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彬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小引 错失与机缘

丢了一本书，四五年过去，一直都不好意思跟陈子善老师说起。

　　话说2014年某月，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某市进行，主题人物是一位著名的湖南女作家。我对此并没有研究，但想着陈子善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前来参会，会议主办方里又有我的同学（陈老师的学生），也就赶过去瞧瞧热闹。那天晚上，六七人在陈老师的房间聊了很久的天，掌故内幕八卦，一应俱全，言笑晏晏。临走的时候，陈老师拿出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实发微》，签名钤印送我，是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陈荣照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论丛”之八！

　　完美的夜晚！当时拍了陈老师签名的侧影，又拍了书影，得意地发了微信圈，博得一阵掌声。第二天下午回到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本书。不在包里，不在车里，和主办方、宾馆联系，也无果。

　　那么完美的一本签名书都还没有来得及细读，居然就不明不白地丢了！

　　这等事，怎好意思跟陈老师说呢？如果是国内出版社出版的，赶紧找一本就是；在网络旧书平台搜索，连一本也没见着，总之是没有拿上同样的书去补签的机会。也一直不见那书在网络平台上线，心想上线了就赶紧拿下（估计价不低），再厚着脸皮写篇“陈子善老师签名书出土记”——一想到因为自己的无意之失，埋下了一本签名书有待“出土”的线索，也有半分欣慰……

　　回想起来，当初在丽娃河畔读书三年（2004-2007），多受惠于陈老师操持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的资料室，看了很多不易见到的书刊资料，也听了该中心主办的很多精彩的学术讲座，其中印象深刻的就有陈老师关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版）的专题讲座。大陆版亦即中译简体字增删本，由中心策划、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陈老师在“编后记”中比较简略地交代了引进此书的过程、不同版本的差异等问题，同时，还专门针对中文系硕博生作了一次讲座，详细讲述了其中故事。

　　

　　2014年，在湖南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陈子善在其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实发微》上签名钤印，送与本文作者

　　但当时本人尚在学术起步阶段，学术方向尚不明晰，与陈老师直接接触并不算多，对陈老师此前和当时正在进行的一些“文人事”也不甚熟悉。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其时我正着手进行彭燕郊先生晚年口述采集工作，此即后来的《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却全然不知陈老师早在1992年就与燕郊先生开始通信，也不知2006年版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出版后，身为“毛边党人”的陈老师得知该书制作了毛边本，特来函讨要，燕郊先生告知仅制作两套，友人取去一套，但他将自己留存的唯一一套寄给了陈老师，并称“知音难得，拙作可以说有幸得到最好归宿了”。因为“如此厚重的情谊，如此谆谆的鼓励，意义非同一般”，2008年燕郊先生逝世后，陈老师于岁暮之际作怀念文《彭燕郊：诗般跌宕的生命》，深情追忆了与燕郊先生交往的诸多细节（此文原刊2008年12月27日《新京报》，后改题《诗般跌宕的生命——岁暮怀燕郊先生》，收入《看张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版）。

　　我是直到读了那篇怀念文才知晓两人的交往情况。燕郊先生当时因为施蛰存先生书信事曾托我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关人士联系，该社2001年出版的《北山散文集》收录了施蛰存致彭燕郊的部分书信，其时他又新找到一些，故托我询问，但期间从未提起与同在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老师的交往事，否则当时可与两位就这方面的话题有所交谈。文学史、文人事，总有这样那样的错失与机缘，这也算是一例吧。

　　而本文以这样的方式开头，无非是想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陈子善老师致敬！

　　

　　2016年4月，陈子善与解志熙在长沙理工大学出席由本文作者主持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

　　从陈子善老师数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中受益者百千万众，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如下所述，自然并不是对其全部工作的逐一评述，而是捡出几个在适当篇幅之内能够较多谈及的方面，并结合我个人的相关研究经验和所接触文献资料，所做出的一种概览式评述。陈老师曾引汤用彤先生的话告诫年轻的研究者：“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可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并且，自称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身体力行”这一观念——“自认不是一个做大学问的人，不能提出大的理论建构，在宏观研究上缺乏兴趣，只能在微观研究上探索”，“宏观研究方面的饱学之士多的是，不缺我一个，而微观研究反而少有人肯做，那我就不妨来尝试一下”，“长年累月地下死功夫，多少总会有所斩获”（陈子善：《拨开迷雾 重新审视——答〈文学界〉彭国梁先生问》，收入《看张及其他》）。这里自是多有谦词。以下几个小标题，均是从大处着眼，就是想以陈子善老师“长年累月地下死功夫”所“斩获”的工作成绩为据，着意强调“微观研究”的意义，同时稍稍修正下陈老师那零敲碎打、拾遗补缺的工作形象。

建立作家研究的“文献保障体系”

