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立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楼适夷（1905-2001）的书信，结集的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刊有《楼适夷先生谈鲁迅〈赠蓬子〉诗本事（通信）》，公布了楼适夷1977年7月14日、9月1日给姚锡佩的书信2通。徐庆全在《百年潮》2000年第1期写有《楼适夷与周扬关于冯雪峰的通信》，公布了楼适夷1979年4月18日、10月7日给周扬的书信2通。周国伟在《上海鲁迅研究》2002年第1期写有《忆与楼适夷先生的书信交往》，公布了楼适夷1980年至1989年给他的书信4通。王世家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5期写有《适夷先生书信笺释——读札忆往之二》，公布了楼适夷给他的书信19通。赵修慧在《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秋之卷写有《关于楼适夷给赵家璧的十五封信》，公布了楼适夷给赵家璧的书信15通。《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刊有《名家致牛汉信一束》，公布了楼适夷给牛汉的书信1通。笔者近日又找到楼适夷的书信4通，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一

　　罗逊在2018年2月17日《上海书评》写有《新见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钩沉了楼适夷1982年2月23日给施蛰存的书信一通。笔者在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7月18日至26日举办的“巴金、冰心、姚雪垠、周而复、萧乾等著名作家墨迹专场”，又找到楼适夷给施蛰存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蛰存同志：

　　在沪别后，我就去厦门鼓浪屿，住了不及二月，因身体不适，改变了越冬的计划，于上月末提前回京了。一直不大好，写信也就懒了。

　　老年人冬天不大好过，那天去看望您，晨起咳嗽的样子，竟同我差不多。我知道您较我年长，但精力好得多，好久不闻音讯，身体好吗？

　　今年六月，冯雪峰同志诞生八十年，义乌家乡正计划搞纪念活动，邀请全国友好参加，有金鉴才等二同志，来过北京，后去上海，我曾介绍他们去拜访您，可能已经见到。

　　您允许给《新文学史料》写纪念雪峰的文章，现在希望早日写寄，《史料》83.2号拟辑一组文章，配合纪念，我们都约一些雪峰生前最老的友好，象汪静之、蒋天佐等写文章，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工作者写的传记篇章，二月中须发稿，请能于最近拨冗写成，甚感甚感！

　　专此即请

　　岁祺

　　弟适夷 26/1（83）

　　

　　楼适夷1983年1月26日致施蛰存信

　　施蛰存最终写就的怀念冯雪峰的文章题为《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施蛰存坦言：“雪峰的政治生活我无可叙述；现在我笔下的冯雪峰，是一个重情谊、能念旧的好朋友，是一个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为了纪念冯雪峰诞辰80周年，《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设有冯雪峰研究专辑，除了施蛰存的《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还刊有李霁野的《忆冯雪峰同志》、汪静之的《〈雪的歌〉——雪峰的象征》、骆宾基的《初访“神坛”（第一夜）——回忆乡居的冯雪峰同志》、刘哲民的《缅怀冯雪峰同志》以及楼适夷为《〈雪的歌〉——雪峰的象征》写的“附记”。楼适夷对《〈雪的歌〉——雪峰的象征》涉及的两个问题——“一、雪峰1942年出狱赴重庆，为什么住在叛徒姚蓬子处？二、‘文革’初风传所谓‘上饶集中营一批政治犯集体脱党声明’，其中有雪峰的名字，是怎么一回事”——作了补充说明。

　　二

　　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9月5日至11日举办的“钱学森、楼适夷、赵家璧、萧乾、吴小如等名家信札专场”，有楼适夷给牛汉（又名牛汀）的书信一通，摘录如下：

　　牛汀同志：

　　二十四日手书读悉，同时收到洪治同志转来刊物四种九册，请转告谢谢。我预定疗养期二月，下月上旬准备如期回京，这儿现属雾季，多雾阴寒，对呼吸系统并不好，下月中以后，转入暑期，气候就凉透了，还可以下海，但我还是决定不留了。因在此检查全身，基本正常，支气管慢性病，虽进行多种治疗，但缓解期间，亦难觉察显著效果，原来目的想写些东西，收效亦不大，故有归欤之思了。请转告小岳同志，书刊不必再转。

　　启伦、木兰同志回来，收获颇多，甚喜。以后能多搜集一些作家创作回忆，是一个新领域，对文学史研究有益，有些长篇自传，用摘要选载的办法比较好。听到友人反映对近期《史料》意见是有的，这么几个人搞这么大一个刊物，要十分细致，是困难的。但对有些不熟悉的人和事，多了解一点还是需要的，我们希望好人不被埋没，也不叫作风不正的人来自我标榜。有点缺点是难免的，只望不太多，与其事后更正，宁可事先谨慎一些。（纪念徐雉一文七期能发吗？）

