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涛

　　中国现代文学馆

　　194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局周扬，并告各局”，下达“关于召开文协筹备会的通知”：

　　全国文协理事会已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田汉、洪深、胡风等十余人来到了解放区，曹禺、巴金等，亦正在约请中。现决定在新政协开会（五六月间）以前，召集他们与各解放区文协的联席会议，讨论：

　　（一）推举文艺界代表出席新政协。

　　（二）筹备新的全国文协大会，此项联席会议，须于四月召开，请周扬负责筹备，拟待郭、沈等至平后商定，由华北解放区文协和全国文协联名发起，并大致拟定参加此项会议的人数（不要多）及主要的人选，望各解放区文协准备届时派代表到北平参加会议，在尚未成立文协的解放区届时可采取某种会议的形式，产生代表。来时望将文艺运动总结及优良作品搜集带来。本次决定，望周扬提出执行计划电告。

　　3月22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北平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艺界协会理事，在北京饭店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场推选筹委会，并决定于3月24日举行第一次筹委会会议。当选筹委37 人，并选出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据《大会筹备经过》记载，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筹备委员为42 人：包括郭沫若、茅盾、周扬、郑振铎、叶圣陶、田汉、曹靖华、欧阳予倩、柳亚子、俞平伯、徐悲鸿、丁玲、沙可夫、柯仲平、洪深、萧三、阳翰笙、冯乃超、阿英、吕骥、李伯钊、欧阳山、艾青、曹禺、马思聪、史东山、胡风、贺绿汀、程砚秋、叶浅予、赵树理、古元、袁牧之、于伶、荒煤、马彦祥、刘白羽、盛家伦、宋之的、夏衍、何其芳等。

　　6月25日，筹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常委会，会上通过了各代表团的组织及其负责人人选。平津代表第一团团长李伯钊，副团长周巍峙、贺绿汀、光未然；平津代表第二团团长曹靖华，副团长冯至；华北代表团团长萧三，副团长田间、高沐鸿；东北代表团团长刘芝明，副团长塞克、吕骥；西北代表团团长柯仲平，副团长周文、马健翎；华东代表团团长陆万美，副团长张凌青、冯毅之；华中代表团团长黑丁；南方代表第一团团长欧阳予倩，副团长田汉、冯乃超；南方代表第二团团长冯雪峰，副团长陈白尘；部队代表团团长张致祥，副团长赖少其。会议确定代表大会的秘书长为沙可夫，副秘书长为黄药眠、陈企霞、沈图，秘书处主任陈企霞（兼），宣传处主任何其芳，联络处主任周文。

　　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正式开幕。此次会议对于中国当代文艺最大的影响在于确立了新中国文艺的毛泽东方向。周扬在《新的人民文艺》的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坚定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因此，“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茅盾所作的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报告，则呈现了另一种不同的态度，预示了解放区和国统区在当时不同的处境。茅盾在《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中指出：“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所处的环境，不待说是有显著的区别的。在国统区，政权是在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手里，他们对于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用尽一切方法来迫害和压制；在反动统治下，群众运动的发展，受到种种严厉的限制，文艺工作者没有充分的机会去和人民群众接近。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文艺工作者的主观上的缺点也就更易于滋长。但是不管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曾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创作上曾存在着若干严重的缺点，国统区文艺运动还是有其显著的成就的。”对于茅盾的报告，“原国统区作家们议论纷纷：就用这份报告来‘欢迎’我们吗？”凤子认为：“当年，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代表，虽然一直在斗争着，可那时总觉得我们矮人三分。我们觉得自己是过时的人物，需要重新学习，重庆的雾，上海的阁楼，南京的城垣和延安的窑洞相比，显得多么卑微，多么渺小。” 绿原回忆当时参加第一次文代会遇到的情形：“1949年5月武汉解放，军管会通知我，7月到北平去开‘文代大会’。……头天在饭店里，遇见著名诗人田间，因为前天由胡风介绍过，我便上前跟他打招呼，他仿佛不认识我，支吾着说了一句：‘今后好好学习吧。’路翎听后颇不以为然，向胡风转述时，一针见血道：‘由此可见，这两拨人今后不可能在一个起跑线上。’胡风笑着说：‘不至于吧。’所谓的两拨人，就是在大会上被说成‘会师’的解放区作家和国统区作家。”这无疑显示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代表之间的复杂关系，“虽说关系十分复杂，其实也并不怎么复杂，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为一方，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为一方，甲方自认为代表工农兵方向，轻视后者；乙方认为国统区也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与解放区来的作家并无轩轾；在文艺方面双方并无什么分歧，只是牵扯到个别观点与具体作品以及个人的利害关系时，表现得极为尖锐，争论不已，影响团结”。