陈子善老师的全部工作，如果只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发现”。如果要再加一个修饰，那就是“愉悦”——陈老师较早时候的一本书以《发现的愉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名之，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不过，多少有些奇怪的是，陈老师的此类文字多有破题之论，但何谓“发现的愉悦”，“自序”并没有点明，没谈“愉悦”，非但没有，倒对当时已经显示威力但还远不如今日壮观的“科研项目”发表了一通看法。私心猜测，字里行间应是包含了他对于个人现实处境的某种回应。作为一位以“史料”为主业的研究者而言，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陈子善老师显然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当然，现在看来，这些都已是历史烟云，无须再说。

　　非常粗略地概括，陈子善老师的工作路径大致有四：其一是“钻故纸堆”，埋头翻阅各类原始书报刊，获得第一手的材料——对于各类全集、文集，“决不轻信，只要条件许可，宁可去查找原刊”（陈子善：《拨开迷雾 重新审视——答〈文学界〉彭国梁先生问》）。其二，频繁出没于各类旧书刊市场——近年来的新趋势是各类网络交易平台和拍卖现场。看到好的本子，陈老师出手也是非常阔绰的。两三年前，在一个微信拍卖群里，我曾亲见他不断出手竞拍，最终以不菲的价格拍下了一个著名作家民国时期作品的签名本。当然，也会有碰到狠角色，被横刀夺爱的情形。其三，与当事人建立联系，或去信或拜访。在陈老师的各类文字之中，经常会读到其与各类人物交往的段落，这等“文人事”的记录，自然不止是文人趣味所在，也展现了资料搜集的路径与成效。在谈到较早时期编选的《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时，陈老师即深有感慨：“随着二○○八年新加坡郑子瑜先生的逝世，为之撰稿的七十位海内外作者已经全部隐入历史，假如当年我不一一去信或拜访，恳请这些郁达夫的旧雨新知回忆郁达夫，这些宝贵的研究郁达夫的资料也就可能无法保存下来了。”（陈子善：《有感于编书三十载》，收入《看张及其他》）。史学研究之中讲究“多重证据法”，陈老师显然是深谙其道。当然，宽泛地说，这些路径方法早已是文献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和职业操守所在，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也可说是进入历史现场的程度差异，如今活跃在文献资料发掘第一线的年轻博士们，更多的是依赖影印本、缩微胶卷和各类数据库，早没了那种独特的历史现场感。

　　但陈子善老师之所以成为那个海内外知名的、最为独特的他，在我看来，还有第四条工作路径，这不在于其他人有没有他那么深入（痴迷），而在他同时还有广泛、深入的文献工作实践，即编选了大量的现代文学资料。2009年，陈老师作《有感于编书三十载》，其中有言：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八二年以来，我编选的书籍，包括“不务正业”而编选的“古典音乐散文”系列和《猫啊，猫》这样一印再印的散文集，竟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像陈西滢、叶公超、赵景深、邵洵美、陈梦家等作家评论家的佚文集，如果我不去发掘，至今都还在茫茫书海中沉睡。

　　如今，又是十年过去，陈老师的编书生涯迈进四十年，数据还在进一步增加，其中突出的案例即有参与策划的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红色系列”丛书，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推出宋春舫、梅光迪、熊式一等二十余位作家的作品。类似的文献整理实践工作，其他的文献工作者或会偶一为之，但绝没有第二个人如此热衷、持续。编一本两本可视作是兴之所至或某个研究的“副产品”——即如陈老师曾经谈到，他自己编《林以亮佚文集》“是研究张爱玲的副产品”（陈子善：《拨开迷雾 重新审视——答〈文学界〉彭国梁先生问》），但如此持续的工作背后，乃是有着对于“体系”的总体思考。

　　可别意外，惯于零敲碎打的陈子善老师也一直在追求“体系”。在《为“张学”添砖加瓦》（2016年）一文中，他即谈道：“我一直主张，对一位作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包括其作品、相关回忆录和研究资料在内的文献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陈子善：《文学史内外：从鲁迅到张爱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也并不是因为偏爱张爱玲、研究张爱玲长达数十年之久方才生发这样的看法，而是基于广泛的文献整理实践，其所谓“文献保障体系”，如《有感于编书三十年》所谈，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明确意识到，并有所梳理。陈老师所谓“三十载编书生涯”的起点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编写工作，随后与王自立先生编选12卷本《郁达夫文集》以及《郁达夫忆鲁迅》、《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回忆郁达夫》等相关资料多种。正是“在‘郁达夫系列’丛书的编撰中增长了见识，经受了锻炼”，日后编系列书籍，基本上都是沿袭此思路，即“力求作品搜集、研究资料整理和回忆录汇编三项工作并重，从而为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研究打下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石”（《看张及其他》）。

