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
1949年2月,担任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局宣传部部长的周扬收到一份电报,中共中央要求在新政协开会之前召开新的全国文协大会,“请周扬负责筹备”,等郭沫若、沈雁冰到北平后具体商定,“望周扬提出执行计划电告”。这时候的北平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诸项具体事务即将通过新政协会议来商议完成,中央设想了全国文协会议作为政协会议的前奏,通过文艺聚集各方社会力量,统一思想,平稳民心,顺利进入新的国家体系,“团结”被当作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基本背景和情感主调。中央所设想的“新的全国文协大会”就是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第一次文代会不仅是文化性质的会议,更是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中的组成部分,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奏曲,责任重大。为什么周扬会被中央委任来经办如此重要的事务?
相对于郭沫若和茅盾,从文化资历和影响力来说,1949年的周扬确实显得比较单薄。郭沫若和茅盾是从“五四”走过来的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化人,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在诸多政治党派和文化团体中都有影响。1941年,为郭沫若的50 寿辰,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都开设了庆祝和纪念特刊,周恩来发表《我要说的话》,将鲁迅和郭沫若并置进行对比分析,称郭沫若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1945年,文化界又为茅盾举办盛大的50 岁生日祝寿活动,“向国民党示威”,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称茅盾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曾给郭沫若写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请郭沫若“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还给茅盾写信,说:“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也就是说,郭沫若和茅盾在中共最高领导者那里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相比之下,周扬主要成长于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时期,比郭沫若和茅盾要晚一辈,其影响也主要在延安解放区。那么,“负责”筹备第一次文代会,还有没有比周扬更合适的人选?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和工农兵文艺的评说者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后,周扬就非常自觉地“努力使自己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在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4月,周扬搜集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等人的文艺观点,分门别类地编排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五辑,成为一本相对完整、体系比较周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并且将毛泽东《讲话》里的诸多观点列入其中,其长篇“序言”称毛泽东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解说毛泽东文艺观点与马、恩等人思想的相关性、互补性和创新性,用以证明《讲话》的理论价值,从而将《讲话》列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谱系,极大地提高了《讲话》的理论品位,使《讲话》在中国成为名正言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组成部分,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指导中国文艺运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周扬的这个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虽然毛泽东谦虚地指出“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但他觉得周扬“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毛泽东,周扬深有感情。他“不止一次谈到毛主席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特出人物,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周扬有过多次交谈和书信往来,周扬也觉得“主席对我确实是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出于这样的情感,周扬更加用心用意地去理解、阐释和宣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仅在理论层面,同时还通过各类文艺实践来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文艺观点。周扬所关注的解放区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所进行的文艺评论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很多内容都纳入了一次文代会,为他的解放区文艺报告做了准备。周扬在延安
周扬通过延安新秧歌运动认为,毛泽东文艺方针的突出特征是“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他紧贴毛泽东《讲话》所提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文艺工作中心,从“表现新时代的新群众”和“如何表现新时代的新群众”两大方面来具体展开其文艺批评工作。1944年3月21日,周扬在《解放日报》第4 版整版发表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之后》,采用数字统计的方式来分析延安新秧歌所表现的生产斗争等时代主题、工农兵的集体创作、新的农民艺术特点、新社会的人民主人公等具体问题,说明文艺座谈会后的秧歌运动“是实践了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初步成果”,“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指示的文艺新方向的绝对正确”。周扬后来又在延安市文教会议上谈农村发展秧歌队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和大会总结报告里更详实地讲述群众文艺运动。周扬将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所写的文章结集出版,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作为书的标题,其基本观点和行文方式,后来都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里得到了延伸和调整,第一次文代会报告的标题“新的人民的文艺”也可以视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更凝练更有力的文字表述。周扬对毛泽东的《讲话》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确实相当到位。
