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宇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中西方经济学界，流传着很多关于哈耶克的“神话”——其中最为传奇的，莫过于他毕生致力于维护自由主义思想，并由此成为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国师”。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曾在欧美流行一时，很多拥趸有意无意地将他奉为神明，仿佛拿到了通往自由彼岸的船票。

　　对于那些喜欢从“故纸堆”中捡拾过往之人的思想碎片，并试图将其应用于自己人生的人们来说，经常会犯忽略前人生平际遇对其思想影响的错误。传记作者的作用，往往就在于将所述对象的生平与思想相互连接，从而给读者提供更加真实的思考素材。哈耶克很早就认识到，知识分散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通过价格、利润、合同、交换和服务，能够有序地将这些知识协调起来，宛若编织起满天繁星，从而带来繁荣和自由。然而，德国法西斯主义给他带来了深重的创伤，让他失去祖国。在异国他乡追求学术人生的过程中，哈耶克带着对纳粹时期计划经济的恐惧与痛恨，用庞大的学术体系阐述了自由主义关于经济、规则、秩序、法治和社会的观点。某种程度而言，他用毕生的精力和才华，用自由主义给自己铸就了一口“深井”，他在深井中仰望星空，换来了人生的跌宕和落寞。走进哈耶克的起落人生，我们也许能更分辨出，在他的思想中哪些是闪光，哪些是闪光下的阴影。

　　一

　　在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笔下，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岁月，“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帝国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乱和冲突，当时的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辉煌的建筑、无穷的财富、高度发达的文化和艺术在这里汇聚。1899年5月8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就出生在这里。

　　奥匈帝国的贵族分为两级，第一级是统治日耳曼地区各公侯国数个世纪之久的皇室家族，第二级是在19世纪陆续册封的贵族，“冯”是第二等级的第四等贵族；大体与英国的“爵士”相近。哈耶克的父系冯·哈耶克家族和母系冯·尤拉舍克家族都是贵族世家。哈耶克曾祖父的父亲约瑟夫·哈耶克创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因此发家致富，并于1789年被册封为贵族；哈耶克的曾祖父海因里希和祖父古斯塔夫都接受了贵族教育，但家道中落，到哈耶克父亲奥古斯特这一代，只能算得上中产家庭了。哈耶克的外祖父弗兰茨·冯·尤拉舍克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与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学派鼻祖欧根·冯·庞巴维克是密友；哈耶克的母亲继承了丰厚的遗产，这样就使得哈耶克全家生活富裕、衣食无忧。

　　在小哈耶克的记忆中，外祖父家“壮观宏伟，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总是一大家人共聚一堂，其乐融融”。哈耶克的父亲是卫生局的官员，同时也是一名植物学家。在童年时光里，父亲带着小哈耶克一起，收集了10 多万件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地区的植物、昆虫和矿石标本。在少年时光里，小哈耶克接受着贵族教育，爱好摄影、滑雪、帆船、攀岩、戏剧等等。闲暇时光，一家人经常去登山、远足、野游。每天晚餐之后，他和母亲会静听父亲大声朗读席勒、歌德的剧本……平静、幸福的生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战争爆发的时候，哈耶克还不满15岁。当时奥匈帝国弥漫着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哈耶克和父亲都报名参战。1917年3月，未满18 岁的哈耶克被派往意大利前线，并在那里驻扎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在此期间，起居优渥的哈耶克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他曾被炮弹削去部分头皮和头骨，也曾冒着“马克沁机枪”的弹雨冲锋陷阵，还冒着生命危险从侦察气球上跳伞。最危险的一次，他所乘的战斗机被击中，侥幸捡得一条性命。年纪轻轻的哈耶克，就已留下弹迹刀痕，听力受到终身损害，也留下了尸山血海的可怕回忆。

　　当他在战争结束后再次回到维也纳时，发现曾经盛极一时、权倾天下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德皇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均已寿终正寝，东欧、中欧、南欧的政治版图已面目全非。奥匈帝国失去了100 万人口，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只是原来庞大帝国的一个角落。昔日繁华安定的维也纳，如今却是物价飞涨、饥饿横行、疾病肆虐。过去的奢华生活早已不复存在，就连贵族封号的“冯”（Von）都被禁止使用。带着迷茫和沮丧，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继续他未完成的学业。