　　在一些具体的事宜上，也能看到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在新的文艺格局中的不同地位，比如演出节目的确定。筹委会演出委员会5月25日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参加此次评选演出的戏剧，计划自6月5日至15日进行预演，从6月26日开始正式评选演出（实际演出开始时间为6月30日）。参加演出的节目有华北人民文工团《硫磺厂》《女英雄刘胡兰》，华大文工二团《民主进行曲》，华大文工三团《红旗歌》，校友剧团《九件衣》，四维剧校《红娘子》，西北战门剧社《九股山上的英雄们》等。演出委员会并决定增加邀请冀鲁豫曲艺界及石家庄曲艺界参加评选演出。冀东影子戏（滦州影）、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团排演的《王秀鸾》，也将参加评选演出。

　　从文代会期间演出的节目、演出的团体来看，以解放区的为主，内容也大多为工农兵题材。战争题材方面，《九股山的英雄》《喜相逢》《买卖公平》描写战争场面、立功运动以及我军的建筑工事、俘虏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上战场》《团结立功》描写战士的思想转变；《王克勤班》《女英雄刘胡兰》《赵喜来立功》刻画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王克勤、刘胡兰以及战士赵喜来；《一样爱护他》《碾胜利米》《不要杀他》《王大娘赶集》描写农民支前、爱护战士等军民关系。农民题材方面，《王秀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描写的是农民的生产运动；《二毛立功》《四劝》《春秋镜》写的是农民思想转变积极生产的过程；《王家大院》《反“翻把”斗争》《土地还家》描写地主盘剥农民血腥的发家史以及农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故事。工人题材方面，《炮弹是怎样造成的》《立功》《红旗歌》《硫磺厂》《新态度》描写建造工厂、支援前线、生产竞赛等内容；《一场虚惊》《两个烧饼》反映解放军保护工商业、劳资两利的政策；《保卫工厂》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粉碎特务破坏工厂的故事。演出中也有关于学生运动题材的《民主青年进行曲》，写的是青年学生“五二零”运动前后的斗争故事。其他还有，《等因奉此》《南下列车》《血溅宋公园》揭露国民党机关的黑暗和杀害无辜人民的暴行；《进长安》《红娘子》《九件衣》写的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野猪林》写林冲投奔梁山的故事。

　　

　　抗敌剧社

　　纵观此次演出的团体，包括战线文工团、华北群众剧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平起社、抗敌剧社、冀鲁豫民艺联、北平曲艺公会、华大文工三团、一野战斗剧社、华北平剧研究院、工人剧团联合演出、新长城影社、石门市杂技联合会洋片组、华大文工一团、三野文工二团、再雯社、莲剧团、三野文工一团、华大文工二团、旅大船渠工人文艺工作团、鲁艺文工团、平剧实验学校、蒙古文工团、166 师宣传队鲁艺舞蹈班、人民文艺工作团、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东北文教队、革命大学文工团、纠察总队文工团、鲁艺音乐工作团、火线剧社等。