　　就一般情形而言，陈老师的研究工作给人的印象是零散、细微，即如他惯用的一些词汇，“拾遗”“发微”“一瞥”“识其小”之类。而发掘佚文一类工作往往带有某种“中间物”的特征，即随着相关佚文补入作家全（文）集，相关讨论似有失效之势，而且，此类劳作或者说是“史料的首发权”往往并不会得到足够的尊重（谢泳曾经明确提到“史料的首发权”问题，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版），比如说，作家全（文）集的编选者一般未必会明确标示相关佚文的发现者信息。但不管如何，陈老师“长年累月地下死功夫”，集腋成裘，已有多种系列：“作家系列书籍”，郁达夫之后，还有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施蛰存、黎烈文和张爱玲等人。与此同时，也已形成了关于作家的专题研究如《张爱玲丛考》《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等，关于地域（区）文学的专题研究如《迪昔辰光格上海》《浙江籍》《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等，关于现代作家与古典音乐因缘的专题研究《纸上交响》，以签名本为主线考察现代文学复杂发展过程的《签名本丛考》等，其他如傅雷、施蛰存等人的研究，也都有数篇之多，亦可构成小辑（《看张及其他》）。

　　不难看出，在陈子善老师这里，包括“作家系列书籍”在内各类文献资料的编选与具体研究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即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始终是他工作中同时推进、相互生发的两条主线。以我个人研究体验来看，包括辑佚、钩沉、考证等内容在内的文献研究工作确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能完善作家作品与相关研究的局势；但也还有很多现象和问题，比如单篇文献与作家写作的整体状况，作家写作的历史境况与研究脉络，异文、版本与校勘，文献整理的诸多原则与技术性问题，等等，惟有在较大量的文献整理实践之中方能更好地体察到——更何况四十年来陈子善老师所整理的文献已经相当繁众。质言之，所谓现代文学文献学或史料学，有着先在的实践属性，首先或者主要并非观念的辩诘、体系的建构，而在于广泛的实践——从文献发掘整理的实践之中去获取感性、直观的经验，去获取观点、看法乃至文学史的认知。基于这一认识，我更愿意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待陈子善老师工作的意义，并且乐于强调其文献整理“实践”有着非常独特的、甚至可说是无可替代的价值！

　　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对文献工作有相当深入的处理，对于作家“文献保障体系”的状况才会有更清醒的认识，即如陈老师花了相当精力、成效相当明显、已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张学”研究，尽管成果已是相当之丰硕，但在他看来，“张爱玲文献保障体系的建设至今仍有许多欠缺，如若干生平的查考，如创作手稿的释读，如集外文的继续发掘，如英文作品的搜寻，如书信的整理，如作品研究史的爬梳，等等，均有待海内外‘张学’研究者共同关注和推动。”（陈子善：《为“张学”添砖加瓦》，收入《文学史内外：从鲁迅到张爱玲》）以此衡量，很多现代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也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乃至困境，只是没有被明确意识到而已。

　　说来也有某种标示性的意义，也就是从《有感于编书三十年》发表的2009年开始，陈子善老师担任《现代中文学刊》的执行主编，丰富的文献编选经验、独到的学术眼光，再加上广泛的人脉资源，使得这本薄薄的双月刊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实可谓是叫好又叫座。“陈子善与《现代中文学刊》”已是一个被讨论的学术话题（宫立：《陈子善与〈现代中文学刊〉》，《中华读书报》，2018年10月17日），相信在未来，陈子善老师作为学术期刊主编的身份还会被更多地谈起。

“在版本考证中呈现了可资借镜的方法论意义”

文献资料的发掘，需要眼光和胆识。

　　在《新文学影印本之忆》（2008年）中，陈子善老师谈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文学界的拨乱反正首当其冲”，“大约自一九八一年开始，上海书店出版部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卓有远见的出版决策，陆续影印有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学书刊”，此即“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至1988年底，共出版了一百余种。“那几年中差不多每个星期”，他“都要到上海书店去转一圈，与主其事的刘华庭先生讨论‘参考资料’入选书目，确定影印版本，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等书，就是在他“提议并坚持下才得以影印的”（《看张及其他》）。而在忆及当时编选郁达夫相关文集事时，陈老师也谈到“其间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曲折，文集更在‘左’得可爱的文艺界大人物的干预下，差一点夭折”（《有感于编书三十载》）。还有一些文字（场合）中，陈老师也曾提到在某些人物和书刊的编选过程之中，存在一些“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声音”。

　　凡此，或是来自出版社人员的“争吵”，或是“文艺界大人物的干预”，或是其他异样的声音，均从不同侧面浮现了历史的阻力。对此，陈子善老师表示：“但我始终坚持，我相信自己的学术眼光。”（《有感于编书三十载》，收入《看张及其他》）私心推测，类似阻力或许也让陈子善老师产生过“偏要如此”的动力。

　　陈子善老师1985年即开始关注并研究张爱玲，正是因为这一年8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出版张爱玲著作，也是张爱玲一九五二年去国以后首次重印她的作品，意义不一般。”陈老师随即写就《〈传奇〉版本杂谈》（陈子善：《前记》，《张爱玲丛考》，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从此走上了张爱玲研究的“不归路”，这种敏锐度与胆识自是远在一般人之上。

　　