　　锡金那篇《左联解散后党怎样领导文艺工作》，题目很大，内容琐杂。这稿子他先是寄给我看的，我提了一些意见，要他把题目缩小。左联解散于35年底，他却从38年写起，中间三年，文艺工作在党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他却当做空白了。可是他没作什么改动，仍用原题直接寄到组里发表出来了。这位同志很勤奋有才能，就是有时不免浮夸，请加注意。但不必对他说了。组里约他仝访冯乃超同志的事，以后有否进行，乃超同志大概已出院了。

　　我那篇文章是很得罪人的，以后文艺活动会受到一些封锁。本来我是被半封锁的，但我原已不能作什么活动了，故亦不甚在意。今后能写还得写一点，无处发表还可藏之名山嘛。

　　

　　去年我向周扬同志提出，请他写纪念雪峰的文章，他文章没写，回了我一封信，没说要发表，我也未提过请他发表。我回过信，表示了两点不同的意见。现在韦君宜给我信要将此信编入周的论集，因我不在手边，黄炜也出差去了，答应六月交她。家里孩子送去，她已出国，无人代收，故未交出，此事请告知屠岸或李曙光同志，好在我就要回来了，大概总来得及吧。

　　……

　　楼适夷

　　六，二八夜

　　蒋锡金的《“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刊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署名锡金，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弹花》，赵清阁编，她是一个带些神秘性的人物，政治倾向上是属于国民党的。”难怪赵清阁1979年10月9日致信《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近读《新文学史料》第4期，内有锡金的一篇《“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在谈到一九三八年‘武汉文坛情况’，涉及当时我和我编辑的《弹花》文艺月刊。一九三八年武汉文艺界实行统一战线大团结，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和编辑人，不可避免地结识了不少各方面的文人作家，但这都是光明磊落的。我记不起是否认识锡金，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实在困惑的很！”

　　楼适夷信中“我那篇文章是很得罪人的”一句中的“文章”指的当是他在《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发表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王锡荣在《“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中说：“刚刚进入80年代，一场关于左联历史的论争也激烈爆发。事情源于1966年冯雪峰撰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1978年夏天，茅盾看到了这份传抄材料，对其中说到该口号最先由胡风提出一说感到震惊，因鲁迅当时跟他商量此口号，他一直以为是鲁迅提出的，故感到受了欺骗，于是写了《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后与冯雪峰的上述材料一起刊登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辑。1980年1月，夏衍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针对冯雪峰的材料，对他1936年到上海后的一些做法，指其不找周扬、夏衍而找鲁迅，是无视党组织，与‘反革命分子’胡风一起提出新口号，而鲁迅不辨忠奸、被胡风利用等等。夏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包子衍、余开伟、楼适夷、吴奚如等纷纷撰文，批评其对冯雪峰、鲁迅和胡风的指责不公，认为从中仍可见当年的宗派主义的阴影。发表夏衍文章的《文学评论》收到很多篇批评夏衍文章的来信和文章。由此惊动上层，中宣部发布了8号文件和31号文件，要求停止此事争论。3月下旬，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扬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对左联的历史和得失以及两个口号论争做出了比较中肯的表述，承认当时左联领导人对鲁迅不够尊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4月，楼适夷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为了忘却，为了团结》，既对夏衍的文章做出批评和澄清，也发出了团结共进的希望。一场剑拔弩张的论争就此暂告平息。”实际上，楼适夷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原定在《文学评论》发表，但最终没有。《陈荒煤文集》第10卷收有陈荒煤1980年3月12日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朱穆之、廖井丹的信，其中提到，“送上楼适夷同志一篇批驳夏衍同志的文章，请你们审阅批复”，“楼适夷同志的文章，我详细看了，我认为这样的文章不能发表”。严家炎在《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说：“为什么楼适夷原定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为了忘却，为了团结》1980年要被荒煤同志勒令撤掉？后来我将稿子要过来刊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楼适夷1979年4月18日致信周扬：“冯雪峰同志改正问题，中央已批示，现在在筹备重新举行追悼会，大家盼望您写篇纪念文章，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从雪峰遗物中，发现了他最后写的一篇寓言作品，大概是七五年十一月在病床上写的，家属推测是在您去探病之后。现在想以适当方式予以发表，先把抄稿给您看看，不知您有什么意见，请示。”冯雪峰最后写的这篇寓言作品指的《锦鸡与麻雀》，刊于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和《安徽文学》1979年第8期。楼适夷信中提到的周扬“回了我一封信”，指的当是周扬1979年5月1日给楼适夷的回信，后来这封信以《周扬同志致友人的一封信》为题，刊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我回过信”，指的当是楼适夷1979年10月7日给周扬的回信，信中说：“文学史总得是研究作家作品史，不是口号纠缠史”，“雪峰材料是文化大革命中奉革命群众勒令写的，但并不是逼供信。当时被人传抄，到72年雪峰发现，又在文字上做过一些修改，我以为他未下井投石，也并无传闻不实之言。您信中又说对两个口号错误，雪峰做过检讨，材料中所写，只言提此口号时未请示党，及未付之大家讨论。本来两个口号均非经中央批准提出的党的口号，都未经过群众广泛讨论（当时情况都不可能做到），故正如主席所说的均为抗日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故不能说为单方面的错误。57年批判中据雪峰在牛棚中对我私下所言，当年批判有与事实完全出入之处，但他以为事已过去，不必在这样的时候提出申辩，其所写材料中也未提出。”由此可推知，楼适夷给牛汉的这封信写于1980年6月28日。