在具体的文学评论中,周扬着重讨论了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反映敌后人民生活斗争的题材和主题、如何写农民人物、大众性与艺术性结合等方面的问题;他通过《同志,你走错了路》讨论文艺如何表现“政策”、如何具有“教育意义”以及“工农干部本色的语言与形象”的形式问题;他很明确地提出要用民族艺术形式去排演《白毛女》,并提炼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他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从故事主题、人物形象和语言几个方面解读赵树理的小说,称赵树理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周扬主要从主题(包含题材和故事)、人物(主要是工农兵,包括知识分子)、形式(主要是语言,包括民族和民间艺术形式)三个方面来评论文艺作品的基本思路,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的作品解读里得以继续沿用,同时成为新中国初期文学评论的一种扼要清晰却相对简单化的行文模式。
周扬的工作不仅局限在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方面,在翻译、编辑、教育、出版等领域,他也多有成果。他译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有很大的影响。周扬不是一个纯粹的书生,而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一直担任多种行政职务,处理各种各类的事务,工作积极,肯干能干。1930年代,他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等职务,成为“左联”后期最重要的主持者。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期的准备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鲁艺整风审干运动,还有延安鲁艺、文抗、边区文协、《解放日报》的诸多活动,周扬都是主要的参与者或领导者。
周扬不仅对解放区文艺情况了如指掌,与国统区文艺界和上海、香港文艺界也往来密切,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1946年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共文化科学界四人赴美,周扬便是其中之一,费正清称他为“文坛霸主”。申请办理访美护照期间,周扬周旋于北平和上海。在北平,周扬不住翠明庄中共代表团的招待所,而是在《解放》报社,与张恨水、马彦祥、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多有交流,成为全国文艺作家协会北平分会11 人理事之一。4月3日凌晨,二三百军警宪特闯进《解放》报编辑部发行所进行搜捕,周扬临危不惧,当场发表演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扬参加民盟的活动,受邀为纪念“五四”而演讲,在张光年看来,周扬讲得“很精彩,有分量”。在张僖眼里,那时候的周扬“人很高大,态度和蔼,谈话显得睿智而风趣”。在上海,周扬请郭沫若写《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的阅读印象,郭沫若说自己被那新鲜、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完全陶醉”,诗意地称之为“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将来集结成巨制时,便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并希望上海能够重版,称“北方”是“光明的乡土”。刘西渭说“描写农民的秧歌剧中表现着文学生命的无穷希望”。上海一些学生团体的晚会也增加了解放区的秧歌节目。8月14日,周扬北返张家口的饯别会餐,有郭沫若、茅盾、田汉、许广平、胡风以及新从昆明来的西南联大教授吴晗、尚钺、楚图南等40 余人参加,众人纷纷为周扬临别题词,殷勤致意。周扬此行北平和上海,不仅广泛地联络了旧朋新友,而且使解放区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新“时尚”进入大城市,预热了第一次文代会关于解放区文艺主题报告的一些基本观点,为解放区文艺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模型和方向铺垫了情感的和美学的基础,这其中的很多人后来就是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
文艺工作最重要的实绩是作品。关于解放区文艺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早就开始了。1946年,周扬编印了两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1947年,《中央工委关于评奖文艺作品问题的指示》准备编印文艺丛刊,周扬是文艺作品评判评奖工作筹备小组负责人。1948年春夏,周扬遵照毛泽东“挑选解放区文艺作品编一套丛书,全国解放后拿到大城市出版”的指示,在河北平山主持筹划编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与陈涌、柯仲平、欧阳山、赵树理、康濯等人一起,搜集解放区所有的文艺作品,审阅全部书稿,书写编辑说明。“丛书”可以视为《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大规模续编,周扬为《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所写的“编者的话”和“丛书”的“编辑例言”一脉相承,只是后者在“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表述上显得更为宽泛简要;周扬的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主要根据“丛书”所选的177 篇作品为例,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等小标题,分析解放区文艺的特点。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每个代表发了一套“丛书”,共有58 本。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在解放区文艺被当作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和创作模板的趋势来看,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新时代文艺指导方针的背景来看,从共产党的文化工作经验来看,从全国文化界的人缘关系和实际活动能力来看,周扬应该是负责筹办第一次文代会的合适人选,是解放区文艺主题报告的不二人选。1949年的周扬42岁,正在年富力盛的生命阶段,筹办全国性的会议有很多繁杂的具体事务,正需要这样年龄段的人去承担。
筹办第一次文代会的核心人物之一
