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扬

　　上海戏剧学院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此前参加筹备会议的曹禺，给远在上海的友人黄佐临的信中说：“这个文艺代表大会很重要，重要之点，在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今日的方向。”但方向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当时没人细想过。后来的文学史将此次文艺代表大会视为新中国文学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史称第一次文代会。但筹备会议当初，没有人意识到这是第一次大会，更没有人会想到后面还将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等一系列代表大会，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学代表大会模式。

　　郭沫若、茅盾和周扬，分别被大会推选为总主席和副总主席，郭沫若作了大会总报告，茅盾和周扬分别代表国统区和解放区作了总结报告。郭沫若的总报告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的报告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周扬的报告为《新的人民的文艺》。7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陆定一、陈伯达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到会发表讲话。文代会宣传处在会后将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各方面致辞汇编成册，出版发行，书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从已有的披露材料看，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由周扬负责，他最早从中央接受大会任务，并对组织人选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中央对口负责人是周恩来，从阿英的第一次文代会日记情况看，周恩来负责中央对文代会的领导和指导工作。5月13日晚上，周恩来邀请茅盾、周扬、夏衍、阿英、沙可夫、胡愈之、许涤新、萨空了、郑振铎、袁牧之等，到中南海座谈，就即将召开的文代会、新闻工作和上海解放等问题，征求意见和建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详细回忆了1949年5月初，他去见周扬和参加13日晚上周恩来召集的会议的情况：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记得那天谈的主要是当时还在大后方和香港的文艺工作者的情况，因为恩来同志已经决定，要尽快召开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会议（即后来在七月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大会），所以他要我开一张能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后方文艺工作者的名单。

　　……晚八时，和汉年、涤新一起到了中南海，是勤政殿还是别的什么殿，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是平生第一次到了皇帝住过的地方，茅盾、萨空了、胡愈之已经先到，接着周扬、袁牧之、钱杏 、郑振铎相继到达，大家都是熟人，只是沙可夫是第一次见面。大多数人都是久别重逢，而且，除许涤新是经济学家之外，都长期从事文艺、新闻工作，所以对解放后的文化事业，各有自己的抱负和设想，大家谈得十分高兴，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恩来同志打电话来通知，说他正在和几位民主人士谈话，可能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会，要我们暂时等待，这时看了一下表，才知道已经近十点了。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每个人都有许多话要说，都有许多事想问，所以尽管劳累了一天，谁都希望有这样一个交换意见的机会。恩来同志大约快十二点钟才赶到会场，他先向大家道歉，说他迟到了两个小时，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约大家来，是想对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听听各位的意见，第一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决定要在政协开会之前，开一个文艺界的代表大会，目的是解放区的和大后方的文艺界会师，加强团结；第二是今后的新闻工作问题，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办报方针，和如何对待民办报纸的问题；第三是上海即将解放，汉年等人很快就要南下，想听听大家对解放后上海文化工作的意见，因为上海是最大的文化中心，情况又比较复杂，今天在座的又都长期在上海工作过，所以希望大家对这项工作提点看法和意见。

　　对第一个问题，周扬、沙可夫先汇报了对文代会的筹备经过，我也把周扬要我开的一张当时还在香港、上海和西南一带的文艺家名单交给了恩来同志。茅盾、振铎相继发言，谈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事，钱杏 作了补充，谈了戏剧和民间文艺的情况。然后恩来同志讲话，大意是说，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今天可以肯定地讲，旧文艺工作者（一般所说的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当然，新文艺工作者内部，也还有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问题。最后恩来同志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少奇同志不止一次和我谈过，要花大力气团结旧艺人的问题，特别是京剧和地方戏艺人的问题（一九七八年文化部退回给我的文物和我的笔记本中，居然还找到了一本当时的札记本，以上恩来同志的指示，是确切无误的）。

　　谈完第一个问题，已经是午夜一点钟了。

　　在夏衍的回忆中，中央领导此事的是周恩来。茅盾是文学方面的实际负责人，鉴于他在文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从中央到具体负责会议筹办的周扬，都有这样的看法。像柳亚子当时就有诗称颂郭沫若和茅盾，认为鲁迅之后，他俩是文坛“双雄”——“旗鼓文坛角双雄，迅翁逝后屹立双峰。”研究者王秀涛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一文中指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从1949年2月动议召开到7月正式开幕，时间长达近5 个月，期间于3月成立的筹备委员会负责本次会议的具体事务。”

　　

