热”，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打好了《画魂——张玉良传》一书的纸型，就要以快件付印。《新观察》的“座谈纪要”和“编者按”，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新闻界的不满，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持《张玉良传》。《文汇报》《新民晚报》《安徽文化报》《社会科学》《剧本》《作品与争鸣》等十多家报刊纷纷发文支持《张玉良传》，《安徽文化报》举办了“传记文学真实性的讨论会”，陆续刊登了专家学者的支持文章。上海《文汇报》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来了我为该书写的“后记”，他们拟的标题是《我写张玉良》。在后记中，我明确地表达了我写的是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传记小说，我追求的是史实和艺术的完美统一，不求一言一行的形似，追求的是神似。

　　与此同时，中国新闻社下发了潘玉良的两幅作品在巴黎展出引起轰动的新闻稿，很多报纸都予以转载。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诸位领导的奔走努力，1983年7月，《画魂——张玉良传》终于获准出版发行。1984年4月，又重新设计再版。

　　经过这次由《张玉良传》真实性引发的关于传记文学真实性的全国性争鸣大讨论，不但没有淹没《画魂——张玉良传》，相反扩大了它的影响。影响持续发酵，各种艺术形式改编的作品相继产生，除了沪剧、话剧、歌剧，还有连环画，以及拍摄由韩再芬和黄新德主演的六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张玉良和潘赞化》。1991年3月，台湾海风出版社出版了《画魂·潘玉良传》繁体字竖排版，受到台湾诸多读者的欢迎，两次改版再印。著名作家苏雪林、张漱菡撰文评介，台湾两家电台录制成长篇小说节目连播。诸多留学欧洲的研究生、博士生和国内艺术院校的研究生都选取以研究潘玉良作为毕业论文的方向。2003年，台湾正展公司还出版插图珍藏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汉学研究员莎拉·谢尔登女士将此书翻译成英文，旅日艺术家殷占堂先生将其翻译成日文。2004年国际版权贸易中，韩国汉声研究所购得韩文版版权，已于2004年8月翻译成韩文出版。

　　《画魂——潘玉良传》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从1983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单行本开始，接连着有十家电影厂到安庆来争相组稿，表示要将其搬上银幕。还有很多剧团、剧种根据《画魂——潘玉良传》改编了剧本。有的事前争求过我的同意，有的也给我寄过剧本。搬上舞台的有马兰饰演潘玉良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上海青年话剧院的话剧《女画家的前半生》、上海沪剧院的沪剧《画女情》。这几台戏我都看过演出。

　　

　　《画魂·潘玉良传》 1990年3月台湾海风出版社第1版

　　沪剧《画女情》在上海上演的时候，是《张玉良传》在上海掀起最高热潮的时候，上海《文汇报》转载的《张玉良传》刚刚结束，那时《文汇报》的发行量是178万份，转载期间，每天加印5万份，报亭天天排着长队购买。我们夫妇和刘海粟夫妇应邀一同观看首演，演出结束，我们上台与全体演职员合影之后，沪剧团团长丁是娥陪着我们走出剧场，很多观众还等在场外，我还没有走下台阶，观众就围了上来，呼喊着我的名字，使劲给我鼓掌。我激动得眼睛都湿了，连连道谢。那一刻，我成了大上海的明星。张玉良在上海几乎是家瑜户晓，尽人皆知了！

　　

　　2004年8月，韩国汉声研究所 翻译出版韩文版《画魂》

　　2009年5月，应台湾传记文学学会邀请，我随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代表团一行访台。台湾交响乐团执行长邱媛来到我们代表团驻地，与我签订了《画魂》改编歌剧的协议。2010年，台湾交响乐团将其改编成大型西洋歌剧《画魂》搬上了舞台，请的是法国最新锐的导演，演员都来自意大利歌剧舞台当红华人歌唱家，并在世界各国巡演，影响遍及世界。根据《画魂》创作的连环画，我收藏到的就有五种。《画魂》的影响一直在延续，先后已出版了16种不同版本，第17个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正在出版中。

　　由于《画魂——张玉良传》的影响，读者纷纷给文化部写信，要求运回潘玉良的作品。1984年4月，文化部在广大读者的呼吁和要求下，将潘玉良的遗作从巴黎运回祖国，绝大部分交给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潘玉良的遗作在运回祖国之前，是堆放在中国驻法使馆的车库里，有些都已霉烂。感谢文化部，接受了广大读者的要求，将这些作品及时运回来了，让玉良的遗愿得以实现，让我们今天能欣赏到如许的潘玉良作品；更要感谢广大读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强烈要求和呼吁，可能就不会有玉良遗作的回归了。

　　1993年由台湾金鼎公司和上影合作，黄蜀芹导演、巩利主演的《画魂》，搬上了银幕。2004年《画魂》又由北京亚环音影公司改编拍摄成30集电视连续剧，由关锦鹏导演，李嘉欣主演，搬上屏幕。尽管对这些改编我不是很满意，但它们还是扩大了潘玉良和我作品的影响。