　　另外，“纪念徐雉一文”指的当是徐雪寒的《诗人徐雉同志的一生》，最终刊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总第9期）。

　　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9月16日至23日举办的“臧克家、楼适夷、萧乾、苏金伞、碧野、谢冰岩等著名作家墨迹专场”，还有楼适夷给牛汉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牛汀同志：

　　这里三篇我以为可以发表。吴文中谈博古名字，我把他删改了。博古同志后来是壮烈牺牲的，以不提名为好，谅吴老亦必能同意。陈北鸥文只谈二事，题目大了，故改为“二三事”。许幸之谈与郭老无直接关系，特别谈自己的，我意大可压缩，是否请方殷同志动动手术。周而复在郭老于北京医院适亦住院，他有意写一篇郭老的最后，是否请木兰同志去催催，以完成下期郭老专辑，我打算再向郭老家属要部分佚文。此外，或有他稿，则七期可编一郭老专辑矣。

　　敬礼

　　楼适夷

　　一、廿二夜

　　1980年5月22日出版的《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总第7期）设有郭沫若研究专辑，除了刊有吴奚如的《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周而复的《缅怀郭老》、陈北鸥的《杂忆郭老在东京》，还有阳翰笙的《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赵景深的《〈沫若前集〉和〈郁达夫全集〉——郭沫若给我的信》、孙玉石的《读郭沫若的〈论诗〉通信》以及郭沫若的《关于话剧〈武则天〉的书简》。由此可以推知，楼适夷给牛汉的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1980年1月22日。

　　信中的“吴老”指的当是吴奚如。《新文学史料》刊出吴奚如的《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时，用“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党中央当时作为总书记之一的一位同志”指代博古。

　　《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名家致牛汉信一束》收有楼适夷（1980年）1月4日给牛汉的信，其中说：“我看了周而复怀郭一文二万余字，觉得不错，拟请郭氏姐妹看看，再交给组里……郭文已执笔数日，考虑不少，还没写成……看了别人的更自觉不如，但还是想把他写好才行，不过对于我刊，我的文章是不值重视的，我手边信债文债，堆积不少。”信中提到的“周而复怀郭一文”指的当是周而复1980年1月27日写就的《缅怀郭老》。“郭文执笔数日”，楼适夷最终于1980年2月6日写成《访问郭老的故乡》，刊于《当代》1980年第2期，署名适夷。

　　三

　　华夏天禧·墨笺楼2018年6月23日至30日举办的“师间的交往与互动——尺牍轩旧藏顾颉刚、张元济、朱经农、楼适夷、冯其庸等名家墨迹专场”，有楼适夷给陈梦熊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楼适夷1980年1月22日致牛汉信

　　

　　梦熊同志：

　　上月廿九日信，始复为歉，因我已离家一月，春节方归。

　　裘兄文已读，事实基本无大出入，却帮助我引起许多记忆，可以另文补充。

　　在《新文学史料》上出一专辑，不知与编辑部有过联系否？见信正值假期，待上班后当将来信转去，与具体执行之同志（牛汀）商量再复。

　　我的文章是可以写的，但能见到原刊，写起来就具体一些。此事现不能办到，承抄示全目，认出了一些笔名，可以补充裘兄记忆之不足，但有的须看看原刊内容，才能断定。既不能外借，只好等有机会到上海去看。你们正收满涛遗文，此目中除恩维铭外，尚有杜微（可能还有，但光凭题目，一时还想不起。我的笔名，有司马寇，外史，一叶，海风（？））火山午客（？）……不知有否可能，将我的文章，请收藏图书馆，代为复印寄下，其费用由我自负。

　　你们打印资料，是否可改为铅印？《社会科学》第四期，希望即能见到。关于《奔流新集》——《直入》《横眉》共两集，我已有复印全刊，蒋锡金同志将来京，如由我们两人共同串联一下，相信可以写成比较全的回忆。

