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

　　启明先生：

　　顷得卅日手示敬悉。刘半农先生稿件即请先生寄下王尔德的散文诗。不知此外还有何项佳作可以给《说报》，请先生酌寄。刘先生法国常住否？

　　落华生即许地山先生的别字，他这篇比其余的好，因为这就是写他自己的事。他的妻去年亡故，现留一女，在沪上其兄寓中，不过仅只三四岁，比承欢等小得多了。但因全篇的情绪总是真实的，所以就好了。

　　《说报》每月收到外间投稿（大抵不相识者）总在五十份以上，长篇短制都有。但好的竟很难得：觉得他们都有几个缺点是共同的：（一）是描写的事境，本身初未尝有过经验，（二）是要创作然后创作，并不是印象深了有不能不言之概，然后写出来，（三）是不能用客观的观察法做底子，（四）是只注重了人物便忽略了境地，只注重了境地便忽略了人物，一篇中的境地和人物生关系的很少，不能使读者看后想到：这境地才会生出这种人。虽然有些先生们偶然投一二篇来，却写得实在很好，但大多数创作先生们是不很好的。弟觉得这些普遍的毛病惟有自然主义可以疗之，近来我觉得自然主义在中国应有一年以上的提倡和研究，庶几将来的创作不至于复回旧日“风花雪月”的老调里去。先生对于这意见以为对否？

　　《说报》中长篇都有结束，惟《妇人镇》一篇之第二幕至今未续，一则无此一大篇幅，二则泽民尚未译出，但今年内总想登他出来。

　　新希腊小说已请人译出一篇，其余尚有多篇，拟择短者译之，今附上目录，先生已译的Ephtaliotis短篇请即寄下，备十号用如何？因新希腊短篇集内的几篇，大概寓意不很好也。

　　欧化国语讨论拟在九号上辑集各方议论，先生的信便于此时一并登出。

　　三十日寄上一信言十月号筹备事，想已寄到，捷克与波兰两评论文，务请先生担任。余后白，即颂健康。

　　沈雁冰〔一九二一年〕八月三日

　　再有一事渎神：舍弟本拟于下半年进上海之同济预科，现在听说此科并非专为预备德文而设，乃为预备入同济本科而设，故其中有物理化学算术等科，仍很注重。泽民只在读文字，进去不上算。故拟改入北大的德文班。不知此班能否旁听？每星期科目如何？敢请先生便示一二，至为感激。

　　又顿

　　一

　　1921年7月30日这一天，茅盾和周作人都给对方写了信，茅盾在收到周作人30日的信后，立即就回了这封。信中所提到的《说报》（即《小说月报》）1921年10月“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筹备事、新希腊小说翻译事和沈泽民准备学德文事，笔者已于此前的文中解读过，此处不赘。

　　在这封回信中，茅盾之所以一开头提到刘半农，是因为刘半农来投稿，而且是通过周作人代投的，投的是刘半农翻译的王尔德散文诗5首,即《美术家》《为善者》《传道者》《主》《公判室》。茅盾收到刘的译稿后，很快就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1921年11月)刊发了。

　　根据茅盾此信可知，刘半农在20世纪早期所翻译的散文诗人不止泰戈尔和屠格涅夫，还应该加上王尔德。王尔德的作品最早进入中文世界是在周氏兄弟1909年编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首篇就是周作人译的《安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1888),“Wilde”被译为“淮尔特”。先是童话，接着是戏剧，再后是小说，王尔德的作品陆续被翻译成中文，这其中，诗歌（包括散文诗）是比较晚被翻译的。就王尔德的诗歌而言，刘半农的译作是最早发表的。

　　茅盾希望刘半农能继续供稿，但却请周作人酌寄，而不是直接去向刘半农约稿，原因是茅盾与刘半农不熟悉，而周作人与刘半农则是要好的朋友。

　　刘半农在其遗稿《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他与周作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启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启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

　　刘半农中学（常州府中学堂）没毕业就主动退学，之后，只身闯荡上海滩，编演文明戏，撰写鸳鸯蝴蝶派小说。后仅凭一席谈，其革命热情和惊人才华为陈独秀所激赏。陈独秀先是在1916年10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他的《灵霞馆笔记》，接着以文科学长的身份向校长蔡元培推荐刘半农到北大任教。1917年夏天，由蔡元培签署、陈独秀书写的聘书送到了刘半农的手上。刘半农旋即北上，初到北大时，暂居与教员休息室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在一次课间休息时，周作人与刘半农初相遇并一见如故，而在此之前周作人已经赏读过刘半农的《灵霞馆笔记》。

　　

　　刘半农

　　1917年，刘半农年方26岁（生于1891年），他说自己“已二十七”其实是论虚龄。周作人的性格文静，思虑颇重，但他喜欢跟自己性格相反的人交往；刘半农恰恰是活泼开朗的典型，而且天真烂漫（周对刘的评语）。因此，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近乎知己。