《画魂——张玉良传》，让我认识了刘海粟

1982年12月，安徽省文联和《清明》为《张玉良传》举办研讨会的前几天，我从众多读者来信中读到一封来自上海复兴中路512号署名刘海粟的信。刘海粟是艺坛泰斗级的人物，他会给我写信？我以为是与他同名的读者写的，可拆开一看，果然出自艺术大师之手。他邀请我到南京参加他从艺七十周年画展，暨上海美专建校七十周华诞庆典。他约我到南京相见，说有很多话想跟我说。待到见面，海翁激动不已，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连声说：“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他说着眼泪就出来了，“你这么理解我，理解上海美专，你是我的知音，我此生无憾了。”伊乔夫人连声要他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我想抽出手，他却平静不下来，仍然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放，说：“你不要走，在这多住几天，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告诉他，我下午就要走，明天安徽省文联要为《张玉良传》开研讨会。这时站在边上的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谢海燕先生劝他说，石楠同志要回去开会，我们不能强留她，等过几天，我们再请她过来。他仍然不放我的手，喃喃地说：“你是我的知音，你一定要来，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美专的学生呢！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被他感动得眼睛也潮了，说：“我一定会再来看望您的。”从此，海翁和我成了忘年友。《张玉良传》发生争议的时候，我收到他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寄来的邀请函，请我到中国美术馆出席他的美术展览会。我因为去不了，写信给他，说了美术界对《张玉良传》的争议。他回信写道：“石楠同志：读手书洒然如面谈也。张玉良传之所以轰动一时，说明人们觉悟愈高，对封建主义之憎恶必然愈甚，绝不是任何人可易否定。一切都置之不理。专此奉答，不尽。1983年6月19日。”接着写道：“纸上人间烟火，笔底四海风云。”1984年，我为写《寒柳——柳如是传》，沿着柳如是的足迹采访，回程时经上海，恰好这时海翁正在上海，我去请他为这本书题写书名。他的画室里围满了人，有电视台的，有报社的，有学生，更多的是追随者。他坐在轮椅上，左手端着一碗颜料，右手拿着画笔，正在泼墨作画。见我进来，他立即放下手里的笔和碗，从轮椅上站起来，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转着圈大声向在的场人激情地介绍说：“这是石楠同志，《画魂——张玉良传》的作者，她的《张玉良传》轰动海内外，是真正的才女，你们的镜头不应对着我，应对着她。”那些记者立即围过来，要拍照要采访。我连连摆手说谢谢，我找海翁有事。我说我已买了下午的轮船票，一会儿就要去16埔码头。海翁就把我领到画室后面的书房。他的秘书铺上宣纸，他说给我写两张，一张枯墨的，一张淡墨的，写好后，又叫秘书从书架上拿来一本缎面册页，翻开首页写道：“一卷画魂书在手，玉良地下有知音。石楠为潘玉良作传，而玉良之名始著人间，儿女异代知音，书此赠之。刘海粟年方九十。”又钤上两方印，送给了我。

　　

　　《寒柳——柳如是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终于拣回了《画魂——潘玉良传》中缺失的笔墨

鉴于我写潘玉良的时候，除了她主要人生经历，无法了解她更多的东西，她的感情生活、艺术生活，她在当时艺术界的地位、她的艺术活动，当时艺术名家对她艺术的具体评价，都无从得知，我不得不用小说的表现手法，将它写成传记小说。既是小说，就有虚构的细节、人物和情节。我着重写的是她为了争得人格的平等和做人的权利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书出版后的30多年中，不断有她的同班同学、同时留学法国的同学，她的学生、同事给我提供了很多她的生活细节和艺术活动情况。《画魂——潘玉良传》中，我把王守义写成了潘玉良的学生，学美术的，小她十岁。实则是他长她一岁，不是学美术的，也非她的学生。1919年，他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和周恩来、邓小平、何长工一起学习过，和聂荣臻是同班同学。他1979年回国时，邓颖超还宴请了他。他很能吃苦耐劳，在巴黎开了家饭馆，生意不错。他又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在华人中威望很高，很长时间担任旅法华人俱乐部副主席。他关心同胞，不管哪个遇到困难，都倾力相助，帮助过很多旅法艺术家。张大千首次上巴黎，受到他的热情接待，还为张大千举办画展到处奔波。著名油画家常玉煤气中毒而去世，他没家小，王守义就为他买地安葬。纳粹占领巴黎期间，潘玉良卖不出画，生活陷入困境，他解囊相助。她的画室遭暴风雨袭击，窗毁房摧，他为她张罗修复，多次助她举办画展。在患难中，他们成了相依相伴的知己。潘玉良去世后，他悲痛万分，以10万法朗重金，在蒙帕那斯公墓租了为期100年的一块墓地，又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玉良去世第二年，他带着她的临终重托，把她的一张自画像和她一直珍藏的嵌有她和潘赞化照片的鸡心项链带回祖国，亲手交给了潘赞化的后人。