　　1946年底，茅盾访问苏联之前和前来送行的郭沫若(右)合影

　　茅盾早年参加共产党，虽然大革命时期脱党，但始终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共信得过的民主人士。新中国即将诞生之初，茅盾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于1948年12月31日，秘密登船离开香港， 2月25日抵达北平。次日，赴中南海参加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3月3日，去北京饭店出席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华北文艺协会为欢迎各地来平的文艺界人士举行的茶话会。据3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茶话会有郭沫若、茅盾、田汉、许广平等70 余人受到邀请。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沙可夫作了简要介绍之后，周扬代表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华北文艺协会致欢迎词。茅盾接着发言，他指出：与工农兵相结合，只要多向人民学习，改造自己，有志者是可以达到目的。目前胜利形势下，全国大城市都将一一解放，在这些大城市中，应当注意反对反动统治者用以投合小资产阶级趣味的麻醉性的黄色文艺。22日，茅盾出席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平理事会及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会议，参与商讨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会议，决定成立42 人的筹备委员会。这42 人为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郑振铎、田汉、曹靖华、欧阳予倩、柳亚子、俞平伯、徐悲鸿、丁玲、柯仲平、沙可夫、萧三、洪深、阳翰笙、冯乃超、阿英、吕骥、李伯钊、欧阳山、艾青、曹禺、马思聪、史东山、胡风、贺绿汀、程砚秋、叶浅予、赵树理、袁牧之、古元、于伶、马彦祥、刘白羽、荒煤、盛家伦、宋之的、夏衍、张庚、何其芳。常务委员为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沙可夫、艾青、李广田。郭沫若被选举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和周扬为副主任，沙可夫为秘书长。照周扬此前给中央的报告，希望筹备委员会由茅盾为主任，周扬和沙可夫为副主任，郭沫若等为委员。但中央回复，提议郭沫若为主任，茅盾和周扬为副主任。事实上，中共中央对郭沫若另有重要工作安排。3月22日文代会筹备委员会刚刚成立，24日郭沫若就被选为参加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29日率团启程赴欧洲访问。一直到5月25日傍晚才回到北平。回北平后，也是政务繁忙，不能停息。而这一时期，文代会起草委员会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起草国统区、解放区文艺工作报告，开展一系列的文代会筹备工作。4月19日，茅盾接受《华北文艺》记者采访，回答全国文代会筹备情况。他就文代会的意义、组织形式、会员申请、大会章程、纲领、评奖活动和机关报《文艺报》创刊情况，答记者问。从这一答记者问的内容情况看，茅盾非常熟悉整个文代会筹备工作，既是知情者又是组织者和领导者。文代会筹备工作很重要的另一项工作，是出版会刊《文艺报》。茅盾实际负责文代会筹备组交给的会刊《文艺报》的创刊工作。黄发有教授在《〈文艺报〉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一文中指出：“事实上，《文艺报》并没编者的署名。根据第一次文代会的档案材料，《文艺报》编委由茅盾、胡风、厂民（严辰）三人组成，干事为董均伦、杨黎、侯民泽、钱小晦。茅盾确实为《文艺报》付出了心血，实际上行使主编的职能，但没有主编的名分。”茅盾于4月28日作《一些零碎的感想》，该文发表于5月4日试刊的《文艺报》，详细介绍了文代会的组织架构、会员情况、起草工作等，可以说是文代会召开前，组织工作的一次总汇报。此外，从参与筹备工作的叶圣陶、阿英等人的日记、书信记载看，茅盾在其中发挥了实际的领导作用。

　　茅盾代表国统区文艺界所作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报告。不仅有工作小组反复讨论研究，而且也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因此是一个集体意见的体现。茅盾则在其中起到引领作用。在大会报告正式出版时，茅盾于1949年7月19日，也就是文代会闭幕那一天，在报告文件上加了附言。这三点附言内容如下：

　　一、这个报告起草以前，经过起草本报告的小组会议决定：电影、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应另作专门报告，并各有小组负责起草，本报告暂以文学范围为限。此在本报告向大会宣读时亦已附带说明，但后来各代表团讨论此报告后所提意见，仍有以仅及文学为偏颇不全者，所以再在这里声明一下。

　　二、本报告起草小组由筹委会常委会聘请，前后共计十四人，其中，阳翰笙、马思聪、史东山、叶浅予、李桦等五位原为影剧、美术、音乐各组专题报告之起草人，参加本组仅在原则上交换意见，不负责实际起草工作，又巴人先生因事忙，胡风先生坚辞，皆未参加，故本报告实际参加起草者前后实共七人，开会多次，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我们目前还不可能把十年来的国统区文学作总结，只能提出比较重要的问题，究明其原果，指陈其方向。偶有举例，仅为叙述上之方便，非欲遽加月旦。各代表团讨论后所提意见，对此亦有质询，所以也在这里作一声明。

　　三、本报告既非结论性质，则报告中所提问题自然亦欢迎文艺界同人展开讨论。各代表团所提意见，凡属于补充本报告不足之处者（例如沦陷时上海文艺工作者之斗争等等），以及若干积极的意见，现已尽量吸收；至于个人书面意见，对本报告所述之各个问题看法颇有出入，或根本不同者，我们欢迎他们在今后写文章来展开公开讨论。现在本来也到了应当把过去的作一总结的时候了，但我们深信要作总结，一定先要有广泛而深入的公开讨论。所以借此机会再说一句：欢迎大家写文章来作公开讨论。