　　《看张及其他》

　　其他各类研究与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自无须一一归结，统言之，长期浸淫，阅文无数，陈子善老师早已历练成为现代文学领域顶级的“鉴宝专家”、资深的“站台先生”。一篇《〈郁金香〉出土记》（2005年）实在是如同密探小说般精彩至极，连“离京赴沪的隆隆火车声”都嵌入文字，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张爱玲当年发表在上海小报《小日报》上的小说《郁金香》发现、认（鉴）定和宣介的过程。对于“站台”工作，陈老师显然也是乐此不疲。我虽然几乎无缘亲历此类现场，但从他近年来为影印本《新月》、《论语》（上海书店2014年版）、《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中华书局2015年版）、《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京报副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等文献专书所写的序言来看，绝非寥寥几句“是为序”的做派，而都是篇幅够大，文风专深，对相关书刊、文献以及文人事有着非常细致、清晰的勾描，凡此，均显示了他对于重印和新出版文献专书所抱有的热忱期待。

　　

　　《张爱玲丛考》

　　也正因为长期历练，第一手材料、“作品的历史原貌”构成了陈子善老师工作中的一些关键词，他多次强调20世纪80年代上海书店影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在“重写文学史”和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等方面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价值和意义无疑是多方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只要想一想，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一九八五年，陈思和、王晓明二位提出“重写文学史”是在一九八七年，他们都在文学史观上解放思想，提出创见，那么“参考资料”则在史料的发掘整理上解放思想，先行一步，以所影印的众多已被文学史家遗忘的稀见而又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有力地支持了“重写文学史”。而且由于“参考资料”全部“影印”，基本上保持了现代文学作品的历史原貌，直到今天仍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原始资料层面提供翔实可靠的保证。（陈子善：《新文学影印本之忆》，收入《看张及其他》）

　　“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后文还会涉及。强调民国书刊“影印”的意义，自是历史意识使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一批又一批”现代作家全集、文集的看法——批评性的看法：“从文献学的角度视之，可以作为可靠的文本提供研究的似乎不多。”有的是“遗珠之憾”，“更大的问题是不尊重历史，甚至歪曲历史，任意改动、删节，比比皆是。”“作者本人、作者家属以至编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死者讳，为政治讳’，再加上还要遵从当下的所谓‘出版规范’（譬如当时的一些特殊用语、方言和不合今天规范的文法都要修改之类），全集、文集本来主要就是提供给学者研究用的，这样编选出来的全集、文集，怎么能在研究工作中放心使用呢？”（《拨开迷雾 重新审视——答〈文学界〉彭国梁先生问》）由此亦可见此前谈到的作家“文献保障体系”问题绝非无的放矢。

　　当然，历史变幻莫测，文坛生态复杂，人事与文献的湮没乃是常事，钩沉与考证工作始终有其必要性。陈老师的考证功力早已是超九段水准，精彩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这里略举两例。

　　一例是那篇被纳入王晓明教授“重写文学史”视野的《关于新月派的新史料》。此文通过对于新材料的细致考订，纠正了梁实秋等人回忆的错误，指明了“新月派、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事实（此文原刊香港《明报》第272期，收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新月派”曾被打入历史的另册，较长一段时期之内不被正眼看待，到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尚不够深入，相关文献发掘有限，陈子善老师一番钩沉腾挪，三下五除二，既道清了事实，也纠正了错讹。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陈子善老师对于文坛生态和历史现场的看重——没有此等意识，也不会看清（意识到）“三位一体”的事实。

　　另一例更有意味，是那篇被陈子善老师戏称为令其“晚节不保”的《〈呐喊〉版本新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是何等“晚节”终至“不保”呢？在一个私下场合，陈老师戏称自己的论文从未得过奖，眼看已是古稀之年，纯洁的记录保全有望，没想到此文居然获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度优秀论文，而且还是头奖。获奖评语称：

　　论文以鲁迅《呐喊》初版、再版和三版为研究对象，考证了这部小说集最初三个版本的印数，及其与周氏兄弟失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和“乌合丛书”的关系，并从这一新的角度力图一窥鲁迅当时的心态，不仅填补了《呐喊》版本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有助于学界进入历史精微的细部和作家的心态史，也在版本考证中呈现了可资借镜的方法论意义，对打破初版本神话有精妙的启迪性，从而也为更完备地建构现代文学版本学提供了一个宝贵而精彩的个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按说，鲁迅始终是研究热点所在，“对《呐喊》的研究也早已成为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呐喊》的思想蕴涵和艺术特色不断被阐发，研究成果早已蔚为大观。但是，《呐喊》是如何诞生的？《呐喊》的版本变迁又是怎样的？”这一发问方式并非石破天惊，而是不一样的学术眼光和理路使然。较早时期的研究往往会因为某种语境限制而造成文献发掘的延宕状况，新文献的发掘与考释具有更突出的修正效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新月派”研究即是如此；那么，时至今日，鲁迅作品（集）的版本问题尚有新的讨论空间，足可见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历史现场，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发现不一样的问题。

