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研究所
上图：科菲·安南
2001年10月，当科菲·安南接到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关于他和联合国组织共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电话通知时，这位在位已四年的秘书长正面临一系列的麻烦。当时，9·11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整个美国都沉浸在悲痛与愤怒之中——这也意味着新的战火即将点燃；在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相互攻击每天都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但中东和平的希望之光却如风中的烛火一样随时都会熄灭；贫困、疾病、战乱、冲突的黑暗之翼，在非洲大陆、中亚半岛、南美、亚洲等地方挥动，阻挡着人类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冷战虽然结束，但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并未减少，反而日渐增多，以维持和平和促进发展为目标的庞大的联合国组织也在寻找努力的方向。
安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时至今日，或许我们更能够理解当年诺贝尔委员会为什么要将和平奖颁与安南和他领导的联合国。在1997年至2006年的十年中，科菲·安南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经历了索马里、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残酷冲突，经历了科索沃、东帝汶、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经历了9·11事件以及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他深刻地感受到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凭借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推动联合国改革，带领这个庞大的全球组织从冷战时代进入全球化时代。虽然这次和平奖是在安南任期一半时颁布的，但其完全可以被看成是“安南十年”的最好注脚，也同时可以折射出进入新千年后，时代巨变之中全人类探寻未来之路的艰辛与坚持。
今天，联合国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努力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并动员国际社会迎接世界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国际社会把这个奖项看作是照亮联合国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
——诺贝尔委员会
从非洲走向世界
科菲·安南，1939年4月8日出生在西非国家加纳内陆城市库马西。这是一座始建于公元1700年的古城，古代西非最强大的国家阿散蒂王国首都即坐落于此。在安南早年的成长岁月中，这座焚毁于1874年阿散蒂反侵略战争中的古城正在快速得以重建和发展，并迅速成为加纳西南部的经济和工商业重镇。相对于加纳沿海地区来说，这一地区的人们所受的殖民主义影响比较小，因此对欧洲人的傲慢和偏见并没有太大感觉。因此，安南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比较温和，激烈的种族主义或反殖民主义在他的身上并没有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也为他今后在联合国舞台上与全球的政治家和谐共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安南的父亲亨利·雷吉纳尔德·安南是当地非常成功的人士。他既是欧洲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在当地的贸易代理人，也是阿散蒂国王的好朋友，并且还是争取加纳独立的“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安南的父亲不仅给他提供了比较富足的家庭环境，也让安南从小就熟悉欧洲人的各种习惯和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安南的父亲在经济上从事着欧洲与非洲的跨国贸易，在政治上领导了加纳争取国家独立的活动，在社会方面则作为当地贤达参与地方事务。这种多重身份需要极好的平衡艺术和协调能力，也给安南的成长带来了深刻影响。
在安南10岁的时候，恩克鲁玛领导的加纳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童年的安南亲身经历了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对于他来说，两种思想都在影响着他的世界观。一方面，年轻的安南被恩克鲁玛和他领导的“人民大会党”所宣称的“现在就独立”“加纳人必须自力更生”“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充满激情和紧迫性的号召深深吸引。而另一方面，安南的父亲和他的同事、朋友们，则更多地坚持谨慎、有秩序的体制变革之路，他们的独立口号则是“一步一步来”。
对于少年时期的安南来说，加纳和很多非洲国家的独立让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让他认识到变革性的改变是通往更加美好未来的希望之路。同时，他的父亲及其同事们沉稳、审慎地应对变革的态度和理念，也让他明白忍耐、谈判与和解在剧烈变革时代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他今后的岁月中，会遇到无数的变革和难以处理的矛盾纷争，而少年时期所形成的寻求妥协、解决争端、消除分歧、促进团结的理念和方法，将伴随他的一生。而事实上，这种理念和方法也是古老非洲千年延续的文化传承。安南将这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带进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并使其在人类应对新千年诸多挑战的过程中发挥了坚强的力量。