　　因此，参加演出的团队“十之七八是曾在老解放区工作过多年的。演出的节目，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表现了何等的多样性，十之八九是一九四二年发表了毛主席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以后的作品”。这些作品给国统区作家带来了很大的触动，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很多代表也表达了观看戏剧演出的认识。上海代表返沪后，“给文艺界带来新使命”。陈白尘说：“这一次参加文代大会对个人来说得到很多的感触。观看了老解放区作品展览会及各剧团的演出，惊人的成绩，告诉了我，新的艺术是富有生命力的，这是一次文艺的大革命，我虽然仅只到了北平，但是看了老解放区的作品和演出，就等于到了老解放区一样”，这次大会“表面上虽说是大会师，事实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向老解放区同志学习的机会，开这个大会只是走了第一步，以后就是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跟着统一的步骤去深入部队、农村和工厂”。熊佛西认为他在北平看了许多好戏，“特点是把工农兵的灵魂表现出来了，把工农兵的战斗精神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表现了人民的力量。这在过去都市的戏剧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自己今后一定要好好地做”，“现在我要在思想各方面都继续学习，要使戏剧和工农兵结合。上海的工厂很多，如果我继续办剧校，一定要使剧校全体师生都和工人结合，向工人学习，把工厂变成舞台”。演员蓝马认为在北平看了二十几个节目的演出，“很多是表演工农兵的戏，每个演员都提高了政治上的觉悟性，表演的戏正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东西”，“个人感到首先在政治上应加紧学习，自己要和工农兵结合起来，要体念工农兵的生活。惟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实际和他们一同参加斗争，总能了解他们的感情”。

　　文代会结束后，这些演出作品也被经典化，成为新中国文艺方向的示范性作品。在1949年8月4日，给袁牧之的信中，周恩来肯定了此次文代会的演出节目，并建议列入故事片拍摄计划：“42部故事片，应将这次文代会中演出各戏算入，如《白毛女》《赤叶河》《王秀鸾》《刘胡兰》《红旗歌》《青年进行曲》《炮弹是怎样造成的》《无敌民兵》《九股山》等等均可拍制成片。如嫌短，则可将两出戏当作一部片。如此，可调一两个文工团来参加拍制，甚至前线文工团亦可参加。脚本、导演、演员均有，再加新聘的编、导、演参加工作，既有实际工作可做，又可彼此学习，无须等候半年一载才有东西拍。如能在半年内拍出这样的十个片子，则对于国内外的宣传将大有裨益。”

　　此次参与演出的《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红旗歌》《王克勤班》《不要杀他》《兄妹开荒》《团结立功》《王秀鸾》《赤叶河》《逼上梁山》等，都入选了由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此套丛书由周扬主持编选，“是解放区近年来文艺作品选集，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这套丛书“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这套书也送给了会议代表，据《人民日报》报道，“此次文代大会收到各方礼物甚多”，其中就有“中共中央华北局送‘人民文艺丛书’（58 本）每代表一套”。阿英在日记里记载：“小惠至华东代表团为取文代会所赠人民文艺丛书一部，凡五十余册。”1949年6月14日，出版委员会为了创作新内容的小人书并将其作为示范召开座谈会，并确定了《王秀鸾》《九件衣》《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等二十余种，很多同样是此次文代会招待演出的节目。

　　此外，第一次文代会进行的作品评选也是以解放区文艺作为标准的，评选办法是“先由各代表提出初评意见，再交大会评奖委员会审定。标准是政治性第一，群众性第一，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怎样，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怎样，配合政治任务为人民服务的效果怎样（重视群众的反映和意见）。认为一般情况下，专家和群众都认为是优秀的作品，给以评选和奖励，问题就不大，意见就不会多”。文代会筹委会对作品评选的要求也做了规定：“除作品内容有一定标准外，在表现技术上，则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合格。”很多地方代表团为迎接文代会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他们在进行作品推荐时也充分注意标准的问题。华东代表团成立的筹备委员会，进行“收集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初步审查整理，及起草山东文艺工作综合报告等工作”。关于作品推荐的工作，华东代表团经过讨论研究，最后把作品分为三类：1.内容强烈地表现了政治思想和人民的情感，在当时及时配合了中心任务，并起了良好效果，对群众的影响大，形式是深入浅出，也就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群众容易看懂和接受的就是好作品，做书面推荐；2.政治性与艺术性不很完整，但在当时配合任务方面起了一定作用的作品，只介绍去展览；3.立场观点错误，曾在政治上起过坏作用，受了批评的作品，一律不带。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作品评选组的美术组经过了多次的讨论和研究，确定了评选标准和评选方法，认为首先要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革命斗争”，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即使技巧较高的也不能入选；其次在创作风格上必须是广大人民所理解的写实作风，“凡表现形式不能明确地传达内容，或专从形式出发的作品，即使它采取了现实的题材，也不入选”。在表现方法上“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准”。