　　一战后的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毫无生气，名满天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已是风流如星散：卡尔·门格尔年纪太大不再任教，庞巴维克已经去世，维塞尔、米塞斯和熊彼特都在政府工作。虽然如此，这个著名的学派依然在恩泽它的后人。维塞尔重新回到了教授岗位上，“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我才得以踏入经济学的门槛”——哈耶克这样回忆这位长者。而后，在工业委员会工作的米塞斯为哈耶克找了一份收入不错的政府工作，让他得以完成学业；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熊彼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荐哈耶克到美国深造。

　　哈耶克很快掌握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若干精髓：人的需求是经济的驱动力，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个人的行动、决策、价值和知识；人们由于需要商品所以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系决定了价格体系；价格体系影响着人生产财货的活动，而财货则可分为直接满足人需求的第一级财货和用来生产第一级财货的其他财货；社会制度或秩序是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自然”结果，政府创设法律应当使个体能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动，等等。这些理念也将成为哈耶克一生学术事业的重要基础。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将人的经济活动放在核心位置，并且非常重视市场的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价格体系和商品结构——这种观察角度与将经济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其他方法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使得哈耶克在接触到经济现实研究时，得以发挥出一整套独有的经济学理论。这一过程起步于1923年3月，在熊彼特和米塞斯的推荐下，哈耶克前往美国纽约大学担任迈亚·精琦教授的研究助手。

　　美国之行打开了哈耶克的眼界，让他开始思考真实的经济世界的运作。一战之后，美国已经成为头号经济强国，掌控着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学习期间，哈耶克结识了全美经济研究局局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米歇尔强调用经验、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这让哈耶克受益匪浅。通过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及经济波动的研究，哈耶克逐渐将其所学的理论系统性地连贯起来，并逐渐开始形成自己对商业和经济周期的观点。

　　哈耶克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优越、家庭富裕，这无疑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19世纪欧洲稳定和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战争结束后，哈耶克家境一落千丈，他刚到美国时甚至到了几乎身无分文的地步，每天只有去公共图书馆消磨时间，脚上叠穿着两双袜子以遮盖破洞。巨大的落差给他造成了负担和阴影，这也就不难理解当他观察到越来越强大的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市场经济时所产生的担忧——货币越来越成为干扰“市场秩序”的重大因素。

　　哈耶克于1924年5月回到维也纳，又回到米塞斯手下工作。在此期间，他一直是米塞斯沙龙组织的研讨班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弗里兹·马克卢普、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等。他们一下班就聚在米塞斯的办公室，讨论经济政策和理论，也偶尔讨论哲学问题，之后就去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喝咖啡。每次讨论时，米塞斯总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供大家分享。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与海伦·贝尔塔·玛利亚·冯·弗里奇成婚。此时，米塞斯再次提供了帮助，他想方设法创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并让哈耶克担任所长——这不仅有利于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更现实的考虑则是这位长者想帮助哈耶克提高经济收入。在研究所工作期间，哈耶克发表了很多关于商业周期研究的论文，其中《储蓄“悖论”》一文引起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并成为哈耶克获得该学院教授职位的重要原因。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耶克将挑战赫赫有名、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办于1895年，其经济学系第一任主任是著名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创立之初，学院还云集了诸如哈罗德·拉斯基（著名政治学家、很多新兴民族国家领导人的导师）、威廉·贝弗里奇（英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创始人）、克莱门特·艾德礼（后任英国首相）、格雷厄姆·沃拉斯（著名政治学家）等知名学者。

　　莱昂内尔·罗宾斯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1929年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时年仅30 岁。年纪轻轻的罗宾斯励精图治，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领先的经济学系。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哈耶克之外，进入经济学系任教的学者还包括数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约翰·希克斯、罗纳德·科斯、阿瑟·刘易斯、贝蒂儿·奥林、郎纳·弗里施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维也纳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成为当时古典自由主义的三大圣地。1931年哈耶克到任时，学院大约有3000名学生。