　　这些情况，我在写《画魂——潘玉良传》时都没法了解得到，甚至连有没有王守义这个人也没有充分的把握。我把他写进玉良的生活，唯一的线索是玉良的雕塑作品中，有座王守义头像和一张葬礼上的照片。照片上有位手持一枝康乃馨的悲痛老人。问其姓名，只说姓王。从而我推测他和玉良的关系不一般。他到底为谁，我无从得知。我为之绞尽脑汁，分析她雕塑的人物头像，都是赫赫名人，唯有王守义名不见经传。我由之推断出，王守义就是在玉良墓前，手持鲜花悲痛欲绝的老人。这个人物的产生完全出自我捕风捉影的推断。我虽然推想出他们的关系不一般，但我不敢明写他们的关系，更不敢用王守义的真名，而是称他作王守信。除了传统意识对我的影响，还因为这仅仅出自于推断。

　　20多年前，我应旅法油画家杨光素的邀请到巴黎采访，在杨光素的帮助下，我特地去拜访了曾担任过旅法华侨俱乐部副秘书长的杨荣贵先生。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我从老华侨那里了解到潘玉良和王守义更多的真实生活，以及他们最后时日的诸多细节。杨先生不但参加过潘玉良的葬礼，他还亲自参与过王守义后事的处理。我还到巴黎南部的蒙帕那斯公墓，寻找到潘玉良的长眠之地，并给她奉上了鲜花。当时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要为她再写一本书，将30年中搜集和掌握的新资料，通过去伪存真的研究、过滤、处理，进一步还原潘玉良真实的艺术人生和感情生活。

　　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撰写《潘玉良画传》。在《潘玉良画传》中，我还原了她和王守义的真实关系，并附刊了他们合葬的墓碑照片。

　　《潘玉良画传》中还写了她和陈独秀、张大千、徐悲鸿、苏雪林、方君璧这些艺术巨擘的交谊，收录了他们给她作品的题跋。

　　全书分三个单元刊登了她的代表作品和珍贵照片，以及她作品背后的故事，并附有她的年表。这是本更接近潘玉良真人真事的书。我用叙事的散文笔法，摒弃了那些虚构的情节、人物和文学的描写，运用我30年中获得的有关她的新史料，真实地书写了她的人生足迹。

　　我终于拣回了我在《画魂——潘玉良传》中缺失的笔墨，还给玉良一个真实的艺术人生和感情生活，也还了我在她墓前的许诺。

　　

　　《潘玉良画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9月版

我选择了为苦难者立传之路

我选择为苦难者立传。在我遭遇攻击被误解的时候，我没有气倒在委屈和痛苦里。我想的是读者希望于我的是不断读到我的新作，我不能辜负他们。有了新作，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我的新作相继问世，在《画魂——潘玉良传》之后，以女性为传主出版的书有：《美神——刘苇传》《寒柳——柳如是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舒绣文传》《不想说的故事》《燕子笺——阮丽珍传》《陈圆圆·红颜恨》《中国的女凡高——杨光素传》《另类才女苏雪林》《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以男性为传主出版的书有：《张恨水传》《亚明传》《沧海人生——刘海粟传》（台湾地球出版社出版，55万字，繁体竖排本首版）《刘海粟传》（上海文艺出版社，35万字，修订版首版）《“艺术叛徒”刘海粟》（10万字的史传，插图珍藏本，时代文艺出版社首版）《百年风流——艺术大师刘海粟的友情与爱》（文化艺术出版社首版）《海粟大传》（上海远东出版社首版），共出版了19部传记文学和传记小说。我写的这些人物，他们无不是被误解的苦难者，无不是自立自强的奋斗者。他们是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迎着苦难前进，在各自钟爱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精英。我歌唱苦难，我歌颂他们把一个接一个艰难困苦踩在脚下的奋斗精神！

　　

　　《“艺术叛徒”刘海粟》插图珍藏本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版

　　我在写传记文学和传记小说期间还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出版了《爱之歌》《寻芳集》《心海漫游》三部散文集；两部中篇小说集《弃妇》《晚晴》；四部长篇小说《真相》《生为女人》《漂亮妹妹》《一边奋斗一边爱》；14卷本的《石楠文集》，约千万字。除去《另类才女苏雪林》和《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没有再版外，全部都有再版，有的还一印再印，如长篇小说《生为女人》印了9版，不同版本的书共出版了85本。

　　

　　《石楠文集》（第一卷）

　　我的14卷本《石楠文集》的自序标题是《我为苦难者立传》。潘玉良是我写的第一个苦难者，她的人生之旅就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她每前进一步，我都能感觉到她身后渗血的足迹，她的灵魂和肉体同时都在受着磨难，她之所以在艺术上取得如许成就，不仅仅是她的毅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灾患造就了她的辉煌和伟大。在我写潘玉良与一个接一个磨难较量时，在我写笔下的人物与磨难搏斗时，我也和他们一样，在和疾病，在和妒忌，在和挤压，在和孤独寂寞抗争，但我感受到了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是潘玉良和我笔下那些与苦难搏斗的人物，把我的灵魂引领到了光明的祭坛，使我在磨难中看到生命的伟大和生活的美好。是他们让我认识了苦难的价值，在面对多舛的运途、歧视和踩压时，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憎恨苦难，也不再气馁。我认识到：苦难并非灾难，它是辉煌的底色，于意志顽强者是一笔终生享用不尽的无价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