　　沈子复同志我想不起来，不知是否相识，更不知今在何处。《大陆》目录如全部内刊发表，一定还有许多人会记起更多的事。此刊经理人江少怀，估计在上海，又如医生江圣造，即少怀友人，余新恩是一位名医（元化的亲戚）。S.Y是四川作家刘盛亚，已受迫害而死。他的夫人正收集其遗稿……

　　以上匆匆作复，容与编辑部联系后再告。我不大去社，现在又不家居，因正集中写几篇稿，并审读《郭集》注解。最近还不能专为孤岛资料写稿，真对不起。

　　敬礼

　　楼适夷

　　19/2

　　来信可寄北京西郊友谊宾馆5105室

　　信中的“裘兄”指的当是裘柱常，《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刊发了裘柱常的《追忆〈大陆〉》。由此可推知，楼适夷给陈梦熊的这封信写作日期为1980年2月19日。裘柱常回忆：“说起上海在‘孤岛’时期的《大陆》月刊，我多少还记得一些情况，但是不免有些含糊了。幸亏由洪荒、梦熊两位给我看了一份《大陆》全份的目录，就使我多想起了些差不多四十年前的情况；又和当时和我一同参加这工作的朋友蒯斯曛谈了一谈，又弄清了一些往事，希望能写得比较详细一些，但也只是比较详细一些而已。要是能和适夷共同回忆一下，自然可以更其充实一些。”“这刊物的主持人是王任叔，实际负责编辑的是楼适夷，由我以裘重的笔名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为对外的编辑人，由任叔的朋友江少怀登记为发行人”，“《大陆》月刊的实际编辑是适夷，我只帮忙组织部分文稿而已。第一期封面也是适夷设计的”，“满涛写了他在美国留学时的生活，署笔名恩维铭”，“因为要使《大陆》的政治色彩非常含糊，所以写文章的人，也不一定用一个笔名，往往有用二、三个笔名的。记得适夷曾用过司马寇的笔名，还有其他的我已完全记不起来。有的连作者自己也记不起的，柯灵同志就是这样。他曾经问过我，可是也不知道，直待洪荒同志把《大陆》全份的目录给他看后，才辨认出来。”

　　关于《大陆》月刊，楼适夷虽然在信中坦言“可以另文补充”，“我的文章是可以写的”，但他最终未写。不过，楼适夷在回忆文章中还是有提到《大陆》的。《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刊有楼适夷的《我谈我自己》，其中谈道：“这时，王任叔来找我，要我编一个刊物。当时上海最流行的是黄嘉德等编辑的《西风》，专门宣扬美国生活方式；我们也要出一个刊物，外表不要太红，既能争取各阶层读者，又便于隐蔽。这个刊物由我主编，钱由几个统一战线内的资本家拿出来。刊名叫《大陆》月刊，由裘重（裘柱常）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印刷发行是江少怀。从一九四○年九月创刊，出了一年，因为经济困难办不下去了。”楼适夷在《痛悼傅雷》中也曾回忆：“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成为‘孤岛’的上海，我和傅雷开始建立了友谊。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很多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都陆续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了。朋友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着对敌、伪、顽三方面的文化斗争。当我们一些公开的进步刊物都不能存在时，得到工商界一些抗日爱国人士的帮助，我们又办了一个表面几乎不显露政治色彩的文化综合刊物——《大陆》月刊，组织上要我来担任筹办工作，为了扩大我们的阵线，尽量团结平时与我们很少交往的文化工作者来参加这个刊物的撰稿。朋友裘柱常给我介绍了他的亲戚傅雷。”

　　关于《奔流新集》，楼适夷回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们出了个《奔流新集》，主要由我、许广平、王元化、满涛、蒋锡金等搞的。共出两辑，第一辑叫《直入》，第二辑叫《横眉》。第二辑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印成，正好珍珠港事变发生，日本军队进了租界，印刷所打电话来叫我们赶快拿走，不拿走就要烧了。锡金说是由他一个人到印刷所取得了三册样本，当时答应去雇车取运，就再也没有回去，而由印刷所全部销毁了。取出的三册，一本放到傅雷家里，一本交给许广平，一本留下我们几个人传阅。其实，锡金的回忆不确实。最近王元化对我说：‘你这个人记忆力那么坏，明明是你和满涛拿了好多本来分送给朋友们的。’经元化一说，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印刷此刊的中国科学印刷公司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马路上日本兵都站岗了，许多卡车装着撕碎了的报纸、杂志一车车拉到纸厂去作纸浆，我们拿了几本出来也说不清了。”

　　《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刊有《楼适夷同志生平》，其中提到：“1978年，楼适夷同志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他提出创办《新文学史料》杂志，亲自制定规划和办刊方针，为《新文学史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又担任《新文学史料》顾问，直至去世。”本文钩沉的楼适夷这4通书信，无一不与《新文学史料》有关，这何尝不是楼适夷持续关注《新文学史料》发展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