　　从创立之初，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大学没什么好感，一直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罗宾斯就任系主任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1930年，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任命了一个5 人的“经济委员会”，负责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建议方案。罗宾斯和凯恩斯都是委员会成员，但两人发生了重大分歧和激烈争执——罗宾斯拒绝在报告上签字，而凯恩斯此后则拒绝与罗宾斯讨论经济问题。但是，罗宾斯当时的苦恼在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理论很难犀利地驳斥凯恩斯理论。就在这个时候，哈耶克的《储蓄“悖论”》一文进入了他的视野。

　　

　　哈耶克

　　与哈耶克一生的等身著作相比，《储蓄“悖论”》一文无疑只能算得上“沧海一粟”。但哈耶克在此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使得他被罗宾斯挑选为挑战凯恩斯的“先锋官”。当时，凯恩斯认为英国的经济衰退是由于人们消费不足，从而导致企业家没有投资意愿，而英国维持金本位的政策又导致了货币紧缩，因此引发了持续性的衰退。其政策建议是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增加政府公共投资以拉动经济。而哈耶克在《储蓄“悖论”》中则认为，人为增加货币供给和需求，将导致企业家把资本投入短期消费品的生产，从而影响长期投资，造成投资结构扭曲；如此一来，只是一时延缓了经济衰退，但在未来则会导致更为严重的衰退和危机；其政策建议则是维持政府预算平衡和恢复金本位制。这无疑是对凯恩斯经济学非常完整和深入的批判性观点。

　　如获至宝的罗宾斯立刻安排发起了一场“大论战”。1931年5月，就在“联合调查委员会”结束使命后不久，由罗宾斯主管的《经济学》期刊就发表了《储蓄“悖论”》一文，紧接着哈耶克尖锐批判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登载在8月的《经济学》上。在凯恩斯反驳此文的文章于11月登出后，哈耶克在接下来两期《经济学》上连续发表了回击及批判《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文章——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哈耶克在《经济学》期刊上出尽了风头。

　　这次大胆的挑战让默默无闻的哈耶克为英国经济学界所知。实际上，哈耶克在1928年曾经到伦敦参加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办的国际会议，年方三十的他在那里结识了已经名满天下的凯恩斯。次年，哈耶克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任教资格论文《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赠送给凯恩斯。作为学术上的晚辈，哈耶克在凯恩斯的大本营向其发起挑战，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对于哈耶克而言，离开由刚刚战败、需要偿还巨额战争赔款的德国控制的奥地利，前往当时全球经济中心伦敦担任教授，且得到罗宾斯这样顶级学术名家的支持，无疑有着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凯恩斯在认真读完哈耶克反驳《货币论》的文章后这样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

　　作为一个来自德语国家而寄居在伦敦的流亡者，由于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哈耶克一家住进了伦敦郊区的汉普斯蒂德花园，购买了小汽车，融入了伦敦高级知识精英的社区。他对于加入贝美尔街的改革俱乐部非常享受——这是伦敦学者、公务员、编辑记者聚会的高级会所，也是《环游地球80 天》中的起点和终点。他每天去学校上半天课，跟学院的教授们相处融洽。他的学生们形容他是“穿着薄花呢外套、马甲、高领夹克的老款式衣服，英语蹩脚但面带微笑”，同时也是“宁静、深思，非常安静的人”。他和罗宾斯在学院组织了学术研讨班，吸引了很多著名学者参加，这些研讨班也带给哈耶克一生难以忘记的美好回忆。