安南13岁时，进入开普海岸姆方特西皮姆的寄宿学校，后成为1957年加纳“独立班”的学生。这所由卫理公会创办的男生学校采用标准的英国课程体系，安南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每天早晨，他和他的同学们都穿着西服祷告，犬儒主义和品学兼优都得到了学校的奖励。之后，安南前往库西马理工大学学习，参加了加纳学生会并作为副会长代表加纳大学生出席在塞拉利昂召开的西非大学生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安南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得以前往明尼苏达州玛卡莱斯特学院继续深造。
在此之后的十余年中，安南都在寻找机会回到非洲，为祖国和非洲贡献力量。1962年至1965年间，安南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之后他加入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联合国非经委工作期间，安南和来自非洲各国的年轻专家们共同探讨非洲振兴的方案和道路——改善基础设施、发展能源、修筑道路并促进区域一体化，等等。而同时也是在此期间，安南深刻地认识到，虽然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专家们已经认识到非洲发展的障碍并开始寻求消除这些障碍的方法，但这些努力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在于，领袖们无法超越个人私利去动员社会资源来推进公共利益。
促使安南最终选择联合国作为终身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1974年11月开始的加纳旅游发展公司的工作经历。当时，安南在斯隆基金会奖学金的支持下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希望通过鼓励投资、兴建沿海宾馆以及开办免税店等措施发展加纳的旅游业。但是，加纳的政治经济现实让安南明白，官僚主义、军人统治和糟糕的管理阻碍着加纳和非洲的进步。当时，他已经在非洲、美洲和欧洲3种不同的文化中工作和生活过，并且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因此，他选择了在联合国工作，当然最终的目标是为祖国和非洲继续做出贡献。
面对那些我无力改变的势力，我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我将不得不在我的祖国之外寻求职业生涯。我在加纳的经历加强了我想为一个国际组织效力的志向。我知道，我的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依赖于国际组织的建议和支持。为联合国工作是我为我的祖国和我的大陆效劳的最佳途径，从那时起，联合国将成为我的家。
——科菲·安南
维和的反思与改革
科菲·安南曾经在4名端着重机枪的美国士兵保护下，坐在炎热吵闹的“黑鹰”直升机里飞跃索马里大地，看着地面上如蚁潮的饥民，并且知道他们不久都会死去。他曾经面对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郊外成百上千被残杀的骸骨，还得忍受着卢旺达总统和内阁对其来访的集体抵制，以及新闻媒体如潮的责难和诘问。在8000名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联合国“安全区”内的老百姓被屠杀之后，安南也不得不面对伦敦国际防长会议上，各国关于军事干预问题无休无止的争吵。1992年9月，安南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维和行动部副部长，接手处理全球各地数目急速增加的维和行动和人员，并需要应对剧增的行动复杂性。紧接着，联合国维和行动便遭遇了三次重大的危机：1993年联合国索马里维和使命的溃败、1994年卢旺达在联合国维和部队面前坠入种族灭绝的灾难，以及1995年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联合国安全区的大屠杀。作为维和行动的直接高级管理人员，安南不得不带着深深的无力感疲于应对各种危机，并意识到必须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进行改革。
在联合国创立之后不久，就设置了维和这一保持全球安全环境的实用措施。设立维和机制的初衷，是应对殖民大国撤出后层出不穷的新兴国家之间的斗争。随着冷战拉开序幕，维和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止普通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美苏之间的全球性对抗。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主要的维和原则即容纳国同意、不偏不倚、最低限度使用武力，等等。在此框架下，冷战期间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数量不多，且基本可控。
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战乱大幅度增加，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期望也迅速上升。从1988年到1992年，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数量迅速增加。1992年，联合国首次举行了安理会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会议，并委托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报告如何在变动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使用联合国的力量。在由此形成的《和平指针》报告中，特别建议不一定需要冲突相关各方完全同意就能部署维和人员。这样一来，联合国维和行动就需要在没有自身部队，以及安理会、秘书处和派出部队成员国之间目标和管理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开展。