第一次文代会开始被称为“新的全国文协”或“新文协”会议,与抗战时期和抗战结束后成立的、简称为“文协”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的名称和组织机构进行对接。周扬收到中央1949年2月15日发出的筹备新文协会议的电报后,到北平开始工作。3月3日下午,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艺界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文艺界茶话会,欢迎由各地新来北平和原来留在北平的文艺界人士70 余人,担任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周扬介绍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情况,讲述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在与工农群众结合过程中遇到的痛苦考验和思想改造问题,说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与读者观众的新关系,同时也表示解放区文艺还有许多缺点,但有丰富的内容、强烈的生命力和伟大的前途。茅盾、田汉、郭沫若、洪深、许广平、徐悲鸿、俞平伯、冯至、曹靖华、萧向荣等人作了发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也赶到了,他庆祝文艺大军会合,预祝全国文艺界组织顺利产生。3月3日的这次会议具有联络、吹风和商议的作用,联络了各方人员,宣传了解放区文艺,商议了筹委会的组成人员。5日,周扬关于全国新文协筹委名单致电中央和陆定一说:华北文协和原中华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联席会议发起并产生了筹备委员会,有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曹靖华、许广平、周扬、萧三、沙可夫(丁玲、胡风、叶圣陶等人如果来北平,可再加上),以茅盾为主任,周扬、沙可夫为副主任。9日,周扬发电报给中央和陆定一说:筹委人选问题又与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等磋商,认为可减去许广平,增加徐悲鸿、贺绿汀、程砚秋、俞平伯、李广田等,如果郑振铎、叶圣陶、曹禺、巴金等来北平时亦可加入,共19 人。在这份电报里,周扬说明了初步拟定的会议代表产生办法、会议安排,以及专题报告、解放区文艺丛书、戏剧音乐电影表演、美术展览、蒋管区进步文艺、评奖作品共六项具体工作,“郭、茅、田、洪等对此事均表示热心积极”。中央当天便回复说,这个名单还要再与罗迈和党外人士从长计议,“务使各方均感满意,以利团结”。16日,中央致电周扬说:同意文协筹委会19 人名单,但其中无电影和新派画家代表,考虑增加袁牧之、叶浅予、欧阳予倩、赵树理、古元等24 人,对周扬前面所提及的会议安排等工作事项也进行了答复,同时明确指示:正副主任,以郭沫若、茅盾、周扬三人担任为宜,并且叮嘱道:“与文艺界人物来往,要采取坦白诚恳态度,如正副主任委员人选问题,必须与他们交换意见。”21日,周扬、沙可夫、萧三和李伯钊等去北京饭店与茅盾、郭沫若商谈筹备会和文艺界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人员名单问题。22日,在北京饭店举办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理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的联席会议开得很正式,这次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场推选了郭沫若等37 人的筹委会,并于24日举行第一次筹委会议,选出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沙可夫为秘书长。4月6日,筹委会成员茅盾、周扬、沙可夫、胡风等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各部门人事调整问题,确定文代会机构和代表产生办法,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下再设立秘书处和文学艺术作品评选委员会、演出委员会、展览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等,有些委员会下面还分有更细致的小组。筹委会的人数后来还在增补,又相继成立了宣传处、联络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案整理委员会等具体事务部门。4月15日,筹委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由秘书处和演出委员会、评选委员会、章程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报告工作计划,决定在筹备期间出版《文艺周报》,筹委会秘书处在中国旅行社三楼办公。随后,征集文艺作品以用于评奖、征集文艺杂志以用于草拟会议报告、大会代表资格和产生办法等信息,都发布在《人民日报》《华北文艺》等多种报刊上。4月30日,文代会筹委会常委会召开临时会议,认为当前筹备工作的重心在起草委员会,决定国统区的文艺报告由茅盾负责组织,解放区的文艺报告由周扬负责组织。5月10日,筹委会第三次会议,茅盾、周扬、沙可夫、叶圣陶、胡风等参加,讨论国统区聘请代表的名单和演出委员会提出的“剧团参加演出暂行办法”,再一次强调了筹委会目前工作重心在国统区、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报告和章程纲领的起草工作。5月中旬的第四次筹委会决定增聘胡风、黄药眠、杨晦、钟敬文4 人为大会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文代会筹委会还设有会务组和文秘组,周扬担任两个组的组长,成员有阳翰笙、阿英、冯乃超、马少波、张光年等,会务组负责大家的衣食住行,文秘组天天写会议简报,发简报,排列、审定和报送会议日程和重要文件,起草文联成立章程和主席副主席的人选建议。据马少波回忆:“当时,尽管忙碌劳累,但是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高,对工作都非常投入,每天的精神都非常振奋。”其实,所有的部门都非常繁忙。譬如联络处下设组织科和联络科,马烽担任联络科科长,承担的任务有写信、发电报、与各大区有关部门联系、了解各代表团的情况、经常去火车站或偶尔去飞机场迎接各地代表等,马烽还要陪同联络处处长周文到北京饭店或六国饭店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很多迎来送往的工作,周扬也亲自在做,尤其对香港、上海来的代表,周扬等人更是用心。4月6日,周扬和沙可夫以华北文艺界协会和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饭店欢迎从香港新来北平的叶圣陶、宋云彬、柳亚子、史东山、阳翰笙、于伶、冯乃超等四十多人。5月,周扬代表组织到北京南河沿东亚旅馆看望钟敬之等从香港来的文艺界人士。6月7日,沙可夫、茅盾、周扬专门列席港沪代表团会议。6月27日,周扬与茅盾等人一起,去车站欢迎冯雪峰担任团长、巴金和陈望道等77人组成的南方第二代表团。周扬对参会的代表,并不都是“礼节性”或“官方性”的拜访,也有推心置腹的交谈。6月28日,周扬去饭店看望代表,针对有些代表所遇到的站岗士兵粗鲁行为而引发的情绪波动,周扬从党与群众的关系角度去解释,说这就像一家人一样不免相互有意见,但无论怎样吵嘴或打架,敌人来了,就会团结一致勇敢地向敌人战斗,不会迟疑和犹豫;他还细谈了为工农兵服务、写小资产阶级、戏剧等问题。在华东代表团的冯毅之看来,周扬的这些谈话“实际又生动”。
举办全国性的大规模会议,根据会议目的而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非常重要,需要出色的行政领导能力和集体的智慧。必须有合理的设计、安排和合适的人选,才可能高效地完成各种任务,书生办会、文人办会并非简单容易的事情。文代会筹备委会的各种大小机构根据会议目标和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逐渐完备。从结果来看,这些机构设置以及相应的运作是合适的,保障了文代会有序、有效地召开。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兴奋和对于新中国文化的理想和热情,是文代会期间很多文化人的共同特点。
文代会筹委会的三位正副主任中,郭沫若被推选为文艺界代表去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在郭沫若回国之前,周扬主要与茅盾商议文代会事项。他通过《华北文艺》主编欧阳山请编辑康濯去访问茅盾,这就是发表在《华北文艺》1949年第4 期上的《新的文艺战线在形成中(特稿)——记茅盾先生关于全国文代筹委会的谈话》。茅盾讲述了全国胜利形势下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界新组织、筹备委员会初期的工作、全国文协与地方性文协组织之间的关系、刊物、会员、文艺作品评奖、筹委会的机关报《文艺报》等问题。茅盾的介绍,既是文代会筹委会对外宣传的新闻发言,宣示了筹委会所谋划的主要事项和当时所设想的文代会大体框架,同时也成为周扬展开工作的基本指向。
