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羽茜

　　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但先生对我的态度，前后没什么变化，无论最初寒暄之时，还是后来熟识以后。先生总是静静的，有时静得近乎凄寂。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先生有些不可思议，让人不好接近，却又有一种感觉强烈地驱使我非接近他不可。对先生怀有如此感觉的，或许众人中只我这一个。这一直觉后来得到了证实。……一个能够爱别人的人，一个不能不爱别人的人，却又不能伸出双臂紧紧拥抱想扑入自己怀中之人的人——这人就是先生。（夏目漱石《心》，林少华译，青岛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914年4月20日，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心》正式出版。小说讲述的是“先生”和自己的朋友K 同时爱上了房东的女儿。他背着K 向房东家提亲，K 因此自杀。之后的几十年里，“先生”时刻背负着愧怍与自责，内心备受煎熬，最后终于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这部小说中的“先生”一样，夏目在《行人》《哥儿》等其他小说中，也有此类因为各种原因想爱却不能爱的人。事实上，这未尝不是他个人形象的真实写照。

　　夏目从小被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虽回到自己家，却未曾得到来自骨肉血亲的体贴与关怀，自始至终只有深深的疏离与隔阂。由于从小缺乏家人的爱，夏目不知道如何在一段亲密关系里爱别人。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与自己情感关系较为疏远的“外人”，比如他会替朋友两肋插刀、会为穷学生慷慨解囊，却唯独不懂怎么向最亲近的人表达爱、传递爱。此种情形自夏目从英国留学归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1906年，夏目在《文学论》的自序中如是说：“在伦敦居住、生活的两年是极为不愉快的两年”，“若依我自己的主观意志而言，我当终生一步也不踏上英国的土地”。他的妻子夏目镜子在《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一书中也同样提到：“这次留洋成为一个转折点。我们共同的家，从此蒙上了阴影。”

　　当时，镜子带着两个孩子留守日本，又逢娘家父亲做投机生意失败，欠下了高利贷。到丈夫夏目漱石留学归来之初，家中已是满目萧条，惨不忍睹。据镜子描述：“家里所有的衣服几乎全都穿破了，没一件是拿得出手的。”然而就是在这样困窘的情况下，夏目的归来非但没有给妻子和孩子减轻负担，反而因为他敏感衰弱的神经而使家里雪上加霜：面对孩子们在晚饭时欢快的歌唱，他会毫无来由地嫌吵并且直接掀翻了膳桌；妻子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引起他的极度不满，不仅不给妻子一文钱生活费，还时常对她大声吼叫，甚至动辄拳脚相加；因为怀疑住在家对面的学生跟踪自己，他会跑到书斋的窗户前探出头去，冲着寄宿学生房间的方向故意阴阳怪气地大声喊道：“喂，侦探君，今天什么时候去学校呀？”……这一系列多疑的反常举动，令这个经济拮据的家庭在精神上也愈加支离破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夏目没有努力去做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在他成名之后，常有女学生约他单独出去散步，夏目对此一肚子火：“我又不是单身汉！”后来他因生病去温泉疗养，镜子要在家照顾孩子们，便提议让他带个护士同行。夏目坚持不肯，说一男一女去温泉不行。镜子说那就带个年纪老一点的，夏目依旧不肯，还说人是一种意外性动物，在特定的时间与场合，很难说就不会干出什么事来，最后坚持自己独自前往。还有一次，镜子的父亲因为家境败落，和女儿说希望让当时已经有些名气的夏目盖章做担保，镜子为了夏目和自己的小家而含泪拒绝。夏目问清原委后说，盖章虽不行，但钱的事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帮忙。于是在自己没钱的情况下向朋友借了钱，并拜托妻弟转交岳父，还向妻弟承诺无论岳父将来会如何，他都会照顾岳母和妻弟的生活。

　　在和孩子相处时，夏目也曾尝试去做一位慈父，可惜总是不得要领。镜子在《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一书中有写到丈夫企图安慰哭闹孩子的一幕：“最小的男孩是个爱哭鬼，动不动就哭，其实主要是因为他（夏目漱石）神经衰弱的时候，那张脸会特别吓人……每次孩子一哭，他就从书斋出来哄孩子，说‘好孩子，好孩子，父亲在身边保护你，不要怕，不哭不哭！’后来慢慢地才发现，因为他自己是家里的小儿子，从小被欺负，也从未得到过父亲的怜爱，所以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爱哭的小儿子也是被大家欺负所以才哭的……可那个爱哭鬼，每次看到夏目那张可怕的脸，总是哭得更厉害。”镜子看待丈夫，也许正如同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中阿清看待哥儿，任凭世人都嫌弃哥儿莽撞冲动，不懂人情世故，阿清却一遍又一遍地替他解释：“少爷正直善良，真是个品性难得的好孩子啊。”在她眼中，丈夫人品高尚，淡泊名利却又性情古怪，他希望自己能给家人带来爱与温暖，却因为自己敏感脆弱的神经而无能为力。

　　这种多疑的性格特质和神经衰弱在给夏目漱石的家庭生活带来灾难的同时，对其文学成就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留英归来之后，夏目漱石在38 岁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小说在杂志连载后受到广泛好评。他在《文学论》的自序中幽默地自嘲道：“正是因为神经衰弱与狂人，我写出了《我是猫》，出版了《漾虚集》，《鹑笼》也得以面世。这么一想，我坚信我应该感谢这神经衰弱症和我的癫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