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大洪 译
通往瀑布的新路
出于习惯，当特丝于9月返回锡拉丘兹时，雷留在了安吉利斯港。写作还是钓鱼尽管是他最大的两难选择，但在抓紧编选《我打电话的地方》的过程中，他仍然感到烦躁和迷惑。从8月初开始，雷饱受连续不停的咳嗽之苦，他认为是支气管炎。当秋天来临时，他在锡拉丘兹稍作停留之后，再次前往萨斯喀彻温去打野鹅，接着是一趟日本之行，再接着是一趟纽约之行。每一趟旅行本身令人兴奋，但是整个下来却会使人劳累不堪。在这些旅行结束之后，他搬进了在安吉利斯港的新房子。9月的第二个星期，雷的计划被他痰里的血丝破坏了。痰里带血（咯血）、持续咳嗽和气喘是大部分肺癌患者感受到的早期症状，可是，就在6个月之前，雷的肺部在胸透片上看着还是光洁无瑕。确诊是否恶性肿瘤需要进行组织分析。雷回到锡拉丘兹与特丝住在一起，同时成为锡拉丘兹纽约州立大学北部医学中心的病人。图像显示出一个黑色、孤立的肿瘤，尚无法做出明确的诊断结论。1987年10月1日，星期四，雷被安排在圣约瑟夫医院做手术。
这个秋天他不能与福特一起去打野鹅，也不能去日本旅行睡在村上夫妇为他特制的大床上了，更不能利用秋天的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或者完成一本新的诗集。他只能希望尽快恢复健康，以便监督那本新旧小说合集的《我打电话的地方》的出版。在病情不明的这段时间，雷获悉，由于他在过去5年的多产和成功，美国文学艺术学院评委会决定不予延长他的斯特劳斯津贴。他的最后一张支票将于12月寄出。评委会接着将把奖励津贴提供给黛安娜·约翰逊和罗伯特·斯通。在享受斯特劳斯津贴的5年时间里，雷出版了4本重要的书，并且成为一位深受《纽约客》及某些畅销杂志欢迎的投稿人；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
只有在认定外科手术能够清除体内的所有癌细胞并且判断病人强壮得足以在一次大型开胸手术之后活下来的情况下，医生才会建议做肺癌切除手术。另外，医生必须预先确定病人在部分或整个肺叶被切除后能不能充分地呼吸。在许多情况下，尽管拥有先进的透视手段，外科医生只有在胸腔打开之后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切除肿瘤。
即使手术日益临近，雷也没有戒烟。在50年的生命中，他抽烟抽了40年。尽管特丝以及所有喜爱他并且长期为他的健康担忧的人们恳求再三，他也不愿意放弃这些可以称之为嗜好、安慰和依靠的东西。在手术前飞过来看雷的理查德·福特说：“他一度陷入那种不可避免的紧张，他似乎下了决心……（肺癌）并不让他感到意外。他只是恨它。”手术的前几天，雷给玛丽安寄去买新衣服和新鞋的钱，并且将签了字的支票交给艾米·昂格尔，以备女儿和前妻为参加他的葬礼购买机票之需。然后，他把自己的财务交给特丝处理。住院前一天与昂格尔夫妇一起吃午饭时，雷“非常害怕，根本吃不下东西”。昂格尔回忆说：“他要了一份汤，汤端上来时他说：‘我眼里看的是汤，心里想的是我在汤里。’他说了两遍。那天在饭店他抽了烟，他还恳求艾米偷偷往医院给他送烟。”
他们送他去手术室时，他把香烟藏在床单的褶层里。“他跟我们开着玩笑。”昂格尔回忆说。昂格尔、艾米和特丝在医院轮流值班。“他说到过去的生活，然后又说新的生活。他躺在轮床上，头上戴着蓝色浴帽，他说：‘好了，我过上一种新生活了。’接着，他们把他推出了病房。”
手术一直持续到下午。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物理学家卡梅什瓦尔·瓦利，雷认识了他的外科医生苏拉斯·V.普拉丹。让雷感到更加宽慰的是，据说普拉丹的女儿喜欢他的小说。当雷恢复了知觉时，他看上去“神情古怪、两眼发直，而且因为戴着呼吸器不能说话”。艾米用嗜酒者互诫协会的那句口号“顺乎自然，随遇而安”安慰他。普拉丹医生过来告诉大家，他切除了雷左肺的一个肺叶，同时对相邻的那个肺叶做了部分切除。这位医生累得筋疲力尽，以致必须靠在一个柜子上才能保持站立，不过他相信，他已经切除了所有癌组织。昂格尔夫妇给雷带来一个便携式磁带播放机以及一些经典音乐和爵士乐磁带，当天晚上两人一直待到雷感觉好些了才离开。