文代会召开的时间一再延期。中共中央1949年2月15日发电报给周扬准备筹备会议时,所设想的时间是五六月召开新政协会议,文代会“须于四月召开”,后来定到6月5日;《中宣部关于全国文代会延期举行致新华总社、各分社转各中央局及各野战军政治部电》又将文代会延期至6月下旬,要各地代表暂缓来平。文代会多次延期的原因有多种,譬如郭沫若等文艺界代表去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5月25日才回到北平、各地部分代表交通阻滞等,但主要原因可能还是考虑到文代会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化会议,意义重大,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需要尽量做好各项具体事务,全国各地代表的产生,尤其是几个主题报告的起草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成。5月29日,中共在北京饭店召开盛大晚会,罗迈和周恩来申述文代会和政协会一再延期的原因,给了大家很多情绪上的安抚。6月8日,丁玲从东北到北平,“见到周扬,不得要领。此地筹备工作很差,头绪多,思想计划不够”。
不过,筹备工作还是一步一步地越来越完备了。1949年6月14日,文代会筹委会的第五次扩大常委会,作出了多项重要决定:会期定于6月30日;通过文代大会的机构草案;建立宣传处开始工作;增聘筹委会委员;通过《大会程序草案》,除了郭沫若的文艺总报告、周扬的解放区文艺报告、茅盾的国统区文艺报告和大会结束报告之外,还有两个地区的15 个专题发言和大会发言,解放区10 个专题的发言人员和题目;通过解放区国统区的代表名单;初步确定文代会期间的戏剧音乐演出日程等。从这次会议的情形来看,文代会的基本面目已经较为完整地被构想出来了。
1949年6月下旬,文代会建立了由周扬担任书记的党组进行领导工作。6月22日,《文艺代表大会党组给中央的报告》说明文代会党组干事会已成立,由周扬担任党组书记,起草、评选、演出、展览等工作分别由周扬、柯仲平、李伯钊、艾青负责。报告还详细说明了文代会的会期、各地区代表数字和比例、已到代表和未到代表人数、大会方针等问题,提出:“大会必须着重宣传毛主席文艺方向,要通过各种实例进行宣传。同时,根据目前革命形势与革命任务的需要,提出当前文艺工作的任务,主要是创作任务。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普遍地存在的工作条件、物质待遇、政治地位等问题,适当予以解决。”6月24日,文代会党组会讨论大会主席团、各代表团组织、章程等问题。25日,文代会筹委会第七次扩大常委会讨论各代表团的组织、负责人人选和大会日程细节,尤其是文艺作品评奖的难题,周扬、茅盾、柯仲平等都发了言。25日晚,周扬、阿英等人去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直到凌晨四点。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代大会开幕前夕,郭沫若先生发表谈话,说明大会的主要目的与任务》,郭沫若讲述文学艺术工作者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会师北平”,举行空前盛大和空前团结的大会,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新的全国性的组织等。这就是说,文代会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大幕拉开的那一刻了。
文代会正式开幕前的6月30日上午,文代会举行了预备会,通过99 人主席团名单和大会总主席为郭沫若、副主席为茅盾和周扬;下午召开党员大会,周扬的报告到七点才讲完。王林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速记了周扬讲话的原初内容。虽然王林速记的内容有若干不明晰不完整的地方,但还是大致能看出周扬的一些基本观点。在当时,“党”与“非党”界限分明,内外有别,周扬在文代会前夕这次党组会议上的听众是“党内”,他的讲述与公开发表的文章有所不同。周扬说明了会议代表的总人数和各派人数的情况,具体讲述了在代表人选方面并不简单的“团结”问题、“坚持工农兵方向”与北平教授不愿听“改造”而愿意说是“适应新环境”的心理、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员的文章、解放区文艺“还有很多缺点,华北领导很薄弱”等问题。也就是说,周扬对文代会期间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状况和各类人物心态,颇有了解。7月2日,《人民日报》进行报道说,截至发稿时止,共报到代表614 人,其中文学工作者207 人,美术工作者86 人,戏剧电影工作者250人,音乐工作者68 人,舞蹈工作者3 人,《人民日报》同时登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文代会的贺电:“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
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时间长,事务繁琐。从香港到北平参加筹备会的叶圣陶在日记里记载:1949年3月19日,见周扬,谈组织全国文艺界协会事;3月20日,罗迈、周扬二位招待同人,谈响应世界和平大会之事,“至九时始毕,实则其事至简单,不需费如许唇舌也。复开文协理监事会,准备与华北文协开联席会,筹备全国文艺界协会。又是二小时,余疲甚”。3月22日的文协理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的联席会议从晚饭后开到九时半;3月24日的筹备会推选常务委员和筹备委员共37 人,“即此简单事,亦费二小时有余”。6月25日的筹备会扩大常务会议,“主席团之拟定,颇费斟酌。此是解放区之习惯,盖视此为一种荣誉也。”6月28日的全体筹备委员会,通过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人选、大会议程、主席团人选、全体代表人选等项,“此次通过而后,尚须通过于全体代表大会,乃为决定”。但是,叶圣陶说,当时从香港乘船北上的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等,大多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主题报告
1949年7月2日为文代会开幕式,7月3日,郭沫若作大会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7月4日,茅盾作《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安排在7月5日,即大会的第四天。7月6日,《人民日报》以《周扬同志在文代大会报告解放区文艺运动,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全部经验证明毛主席新方向完全正确》为题介绍其主要观点。7月9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放周扬演讲的录音。7月11日又进行了重播。10月,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周扬和郭沫若、茅盾的报告除了收入1950年3月出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还作为“附录”收入“新学术小丛书”中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1951年7月由北京新建设杂志社出版发行,从而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指南。关于解放区文艺的评论、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作品搜集和出版等工作,周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就开始了。1949年到北平后,周扬又在多个场合谈论解放区文艺问题。7月5日上午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文代会报告可以视为周扬多年来积累的材料和观点的一个总结。相比于茅盾起草国统区报告、“主要精神是检讨过去工作”的波折,周扬关于解放区文艺的报告应该是分歧较小的部分。
