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秋雨连绵，天空晦暗，压抑的氛围更加重了我心中的悲痛和思念。我前往八宝山参加李希凡先生的追悼会，一路上跟随李希凡先生编纂《中华艺术通史》的情景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前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然而我却乐此不疲，十分珍惜和留恋，因为它是我人生中最欢快也最有成就感的一段生命历程。我在李先生的谆谆教诲下，既学会了编书做学问，也领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此后我一直跟先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即使出国在外我也要跟他通话问候，本打算这次回国后去看望他，没想到就在约定见面的前几天传来了他的噩耗……

　　早在大学时代我就知道了“小人物”的大名，并接受了他解读《红楼梦》的主要学术观点，心中自然充满崇敬。但真正和李希凡先生结缘是在他从《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位置上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并主持工作之后。在很长时间里对这位新任掌门人的了解并不多，只是在偶尔的接触中感觉到他很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倒更像是一位平和的学者。几年后，李希凡先生突然聘请我担任他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清代卷主编，而且还任命我为全书的三位副主编之一。

　　《中华艺术通史》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书十四卷本七百多万字，涵盖戏曲、美术、音乐、曲艺、舞蹈、建筑等几乎所有艺术门类，上起原始艺术的发端，下至清代，堪称工程浩大卷秩繁多的一部巨制。因为我院的建制几乎囊括了所有艺术学科，而且也集中了全国一大批艺术研究的顶尖人才，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肩上。从这一科研项目的立项，到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来承担这一历史任务，李希凡先生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和魄力，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了他的学术成就和在学术界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李希凡先生义无反顾地举起这面大旗，不仅这座学术工程的大厦很难能够在我院破土动工，而且也很难吸引和召集起一大批青年才俊心甘情愿地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毫无怨言地投身于这一长篇巨制漫漫无期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之中。

　　《中华艺术通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和填补学术空白的巨制，因为此前艺术研究领域只有一些单学科的艺术史问世，这表明对中国艺术史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尚未提到日程上来。李希凡先生出于对源远流长而又灿烂辉煌的中国艺术的热爱，和作为一位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学者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面大旗，也因为他对自己领导多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整体研究队伍的实力有充分的信心。不过即使这样还是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他付出了退休后晚年的全部精力。

　　因为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李希凡先生必须带领他的团队从创建中国艺术史的独特体例开始，来全盘规划这部大书的架构，包括图文并茂的图片与文字的比例，十四卷本的设置，直至每卷章节的标题，都需要经过反复多次讨论和争论，最后才能落到实锤。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这部大书风格的统一，又全面体现中国艺术史的美学精髓和文化风采。

　　李希凡先生作为总主编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调动十几位分卷主编和几十位撰稿人的积极性，并把他们融为一个整体的问题。参加这部大书编撰的众多学者都是在各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精英，其中还有外聘的分卷主编和撰稿人，由于个性的差异和表达意见方式的不同，特别是一些学者过于自信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经常在讨论过程中出现面红耳赤的争论，甚至不欢而散的尴尬局面也时有发生。这种时候最能考验李希凡先生的定力和化解矛盾的高超艺术。在我的记忆里，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发过火，也没有批评过什么人，很多人都说他们主要是冲着先生的人品和威望来参加《中华艺术通史》编纂工作的，的确，如果不是李希凡先生的凝聚力，很难吸引住几十位学者聚集在他的身边，其中十几位分卷主编甚至花费十几年的心血一心扑在这个集体项目上。

　　

　　《中华艺术通史》清代卷·上编

　　李希凡先生的长者风范不仅体现在他的领导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时时关心和体贴每一位合作者的仁爱上，他既能平等待人又能循循善诱，充分调动和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他在学术观点上绝不搞唯我独尊，即使是总主编的意见也可以讨论和修改；而对于每一位分卷主编乃至撰稿人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成果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肯定，只要你说得有道理，哪怕只是一家言，只要不违背通史作为信史的原则，就尽量予以采纳。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使这部通史不但全面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吸收了大量编撰者新的有创建性的学术观点，从而站在了学术领域的尖端。在这方面我有深刻的体会。我所负责的“清代卷”（上），其中清代戏曲部分都是由我亲自撰写的，由于我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板式变化体戏曲源流研究》，为此我对中国四大声腔体系之中的板腔体进行了深入地考察和研究，进而提出板式变化体戏曲的鼻祖是最初流行于陕西一带的梆子腔，而梆子腔的音乐结构则是从陕西民间说唱艺术之一的“说书”的曲调基础上演变而来，至于梆子腔七字句的上下句的词格结构，则是渊源于民间说唱的弹词和宝眷。后来我的博士论文虽然作为专著出版，但是我对板式变化体戏曲形成的研究观点，却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而存在。在撰写通史清代卷的时候，我曾经反复思考过要不要将自己的一家之言写进去，但经过认真思考后，我还是认为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的。李希凡先生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他的认可是对我的巨大鼓舞和肯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每位分卷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学术成果都在这部通史中得到了体现，这既体现了李希凡先生的学术民主思想，也体现了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苏国荣先生是通史的常务副主编，他在前期协助总主编做了很多工作，可惜他在率先拿出“明代卷”（上）初稿后就不幸离世了，这对整个通史的编撰工作当然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常务副主编的工作只能由另外三位副主编来分担。但在通史出版时的署名问题上，李希凡先生没有忘记苏先生的贡献，在征得其他副主编的意见后，仍然署上苏先生的常务副主编的大名。由此可以看出李希凡先生的宽厚仁爱之心，他是从不会亏待每一位合作者的，也因此博得每一位合作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拥戴。