　　在20世纪30 至40年代中期，为了能够持续与凯恩斯“论战”，哈耶克深入研究了资本和商业周期，并出版了《价格与生产》（1931）、《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1933）、《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等著作。哈耶克资本理论的核心是，各种资本品的生产有着不同的顺序，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用于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现代经济的问题就在于利率被人为操纵，从而使得敏感部门的生产活动不取决于供求而取决于货币；以稳定物价水平为目的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将导致真实的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缺口，从而导致生产和市场的扭曲，最终也会导致衰退。总体而言，哈耶克几乎完全站在凯恩斯的反面，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任何直接干预，包括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哈耶克的理论在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时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而且不难想象，在国际经济体系崩溃、国内经济混乱和衰退时倡导“无为而治”，无疑很难得到政府、学界和社会民众的共鸣。他的学生（也是一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拉其曼曾经回忆道：“30年代初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几乎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30年代后期只剩下哈耶克和我。”他的听众“烟消云散了”，几乎都投奔到了凯恩斯的门下。到40年代初，哈耶克的观点在学术界已经基本不被讨论和引用，他不再有学术名气，几乎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甚至一度起了搬回奥地利的念头，却终因二战的爆发而作罢。

　　综上所述，只要被测物体在扫描过程中初始一段时刻是静止的，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数据集供Hough变换检测出来，最大限度还原标准投影序列。另一方面，如果被测物体在测量过程中始终不断运动，则也可以利用中间数据找出相对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位置。

　　对于这位异军突起的年轻后辈挑战者，凯恩斯则表现得非常有风度。他不仅认真地撰文回应哈耶克的观点，而且在1931年至1932年间与哈耶克互通了11 次书信——每次都是凯恩斯主动写信后哈耶克才回信。他们完全未能说服对方，甚至都没能让对方认为自己的立场具有很高的价值。

　　1940年，不列颠之战爆发，伦敦无法再居住，学院迁往剑桥的皮特豪斯学院。学院的规模一再缩小——学生由3000 人减少至500 人，教授则从90 人减少至9 人。哈耶克一筹莫展，全家人只好挤在乡下的村舍里。这时，在剑桥国王学院任教的凯恩斯伸出了援手，帮助哈耶克找到了一座改建后的大仓库作为临时居所，方得度过难关。哈耶克自己回忆道：“战争爆发时，凯恩斯是愿意并且能够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他停止了正在写作的《纯粹资本理论》一书——因为他原本计划在书中批判凯恩斯。他的儿子拉里·哈耶克回忆说，在战争期间那些百无聊赖的晚上，他的父亲和凯恩斯经常站在国王学院的房顶上，一起看着伦敦城上空璀璨如烟花的炮火……

　　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于1938年加入了英国国籍。他曾经费尽周折想到政府部门工作，但由于他原来是德国人，而且经常到欧洲旅游，因此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日渐凋零，教学任务没有那么重了，哈耶克于是有了充分的时间从事自己的研究。他原本是借着货币与商业周期的研究，并且“蹭着”凯恩斯的热度得以扬名，但30年代后期在学术上的挫败使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他打算重新回到对经济本质的思考，并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耶克的学术研究始终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经济运行中拥有知识和经验的个人如何开展活动，以及怎样形成经济秩序等问题的思考；另一部分则是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以及在此之下对各种现实秩序的批判。哈耶克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纳粹德国以及二战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与之相对的另外一个极端则是自由主义。哈耶克自己也承认，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获得影响力——此后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在某些情况下的确会用他的自由主义标签作为工具，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这实际上也是他“求仁得仁”。但事实上，只有经济学研究让他得以谋生，而且某种程度而言，他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

　　哈耶克经济学的核心思想集中体现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该文是1936年11月10日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的演说，并于次年2月在《经济学》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首先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我们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个分工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难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被个人掌握的知识的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劳动分工问题。”在哈耶克的定义中，知识不仅指技术和信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知识分工和信息交流，个人经验因素进入了经济中”。哈耶克认识到，浮动的价格和利润不仅能够传递信息，也能够协调人们的知识和行动，而价格体系的正常运转，则有赖于产权、契约、交换和服务等机制。由此，哈耶克提出个人的均衡也是社会的均衡，社会均衡意味着“不同社会成员的知识和意图越来越趋于协调，预期变得越来越正确”。