　　在评选过程中，西北代表团的李少言、石鲁、力群等人对美术作品评选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在目前中国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物质条件下，美术方面最能深入群众为群众所欢迎，最易普及并起较大作用的作品和样式，首先是年画、画报、新样片、幻灯、套色木刻和连环画册等。所以这些美术作品到目前已经无形中成为解放区美术运动的主流了。”他们建议评选委员会要特别重视这一类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曾经和群众紧密地结合，起过一定程度的宣传教育作用”，但这些作品“大都是从农民和士兵中走来的，是属于普及的，所以必然带着些土气：显得粗糙，幼稚，加工较少”，他们希望评选时对这类作品“应该把尺度放宽，不应和专家的作品一样严格”。同时在评选方法上，也应该以工农兵的意见为主要根据，在群众标准的基础上接受专家的意见，“专家的意见只能是工农兵意见的概括和发挥，而不能和工农兵的意见相对立”。这些建议和筹委会的评选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但并无本质区别，最后的评选结果也证实了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被采纳。

　　入选的美术作品先后在北平和上海进行展览，从展览的内容看，以解放区作品为主。其中木刻、年画、漫画的数量最大、影响最大，这些都是解放区美术创作的主要形式，也是本次展览着重推介的部分。在北平的展览里，木刻有三百多幅，占了三间教室，因为木刻作为新生的艺术，“在八年对日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中，的确渐渐地壮大了，虽然其中有许多作者仍徇着颓唐的欧洲没落资产阶级的创作路线来创作东西，但总的方向却早已被肯定了，确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延安木刻艺术影响非常大，它所实践的西方艺术民族化的道路，使得木刻成为延安文艺代表性的文艺形式，“接受了毛主席所号召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之后，有了它的长足的进步，木刻为了更进一步适宜于群众的欣赏习惯，也从向不为群众所欢喜的黑白趣味转向明快的单线发展” 。

　　展览的木刻作品是从上千件作品中选出来的，“俱是精采之作”，“大概因为审选的标准比较严格，好些在国统区内表现得不很健康的作品都被删掉了”，因此木刻展“看起来比较纯粹”。彦涵的《封门》《黄河从此无天险》《豆选》，古元的《秋收》《人桥》，漾兮的《我们自己的队伍来了》，王式廊的《改造二流子》，李桦的《石景山矿工生活》及鲁莽阿志的石版画《毁灭》《捷报》等作品“内容与技巧较为成熟”。这些作品之所以优秀，在陈烟桥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富有生活内容而获得群众的喜爱，并发生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有效作用”；二是“从民间艺术中学得单线平涂的画法，走向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上去，与群众更加接近了”。这两个优点的形成，在于解放区美术工作者能够“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及积极地学习了各种政策，及随时把各种政策通过实际的斗争内容和较简单的中国固有的艺术形式而广泛地深入地传播到群众里面去”。

　　与工农兵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形式如年画等数量也很大，其中很多是工农兵、民间艺人参与创作的作品，通俗的形式和题材备受瞩目，张仃的《民兵支前》《儿童劳军》，“也有光屁股娃娃抱老玉米、大萝卜等”。画家野夫认为，此次展览的年画里面，既有形式通俗的，如田风的《合家欢庆丰年》，直友的《欢迎状元回乡》《锣鼓喧天送公粮》，夏风的《翻身乐》《组织起来》等，也有技术精湛的，如王文彬的《生产支前》、苏晖的《劳武结合》、刘迅的《物归原主》、彦涵的《人民的无敌炮兵》等。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向野夫介绍说，这些年画有的都印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份，最普通的也发行了数万份，这也是新年画能够代替旧年画的证明，有了这样的年画，“老百姓也就自然而然丢开几千年来流传最广的含有宗教和封建遗毒的旧年画，普遍爱好着新的年画，因为这些新年画在内容方面与他们的生活发生关联”。

　　