周扬的报告由几个小标题组成:“伟大的开始”“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旧剧的改革”“为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奋斗,创造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作品”“仍然普及第一,不要忘记农村”“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剧及一切封建文艺”,这几个小标题显示了周扬报告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其中引人注目的观点有:
1.周扬的报告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解放区文艺称为“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一段话被引用的频率很高,被当作周扬报告的中心观点。其实,1944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第一套《毛泽东选集》时,《编者的话》就说“在历史实践中都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修改后的新党章规定“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也说:“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把中国革命领导到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所以,周扬关于毛泽东《讲话》所规定的新中国文艺方向“完全正确”的表述,可以视为文艺领域里的延伸。
2.周扬解释说,“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具体表现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几个方面:民族的、阶级的斗争和劳动生产是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但反映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的作品非常之少,这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情形相一致。
工农兵应该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这一点没有歧义,但应该如何描写工农兵,周扬的报告呼应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提出了“新的国民性”观点。周扬说,鲁迅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中的消极、阴暗、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因此,“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这样,周扬用“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新的国民性”等一系列推论,将“五四”时期“揭示国民弱点”“批判国民性”和民族战争以来关于“写光明”“暴露黑暗”的激烈论争进行了表面看上去颇为巧妙的衔接和过渡。周扬在这里显然预设了“新的时代”一定具有“新的国民性”,而“新的国民性”一定有着“新的光明”,这种思路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他忽略了新时代国民身上也一定会存留或变形传统积习和旧的陋习。此外,与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相一致,周扬报告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大众文化就是提高农民文化”,说整个文艺运动仍然是普及第一,而没有“辩证地”阐释“提高”的问题。
与描写工农兵相关联的另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描写和评价,周扬的报告专门讲述了文艺描写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说,“五四”时期描写觉醒的知识分子追求渴望光明和孤独寂寞的心境,曾经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了二十多年,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了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不应该停留在知识分子所习惯的狭小圈子;解放区知识分子经过整风和长期实际工作的锻炼,在思想、情感、作风各方面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已经相当地工农化了,因此,文艺作品中应当反映他们的新的面貌。周扬说:“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周扬眺望“五四”来分析新时代的文艺应该描写怎样的知识分子的观点,突出了“工农化”“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特点,贬低了“个人”“个人情感”以及相关主题的写作意义。
3.关于“文艺与政策”的关系问题,周扬以前多次谈及,此次文代会的报告又进行了长篇大论,强调“政治”“政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文艺”的重要性。周扬说,“解放区文艺所以获得健康成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了各种群众斗争和实际工作,并从斗争和工作中开始熟习了、体验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他说,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中,人民的行动被政策所指导,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利益所制定的各种政策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新的人民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旧时代的根本规律;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站在正确的政策观点上,才能从各个人物的相互关系、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各个阶级的关系和斗争、生活行为和思想动态、各个阶级的命运。但周扬又说,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是将政策作为观察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同时又必须直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考察和亲自体验政策执行的情形,否则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创作,不可能对政策有真正的理解。也就是说,周扬在强调“政策”之于文艺创作重要性的同时,还是没有忘记“现实主义”的“真实”原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政策”与“真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两者发生冲突时文艺工作者应该如何取舍、如何创作的问题进一步去讨论。