　　苏国荣先生故去后，李希凡先生将后来的审稿和改稿工作的重任交给陈绶祥、秦序和我三人来完成，而编辑部的工作主要由林秀娣来担任。所以，从中期到后期的将近十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李希凡先生的身边工作，包括通稿和定稿，以及同出版社协商出书的有关事宜。这样一来跟李希凡先生的接触也就更加频繁，当然关系也更加密切，直至成为可信赖的朋友。我们三人的分工是，除了各自担任分卷主编之外，绶祥负责整部通史的绘画、书法、建筑和园林艺术部分，秦序负责音乐和舞蹈部分，我负责戏曲、曲艺部分。一部通史上下几千年，每一个艺术门类都是一部大书，我们三人各把一摊，不但要审查多位副主编和撰稿人的稿子，还要统稿和改稿，既要统一风格，又要对稿子的内容、行文和用词的规范，逐一进行修改，其工程之繁重和工作之繁琐与枯燥，令人头昏眼花苦不堪言。

　　李希凡先生很理解我们的苦衷，他想了很多办法解决我们的困难，其中一个很奏效的办法就是几次将我们集中到民盟的社会主义学院进行改稿，这样既可以集中精力不受干扰又可以解决吃住问题。每次集中改稿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李希凡先生总是率先示范，跟我们吃住在一起，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进行沟通和交流。那里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房间小得仅能容一床一桌，伙食也很简单，李希凡先生也已年逾古稀，还是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却同我们甘苦与共，每当吃饭时大家总是有说有笑，无所顾忌地交流各种渠道的新闻信息，欢声笑语伴随始终。在编书期间，李希凡先生处处为大家着想，徐潮老师更像老大姐一般关心照顾我们，使我们备感亲切。所以尽管很劳累，而且将十几年的心血都搭了进去，可是我始终认为这段岁月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快意的时光，我不仅通过这部大书的编撰成就了自己最为看重的学术成果，也收获了李希凡先生和几位合作者的友谊，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中华艺术通史》明代卷·上编

　　

　　《中华艺术通史简编》

　　李希凡先生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党的忠诚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他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但他同时又是位与时俱进和善于吸收新鲜事物的文艺理论家和有深厚造诣的学者，所以他在学术观点上既能跟上时代的潮流，又能尊重标新立异的独创精神，也能包容不同的观点，这些就成为他能知人善任的前提和基础，他的宽厚性格和善良的本性更是博得我们的信赖和尊敬。我每次出国期间都很想念李希凡先生，除了打越洋电话问候，回国都要登门拜访看望；先生也多次通过林秀娣将我们召集在一起吃饭叙旧，席间大家谈天说地，其乐融融，通过编书结成的友谊堪称地久天长。

　　李希凡先生是在他退休后正式主持通史的编纂工作的。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不仅一直心系通史，而且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这部长篇巨制，其中包括通史出版后的一些后续成果，如《中华艺术通史简编》和几种通史外文版的面世，都花费了他的很多精力。可以说《中华艺术通史》既是李希凡先生晚年的学术力作，也是他一生学术成果的集大成，换句话说在通史之前，李希凡先生主要是以著名文艺理论家和著名红学家享誉于世的，而《中华艺术通史》不仅使他跻身于学问大家的行列，也完成了他从文艺理论家到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的转身和升华。

　　因为我有幸一直陪同李希凡先生参加通史的工作，所以对他为这部巨作付出的心血和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有深刻的了解。可以这样说，李希凡先生不但是这部通史的唯一和直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还是学术上的高屋建瓴的引领者，更是这部通史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的灵魂。他在学术领域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多年研究中国文艺理论和古典小说的学术积淀之上，又通过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过程，站在文化和美学的高度，深入的考察、思考和研究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演变脉络，以及各个时代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这就使他总是能够站在学术的高度上统领和引导各分卷乃至主要撰稿人的写作。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具有理论高度的大学问家的指导和引领，不要说这部大书的编撰必定会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即使是学术观点和风格也必定会杂乱无章。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通史则以通达和统一、既吸收了最新的学术观点又涵盖了早有定论的学术成果而受到一致好评。

　　

　　李希凡先生

　　李希凡先生另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他为这部通史写的几万字的“总序”。这篇总序既是对《中华艺术通史》的高度的美学概括，同时又是学术界对中国艺术史综合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力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李希凡先生在“总序”中说中华艺术通史“既是中华多民族艺术的历史创造，也是在社会文化形态中多彩多姿极富民族特征的艺术结晶。中华艺术有自己的审美理想与表现形态，也有不同地域与诸多民族各个历史阶段上的不同侧重”。他还说：“《艺术通史》的编撰是论述自远古以来随着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华艺术生成演变的全过程，它是一部囊括中国传统主要艺术门类的综合的大型艺术通史。”可以说这既是作为总主编的李希凡先生为这部通史定下的基调，也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总体把握。

　　在这篇“总序”中，李希凡先生详细地论述了《中华艺术通史》的研究对象与编撰宗旨，也精辟地论述了“中国传统思想与传统艺术“的关系，并且对“中华艺术精神及其特有的观念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概括了中华艺术的美学特征：其一，“天道”“人道”“天人合一”；其二，“情与气偕”“气韵生动”;其三，“境皆独得，意自天成”；其四，“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这四大美学特征独到而精彩的论述，体现了李希凡先生对中国艺术通史的深刻理解，而且还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作出了独到而精辟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