第二天早晨昂格尔夫妇来到医院时，雷已醒来，正在对那个播放机生气，因为它在播放一首让他愉快的歌曲时卡住了。不过，他对手术的结果非常满意，以致没有拿出偷带的香烟来抽。他发誓再也不抽烟了。几天后，艾米和道格陪护雷时，一位肿瘤科医生过来建议他在手术之后进行一个疗程的放疗。像他的小说《一件有益的小事》中那对困惑的父母一样，雷往往对于医疗程序神经敏感而不刨根问底。他礼貌地听这位专家解释放疗的利弊，包括放疗可能对他的其余肺叶造成放射性损伤的风险。“那人离开以后，雷说：‘他是想让我为我的汽车后备箱买台空调吗？我已经够了。’就这样，他决定不做放疗，而且没有重新考虑过自己的决定。”
到10月底为止，雷一直在审校《我打电话的地方》的校样。“他情绪高昂”，昂格尔回忆说，“他对这本新小说集非常满意。他提到正在根据几位他所钦佩的作家——卡夫卡、莫泊桑、海明威——的传记写一组小说。”他抱怨特丝除了上课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他还递交了保险申请表。与此同时，雷正在逐步完成购买安吉利斯港那幢新房子的各项书面手续。他容易疲劳，总是把一个笔记本放在大腿上写信。
从手术后不久与特丝的一次谈话中，斯蒂芬·多宾斯了解到，“手术的预后不好。他活下去的机会应该存在，可是雷感到，不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心里更轻松。闭口不谈这件事是使他忘记它的一个办法”。10月23日，当雷和特丝为术后复查见到普拉丹医生时，他确实听到了他希望听到的。雷给一位愿意与他谈论自己癌症经验的同事回信说，他的外科医生“搞定了一切，没有遗留问题，放疗目前对我可能弊大于利”。同一天，他写信对戴夫·卡彭特说，“驰骋在全面康复的道路上，我对此感激不尽”。他要求把明年秋天去萨斯喀彻温打一个星期野鹅列入日程。
雷相信毫无来由的运气、命数和偶然。在他看来，暂时逃过肺癌一劫是一系列奇迹中的又一个奇迹：从遇见玛丽安·伯克和约翰·加德纳，到在《先生》杂志上发表作品并由戈登·利什做他的编辑，接着获得戒酒的力量，后来又与特丝·加拉格尔共同生活并且赢得斯特劳斯奖励津贴，这种奇迹延续至今。他积极地恢复。他与卡梅什·瓦利一起散步，做操，而且几乎一根烟也不抽了。他把大麻加在果仁巧克力蛋糕里。生活继续对他的损失做出补偿。
尽管他的斯特劳斯津贴不再延长，雷仍然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年一度的募捐活动中被该馆授予“文学名人”的称号。1987年，共有26位著名作家获得此称号（这一称号受到第五大道纽约公共图书馆大门口那对石头狮子的启发），而著名的捐赠人要为参加活动支付1500美元人头费。打着黑色领带，戴着金狮奖章，雷看上去生气勃勃，但是，他的实际情况并不好。罗伯特·斯通拍了拍雷的背向他表示祝贺，旋即为此感到懊悔。雷的消瘦让斯通吃惊。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出现是晚会的一个高潮，而特丝就坐在这位前第一夫人的旁边。不过，雷在面对死亡时非常在意自己的文学声誉，更让他兴奋的是与哈罗德·品特和斯坦利·埃尔金一起被当作名人对待，受到同等对待的还有前“名人”称号获得者斯蒂芬·斯彭德爵士——他的文学记忆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及83岁高龄的小说大师兼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图书馆的大理石回廊里举行的鸡尾酒会结束后，小号手吹起了宴会开始的号声，宴会设在特别收藏室，有朝一日，雷与《安泰俄斯》《纽约客》以及其他刊物的通信将被收集在这里存档。据说，与R.J.雷诺兹烟草公司的捐赠人同席的雷拒绝了饭后让给他的香烟，他说：“不，谢谢，我已经为你的孩子尽力了。”