安南1997年1月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不久之后，他就启动了维和行动改革的进程。在他的领导下，开展了对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维和行动失败原因的深入调查。虽然这两份调查报告对联合国成员国及其领导人、联合国秘书处甚至安南自己领导的维和行动部提出了直接的批评，但他仍然坚持公开发布调查报告。通过深刻反思维和行动失败的原因，安南在2000年8月21日向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及公众公布了著名的《卜拉希米报告》。这份报告坦承了联合国维和行动所面临的挑战，重申了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强调将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相结合，提出对秘书处、安理会以及维和部队提供国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进行改善，等等。在《卜拉希米报告》指导下，联合国维和行动从针对冷战国家间有限冲突的简单工具，逐渐被改造成促进解决复杂内战的重要工具。维和行动并没有因危机而停止，而是逐渐恢复了元气，并不断向战乱地区推进。
如果我们在《卜拉希米报告》的指导下改变维和行动的管理方法，就可以在现场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以拯救人民的生命并维护维和人员的声誉。内战地区的邪恶因冲突鼓吹者的意愿而发生，对这种意愿我们必须予以批评、对抗和制止——必要时通过武力。
——科菲·安南
秉持着不断改革维和体系以使其更加适应全球变化的理念，安南在处理东帝汶维和事件过程中纵横捭阖，使其成为联合国维和史上的典范案例。
1999年8月30日，伴随着印尼军方及其支持的民兵组织不断的威胁和暴力困扰，由联合国支持和组织的东帝汶独立公投如期举行，80%的东帝汶人投票选择脱离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走向独立。尽管安南在选举前给印尼总统哈比比打电话提出示警，并多次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但选举结果公布后，东帝汶仍然陷入烧杀抢掠之中。9月5日，东帝汶独立运动领袖沙纳纳·古斯芒从雅加达给安南打电话，告诉安南，“一场新的种族灭绝”正在威胁他的人民，并说“我们的命运现在在你们手中了”。
安南的困境在于：首先他必须得到印尼政府的同意才能部署维和部队，而此时哈比比总统受到军方的压力，始终不承认东帝汶出现的暴力事件；其次，安南需要小心行事，因为印尼是地区大国，且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了良好关系；再次，他必须寻求能够提供足够军事力量的国家，并由重要的亚洲国家领导，否则印尼将视干预为西方的入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没有印尼政府的邀请，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都不会考虑介入。在那段时间里，安南每天都给哈比比总统打电话，力图让他明白恢复东帝汶地区安全的重要性，向他施压以期终止暴力。同时，安南还不断与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葡萄牙、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领导人对话，争取各国的支持。
局势迅速恶化。9月8日，安南接到报告称，东帝汶民兵组织开始围攻联合国使团驻地，1500名东帝汶平民和数百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生命面临严重威胁。安南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此时不当机立断，则联合国又将面临与当年在卢旺达同样的被动局面。他迅速决策，疏散大部分联合国工作人员，并将联合国保护下的平民疏散至澳大利亚。安南当即告知哈比比总统，如果印尼政府在48小时内无法改善局面，则国际社会将会介入，联合国将部署由澳大利亚领导的维和部队。
2005年1月8日，安南前往斯里兰卡西南部海啸灾区汉班托特看望灾民
随后，安南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对话，请其出面向印尼施压；安理会派出由纳米比亚大使马丁·安贾巴带队的谈判使团进驻东帝汶。安南在当时采取了连续的、态度坚决的公共外交措施。他接受公众采访，警告印尼军政领导人可能对侵犯人权事件承担责任；同时，他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强调：“印度尼西亚现在显然已经到了寻求国际社会帮助以履行其确保东帝汶人民安全之责任的时候了，除非雅加达同意国际部队进驻其领土，否则将不能逃脱可算作反人类的罪行。”
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哈比比总统终于同意请求联合国的帮助。9月15日，安理会一直通过了授权动用多国部队的决议；5天之后，由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部队组成的国际维和部队登陆东帝汶；该地区的秩序很快得以恢复，并在10月成立了过渡政府；随后，安南任命联合国人道主义高级专员塞尔吉奥·维埃拉·梅德洛为特别代表，负责领导战乱之后的建设和平工作。安南在2000年2月访问了东帝汶，前往杀戮最为严重的地区，向逝者敬献了花圈。
东帝汶人民所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这个极少有一个类似的民族对安全和自决的正当要求能够得到满足的世界里，我们赢得了一场罕见的胜利。
——科菲·安南
面对世界的断层线