　　对于《呐喊》的版本状况，陈子善老师在文末指出：“《呐喊》再版和三版本稀见”，并特别用注释对此一现象予以说明：“1990年代以降，《呐喊》初版本据原版数次影印，包括上海鲁迅纪念馆1991年编印的‘鲁迅小说集影印本’系列和北京鲁迅博物馆2013年编印的‘鲁迅作品初版本系列’等均已收入，已不难见到，反而再版本和三版本颇为少见，且一直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番景状，归根结底还是“版本意识”欠奉，即便是鲁迅这等最为重要的作家研究之中也有所忽略。再具体到本文的考证，版次与印数、文人事（如周氏兄弟失和）、文坛生态等因素虽细微，但都是剖开问题的利器，各因素层层推进，最终道出了围绕《呐喊》出版、再版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

　　

　　本文作者（中）与陈子善、王攸欣在2016年4月长沙理工大学的学术会议上

　　返观评语，其中所称“建构现代文学版本学”这么宏大的命题自不是陈子善老师要考虑的，但提供“宝贵而精彩的个案”显然是他所乐意去做的。而“进入历史精微的细部和作家的心态史”“在版本考证中呈现了可资借镜的方法论意义”一类说法，确是非常恰切地道出了陈子善老师工作的意义。

寻求“新的文学史写作多元化的可能”

就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而言，所有的工作似乎最终都无法摆脱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取的命运。

　　对此，陈子善老师实际上也是多有思考——不管研究界如何看待，他一直“自以为”是“重写文学史”工作的拥护者和推动者。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被陈老师赋予了“有力地支持了‘重写文学史’”的价值意义。而那些零碎的拾遗补缺工作往往被他赋予了“发掘‘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要义，即如《拾遗小笺》（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小引”所谈：“自从踏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漫漫长途，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自以为有意思的事，那就是发掘‘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拾取通行的文学史著述之遗落。”

　　

　　根据陈子善老师的观察，20世纪40年代的散文创作，“异军突起，杰构纷陈”，“其中有两支很特别，一为唐弢先生的‘书话’系列，另一就是赵先生的‘文人剪影’系列了”。“唐先生的‘书话’系列而今已获文学史家的定评”，“遗憾的是，赵先生的‘文人剪影’系列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赵景深写作‘文人剪影’系列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且“《文人剪影》、《文人印象》和《文坛忆旧》三书的编例是一致的，即先列小说家，次列诗家，复次列戏剧家，又次列散文家，最后列文学史家、语文学家和译家，外加‘合传’，自成一个体系”。这些散文现结集为《现代文人剪影》出版，用今日时髦的说法，也可说是一种“一个人的文学史”。基于此，陈子善老师进一步谈到了对于“文学史写作”的看法：

　　所谓文学史的意义，在我看来，无疑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我之所以推重赵先生的“文人剪影”系列，不但在它们为现代散文创作多样性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不但在它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坛史料，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新的文学史写作多元化的可能给出了有价值的启示。今天的“文学史生产”已十分发达，过于发达了，大都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理论则理论矣，体系也体系矣，然而，就是不忍卒读，除了作为大学教材规定莘莘学子死记硬背外，恐怕难有别的多少价值可言了。也许是我的偏见，我喜欢读赵先生的“文人剪影”系列和曹聚仁先生《文坛五十年》、温梓川《文人的另一面》这样的著作。对当时文坛的氛围和语境，对当时作家的行止和交游，对当时作品诞生的原委和经过，对当时人对名著的接受和褒贬，一言以蔽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知，我恰恰是通过像赵先生的“文人剪影”系列这样的著作获得的，它们本身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处对赵景深“文人剪影”系列散文的价值意义的判断，一连用了四个“当时”，显示了陈老师对于“历史语境”的看重——在另一处，此即所谓“评判文学史应放回当时的历史语境”（陈子善：《“重写文学史”之我见——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问》，收入《文学史内外——从鲁迅到张爱玲》）。基于对其意义的看重，陈老师还有更大的编选计划，即编选他所认识的“作家学者现代文学史研究著述计划”（此处几段关于赵景深的讨论，均见《看张及其他》）。这些内蕴着独特的“历史语境”的著述，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陈子善老师对于“‘离散’作家”的作品与相关资料的推介也值得单独提出。在《有感于编书三十载》一文中，关于“作家系列书籍”的段落还提到：

　　明眼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上述现代作家中，除了周作人、郁达夫、施蛰存三位，其他都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去了海外，或香港或台湾，乃至远涉重洋定居美国。我确实对这些“离散”作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为什么走？走了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又是怎样的？如何给他们在文学史上定位？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也激发着我，使我产生研究这些差不多已被遗忘的作家进而试图“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因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与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新加坡、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有关学者逐渐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些作家作品和研究资料的整理编订正是在他们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陆续完成的，我深深怀念已经去世的给过我帮助的柳门、陈无言、王敬羲、郑子瑜等先生。

　　

　　《文学史内外——从鲁迅到张爱玲》

　　当然，还应提到我向内地读者大力推介港台海外学者和作家的工作。他们中有夏济安夏志清兄弟、李欧梵、林以亮、陈之藩、董桥、蔡澜、李碧华、黄俊东、陶杰、迈克等，还有我建议出版的木心和吴鲁芹。这些都是海外学术史、文学史和读书史上成就斐然、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必由我编选，他们的文学和学术著作迟早会受到内地读者的欢迎。但是由于我的努力，他们或更迅速或更全面地进入内地，不但为普通读者所喜爱，不少人还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我为此深感欣慰。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声音，但我始终坚持，我相信自己的学术眼光。