　　如果不是生逢乱世，哈耶克沿着其经济学思想研究下去，必定能发展出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的另外一套经济学体系——后来发展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很好的证明，当然也可能是“智慧经济学”等等。然而在二战时的英国，战时经济部门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普遍比其他部门取得了好得多的成就，人们也都期望政府在战后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耶克的经济学无疑显得曲高和寡，而他从信仰和意愿上又不愿意进入凯恩斯理论的体系。因此，他选择走向了经济学之外的学术道路，而主题则来源于他所熟悉和深恶痛绝的德国在一战后纳粹主义的出现和演变。1940年至1943年间，他专心致志地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

　　《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本书面世前，他只是一个祖籍德国、流亡英国的默默无闻的学者，而这本书则让他成为了全球知名人物。

　　对于这本书的内容，我国经济学界对其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文版）序言中介绍，哈耶克在书中提出：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此书还讨论了计划与法治、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保障与自由、纳粹的社会主义根源、社会的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中的道德与自由、联邦制与国际秩序等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与这本书的主旨之间，并没有太多太深的关联。

　　《通往奴役之路》由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于1944年3月出版，并立刻引起了极大反响，各大报刊、杂志都争相发表书评，首次印刷的数千册图书抢购一空，著名学者如乔治·奥威尔、阿瑟·塞西尔·庇古、理查德·托尼等都对此书发表过评论。这本书进入美国市场颇有曲折，有三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其中一家甚至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总体来说，美国当时对自由主义处于压制状态，这本书与大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最后，还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位同情古典自由主义的编辑威廉·库奇将此书于1944年9月出版。

　　在英国，让这本书名声大噪的是1945年大选中的一个插曲。在这次竞选中，丘吉尔在攻击工党时引用了哈耶克的观点：“他们的政策有违英国的自由理念，它要规定每个人在哪儿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哪儿，可以说什么，他们必然会沦为某种形态的盖世太保。”工党候选人艾德礼于次日在全国广播讲话时回应道：“这是在贩卖一位奥地利教授弗里德里西·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观点。”很快，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通往奴役之路》成为了全国讨论的热点话题。当时，哈耶克对此事还沾沾自喜，他“在丘吉尔讲话的第二天到改良俱乐部吃午饭，对自己的观点如此受人重视感到很是得意”。不过之后几年中，英国经济学界普遍并不认可该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深厚强大的传统思想，一方面也因为这本书过于通俗，学术性不强。

　　该书在美国的畅销得益于《读者文摘》，1945年4月，《读者文摘》出版了该书的缩减版——当时《读者文摘》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媒体。1945年春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邀请哈耶克到美国，开展了一系列巡回演讲，《通往奴役之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畅销书。5月20日那一周，该书在芝加哥、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底特律、华盛顿等城市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不难理解，二战即将结束，美国的商业社会将迎来繁荣，各商会、广告公司和大企业都推崇这本书，其原因无疑是希望获得更为自由的商业环境和政策。

　　一朝成名之后，哈耶克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他1946年再次来到美国，访问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并开始着手申请美国大学的职位。同时，他希望恢复与表妹海伦妮的恋情。他跟海伦妮在大学时代就是恋人，在他于1923年到美国访学期间海伦妮嫁了人，两人在各自婚后依然保持联系，在30年代期间两人都考虑过离婚和再婚，但由于战争原因，1939年到1946年间两人未能见面。哈耶克此时又开始考虑离婚的事情，而美国大学薪水较高的职位能够支撑他离婚之后供养家人及生活的费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每况愈下，他自己也坦承，“《通往奴役之路》让我在英国经济学界声名狼藉”。而且，他与妻子海伦于1950年7月13日离婚，这不仅让他自己充满愧疚，也让他与罗宾斯的友谊破裂，并且承受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哈耶克于1950年2月辞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职位，再也没有回到这里。

　　四

　　在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经济治理改革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疑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在二战刚结束时，秉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却如星辰四散，在各自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从出版《通往奴役之路》形成全球声誉开始，哈耶克的学术生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他既是新自由主义的“写意画”大师，不断勾勒出其大致的轮廓；同时他也不得不辗转欧美，靠着教学的薪水谋生。