4.在“新的语言、形式”方面,周扬高度评价了赵树理。周扬仍然从“五四”谈起。他说,“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和讨论过“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彻底的解决,直到“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和他们萌芽时期的文艺,问题才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解决的正确途径;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赵树理特出的成功,一方面是高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语言;语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帜。周扬以《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为例,说明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与民族的、特别是民间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对于人民文艺而言,封建文艺形式和资产阶级文艺形式“都是旧形式”,“都要加以改造”,把资产阶级文艺看成新形式是半殖民地思想的反映。这些对于“群众语言”“民族文艺”“民间文艺”的重视,是周扬报告,同时也是延安文艺的重心和突出特点,是新时代文艺的显著标志,但是,把解放区文艺以前的文艺视为“封建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同时又强调“民族、民间文艺”的重要性,然而这几者之间在历史现实中混杂着的文化关系以及文艺工作者应该如何褒贬取舍,则是周扬报告所不可能深究的部分,他只能在大词汇里兜圈子,进行概念推论。
5. 关于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周扬也有提及,但相当简单,才说了一句“必须学习技术”,立刻就接上了“必须反对与防止一切技术至上主义”,他只能用一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当作“人民文艺的新的美学的标准”,没有更丰富的延展和解释。虽然他的报告提出的口号是“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的人民革命时代的有思想的美的作品”,但很显然,周扬对于“思想”的叙述和要求,远远超过了对于“美”“艺术”的描述和理解。
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解放区文艺报告在总体思路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五四”文艺的自觉对话,所谓“新的文艺”是相对于“封建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新”,是对“五四”新文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诸如“国民性”和“新的国民性”、描写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大众化民族化、群众语言等问题,周扬的论述大多都与“五四”文艺直接关联起来。或者可以说,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这个历史节点上,周扬的报告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五四”将各门各派的文化人“团结”“联合”起来,同时,把解放区文艺视为“五四”文艺的传承和发扬,从而将“毛泽东文艺方向”纳入“五四”文化传统予以合理化、合法化。周扬报告中的诸多评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对于“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诸多要求,对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框架、价值标准的建立、文艺趣味的形成、创作的演变等,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周扬的文代会报告,学界一般采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或《周扬文集》第1 卷里的版本。另外,《档案与史学》杂志2000年第1 期发表的《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中,也有关于周扬文代会报告的内容。徐盈曾是上海和重庆《大公报》的记者,新中国成立前后又担任《进步日报》的主笔,与周扬有过交往,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将徐盈的手记文字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的周扬报告文字进行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差距甚大。徐盈手记的周扬报告很不完整,没有标注讲话时间,明显地有缺页,从前后关联来看,应该是1949年7月5日周扬的讲话。徐盈手记的周扬报告主要讲述了解放区文艺不足的方面,譬如“不免幼稚”“气魄不够”“粗糙”“对于最近的平津解放及京沪解放,都没有作品”等,还有熟悉农民阶级和八路军、群众观点和写工农的艰难。这些具体内容,在周扬报告的第二天,即7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周扬主要观点介绍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都没有,但有这样的句子:“必须承认,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能不能因此就自满起来呢?我们是丝毫没有可以自满的理由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还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需要。文艺战线比起军事战线所达到的水平来是相差很远的。”而徐盈记录的关于解放区文艺不足方面的观点,周扬确实在其他多种场合讲过,在多篇文章里表示过。周扬一面高度颂扬解放区文艺,一面又清晰地看到“萌芽”时期的“新的文艺”参差不齐。那么,较为详细地讲述解放区文艺的缺点,徐盈所记录的这些内容,周扬是不是在文代会这样正式、隆重、大规模的场合里再一次讲述,或者只是他口头的临场发挥,或者是会后的什么原因又进行了删改,这些历史细节,还有待于发现更多的材料来描述。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周扬与胡风、丁玲等人的情绪波澜
有人说,第一次文代会是文坛的重排座次,典型的例子是文代会后胡风和丁玲的文坛地位不及周扬之高,甚至被有意地边缘化。那么,文代会期间,周扬与胡风、丁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有些什么明明暗暗的情绪纠葛?周扬与胡风1930年代“左联”时期就有很多交往,因为典型问题等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情绪上的对立,两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后来因为胡风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与鲁迅的关系、尤其是“两个口号”的论争,两人关系达至冰点。周扬到延安后,通过对鲁迅的再认识而对自己有所反省,同时也因为抗战背景下的“团结”意识,想修复与胡风的关系。1939年5月24日,周扬托董必武带口信给重庆的胡风,请胡风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中文系系主任,胡风通过周恩来表达了拒绝之意。1946年7月底,周扬在上海特地看望了胡风。在胡风和梅志的记忆里,周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很平和,同我们聊天”,肯定胡风对文艺工作的坚持。几天后,他又来看胡风,向胡风了解国外文艺界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1946年8月14日,胡风参加上海文化界为周扬北返的会餐,继郭沫若等人的临别题词后,也写下了“中国已分幽明二界,在幽界中的我们,总要穿过屠刀,踩着荆棘走完这条路,直到我们在自由的阳光下面欢呼重见的一天”的富于象征意味、国家情怀和个人友谊的句子。