　　刘半农1917年到北大当预科国文教授时，茅盾已经在北大预科部毕业一年了，所以两人没有交集。1921年，茅盾写作此信时，甚至连刘半农的具体行踪都不知道，所以他问周作人“刘先生法国常住否”？

　　因刘半农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到北大后，被胡适等高学历者轻视。1920年2月7日，30岁的刘半农挈妇将雏，赴英留学。后来，由于无法承受伦敦的昂贵生活，于1921年6月又举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这离茅盾写此信只有区区两个月。当时从法国到中国的信件要走一个月，所以茅盾不太确切了解刘半农的海外行踪，也是合理的。

　　茅盾在回信中说：“落华生即许地山先生的别字，他这篇比其余的好。”1921年是许地山创作的重要一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命命鸟》发表于1921年1月的《小说月报》，接着又以落华生为笔名在同年4月、5月、6月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先后发表了《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等短篇小说。

　　茅盾信中所说的“这篇”，应该指的是许地山不久前刚刚发表的《黄昏后》。这篇作品主要写男主人公眷恋亡妻的感情，极其细腻哀婉。茅盾从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这篇作品的喜爱，“因为这就是写他自己的事”，“全篇的情绪总是真实的”。

　　那么，许地山在这篇小说中融汇了自己的什么事呢？1920年7月许地山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即留校任助教，他的第一个夫人林月森是台湾台中人，工作稳定下来后，许地山便请妻子北上团聚。不幸的是，林月森赴京途中病逝于上海。许地山把自己对妻子的眷恋和怀念之情写进诗文，比如这篇小说《黄昏后》，其中还塑造了一个女孩的形象——即茅盾信中所说的承欢，原型既是许地山和林月森的女儿许攀新。

　　二

　　从1921年1月起，茅盾对《小说月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收效甚著，到了8月，《小说月报》已俨然成为新文学的重要言论阵地。而作为主编，茅盾认真地读了投来的稿件后，感觉相当不满意。在此信中，他透露了一般来稿的普遍缺点。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茅盾所认为的好稿子所应该具备的几个优点，即：描写的事情和情境，本身应有过经验；有不能不言之概，然后写出来；要能用客观的观察法做底子；境地和人物应该相生。

　　那么，对于来稿中存在的“普遍的毛病”，如何规避呢？茅盾认为“惟有自然主义可以疗之”。

　　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盛期。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是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其代表人物是左拉。

　　中国最早输入自然主义文艺思潮的是陈独秀，早在1915年，他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认为“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同年，他又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4号上连载长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重点介绍了自然主义，并预言：“自然派文学艺术之旗帜，且被于世界。”

　　

　　许地山

　　20世纪早期，诸多欧美文艺思潮涌入中国，一开始自然主义只是其中一种，而让它在中国的文艺格局里独树一帜甚至鹤立鸡群，并跟中国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的，贡献最大者非茅盾莫属。

　　茅盾接过陈独秀的自然主义旗帜，利用《小说月报》这个话语平台，一再为之摇旗呐喊。早在1920年1月，他在《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发表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就高声说：“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潮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

　　茅盾把“写实派”与“自然派”并举，并非表明他同时倡导两个“主义”，而是因为他那时对这两个主义还没有系统地辨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混着用的。比如，他把批判现实主义阵营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称作“自然派的先驱”，甚至曾把“法国的福楼拜、左拉等人和德国的霍普特曼，西班牙的柴玛萨斯，意大利的塞拉哇，俄国的契诃夫，英国的华滋华斯，美国的德莱塞等人”都拉到了“自然主义”的旗下。要知道，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派的鼻祖。虽然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称英国浪漫派为自然主义（其煌煌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即名为《英国的自然主义》），但他可能比较侧重于华兹华斯对大自然（Nature）的崇拜和对人类本性(Nature)的推崇；这跟我们平常说的自然主义其实不是一回事。茅盾混淆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问题的源头还在陈独秀，如在前面所引的他那段话里，“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就是并列的。

　　几乎在写作此信的同时，茅盾在题为《最后一页》的文章中，又“把自然主义狠狠提倡一番”。几乎同时，在《评论四五六月的创作》中，他又呼吁：“我对现今创作坛的条陈是‘到民间去’；到民间去经验了，先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

　　到了1921年12月底，在为自然主义冲锋陷阵了一年之后，茅盾作了中期总结。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中,他明确地指出：“自然主义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这不但对于读者方面可以改变他们的见解、他们的口味, 便是作者方面, 得到了自然主义的洗炼, 也有多少的助益。”