　　张仃《儿童劳军》

　　工农兵作者的画很受关注，很多观众说，“工农兵的画不比专家坏”，展览也专门把这些画陈列一室，成为“观众特别瞩目的地方”，在整个展览里“也算是突出的部门”。这些作品“大都是很单纯的线条画，虽然技巧不很熟练，有的连人体轮廓也不曾勾得完整，可是每一幅都是切切实实地反映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虚构和装腔作势的东西”。王永祥为《快报》《前进画报》《火线行军小报》画的插画，津邮局职工贾文耀的《我改变了不管事的态度》，不具名农民作者在《人民画报》里的插画、日军俘虏生活素描，还有民间艺人的《互相》《摘棉衣》等连环画，“画得比较纯熟”，“都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真出于工农兵手笔的宝贵作品”。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画作品只有40 部，相比木刻、年画的数量要少很多，且风格的变化较大。李可染的《送出征》《穷人翻身》《学文化》《在街头》，徐悲鸿的《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消息》，尹瘦石的《人畜两旺》《打狼保畜》，齐白石的《老农夫》，关山月的《纺织》《塔峰寺庙会》《重庆东水门》《春耕》《享堂峡水之流》，庞薰琴的《苗族妇女》《苗族之舞》《赶集》等，题材和风格都和画家此前的题材差别很大，这也是北平国画改造的结果，“展览的作品里，我们找不着像过去娇柔的仕女，单就四个月的创作来说，已绘就有二百多件作品”。另一方面，所展览的国画也显示了文艺方向的转折：“还是初步改造内容和形式的东西，虽然改造得完整的作品还不曾见，可是在拥有几千年风雅传统的士大夫阶级专门卖弄技巧的国画，由于革命的号召，也能在新文艺运动的旗帜下开始扭转他们的方向，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可以说，解放区文艺是第一次文代会的关键词，得到了全体代表的高度认同，这从会议代表的一些提案和要求中也有鲜明体现。华中代表团7月9日就向大会秘书处提出要求，其中包括：希望大会开幕之前毛主席给大家讲一次话；为了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希望每人能发一本《毛泽东选集》；7月15日是闻一多逝世三周年，希望大会届时举行纪念。

　　这些要求基本上得到了实现。第一次是文代会开幕前的7月1日，建党28周年在先农坛开会，虽然不是针对文代会召开的集会，但一部分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王林、冯毅之的日记里都提到了参会的情形。王林日记记载：“朱、彭、薄都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忽然到了，人们大呼。他喊了几句口号，人民又要求他说话，他又简单说了几句。”第二次讲话是7月6日，文代会的第五天，周恩来报告即将结束时，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会场，“事前没有消息更没有通知”，毛泽东一出现，“立时雷动的掌声响彻了整个会场，辉煌的水银灯，顿时照亮了全场，照耀着伟大的人民领袖，照耀着会场的每个代表，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代表们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高声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作了讲话，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表示欢迎。周恩来同志在结束讲话中说到“代表们，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文艺方向”的时候，“全场又一次热烈地鼓起掌来”。有代表在日记里记载，有人说“今天死亦瞑目了”。

　　关于纪念闻一多，文代会期间举行了相关活动。据常任侠7月9日日记：“上午开文代会。下午开南方代表第一、二团大会。（闻）一多逝世纪念，提议纪念。”《人民日报》1949年7月15日报道：“全国文代大会昨天（十四日）为第十一日，……为闻一多先生死难三周年致哀”，“主席报告十五日为闻一多先生死难三周年纪念，因大会十五日进行小组讨论，主席提议提前举行悼念。全体代表一致起立在哀乐声中默哀。主席并朗读通过大会致闻一多夫人高真先生的慰问信”。这封慰问信的内容如下：

　　高真先生：

　　今天是闻先生殉难的三周年。闻先生的文章道德和他的坦白无私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一向为同人所敬慕，乃竟不幸遭反动派的毒手。对此种残暴行为，当时全中国的人民莫不痛心疾首，奋起以图反抗，现在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反动派的统治基本上已经垮台，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在望。闻先生的血是没有白流的，而闻先生的革命遗志也已经达到了。我们相信，闻先生将为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同人，以至于全中国的人民永远怀念，和中华民族的光荣永垂不朽。大会同人一致对闻先生表示追念和敬意，特此专函送达，并致民主敬礼。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体同人谨上

　　七月十五日

　　这些要求也表明了第一次文代会代表对毛泽东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方向的认同。就像6月30日下午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周扬在工作报告讲到的大会的方针任务问题，其中一条就是要执行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这个方向是全体文艺工作者的方针，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所大力地进行宣传，使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传遍全国，深入到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