科菲·安南卸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后，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在他担任秘书长期间最为遗憾的事情，就是未能阻止9·11事件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作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家，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无疑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如果了解安南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所长期面对的世界的断层线，我们或许更能理解他每次平静叙述这一遗憾时，背后的无奈、悲愤以及深深的忧思。从1998年初开始，联合国就已将科索沃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当时，科索沃危机已将导致20万人无家可归，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是，欧美要求采取行动的主张遭到俄罗斯的坚决反对，安理会无法对此达成一致。安南为此开展了大量的外交斡旋，一方面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呼吁北约以可靠的武力为后盾加强外交攻势，同时也反复与各方沟通，希望促进局势缓和，同时也不断强调武力行动得到联合国授权的必要性。
尴尬的一幕出现在北约开展军事行动前。1999年3月24日，安南接到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电话，奥尔布赖特告诉安南，北约除了采取军事行动外别无选择。当安南提出应该让安理会始终参与诸国动武的决定时，奥尔布赖特不客气地说：“我们不同意。”接下来，奥尔布赖特言道：“您是联合国秘书长，我是美国国务卿，这就是生活。可如果我们提交安理会投票表决，俄罗斯很有可能投否决票。”对此，安南只好保持沉默。在北约决定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塞尔维亚进行打击之时，安南表达了遗憾，但也宣称“在有些时候，为追求和平而动用武力是合法的”。
1999年5月，安南前往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察看此前已是泥淖重重的科索沃战争状况。在呼啸的飞机声和隆隆的轰炸声中，安南看到了无尽的难民人流。他看到一个百岁老太太，身边跟着一个无助哭泣着的10岁小男孩，老太太不停地问安南：“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的生命是否会以这样的方式终结？”安南此时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的空袭并没有制止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
人们将会提问，这不就要给未来的干预树立了危险的先例，使这类干预无需明确的标准参照就可以决定谁以及在何种环境下援用这些先例吗？这不将损害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不很完善、但却富有弹性的安全体系吗？四年以后，伊拉克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悲剧性的答案。
——科菲·安南
2003年3月20日，美国及其盟国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了伊拉克，整个联合国的内部人员，以及反对美国单方面动武的法国、俄罗斯、德国、中国等很多国家都感觉筋疲力尽、非常懊恼。在此之前，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经历了多年的外交努力，在这一刻则全部付之流水。
事实上，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花费了巨大精力让全世界相信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有一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尼葛洛庞帝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私下拜见安南，向他展示一些美国已搜到的关于萨达姆·侯赛因的非法武器项目的证据。安南的助手在看到这些证据后，表示并不相信这些证据。显然，双方只能不欢而散。在中情局官员坐下来默默收起那些照片的时候，安南问了几个问题，对方的回答极其勉强。
安南前往巴格达
在无数的外交斡旋后，安南深知，9·11之后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落下了一道沉重的幕。全球很多人都感觉到，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萨达姆，而是来自于愤怒和急于复仇的美国。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混乱让阿拉伯国家非常惊恐；安理会成员国之间也因战争爆发前复杂曲折的谈判而使得不信任大大加深。安南觉得自己不得不扮演解释者的角色——向世界解释美国，也向美国解释世界。
没过多久，安南这种焦灼而矛盾的心情之中又增加了悲痛和伤心。2003年8月19日，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不久，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遭到炸弹袭击。安南的好友、长期共事的同事，曾经领导东帝汶战后和平建设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以及20多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丧生。但这只是伊拉克战争后面临的复杂困局的冰山一角——美国与各国、各方的角力仍然在继续，同时暴力行为压倒了任何把伊拉克救出深渊的外交努力。
2004年9月15日，安南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表示伊拉克战争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是非法的。这一表态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安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紧接着，在美国右翼势力的操纵下，掀起了一场质疑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的风波。一些联合国高级官员和安南的儿子科约都被卷入其中，他们被指控在该计划中存在渎职和腐败等行为。这场风波不仅损害了安南的名誉，也让他更加疲惫不堪。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始终坚持伊拉克战争非法的观点，并将未能阻止这场战争视为他任期最大的遗憾。因为他深知，这背后是全世界所面对的一条深深的断层线。