雷，1987年
对雷的康复故事的某种令人心酸的补充出现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雷在手术后似乎一直期盼着艾拉写来一封既不抱怨也不要钱而是充满深情的信。参加完文学名人的庆祝活动后，他写信告诉了艾拉一些简单的细节：他在机场使用了轮椅；前去“参加这次许多著名作家出席的盛宴”之前，他在酒店房间里休息了很长时间。他对她说，他穿了一件无尾礼服，他们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一条红色绶带，“那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场合”。与他孩子气的描述一起，雷给母亲寄了一份1987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的剪报，上面有一幅雷与同为“名人”的小罗伊·布朗特愉快交谈的照片。雷看上去清癯消瘦， 但是他笑得好像刚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机捕捉到他伸出了自己的中指——对可能怀疑他的运气的人做出这个下流的手势。奥纳西斯夫人出现在同一版的另一幅照片上。艾拉·卡佛看得懂，这是一个成功的象征：他的雷蒙德与杰姬·肯尼迪出席的是同一个晚会。艾拉还用铅笔在名人儿子来信的上方做了一条更能显示母亲主要牵挂的批注：“雷坐在轮椅上写的信。”
整个秋天雷的信心不断增强。在纽约，玛丽昂·埃特林格来到他的酒店房间为他拍照。雷的头发已经灰白而不再是褐色，他穿上皮夹克摆好姿势，并且认为照片的效果“对于一个正从大手术中恢复的人来说不算太差”。雷在照片上显得清瘦而自信，这幅照片将会出现在《我打电话的地方》的封套上，继而成为作者的一个标志性形象。
到了12月，在认识雷的所有人看来，他愉快的心情显而易见。他专注于未来的计划。菲斯克乔恩和阿曼达·厄本协力为他弄到了一份与大西洋月刊出版社合作出版3本书的合同以及一个出版社编辑顾问的职位。这3本书将包括一本诗集、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或回忆录。为雷提供编辑顾问职位的原因之一是争取使他加入出版社的保健计划。鲍勃·阿德尔曼策划了一本雷早期生活的图片集，雷就需要拍照的地方兴致勃勃地为他打出了一份4页的清单。这封信包括一篇短文，描写了30年前玛丽安与她的母亲和妹妹住在普莱兰公园时雷追求她的那段往事。
在多宾斯举办的一个假期派对上，雷精力充沛得可以跳舞。他的一个半肺似乎足够用了。他为每个人准备了礼物，包括给史蒂夫·昂格尔的整只火腿。有人拍了一张雷与史蒂夫在一起的照片，“样子夸张得厉害”。不过，当晚真正夸张的是雷给艾米的礼物：一幅装上相框的埃特林格拍摄的他本人的照片。回家之前，雷把道格·昂格尔拉到一边给了他一些严肃的建议：“我又重新开始喝酒。雷提醒我，他是过来人，因此极力劝我戒酒。他有点担心。”雷和特丝与沃尔夫一家一起吃了圣诞晚餐，然后向他们告别。沃尔夫一家将动身前往柏林，托拜厄斯·沃尔夫将在那里完成他的回忆录《这家伙的生活》。
带着许多值得庆祝的东西，雷和特丝在安吉利斯港度过了除夕之夜。特丝的新旧诗作合集《富足》刚刚出版并且正在受到热评。1988年初，雷写信对玛丽安说：“这是一份礼物，这种生活，上天所赐……活得无比充实，尽我们所能从生活的深处汲取养分。”他给玛丽安寄了两张有摄影师签名的埃特林格拍摄的照片，但他放弃了装框邮寄的打算，建议她在那边为它们配上便宜的相框。他责怪玛丽安把他寄给她过圣诞节的钱（300美元）用在了别人身上，并且恳求她注意身体，表示愿意出钱为她做一次体检。他告诉她，他高兴地听到了孩子们的圣诞节消息，他还劝她卖掉一些土地偿还债务。“时间如今被每个人用来划自己的船”，他写道，“时间是落在玛丽安头上的好东西，并非所有的一切——时间和金钱——都消耗殆尽。”他是在对自己说话，同时也是在警告玛丽安，他送她礼物也有到头的时候。他对她说，他希望艾拉的哥哥桑德斯——“一个拥有两辆得克萨斯型凯迪拉克敞篷车的有钱人”——将会接着养活他的母亲。“我那可怜的母亲疯疯癫癫的”，他最后写道，“这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斯特劳斯津贴的终止给了雷不再资助任何人的理由。他决定保护自己的健康和资产，因此，他让特丝管理他的财务。