　　茅盾在报告后所附的三点说明，在不少后来的研究中有多种解读，主要还是为了说明情况，包括胡风不参加起草组活动的情况。报告中涉及比较具体的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第二是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第三是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以及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左翼与非左翼文艺思想之间的讨论。所以，在理论上的论争态度和立场区分上，比较容易些，离文代会召开的时间距离，也相对比较远一点。第三个问题，延续了1948年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邵荃麟、胡绳对胡风等“主观战斗精神”理论批判的观点，引起了包括胡风在内的一些人士的不满。所以，胡风的坚辞体现了胡风的不合作态度和文学家的个性气质。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一些涉及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胡风与文代会关系的情况。林默涵认为，对“主观论”的批判，不完全是国统区左翼文学内部的纷争，而是体现了中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具体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4年抗战结束前在重庆，胡风等提出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文艺观，1945年中共文委举办座谈会，对胡风的观点进行批评、帮助；第二个阶段是1948年中共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等根据香港文委的要求，刊发了荃麟、乔冠华、胡绳等对胡风“主观论”的批判；第三个阶段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代表国统区所作的报告中，对“主观论”的批评，是中共组织的第三次批判，“也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但没有指名”。

　　胡风对茅盾的报告内容，当然是不满的。事实上，在6月初，胡风看了杨晦等起草的报告草稿之后，认为是对他的污蔑。所以，6月9日的日记中有“沙可夫、丁玲来，沙可夫谈起报告，我表明了态度，拒绝了出席会议”。茅盾的报告内容，站在不同角度，个人的理解和解读，肯定是不一样的。

　　最有意味的，应该是茅盾这一报告后面的三点附言。这样的行文格式，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之初，这样的附言也还是允许出现在职能部门的工作报告中，这体现了文协等文化机关和群众团体，在管理上毕竟区别于党政机关部门，中央还是怀着统战的态度，持宽容的尺度，尽可能吸收一切意见，对于不同意见，采取保留的态度。所以，才有可能在第一次文代会的重要报告中，保留附言这样的格式。

　　另外，与茅盾处理事情寻求妥当稳定的办事风格也有关。茅盾1896年出生，胡风1902年出生，尽管年龄相差6 岁，但在文坛上，一般人们是把茅盾与郭沫若等视为上一代人，而胡风等当作后一辈，或许胡风自己不一定这样认为。从同代人、茅盾回忆录和胡风回忆录反映的情况看，茅盾与胡风之间有不少意见和人事纠葛。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茅盾明显处于中共信任之列，胡风虽也在信任的人士之列，但他的一些文艺主张和观点，中央是不赞同的。然而从新政协的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出发，胡风依然受到重视。像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像《文艺报》的筹备工作等，胡风都是当然人选，从未被排除。只是胡风自己感觉到不自在和工作上受到限制。甚至胡风不愿参与《文艺报》试刊编委，茅盾还亲自登门拜访，请胡风参与工作。这些文化名人各有各的处世风格，很多人会觉得胡风不会接受茅盾报告中的观点，同样，很多人也会觉得茅盾不可能接受胡风的观点。茅盾在文代会报告中所强调的一些带有个性色彩的观点和意见，也不是一时一地的即兴发挥，或者特别针对胡风个人而发的（指整个报告），而是40年代以来思考、总结的结果，这可以从茅盾此前发表的《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抗战文艺运动概略》《〈论约瑟夫的外套〉读后感》等一系列文章中感受到。

　　

　　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巴金、茅盾等人合影

　　茅盾尽管在文代会报告中，批评了包括胡风等在内的一些人的文艺观，并不意味着茅盾一家独尊，为我独行。整个文代会的氛围和气氛，应该是宽松和谐的。参加会议的宋云彬在日记中特别写道：7月4日茅盾报告时，发音带有浓重的浙江方言，很多代表听不懂浙江话，所以不断提问，打听讲的是什么意思。参加大会的代表对茅盾报告的印象是水到渠成，和风细雨，并不是言辞严厉，刀光剑影。

　　7月19日文代会闭幕，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大会举行，茅盾当选为大会主席。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茅盾当选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9月21日，茅盾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10月19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茅盾担任此职，是毛泽东亲自提名，并事先找茅盾谈话，希望他能够接受这个职务，帮助新政府。

　　从上述一系列事件和历史记录材料看，第一次文代会影响深远，但会议当初，无论是办会者还是参会者或许都没有想到，文代会形式会成为新中国文学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个规定动作。茅盾以及其他报告者此时已经享誉文坛，但他们都没有在报告中刻意强化自己的领导地位，而是总结经验，分析形势，研判问题。通过报告和社会传播，在新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包括茅盾在内的一些新中国文学领导人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同，这种从文学内部的接受和认同，有别于权力强加的硬性权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中国文学内在价值需求，所以，茅盾在新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是领袖人物，对很多作家创作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