美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之一，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全球安全的一根支柱。对华盛顿来说，如果放任它的全球地位出现这种变化，那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外交失败，而且也是全世界法治的一个悲剧。
——科菲·安南
沟通与协商的艺术
伊拉克战争的消极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充塞在联合国大厦里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愤懑和巨大的幻灭感，引发了全世界对联合国价值的重新思考。在联合国成立之初，人们都希望在规范的国际行为规则体系中，世界各国人民能够携手并进、共谋福利。但是，从冷战结束以来，发生在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科索沃、达尔富尔等地区的悲剧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爆发，都使联合国设立的初衷面临重大的挑战。
安南（中）出访伊拉克
作为秘书长，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安南深知自己必须采取行动，通过推动联合国改革来重塑其全球价值。他希望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到更加积极的议题上，而不是在分歧中止步不前。除了组织安理会改革方案的讨论外，安南还提出创设一些新机构和新规范来管理联合国的各项活动。主要包括：建立“讨论威胁、挑战和变化等问题的高层论坛”，创建“人权理事会”以替代“人权委员会”，创建“和平委员会”，以及将“保护的责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以及先发制人战争问题等列为未来联合国管理、展望以及使命感的核心问题等。在此过程中，安南从少年时代所形成的协商艺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联合国改革方案表决前夕，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美国、古巴和巴基斯坦反对建立人权理事会，而安南则看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想躲在幕后，把该提案夭折的罪过归于古巴和巴基斯坦。于是，安南首先致电古巴外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明确告诉他，如果古巴反对该提案，则意味着反对联合国的人权主张。罗克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商议后，决定通知古巴驻联合国大使撤回反对意见。紧接着，安南致电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大使穆尼尔·阿克拉姆，告知对方古巴已经撤回反对意见，巴基斯坦处于孤立的地位，并表示将同穆沙拉夫总统商议此事。阿克拉姆大使对古巴的“变节”十分震惊，很快也撤回了反对意见。安南深知，美国已经处于全球孤立的地位，没有必要再为此事争论，因此将提案付诸表决。事实证明安南是对的，2005年9月，联合国改革方案得到全票通过。
建立国际刑事法院是加强国际法治，以及加强对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进行调查和惩处的重要措施。在安南的推动下，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于1998年得以顺利通过。但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运行却并非一帆风顺，安南通过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处理，成功地确立了若干重要的运行规则。例如，安南在2004年安排曾担任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的安东尼奥·卡塞塞法官主持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暴力事件的调查。调查结束后，卡塞塞给了安南一个信封，其中是他建议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51人名单。安南并没有打开信封，而是直接将其提交给安理会。安理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定义国际刑事法院地位的决议，随后，安南将未开封的信封交给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由此，也确立了国际刑事法院重要的独立调查原则。
在很多国际冲突中，如果坚持起诉，则很难达成和平协议，但放弃起诉则意味着对罪行的赦免。对于这一困境，安南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妥善加以化解。例如，在1999年塞拉利昂和平谈判中，由福迪·桑科领导的革命领导阵线是谈判一方，但该组织因使用娃娃兵、大规模强奸和肢解数十万人的暴行而臭名昭著，联合国不能对其进行赦免。为了不影响和平协议，安南指示其特别代表弗朗西斯·奥卡罗将一项重要的原则手写到和平协定中：“对于联合国而言，种族灭绝、战争罪或是反人类罪将不得赦免。”此后，当桑科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时，等待他的是17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