　　1945年11月，瑞士商人阿尔贝特·胡诺尔德博士邀请哈耶克给苏黎世大学学生发表演讲，并宴请哈耶克与一群瑞士实业家和银行家。席间，哈耶克告诉他们，他计划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讨论并重新界定自由主义，胡诺尔德和几位商人许诺从财政上支持这个计划。1946年，哈耶克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试探，在胡诺尔德的财政和道义支持下，他决定于1947年春天在瑞士召开一次会议。

　　会议于4月1日到10日在瑞士靠近韦维市的朝圣山举行，来自10 个国家的39 人参加了朝圣山会议——其中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莱斯4 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个核心论题：一是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之间的关系和自由经济政策方案的具体内容；二是对反自由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展开讨论。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因此与会者都认为应该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创立一个常设学会。1947年11月6日，学社正式成立，就简单地称为朝圣山学社，哈耶克当选为主席，并在此后的12年中，一直担任主席。

　　在胡诺尔德博士的帮助下，哈耶克几乎每年都在一个国家召开一次大会：仅根据1947年到1976年29年间的记载，朝圣山学社就在10 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召开了21 次会议(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苏格兰、荷兰、英国、美国、瑞士)。此后，新自由主义的各个学派，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外，包括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朝圣山学社的影响。学社社员中有很多人身居要职，其中包括：前西德总理路德维格·艾哈德、意大利总统鲁伊奇·伊诺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伯恩斯、美国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英国外交部部长杰弗里·豪、意大利国防部部长安东尼奥·马提诺、智利财政部部长卡洛斯·卡瑟斯、新西兰财政部长鲁斯·理察森和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有8 位学社社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莫里斯·阿莱斯、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和弗农·史密斯。罗纳德·里根1980年竞选顾问团的76 位经济顾问有22 位是朝圣山学社社员。

　　美国的威廉·福尔克慈善基金会也资助了朝圣山学社的活动，并同意支付哈耶克在美国大学担任教授的薪水。哈耶克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但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并没有同意他的申请，于是他就在该校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他的同事都说，哈耶克教授“随和、拘谨、老练，从不恃才傲物，既是奥地利贵族又是纯正的英国人”。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与后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朝圣山学社社员弗里德曼关系很好，虽然两人的理论来源不同，但对很多经济问题有着一致的观点。芝加哥大学的教学任务不重，哈耶克得以有精力写出了《自由宪章》一书。

　　这本书意图对自由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说明自由的内涵和价值，全书包括“自由的价值、自由与法律、福利国家中的自由”三个部分。哈耶克希望这本书能够复制《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他给《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都寄去样稿并写了自荐信，希望他们能够发表书评或者出版缩写本，但对方都没有同意。该书于1960年2月出版，但并没有实现哈耶克所期望的热卖。此时，芝加哥大学要求哈耶克于1964年退休，退休金很低，而且他也没有从出版书籍中得到太多收入。为了维持生活，哈耶克于1962年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任教。

　　弗莱堡是一座位于德国、法国和瑞士交界处，在高山与平原间的小城。哈耶克在弗莱堡大学可以延迟退休，还能拿到一笔退休金，对此他十分满意。在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中，哈耶克言道：“我不知道该感谢哪一颗幸运星，这座城市有几百年都属于奥地利帝国，因此到这里我就像回家一样。”与第二任妻子的婚姻让哈耶克觉得幸福，他们经常出去旅行，同时他也能够时常去看望自己的孩子。回到德语世界让他觉得与人交流十分轻松，学校论资排辈的传统氛围让他处处受人尊重。

　　教学和生活之余，哈耶克又为自由主义的基础增加了一块石头——从1973年开始，他陆续出版了《法律、立法与自由》的三卷本著作。在这部书中，他希望更清楚地阐述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将他极其重视的法律之下的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区别开来。这部书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因为此时的哈耶克已经具有太高的知识水平，以至于全书汇聚了他关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多年的研究和思考，过于艰涩难懂了。在写作这本书期间，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听力也几乎丧失了。在写作第二卷时，哈耶克惋叹“我会尽最大努力在我离世之前写完这套书”。

