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华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蒙古族题材的影片不胜枚举：《内蒙人民的胜利》《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鄂尔多斯风暴》《草原英雄小姐妹》《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猎场扎撒》《黑骏马》……其中，1953年的《草原上的人们》、1959年的《草原晨曲》、1975年的《沙漠的春天》、和1977年的《祖国啊，母亲！》均出自作家玛拉沁夫之手。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呦嗬

　　这是影片《草原上的人们》中的插曲《敖包相会》（填词：玛拉沁夫、海默；谱曲：通福）。1952年，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人民文学》杂志1月号上发表。玛拉沁夫回忆说：“当时科尔沁草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有一个年轻的女牧民，在家里坐月子。一个陌生人过来要水喝。女牧民非常善良，就去给他端水。陌生人喝水的时候，正好刮来一阵风，陌生人的衣角被吹开，露出一把手枪。女牧民警惕性很高，觉得这个陌生人不是好人。于是想办法稳住这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是个逃犯，刚从监狱里逃出来。最后女牧民赤手空拳和逃犯搏斗，抓住了坏人。”这个传奇故事打动了玛拉沁夫，于是写成了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小说引起很大反响。东北电影制片厂想把小说搬上银幕。玛拉沁夫和编剧海默、达木林三个人共同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上映（导演：徐韬；副导演：朱文顺）。电影中的插曲《敖包相会》传唱至今。6年后，玛拉沁夫再次“触电”。这就是电影《草原晨曲》：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

　　飞驰在草原上

　　啊，这里从此不荒凉钢城闪光芒

　　再见吧金色的草原

　　再见吧幸福的家乡

　　啊，我们将成钢铁工人，把青春献给包钢

　　这是电影《草原晨曲》里的同名主题曲（作词：玛拉沁夫；作曲：通福）。1959年，包钢投产。玛拉沁夫以包钢建设为题材，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草原晨曲》。《草原晨曲》是建国十周年献礼片，玛拉沁夫为创作剧本，深入到包钢建设第一线。书房外面机械喧腾，汽笛长鸣。玛拉沁夫被这沸腾的生活所感染，说这是时代的声音：“在时代的交响曲中，我作为安眠曲睡去，而第二天早上作为晨曲唤醒我。”玛拉沁夫作词的电影《草原晨曲》同名主题曲传唱六十年，成为包头钢铁集团的企业之歌。

　　

　　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海报

　　电影《草原晨曲》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厂”）拍摄，是玛拉沁夫和导演朱文顺继《草原上的人们》之后的第二次合作。1975年，玛拉沁夫和朱文顺第三次合作，将电影文学剧本《绿色的沙漠》搬上银幕，更名为《沙漠的春天》。玛拉沁夫对笔者讲述了那段创作经历：“‘文革’后期，我出来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干写作的老本行。1973年，我到鄂尔多斯的乌审召公社深入生活。这个公社在大跃进时期治理沙漠，出了一个劳模宝日勒岱。我写了一个剧本，讲1958年在党的领导下，乌审召的人们治理沙漠的故事。最初将剧本定名为《绿色的沙漠》。”

　　玛拉沁夫的剧本后来修改了三年，最终定名为《沙漠的春天》。

　　电影《沙漠的春天》在长影厂拍内景戏时，玛拉沁夫住在长影厂里的“小白楼”，一边修改《沙漠的春天》，一边创作新剧本《祖国啊，母亲！》。《祖国啊，母亲！》反映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派巴特尔来到内蒙古白音郭勒草原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成立“牧民会”，还争取了洪戈尔领导的一支自发的武装组织的合作。剧本反映的那段历史，玛拉沁夫有着亲身经历。他15 岁参加八路军，参加部队不久，转到内蒙古骑兵十一支队，担任女政委乌兰的通讯员。剧本中的洪戈尔，就是以乌兰政委为原型塑造的。《祖国啊，母亲！》剧本完成后，玛拉沁夫将剧本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影厂”）的徐桑楚。徐桑楚是“文革”前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1975年，徐桑楚从干校回到上影厂，被安排到文学部当编辑，负责到外地组稿。徐桑楚到内蒙古组稿时，向玛拉沁夫提出为上影厂写一个剧本。一年后，玛拉沁夫创作完成《祖国啊，母亲！》。上影厂接到剧本后非常重视，决定由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汤晓丹执导，要求必须赶在197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之前完成。1976年5月20日，导演汤晓丹从上海出发，坐火车到北京后转呼和浩特，为影片选外景。出外景途中，汤晓丹在日记里抒发情感：“车子飞驰在草原上。窗外，蓝天白云，朵朵云彩的影子伴随着我们的车身移动，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中。没有芳景，只有飘逸轻松。……”

　　

　　《绿色的沙漠》

　　

　　电影《沙漠的春天》海报

　　

　　电影《祖国啊，母亲！》剧照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玛拉沁夫披露了当年修改剧本的点滴情况：“我1976年3月到上海，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任务就是修改剧本。边拍摄，边修改。那时写东西很谨慎。但这个本子是写民族团结的，符合民族政策。而且剧本经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审阅过，因此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1976年5月，《祖国啊，母亲！》摄制组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挑选演员。当地各专业团体的男女演员都来试戏。笔者在查阅汤晓丹的拍摄日记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摄制组从上海出发去昆明抢拍外景，我的行李由小儿子沐海帮着提到楼下车上。坐在车窗边的玛拉沁夫看见了，眼前一亮，欣喜地说：“你到处找男主角，原来最好的男主角就在你家里，为什么不用？”

　　让玛拉沁夫眼前一亮的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指挥家的汤沐海。汤沐海当时无心演电影，醉心于音乐。

　　《祖国啊，母亲！》的主要外景地是内蒙古的锡林格勒盟。1976年9月9日，摄制组正在外景地拍摄欢腾赛马一场戏。突然，广播里传出沉重的哀乐。听到毛主席逝世的噩耗，赛场上骑士嚎啕大哭。电影拍不下去了。两天后，摄制组重新开工。因为再不拍，草原全变黄，一年后才能转青，《祖国啊，母亲！》就完不成了，礼也献不成了。一个月后，1976年10月19日，上海派人赶到外景地，传达“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汤晓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大家高兴极了，长时间鼓掌。我大声说：‘前几年，我是怒在心里，不敢形于色。‘四人帮’把我不当人看，太残暴了……’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晚上庆祝大会，蒙古族演员唱歌跳舞庆胜利，一直闹到深夜，真叫狂欢之夜。”

　　1977年4月18日，《祖 国啊，母亲！》完成制作，送文化部审查。4月20日，上影厂接到文化部审查意见：这是一部好影片，它的主题思想好，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武装斗争和反对民族分裂。歌颂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有现实教育意义……5月1日，《祖国啊，母亲！》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献礼片，在全国上映。导演汤晓丹在一篇日记中记录了《祖国啊，母亲！》上映时的盛况：

　　下午，乘大卡车到了黑龙江中游右岸的爱辉城一家电影院门口。只看见观众拥塞在那里，我走近一看，是在放映我导演的《祖国啊，母亲！》，太巧了，太好了。我决心买票进去，与观众同接受影片的感染。票子卖完了，等退票的人排成长队。我只能混在观众中听他们三言两语议论，简单地说，都是认为影片真实好看…… （摘自汤晓丹1977年8月30日日记）

　　

　　玛拉沁夫

　　《祖国啊，母亲！》是玛拉沁夫的最后一部被搬上银幕的电影剧作。这部影片首轮观众达到8000 万人次。它也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民族题材影片的分水岭。1980年代，以影片《黑骏马》为代表，民族题材影片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