雷准备着手编辑他的下一本诗集，但他首先必须搬进他的豪宅。这项任务几乎使人不堪重负，甚至需要雇人帮忙。他写信对玛丽安说，他觉得他们搬家仿佛用了几个月时间，因此他“非常渴望恢复工作，重新感觉像个作家”。实际上，为了使雷能在其他事情就绪之前搬进他在房子背面楼上的书房，特丝对各项事宜做了安排。他的书房安装了书架以便摆放以十几种语言出版的他的作品的所有版本。书房里有壁炉和真皮沙发，一张桃花心木书桌，打字机前面放着一把转椅，尽管同时代人已经使用文字处理机，他用的仍然是史密斯·科罗娜打字机。他保持书房的整洁，仅仅摆放了几件他特别喜爱的物品——契诃夫以及特丝的照片，特丝送的一个玉雕佛像，玛丽安送的那个栎木雕像，一个插着鲜花的花瓶。从屋外的一个露天平台上，他只能听见水声和鸟鸣。他可以向下看到通向海峡的莫尔斯河谷，还能望见对岸的维多利亚。
在新房子里，雷审阅了《我打电话的地方》的最后校样，除了一些人物的名字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修改。大西洋月刊出版社做了一本独具特色的书，全书将近400页，前页有一幅美国殖民地时期房屋的典雅插图，背面是埃特林格拍摄的雷神态威严的照片。引自米兰·昆德拉的卷首引语——“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拿它与前世对比，也无法在来世使它臻于完美”——似乎是雷写下的一条认同的批注，他经常宣称，他过着两种生活。
接着，雷为《我打电话的地方》的富兰克林图书馆版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按照与该版本的约定，他要在一万册书的扉页上签名。他吃力地做着这件事，并得知平装本好书俱乐部和每月读书俱乐部已经为它们的春季书单购买了《我打电话的地方》。他为从1月起开始发送的他的手工印制年度贺卡挑选了《音乐》，这是一首描写弗朗茨·李斯特恋情的欢快的诗。“音乐，音乐！大家变得更出名。”诗的最后写道。完成这本重要的短篇小说集时，雷心里想的是名誉和声望，不过，更能表明心迹的也许是他在1988年新写的那些诗。例如，《柠檬汁》对导致为雷制作新书架的那位师傅的年轻儿子沉沦的一系列情况进行了思考。
2月，雷头痛得厉害。为感谢女儿寄来的情人节贺卡，他写信说他的“情绪恶劣”而且几乎不接电话，因为有“几百（几千？）人”，他不想与他们说话。他告诉克丽丝，他“最近经常”想到她，催促她给他写信。他对母亲说：“除了下雨这里没事。我们一直努力活下去，有时候这并不容易。”2月23日，他和特丝向安吉利斯港的内森·理查森律师咨询华盛顿州有关共同财产权的法律问题。理查森审查了特丝和雷1982年在纽约签署的遗嘱并且认为它们与他们现在的意愿一致。接着，雷签署了一份委托书，授权特丝在他丧失行为能力时为他做出决定。雷和特丝向理查森说明，他们准备去一趟纽约州。
由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去锡拉丘兹看医生的那两天他们住在瓦利家里。医生建议雷应该接受手术或放疗。经过考虑之后，他们决定返回西部治疗。2月26日，他们前往西雅图的弗吉尼娅·梅森专科医院，在那里，雷为准备放疗做了脑部和脑干的磁共振成像。雷向他所信任的一位朋友保证，他再也不吸烟喝酒了。