但是,耿直敏感的胡风对周扬一直持有谨慎的警惕和戒心。在胡风日记里,文代会筹备和开会期间,他和周扬有过多次见面和交谈:周扬来,闲谈了约一小时;周扬着人送来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周扬夫妇引着他们的女儿来坐了一会;搭周扬的汽车回来了;听周扬他们谈文代会准备情形;上午自由发言,周扬“亲自”来邀过。文代会之后,周扬跟胡风也有过几次交谈。在周扬所拟定的文代会筹委会名单中,一直都有胡风。但胡风内心所期盼的,不是周扬的“闲谈”和一般的筹委会委员或起草委员,甚至也不是《文艺报》编委,在1954年所写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也就是“三十万言”里,胡风较为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胡风认为,自己是十年来在旧文协里以左翼作家身份负责实际工作的人,周恩来也曾经嘱咐他到北平后与周扬、丁玲研究新文协组织的问题,但周扬没有跟胡风谈过旧文协与新文协的交接、胡风在新文协机构里的位置问题。胡风说:“没有接受《文艺报》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情况下发生的。……为什么负责同志不先和我谈一谈?……我以为不好直接说出来也用不着说出来的那意思是,希望周扬同志约我直接谈一谈,看他的态度怎样,希望他把现实情况和政策要求告诉我,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也预备可能时说一说对于文艺情况的看法,至少也要彼此间对这个工作本身取得某一限度的共同了解。……无论从抗战期间和解放后看,周总理总是希望我工作并鼓励我工作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但文艺上的负责同志好像是不信任我,至少是不支持我做这个工作的。……我觉得文艺上的负责同志们对我是基本上没有信任的。”显然,周扬的“闲谈”与胡风的内心期盼是错位的,胡风感到了不被信任的深深的失落。或者是因为1948年前后《大众文艺丛刊》对于七月派的批评以及对胡风不点名的批评,导致了周扬有意无意的回避,还是胡风多少有些过敏?原因常常很难确定,人们只看到了结果,那就是胡风拒绝参加国统区文艺报告起草工作,拒绝《文艺报》编委的工作,走到了官方文化圈的边缘。
周扬与丁玲在文代会前后也有一些情绪纠葛。两人在“左联”和延安时期虽然不太投合,但没有直接冲突,周扬编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时还将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排到了首篇。但是,在1948年前后,因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和评价问题,丁玲对周扬非常不满。丁玲的人生价值定位是创作和作品,在她看来,“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她内心里多少有些看不起做行政工作的人,对以做行政工作为主的周扬,丁玲也有些不以为然,她说:“周扬在延安这么些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不过,周扬对丁玲的不满似乎没有什么感觉。1948年6月1日,周扬致信丁玲和沙可夫,请丁玲负责后来在一次文代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丁玲在日记里写道:“周扬挽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但他对我之写作是有意的表示着冷淡。”丁玲回忆说,1949年6月文代会筹备期间,毛泽东问丁玲:“文艺界党内谁挂帅?”丁玲表示:“周扬比较合适。”丁玲本想在文代会后就回东北写作,但周扬跟她谈心,留她在北京工作,说:“你是搞创作的,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搞行政工作,我也知道;你呢,也是不愿意的,但比较识大体,你留下来。”丁玲觉得周扬谈得诚恳就留了下来。丁玲说,文代会后,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她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周扬领导下协助周扬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文代会前后,丁玲对周扬的情绪、与周扬的合作有不少细微的变化。在周扬与丁玲之间,官位高低、权力大小、矛盾与合作、貌合神离或关系冰结等,都是历史的动态过程。
不只是胡风和丁玲与周扬有或公或私、或合或离、说得清说不清的关系,在文代会前后,不少文化人对周扬也有多种看法。1948年,张光年与周扬再次见面。在张光年的印象里,周扬“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张光年在华北文艺工作会上赞成方纪的观点,被周扬在总结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使张光年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对解放区形成的一套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很不习惯”。柯仲平要张光年少参加会,少参加行政工作,多写点诗。天蓝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没有个人情分。王林因为小说《腹地》的修改和出版,在日记里更是表达了对周扬的诸多不满。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发表文章解释说:“其实父亲还真有点冤枉周扬。周扬在《腹地》问题上与陈企霞、丁玲等人的意见完全相反,正是在他和黄敬的支持下,两个月后《腹地》得以正式出版。”
邀请会议代表,是文代会和周扬面临的难题,也是容易产生情绪波动的诱因。周扬致电康生,邀请陆侃如和冯沅君出席文代会和给予旅途上的方便。文代会还以郭沫若、茅盾、周扬三人的名义邀请王统照等人参会。钟敬文等人从香港到北平后,周扬等代表组织到东亚旅馆去欢迎他们,管后勤的人找裁缝给大家量体剪裁,几天后钟敬文等人穿上了黄斜纹布的中山装,开始了供给制的生活。周扬和阿英给夏衍写信,要他赶快筹备华东和上海地区参加文代会的事情,夏衍说,最棘手的是代表名单问题,“团结”与“具体人选”实在不容易平衡。冯雪峰带领的南方代表团里有王辛笛和陈瘦竹,有人说王辛笛是银行董事长是资本家,陈瘦竹是倾向国民党《文艺先锋》杂志的作者,不让他们参加会议,他们就沮丧地走了。能够参会的人自然高兴,不能参会的人没法儿高兴。彭燕郊参加文代会最深刻最鲜明的印象是,跟解放前不同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由组织决定。所有参会或没有参会的人,对周扬都留下了不同印象,产生了不同情绪。
一次文代会后的周扬在文艺机构中的位置
从194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扬筹备文代会,到7月2日文代会召开,到7月19日文代会结束、文联会议开始,到7月28日大会全部结束,第一次文代会前前后后大概有五个多月。文代会、文联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政协等会议,对文化界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进行了新的排兵布将。尽管后来有多种调整和变更,周扬也因《武训传》事件而险遭淘汰,但新中国十七年文化界组织机构的总体局面在这一时期定下来了,周扬在文艺机构中被摆到了最高层次的领导位置上。文代会后,周扬担任文联副主席,兼任文联党组书记。第一次文代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酝酿成立新中国新的文艺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全国文联”)。1949年7月14日的会议讨论了文联章程(草案)和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条例(草案),17日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日文代会闭幕式,文联宣布成立,相继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曲艺改进会筹备会、文学工作者协会、音乐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等组织。