　　这段文字既浮现了陈子善老师与海外联络的大致线索，也明确了其对于“‘离散’作家”的总体思考。大陆学界与海外人士的居间联络人，这原本就是陈老师非常重要的、甚至也可说区别于一般文献学者的身份之所在，其间所包含的“文学史上定位”，自是有待进一步的论证或厘清，但其所辑录、引进的文献——包括相关文学史著，无疑大大地丰富了既有的文学史版图，拓展了学界的文学史认知。

　　《“重写文学史”之我见——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问》（2015年）一文，则可以说更集中地包含了陈子善老师对于文学史的诸多看法。其中“文学史教学不能一条腿走路”版块，是以华东师大现代文学的教学为例，谈到了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并行的必要性；“‘重写文学史’对大学本科教学来讲，不仅文学史课要重新设计，作品选课也需要不断调整。”“发掘作品不以写进文学史为目标”版块，则是回答了关于“一直致力于打捞和发掘工作，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的提问，其中包含了多方面的含义，篇幅不小，宜照录如下：

　　这就涉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当年提出“重写文学史”，确实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重大的学术意义，对原来文学史研究的陈旧框架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重写文学史”。在我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对已经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特别是一些“经典”，重新加以审视、研读和讨论。当年对《子夜》重新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当然重新讨论有时也会走过头，你批评某一种倾向可能自己又形成另一种新的倾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对一部作品本来就应该从不同的视角来展开讨论，以前只允许一种视角，现在有两种三种四种，甚至更多的视角，总比一种好吧？虽然各有各的局限和问题，但这是正常的。

　　第二，是把以前在文学史上被忽略的、没有人关注甚至被遗忘的文学作品重新发掘出来，并且重新作出评价。现代文学史上许许多多有特色有价值的作品，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有的被遗忘，还有的被故意抹杀。举一个现成的例子。“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定性以后，这个“集团”所有成员的所有作品一律被封存，不能阅览，还怎么讨论，怎么研究？文学史著作中要么不提他们，要么就是无的放矢地批判一通。既然“重写文学史”，就应该把他们的作品重新出版，重新拿出来讨论，到底是怎么回事？七月派作家、诗人的作品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就不仅仅是对已写入文学史的作品重新评价的问题了。还有，张爱玲从1952年去海外后到1980年代初被遗忘，文学界都不知道这个人了，所以她的作品在上海《收获》杂志上重新刊登以后，大家以为又一个“文学新秀”冒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把自己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第二方面。从郁达夫开始，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施蛰存、台静农、叶公超、叶灵凤、常风，一直到张爱玲，这些作家以前的文学史都不讲、少讲或加以批判的，我努力发掘整理他们的作品和相关资料，自以为为文学史拾了遗补了阙。当然，重新发掘作家作品，发掘出来不一定就如何如何重要，作品如何如何优秀，不一定的，也许有很大价值，也许有一点价值，不一定非要写进文学史。有些作家也许进不了文学史，但他的某些作品有重新研究的必要。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不也这样吗？有些作家进不了文学史，但他的一篇两篇散文，一首两首诗词大家记住了，但写文学史的时候未必一定会提到他。现代文学史同样的道理，我把它们发掘出来，可能会部分改写文学史，也可能只对某一阶段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生态的研究有所帮助，都很好嘛！（陈子善：《文学史内外——从鲁迅到张爱玲》）

　　不难看出，在陈老师的观念之中，所谓“重写文学史”，不仅仅是观念的演变、“经典”的重评，也在于文献资料不断的“拾遗补缺”，即如20世纪80年代《收获》杂志重刊张爱玲小说所产生的效应。其他的“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而被历史所淹没的作家，其作品和相关资料的整理发掘，“可能只对某一阶段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生态的研究有所帮助”，也“可能会部分改写文学史”，所谓“发掘作品不以写进文学史为目标”，即在于这些作家作品对于“重写文学史”所具有的价值和潜在价值的看重。要是哪一天陈老师整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拾遗补缺’史”，那也不是什么意外。

　　不过目前所见陈老师负责的现代文学史著，大概只有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有意味的是，如总主编钱理群先生在“总序”中所言，“这是一部探索性的、区别于现有文学史，有特定角度、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现有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另一种展现其丰富性和叙述的多种可能性的方式”。个人猜测，正是这种定位，使得陈老师欣然接受了这一主编工作。

一种“佚文”案例：陈子善致彭燕郊信释读

行文至此原本也差不多该收尾了，但一想到陈老师热衷各类打捞工作，这里也忍不住要仿其道而行之，推出一种关于陈老师本人的“佚文”——为浩瀚的文献之林提供一种新鲜的案例。