安南的沟通艺术在解决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协调难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名义上也是联合国系统内的正式机构，但它们支配着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资源，因此在资助、引导和影响全球开发和消除贫困等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安南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前，这两家机构与联合国的关系非常疏远，难以协同。因此，安南主动邀请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主席米歇尔·康德苏共进早餐，并借此建立了三大机构间紧密合作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将这三个国际机构的合作关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始终非常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和联合国的价值和作用。在实践中，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总能谨慎而坚定地推行人道主义的信念。
我们总是无法实现自己的诺言，但这也许就是联合国的命运。它会使那些把联合国看作是解决世界问题之灵药的人们感到失望。但是，无论怎样不完美，它都成功地声援了各个国家里普通的男男女女，他们正在为争取过上有尊严和有生长机会的生活，为免受冲突和压迫的威胁而努力奋斗。
——科菲·安南
后记
在安南从联合国的资深管理人员走向联合国秘书长位子的道路上，美国原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6年中期，奥尔布赖特安排了一次与安南的会面，并告诉安南美国正在考虑推举他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他自己的优势在于了解联合国系统的运转方式和内部基本信息。在奥尔布赖特为纪念安南而撰写的文章中，非常明确地指出：20多年前，当我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很明显，为了帮助联合国发挥其潜力，并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需要在最高层进行一次更新换代。联合国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的特派团已经失败，在波斯尼亚的特派团有失败的危险。联合国需要加强外交和更有力的管理。在寻求新的领导时，安全理事会转向了完全正确的人选——科菲·安南。
非常明显，美国面对冷战后全球治理的种种挑战，也希望推动联合国改革，并选择其能够接受的人选出任联合国秘书长。1996年11月，在一次安理会特别会议上，为了阻止布特罗斯·加利赢得第二任期，美国动用了否决权，并力推安南出任新一任秘书长。多年之后，奥尔布赖特也承认，尽管使用了很多外交资源，但“确保安南能有机会领导联合国是值得的”。
很多人对安南的评价都是“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而事实上，有着良好教养并在联合国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安南，在工作中更多地表现出的是谦和忍让和一板一眼的作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他的这种特质以及孜孜不倦的勤恳工作，才使得联合国这个庞大机构没有在冷战后的种种矛盾中四分五裂。
在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十年中，安南还推动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在促进发展方面，他推动了“新千年发展目标”形成全球共识，建立了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他于1999年发起的“全球契约”倡议已成为世界上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大努力。在外交斡旋方面，他帮助缓和了尼日利亚向文官统治的过渡，推动以色列撤出黎巴嫩，促进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停止敌对行动，他还调解解决了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关于巴卡西半岛的争端，等等。2006年12月31日，安南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了告别演说，结束了他在联合国的职业生涯。
安南
退休之后，他建立了科菲·安南基金会，目的是调动政治意愿，克服对和平、发展和人权的威胁。2008年初，他领导了非洲联盟的非洲知名人士小组，促进了肯尼亚选举后暴力事件的和平解决。2012年2月至8月，他担任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领导冲突解决。安南还是非洲绿色革命联盟（非洲革命联盟）的创始主席，该联盟通过促进以小农为基础的快速、可持续的农业增长，努力建设一个粮食安全和繁荣的非洲。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安南担任了缅甸若开邦咨询委员会主席，为若开邦问题解决献计献策。安南在其基金会的领导下发起了一些项目，以在数字时代保障选举和民主，并在面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情况下促进青年的领导，确保和平进程真正产生持久和平。他提倡为最贫穷者服务的农业，并强调要警惕气候变化的危险。
2018年8月18日，这位80岁的老人与世长辞，全球各界纷纷悼念，缅怀他曾经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
《联合国宪章》是以“我联合国人民”的名义书写的，如果它为顺应一个人民力量的新时代改写自己的话，那么它将能够对那些最需要这个组织的人的生活发挥更重大的影响。从非洲农民到阿富汗女童，从正在购买住房的中国家庭到享有和平、安全与自治的苏丹村庄，新的梦想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实现。
——科菲·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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