　　发表于1922年7月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是茅盾用自然主义给存在“普遍的毛病”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开出的一个药方，或者说是自然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案。茅盾认为，自然主义作家往往描写意志薄弱的个人受环境压迫而无反抗之余地，个人之性格是由环境造就的，比如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作品《嘉莉妹妹》十分注重社会环境的描写，尤其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决定作用。如论者所言，这是茅盾“集中研究现代中国创作现状, 深入阐明中国现代小说存在的弊病及其纠正方法的首篇论文, 它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茅盾所认识到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遵循的具体创作法则”（徐学《茅盾早期创作与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三

　　

　　沈泽民

　　“《说报》中长篇都有结束，惟《妇人镇》一篇之第二幕至今未续”，茅盾此处所提及的《妇人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作者署名“西班牙阿尔伐昆戴罗斯兄弟”，译者署名“沈泽民”。“阿尔伐昆戴罗斯兄弟”的原名为Alvarez Quintero，后来通译为“阿尔瓦雷斯·金特罗兄弟”，是出生于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对兄弟剧作家，兄名塞拉芬（Serafin,1871年3月26日-1938年5月12日）、弟名华金（Joaquin，1873年1月20日-1944年6月14日）。《妇人镇》是一出两幕剧，从刊登第一幕译文（2月）到写此信（8月），已经过去半年了，或许是译者沈泽民太忙，还没有译竟。茅盾想在1921年内刊出第二幕，但直到1921年最后1期即12期发行，《妇人镇》的最后一幕译文仍没有刊出。

　　至于茅盾信中提到的“欧化国语讨论拟在9号上辑集各方议论，先生的信便于此时一并登出”一事，是指1921年9月号《小说月报》“通信”栏的“语体文欧化讨论”，其内容比较简单，篇幅只有一页，参与讨论者包括“记者”（或者说编者）在内，一共3个人。打头的是周作人。他是欧化派，主张“反对者自己应该先去试验一回，将欧化的国语所写的一节创作或译文，用不欧化的国语去改作，如改得更好了，便是可以反对的证据。否则可以不必空谈。但是即使他证明了欧化国语的缺点，倘若仍旧有人要用，也只能听之，因为天下事没有统一的办法。在艺术的共和国里，尤应容许各人自由的发展。所以我以为这个讨论，只是各表意见，不能多数取决”。从语气上来说，周作人这话可以说是绵里藏针；而从逻辑上看，则有点霸道或者说执拗的意味。艺术是共和国，应容许每个人自由的选择和实验，可以选择欧化，也可以选择不欧化。欧化论者不该强迫别人去欧化，不欧化论者也不应该肆意否定欧化。

　　与对方阵营相比，当时欧化论者，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弱势一方，只有少数人在实验。周作人则认为，在艺术共和国里，真理未必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或者说对真理的决断不能由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来操作，他奉劝不欧化者用不欧化的国语去改作，或是因为他认为，那样的改作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更好的效果，欧化的国语比不欧化的至少在语言的实用交流功能上更胜一筹。不难看出，在“语体文欧化讨论”中，周作人重视实用，轻视空谈。

　　周作人虽然倾向于欧化，但他并没有强求所有人都欧化。而给他写信的那位先生的语气则要激烈甚至激进得多，他说：“中国语之幼稚贫弱不完全，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文’也如此。别国一句平常话，我们却说不清楚，或者非常含混，所以非‘欧化’不可的。”他指责中国语文的缺点是幼稚贫弱，不能完整清楚地表情达意。在“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氛围里，欧华国语是比较和缓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字）的态度，相对比较激进的是拼音化，而更极端的则是直接废除汉字的主张。汉字似乎成了中国文化的原罪和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祸首。某先生就是这么不无绝望和愤激地说：“这样四角方方不能变化的字恐怕终于欧化不来，无路如何改革，也免不掉拙笨含糊，这实在是我们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一个致命伤。”他把汉字当作历史致命伤，不治之症，而且会传染到所有使用汉字的国人，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冲动。

　　周作人侧重的是语法的欧化，“某先生”强调的是中国语文本身的不可救药——想欧化都不可能完成。第三个发言人李宗武则回到“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主题——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他在并非全面否定文言的前提下，认为白话胜于文言，“我不极端反对明白浅近的文言，如用冗长无味的白话，倒不如文言好；但在同一标准之表现力时，我相信白话比文言好”。他的这番话，正如茅盾在按语中所说，“和语体文欧化这问题有点不相关连”，但茅盾借机指出，“反对欧化语体文的先生们是反对‘欧化’，不是反对白话。”

　　茅盾在这个栏目的最后一段按语中说，他本来还收到另一封信，题目是《文言与白话之优劣论》，结论是文言优于白话，但作为编辑，茅盾的态度是，“这种议论，我们认为无登出来的必要”。由此可见，茅盾在这个栏目的安排上显示了非常明显的导向性：提倡白话，力挺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