　　在本人所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交流群”（微信群）的日常交流中，也会有人翻出他早年的一些短文，询问是否收入集子，或笑称是否“佚文”，如署名“陈子善”的《关于〈烟〉的说明》（《烟》为胡也频的作品）、署名“善文”的《〈宋庆龄与鲁迅〉补遗》，等等。说起来，“善文”还真不易确断，要不是陈老师现身说法，恐怕要成为一个疑案——经他确认并解释，“善文”是笔名，而不是“善”写的“文”。此外，对于热衷搜集陈子善老师佚文的读者，此处也还可以友情提醒下，根据陈老师本人在某文中的交待，“七十年代在插队落户时”，曾在某省报发表了六七篇关于鲁迅的文章，署名“智洪”。很可能是因为这几篇文章，陈老师被调入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不过陈老师“悔其少作”，这几篇当是没有入集（请允许对本资料的来源暂时保密）。

　　

　　署名“善文”的《〈宋庆龄与鲁迅〉补遗》

　　这里想捡出陈子善老师的两封信，收信人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彭燕郊，信中涉及梁宗岱译著在台湾印行事以及著名作家林海音等人，这等“文人事”学界尚不知晓，借此机会整理出来，并略作释读：

　　（一）

　　彭先生惠鉴：

　　新年好！

　　我在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编过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的有关文集（周、梁的集子都在岳麓书社出版，您可能见到过）。

　　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冒昧打扰，有一事求助。

　　您作序的《宗岱和我》一书已购读，深受教益。梁宗岱先生才学横溢，却一生坎坷，不能不使人扼腕！而甘少苏女士的朴素而亲切的回忆文字，更使人怀念这位著名的诗人、翻译家。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在海内外学术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出书品味很高，他们有一套“联经经典”，已收入杨绛女士译《堂·吉诃德》、孙大雨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等书。该公司总编辑林载爵先生系我好友，最近来信谓拟考虑在台湾印行梁宗岱先生翻译的《蒙田随笔》、《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水仙辞》等（合成一册），嘱我设法与甘少苏女士联系。

　　我想这是一件好事，因此写信向您打听甘少苏女士的具体地址，烦拨冗函示，以便去函征求甘女士的意见。我希望能够促成此事，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两岸的文化交流，对梁宗岱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您说对吗？

　　

　　

　　陈子善致彭燕郊信

　　草草不恭，盼赐复。谨请

　　文安！

　　后学 陈子善

　　1.15

　　惠函请寄：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

　　陈子善收，邮编200062

　　信尚未寄出，接到重庆出版社王致中先生来函，始知甘少苏女士也已于前年谢世，令人泫然。现不知梁宗岱先生在国内还有子女否？有谁是合法继承人，可作为子女代表与联经出版公司接洽？如您知道，盼便中示知，至感！

　　1.15 下午

　　（二）

　　彭先生惠鉴：

　　大札两通先后奉悉，不胜感谢！

　　我的研究工作能得到您的肯定，深感荣幸。其实我做得很不够，还应加倍努力，今后盼多多指教。

　　关于梁宗岱先生译著在台湾印行事，承您指点，十分感激！台湾林女士大概是指女作家林海音吧？既然梁思薇女士是梁先生的合法继承人，此事自当遵嘱办理。敝友吴兴文兄四月份会来上海，尊意当如实转达，请他们联经出版公司酌定。您对此事热心相助，我也会转告他的。我希望梁先生的译著能顺利在台印行。他们那里书印得又漂亮又好，对梁先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我日前得知北京三联最近出版了尊著《和亮亮谈诗》，很想拜读，但上海目前还买不到，如您手头还有剩书的话，有可能惠寄一册供我学习否？冒昧求书，先此致谢！

　　草草奉复，敬请

　　撰安！

　　后学 陈子善上

　　3.31

　　就其起因，陈子善老师写信跟前辈彭燕郊先生联系，包含了联系当事人（线索）、大陆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等方面的因素，这是他工作的一贯策略。他在回忆文中称：“与燕郊先生的交往可说是真正的‘忘年交’、‘君子之交’。除了一次见面，我们只通过三次信。”首次通信是1992年1月（陈子善：《诗般跌宕的生命——岁暮怀燕郊先生》），也就是上面所列的第一封信。信中所称《宗岱和我》是梁宗岱遗孀甘少苏女士的回忆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书前有燕郊先生的《一瓣心香（代序）》。20世纪80年代前期，彭燕郊在筹划大型外国诗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的过程中，即曾向梁宗岱先生征询意见并征稿，很快即出版了《梁宗岱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83年11月梁宗岱去世后，甘少苏“把宗岱先生的几乎全部遗著”都寄给了彭燕郊，并“不断地”“寄来宗岱先生生前好友的悼念文章”，其中就有《宗岱和我》的初稿。彭燕郊所操持的“散文译丛”之中，又有署名梁宗岱、黄建华合译的《蒙田随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彭燕郊的建议、鼓励和帮助之下，甘少苏女士用五年多时间，五易其稿，于1989年7月定稿回忆录《宗岱和我》。