23日,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为文联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28日,各协会成立,大会全部结束。周扬在全体党员大会上作总结报告。冯毅之在日记里记录了周扬的报告内容。周扬总结了文代会的成就,说无产阶级广泛地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他检查了大会的缺点,如党的领导不够、没有及时解决问题或解释问题、交流经验组织学习不够、很多重要报告没有组织学习和讨论、民主作风不够等,提出了四项今后的工作任务。冯毅之说:“大家对这个报告满意,觉得很实际,解决了不少问题。”文代会之后半年,全国约有40个地方召开了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或文艺工作者会议,成立了地方性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或其筹备机构。也就是说,全国文联是文艺界层面的国家级文化机构,全国各省市又有各种层次的地方文联,文联组织像一张层层扩展延伸的蜘蛛网,将全国文艺工作者联络起来,而作为副主席的周扬就处在这张巨网的中心位置;文联党组是文联的领导机构,作为党组书记的周扬必须接受中宣部、中共中央的领导,将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与文化实际工作关联起来。马少波回忆说,文联主席团名单初步拟定后,在向中央汇报前,周扬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但后来周恩来又填上了周扬的名字。显然,三位文联正副主席郭沫若、茅盾和周扬对应的是文代会筹委会的三位正副主席,正如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一样,文联更多的具体事务需要有人做,这个人主要是周扬。
周扬的另一项重要任职是文化部副部长和文化部党组书记。周恩来动员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婉言推辞,说自己不会做官,想建国以后安心创作;毛泽东亲自找茅盾谈话,中央给他配备得力的助手做实际工作,这位助手就是周扬。1949年9月,周扬遵照周恩来指示担任文化部筹建领导组组长,起草了机构、人事、部址、经费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组织条例》初稿。10月,周扬被正式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1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文化部是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对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宣传部的文艺决策、文艺规划等相关问题进行组织落实,根据中央文艺政策制定相应的艺术发展计划并负责具体实施,负责各类艺术生产的资源配置和监督管理。文化部主管全国文化艺术工作,包括电影、戏曲、艺术团体、群众艺术活动、文艺书籍的出版、艺术院校、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如果说,文联主要是文艺工作者之间的联络以及各个协会的组织活动,那么,文化部则是各种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类文化工作具体事务的处理。文联工作和文化部的工作在实际情况中互有交错互为关联,而所谓“文化资源”和“文化权力”,可能主要就是在文化部所管辖的干部人事安排、报纸刊物、出版、资金、场地等各个具体方面体现出来。担任文联副主席和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两个部门的党组书记,周扬确实是位高权重。
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周扬还分出了许多时间精力在教育、旧剧改革、出版、曲艺、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等方面的事务处理上,他也成为这些领域里重要的领导人。譬如1949年5月17日,周扬与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法学院座谈教育方针,谈大学教育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关系问题;6月5日,与清华、北大、华大、师大、燕京、辅仁、中法七个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开课程改革座谈会。6月,周扬被任命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多次开会,与其他委员一起商讨和处理平津各大学接管以来的具体工作。6月27日,周扬与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发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校院系调整的决定》。关于旧剧改革,周恩来、毛泽东亲自找周扬、阿英、马少波等人商谈,周恩来在文代会上的政治报告和周扬的解放区文艺报告里都专门讲到了改造旧文艺的问题。7月19日,《人民日报》专门发布华北人民政府命令说:“本府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扬因身兼数职,忙碌异常,呈请辞去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特予照准,遗职任命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钱俊瑞接任。”
第一次文代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合影
洪子诚和王本朝都相当恰切地概括了第一次文代会以及周扬报告的基本特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说,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进程,确定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王本朝说,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是国家政权建制的一部分,是为了调和矛盾,整合利益,规划未来,建立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周扬关于解放区文学运动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对当代文学、文学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文代会虽有相互交流经验的初衷,但实际上主要是介绍解放区的文艺经验,虽说是思想和行为的大团结,但也隐含着某种思想的冲突和情感的伤害。与周扬有过交往过的人说,周扬到延安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他也给人以一贯正确、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令人 敬而远之;也有人说,文艺界大多数人尊重周扬,进城以后有人称他周部长而被他婉拒,他要人以同志相称,因此大家都高兴地称他为“周扬同志”,这体现了周扬民主务实的作风;有人说,建设中国现代文艺事业,像周扬这样有突出贡献的人不多,但他的思想局限和错误也是明显的,周扬有理论家艺术家的气质,但他担任领导文艺工作的党性和党的纪律束缚了他在这方面的发展,当事人和研究者描述周扬的多个侧面组合起来,或许就是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周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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