　　哈耶克不善于理财，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得几乎捉襟见肘。1969年，因为萨尔茨堡大学愿意购买他的藏书，而且也同意他能够继续使用这些藏书，他于是调到萨尔茨堡任教。一位记者曾经报道过他在萨尔茨堡的生活：“他住在年久失修的近郊住宅区，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消防员，另一边住着一位退休的铁匠，从家里到市中心和学校都很不方便。哈耶克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卖给萨尔茨堡大学藏书的那笔钱只够买下这幢房子。”萨尔茨堡大学经济系规模很小，哈耶克在这里没有什么朋友，也无法与美国的同事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自己也曾经谈道：“除了少数几个来上课的学生外，也没有多少人对我的思想感兴趣。”

　　1974年10月，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哈耶克与另一位经济学家缪达尔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美国同事和他自己都觉得十分意外。对于美国经济学界来说，哈耶克的名声还停留在40年代的《通往奴役之路》和60年代的《自由宪章》阶段，自那之后，世界已经发生了风云变幻——繁荣强大的时代已近尾声，越南战争成为难以抹去的阴影，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并存，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已难再发挥作用……对于哈耶克本人来说，他觉得自己“太老了，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

　　获得诺奖让哈耶克重新声名显赫，他的身体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就在第二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并公开声称“诺奖得主哈耶克”是自己最重要的哲学导师，这让哈耶克在英国名望大增，尤其是1979年撒切尔担任首相后更是如此。尽管报纸和媒体大肆吹嘘哈耶克为撒切尔夫人的幕后军师，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哈耶克曾经多次想为撒切尔夫人出谋划策，并且多次将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寄给她，但首相从未真正采纳过他的建议，相反，有几次还礼貌地进行了回绝。撒切尔夫人介绍哈耶克与里根总统见过一次面，里根表示他曾从哈耶克的一本书中“受益匪浅”。

　　

　　瑞典国王为哈耶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4年，在撒切尔夫人的举荐下，哈耶克觐见了英国女王，并被授予荣誉友伴勋位爵位。觐见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为他举行了晚宴，晚宴结束后，他又前往改良俱乐部。他的儿媳妇回忆道：“他顶着高顶的黑色大礼帽，拄着雨伞，笑容满面地说，我度过了平生最幸福的一天。”

　　五

　　哈耶克晚年经济上稍微宽裕了一些，因此可以经常去英国看望他的儿女，也经常和海伦妮一起去维也纳看望她的后辈们。他经常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烤火，腿上趴着一只猫，膝下孙子孙女们环绕嬉戏。在撒切尔和里根时期，哈耶克的收入状况好转很多，经常有报刊杂志向他约稿，他也经常受邀出席一些学术活动。有一次，他被采访关于如何看待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道：“我并不建议给经济学家们设立什么诺贝尔奖，直到他们给我颁奖时为止。”他突然大笑起来，“当然，这意味着人们突然都愿意听你说话了。”

　　在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他花了7年时间写作《致命的自负》一书。与半个世纪之前的《通往奴役之路》相比，这本书仍然是在论证市场秩序的形成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明的基础受到威胁的原因。但是，哈耶克的知识基础已经变得极为庞杂，除原有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之外，他又从哲学、法学、历史、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证据，形成了一个既十分繁复又有逻辑一贯性的论证体系——晚年的哈耶克，已经成为了一个“知识贵族”，或是一个很古典的人物。

　　在一次访谈中，他被记者问到其一生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哈耶克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问题。我对生活的看法是，我们都在玩一种撞大运的游戏，而我的运气整体来说还不错。”他的儿子拉里·哈耶克则回忆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父亲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还算可以”，很多时候“惨淡经营”。

　　1992年3月23日，哈耶克在维也纳去世，葬在维也纳北郊的林边公墓。墓碑的石头简单而粗糙，上面只刻着几个字：F·A·哈耶克（1899-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