　　陈老师信中所提到的“林女士”，正是林海音。目前在燕郊先生的遗藏之中可找出林海音寄自台北的两封信，一封是1991年6月26日致莫渝，另一封是1992年致彭燕郊。莫渝是台湾作家，笠诗社同仁，20世纪80年代即与燕郊先生开始书信联系（具体时间待考），并长期寄赠《笠》诗刊。从前一封信可知，彭燕郊托莫渝将新出版的《宗岱和我》寄给林海音，林在接到书之后复信莫渝，并有“谢谢彭燕郊先生，你写信时务必替我谢谢他”之语。此信是复印件，从本年7月17日莫渝来信可知，彭燕郊应是托莫渝询问在台湾印《宗岱和我》的事宜，莫渝也曾询问过大地出版社的姚社长，并转来林海音给他的信。后一封信的落款仅有年份，未署月日，但从信中内容可知，彭燕郊已获得林海音的联系，1月22日，彭燕郊给林海音去信，并夹寄一信，托她转给梁宗岱先生的女儿、其作品版权的“合法继承人”梁思薇女士。林在回信中表示梁宗岱的子女梁思薇等人暂时无法联系上……

　　至于信中所称《和亮亮谈诗》，是燕郊先生的诗论集，三联书店1991年5月出版，为“今诗话丛书”之一，收入3篇长篇诗论文章：《论感动——关于诗·诗人的随想录》《关于形式美》《关于现代诗》。燕郊先生素好赠人书刊，《和亮亮谈诗》是他最为重要的诗学论著，更何况索书者是来自沪上著名大学的文学教师，想必当时一定是欣然题赠寄上。

　　我是燕郊先生去世几年之后，在整理其书信时翻出这两封信的。记得曾告知陈子善老师，请他找出燕郊先生的去信，并想以此做一个小专题梳理一番，但陈老师表示燕郊先生信中对他“溢美”过多，不宜拿出，也就是迟迟没有下文。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和语境——本文写作时也未单独与陈老师沟通，这里也就是浅尝辄止，留下一些线索等待日后再行剥索。顺便说一句，陈老师与海内外各路人物联络广泛，定有海量的书信有待整理和发掘。

　　也还是在回忆燕郊先生的文章中，陈子善老师写道：

　　一九九二年一月，我与燕郊先生首次通信，这位著作等身的前辈诗人对我这样的后学不吝赞扬之词，使我大感意外，受宠若惊。他在信中明确表示：“尊辑有关郁（达夫）、周（作人）、梁（实秋）诸集，已成寒斋藏书中之珍本，钩沉集腋，功在文苑。”这与其说是他肯定我的努力，不如说他由衷地欢迎整理出版周作人、梁实秋等长期被文学史遮蔽的作家的作品更为恰当，也足证燕郊先生的思想充满活力，他的文学史观是开放的，包容的，与时俱进的。而他自己在八十年代克服种种困难主编的“诗苑译林”丛书，曾使多少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入迷，不同样也是“钩沉集腋，功在文苑”吗？（陈子善：《诗般跌宕的生命——岁暮怀燕郊先生》）

　　关于梁宗岱，彭燕郊不仅完成了《诗人的灵药：梁宗岱先生制药记》（《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这般非常精彩的回忆文，而且对“后学”李振声、陈太胜等人搜集梁宗岱资料和从事相关研究之事给予了非常热情、无私、细致的帮助，李振声即曾感慨彭燕郊对于他编选《梁宗岱批评文集》的“悉心关照”，不仅寄去手头上珍藏关于梁宗岱的各种资料，而且在整个编选过程，“前后作了不下十数次的书信往来，从大到篇目的敲定，小到现在难以觅见的资料的复印”，“始终是有求必应”，“甚至还自告奋勇”替他“致信现居香港的梁思薇女士，征求她对乃父这本诗学文集出版事宜的允肯”，这让他“真实地弄懂”了“薪尽火传”这个典故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关乎像他“这样一介晚学的事，而是关乎到一宗文化遗产的守护和传承”（李振声：《薪尽火传》，《中华读书报》，1997年3月26日）。

　　

　　陈子善与本文作者合影，2018年9月，广州白云机场

　　《宗岱和我》大陆版甫一出版，燕郊先生即去信与莫渝商议此书在台湾出版的事宜，而在接到陈信之后几天，又马上去信向林海音询问相关情况，凡此，均显示了他对于梁宗岱及其作品出版事宜的热忱——往更大处说，就是对于文化的热忱。料想陈子善老师在给燕郊先生去信时，当想不到燕郊先生对他所辑录的书籍非常熟悉、大加赞美，而且还如此热情地操心梁宗岱事。“钩沉集腋，功在文苑”这一说法，彭燕郊用来评价后学陈子善正在进行的工作，陈子善也借此来评价前辈彭燕郊当年的工作。此番传递，亦有“薪尽火传”的真义在。

　　这也是本文最终想要表达的，陈子善老师的全部工作，有文献的特殊价值在，有方法论的意义在，有文学史的多元诉求在，也还始终有文化的力量在！

　　这力量令我备感温暖，也敦促我不断沉潜、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