如果癌细胞从肺部分离之后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其他部位，肺癌将扩散或转移。当转移出现在脑部和脊髓中时，伴随着持续头痛的往往是身体虚弱、容易产生反应迟钝以及其他一些神经系统衰竭的症状。根据2000年公布的统计资料，出现脑转移的肺癌患者活到5年的比率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即使雷知道这些，他也没有向朋友或家人表现出来。弗吉尼娅·梅森专科医院的诊断报告显示，雷在3月14日进行中等强度的脑部放疗之前，曾经4次来院会诊。特丝写信告诉多宾斯夫妇，另一个肿瘤已经出现，但是她没有说出现在哪个部位。她还说，雷拒绝了一次手术。
尽管特丝如她表现出来的那样了解雷病情的严重性，但她尊重他的意愿，并没有对别人说明。雷向一位通信者提到“健康问题”，还向另一位通信者提到“事情有点忙乱——甚至有点困难”。他其实只对最亲密的朋友暗示，他的癌症突然恶化，不过医生认为他有希望战胜它。
……
30年来，雷写过一些关于死亡的诗。如今，他将抓住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主题。对于接下来降临在他身上的事情，与他在以《医生所言》开始的几首诗中描写的场景相比，没有人能够给予更真实的描写：
他说情况似乎不妙实际上真的很不妙
他说我在一个肺上数了数它们有三十二个……
“它们”是雷的右肺和剩余的左肺上的肿瘤。6月6日，星期一，他从他在安吉利斯港的医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雷和特丝决定不把他肺癌复发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如她所说，由于通过医学手段延长他的生命的希望破灭，他们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想做的事情上”，他们想举行一个婚礼。
6月17日，雷从内华达州的里诺给弟弟打电话，告诉詹姆斯他马上就要与特丝结婚了。“接着他说他已经不行了。他告诉我他的肿瘤复发了。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会儿。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说话。”新婚夫妇从里诺回来以后，他们为本地的朋友举办了一个宴会，接着继续着手完成雷的最后一本诗集。《求婚》讲述了他们结婚的决定。这是一个只有两页的关于他们两人在医生做出致命结论之后，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简单故事——“时间像老虎钳似的挤压着我们”，以致“需要/一个庆典，一个聚会，让朋友们来参加……”
他们飞往里诺，由里诺中心婚礼教堂的W.埃克罗特牧师（雷事后说他是“世界上最圆滑的牧师”）主持了婚礼，然后住进巴利酒店的套间。离开安吉利斯港之前，他们买了戒指并把他们去往的地方告诉了特丝的家人、几位好友和阿曼达·厄本。他们邀请福特夫妇做证婚人，但是后者未能赶到，于是由两位陌生人代替了他们。结婚仪式被录制下来，而且有人用特丝的相机为新婚夫妇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特丝平静地凝视着身边这个“像尊慈祥的佛一样”呵护着她的男人。雷戴着墨镜和一顶宽大的翻檐帽。特丝则在婚礼之后连续3天玩轮盘赌赢了钱。他们离开的那天上午，她让雷看着“我们的行李——他的两臂抱着成堆的婚礼花束，那都是国外的朋友拍电报给我们送来的”，而她则在轮盘上下了更大的赌注。她的运气在延续，她双手抓满钞票跑回雷的怀抱。
6月27日，雷在西雅图做了胸部X光检查；医生没有建议进行另外的治疗。6月30日，他和特丝会见理查森律师，鉴于他们最近结婚的实际情况讨论修改他们的遗嘱。像1982年所立的遗嘱一样，雷留给万斯、克里斯蒂娜和玛丽安每人5000美元；他增加了一项遗赠条款，留给母亲1500美元。他将自己剩余的不动产和文学资产以及对于这些财产的管理职责全部留给他的妻子特丝。如果特丝不能以此身份履行职责，他指定理查德·福特（而不是他在1982年指定的托拜厄斯·沃尔夫）作为“替代遗产管理人”和“文学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在这次会见中，理查森后来证实：“卡佛和加拉格尔分别表达了他们的共同愿望，特蕾莎·加拉格尔作为遗孀所拥有的雷蒙德·卡佛遗留的文学产权将在她死后传给卡佛的两个子女。”理查森回忆说，他问雷是否希望建立一个信托以保证他的子女将在特丝之后继承相应的权利。雷说不。随后，雷和特丝请理查森起草新的遗嘱让他们签署。
“结婚”，特丝写道，“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厮守在一起。”现在，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完成雷的最后一本书而进行。阿尔弗雷多·阿雷吉恩带着绑在车顶上的一幅画来了。在《英雄的历程》生动、复杂的画面上，西北的图腾鲑鱼艰难地逆急流而上产下鱼卵，然后以另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方式平静地穿越天国返回。受到阿雷吉恩这幅画的启发，特丝建议使用雷早期诗作中的一行诗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通往瀑布的新路》。雷不停地写着。在必须迅速完成一系列作品的情况下，他又写了5首诗和一首描写即将来临的死亡的所谓“片断”：《珍惜》《肉汁》《不需要》《透过树枝》《余晖》和《后期片断》。其中4首是写给特丝或关于特丝的。在最后那一段日子里，他们亲密地相互依恋，面对雷将逝去的悲凉预感，两人保持着从容镇定。雷有理由对家人、对公众就他的病情而说谎，但是，他不再对自己说谎了。他对特丝说：“我想站立着生活一直到死。”
也许像他在那些最著名的诗中所写的一样，雷真的把戒酒后的10年看作“纯肉汁”——看作他从来不曾奢望拥有的分红期。他的最佳小说作品由于大量接纳吸收生活的素材已经显示出鲜明的特征。他的小说人物是人而非抽象、生疏的符号。为了令人信服地描写他们，他学会了以超然的态度接纳吸收。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一最后的主题，他同样诉诸于那种超然的接受力。《不需要》和《余晖》以令人心碎的勇气和镇定描写了诗人知道他很快就将挥手告别的那个世界。
《后期片断》是一首为自己写的挽歌，它以打消人们疑虑的心理上的坦诚提出并回答了一个问题。这首诗经常重新发表，人们可能已经不再把它当作一个片断来读。雷告诉我们，他想从生活中得到的是，知道自己被人所爱。他确实被人所爱——作为儿子、兄弟和朋友，作为父亲，两次作为丈夫，最终作为作家。
……
雷决定对自己的病情保密使他不得不说一些同样荒唐的谎话。他宣称，他和特丝即将动身去俄罗斯长途旅行，而且特丝认为他在这个时候不应再卖任何资料，结果推迟了珍本书商拉尔夫·西珀的来访。“今年夏天是个什么生意也不做的夏天。”他最后说。他在7月9日写给斯蒂芬·多宾斯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他“觉得自己完全闭门不出了”，因此可能在8月去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在全国各地，雷的其他朋友仍然天真地希望，他们这位从那么多别的磨难中活下来的朋友也能战胜肺癌。查克·金德打算在亚多居住两周之后飞往西部看望雷，甚至那些怀有种种疑虑的人也在雷的来信中为希望找到了理由。雷给多宾斯写信谈到阿姆斯特丹的同一天，他邀请福特夫妇去阿拉斯加的某个钓鱼胜地，在那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租船并且雇用装鱼饵的男孩跟着他们打扫清理。“8月下旬去，更适宜钓鱼。”雷极力劝说。
当然，谁也不知道雷实际上还能活多长时间。既没有统计资料，也没有医学成像设备能够准确地预测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的精神力量。如同特丝所写的那样：“在雷生病的过程中，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从逆境中恢复过来的顽强天性给了我们两人力量。”他和特丝甚至认真地讨论过去俄罗斯旅行，都到了打电话向旅行社咨询的程度，他们打算参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故居以及契诃夫的墓地。想象自己在俄罗斯“是一种振奋精神的梦中游历”，特丝写道。她把这比作契诃夫在其生命的最后日子阅读列车时刻表。
雷与特丝
在意识到去俄罗斯做文学朝圣太复杂、太困难之后，雷和特丝决定独自前往阿拉斯加的一个钓鱼胜地。动身之前，他们约定8月1日去安吉利斯港内森·理查森的律师事务所签署他们的新遗嘱。
他们不在的时候，福特和菲斯克乔恩从蒙大拿州福特家中给雷的住处打过电话，但没有人接电话。不过，菲斯克乔恩说：“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最坏的事情发生了。”雷和特丝那时在西雅图。当雷的病情迫使他于7月23日住进弗吉尼娅·梅森专科医院时，他们的钓鱼之旅半途而废。特丝不愿详细记述那几天的情况。医院的账单显示，那个星期雷一直住在医院里，他做了胸部、腹部、心脏、肾脏、肝脏、胆管、胰脏等各个部位的检查，还放置了一个支架。他在7月30日出院。特丝的埃特纳保险——雷现在作为配偶有资格享受——支付了住院治疗的费用。
特丝安排了一辆白色凯迪拉克把他们送回安吉利斯港的家中。本地的医院在起居室里设置了一个病床，为雷施用止痛药物。8月1日上午，特丝给理查森的办公室打电话说，雷病得太重，因此不能前去签署遗嘱。理查森同意带上证人开车到脊之屋来，以使雷能在那里签署。在电话里，理查森告诉特丝，他“将根据6月30日就特丝死后雷文学权益的处置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在遗嘱中加上一段与此有关的内容”。下午三四点钟，理查森带着妻子诺尔玛和经常为雷和特丝做记录的多萝西·卡特利特来到脊之屋。据理查森说，他与雷就遗嘱的条款进行了交谈，还给雷读了当天他补充的那一段内容。雷用抖动但可以辨认的字迹在最后的遗嘱上签了名。
在1984年4月所写的诗《我的死》中，雷写道，他希望自己的运气足够好，以便有时间“与我所爱的每一个人说再见……然后带着这些记忆离去”。这样的情况并未出现。艾拉·卡佛后来说，在雷去世的前几周，她多次给他电话留言。他打回来时声音微弱，但是他对母亲说，他想听见她的声音。7月底，艾拉给特丝的母亲打电话，说她想去探望一下。据说邦德太太告诉艾拉，她为儿子什么忙也帮不上。8月2日凌晨3点，在亚多艺术家聚居地的大楼里熟睡的查克·金德突然惊醒，他感到自己在黑暗中心惊肉跳。他把所有的灯打开，直到天亮也没能再次入睡。他一天没有见任何人。出去吃晚饭时他在走廊上遇见了几位朋友，“我走近时他们全都抬起头来看着我，于是我明白了。我说：‘是雷吗，不是吧？’”
8月1日晚上，雷和特丝看了《黑眼睛》的录像带，这是一部根据契诃夫的小说《带小狗的女人》拍摄的意大利电影。因为过去几天睡得很少，所以特丝请来奥林匹克半岛学院的教师杰克·埃斯蒂斯当天夜里帮助照看雷一段时间。离开起居室时，特丝和雷三次吻别并互致爱意。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埃斯蒂斯数次帮雷戴着输氧装置在病床与沙发之间移动。尽管雷忍受着疼痛而且在哪儿待着都不舒服，但是他的心情不错。两个男人聊了一会儿契诃夫和电影。雷睡着了，而埃斯蒂斯一直醒着，听着雷的呼吸。
第二天凌晨，雷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埃斯蒂斯叫醒了特丝。她手抚着雷轻声与他说话，但是，雷没有回答或睁开眼睛。1988年8月2日，太阳刚刚升起，雷蒙德·卡佛去世了。
（节选自《卡佛传：当我们被生活淹没》第三十章“《通往瀑布的新路》”）
（完）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