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年10月29日凌晨，我国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先生逝世，享年91岁。李希凡，1927年12月11日生于北京通州。1953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肄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1955年1月调入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历任文艺评论编辑、文艺评论组长、文艺部副主任、常务副主任。1986年至1996年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共同撰写和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开辟了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分析《红楼梦》艺术成就的研究道路。在此后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希凡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创作、电影创作等，成为当代红学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本刊特别刊登丁亚平、孟繁树、胡晴、谭凤嬛四位作者的纪念文章，以示悼念。

　　一

　　2018年5月的一天，李希凡先生为一名报考我院博士生的考生的事，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这位考生是一家报社的记者，考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三次，都没考上，压力很大。李先生说因为这个记者采访过自己，几次打来电话希望他帮助问问，看看还有没有机会。一向有原则的他，犹豫再三，还是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就给我打了这个电话。作为影视系主任，我介绍了相关情况和规定，表示她的事今年恐怕不可能了，但可待来年再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多少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但李先生有。他和一般人其实是一样的，而且宽厚善良，待人以诚，是一个好人。

　　在新的时代，作为曾经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泽东主席表扬过的“小人物”，李先生不骄傲自大，不将外在的东西视作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象征；他也没有忐忑和不安，相反特别感恩时代的安宁。也许有人会提出他为什么不能像一些从“文革”走出来的人一样有反思的心？可是，让他反思什么呢？书生意气？耿直人格？批评俞平伯这样的文化大人物？当年，《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也仅仅是重视不同意见的讨论，而且经过了杂志编委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等著名学者的评审，不论资排辈，意在努力注意培养青年人嘛。年轻人关于商榷《红楼梦》不同看法的文章，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质，某种观念激起的理想，可以视为一种学术的坚守与学风的坚持，属于不断自勉、不甘于对他人的作品“只说好不说坏”而葆有批评锐气的年轻者所为。

　　李希凡先生写过多篇红学论著，见解独到。相比较早期用革命的“阶级”话语来分析作品，他晚年的论著，更开启新路，比之前的更立体更人性，“把一切异己的不同观点内化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詹丹《马克思主义红学的审美维度》，《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5辑），体现了一种更高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晚年，他和大女儿李萌共同完成的那部红楼梦人物论的著作，很多观点更深刻更清晰。而且，出于对红学的执着和敬畏，对学术无止境的追求，他将这部已出版的人物论专著，再次修订，重写部分超过一半，在当下这个浮躁粗砺的时代，这尤为难能可贵。重写和修订时，李萌已经去世。怕他经受不住打击，家人隐瞒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他是在女儿去世四年后才得知的。在《红楼梦人物论》这部著作修订版的后记中，他写道自己苟活在世，大女儿却早已离世，想到这样的事，十分感伤。

　　二

　　李希凡先生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非常重视艺术的基础研究，激发大家内在的创新、创造的活力。那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全院研究经费据说仅有四十万元。李希凡先生来到院里主持工作，现在看来是真心不容易，他比较牛的地方，是举重若轻紧抓科研，使院属各个机构、各个层次人员的科研工作发展通道畅通，可视为一种重新的出发。他的风格和担当，体现在关心年轻人，关注科研自身的建设，关注艺术科研的主体化在场，激发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集体的氛围。有学术、科研，就有了人才，有了自信和自豪。那时我院研究生部培养的研究生志留各所，热爱、安心科研工作。学术强则院强。一切都不是名义上存在，而是既反映在包括科研办不厌其烦的项目组织论证、财务处“记账”式自主报账等一系列的做法上，又体现于院里学人们的思想自觉上和行动上。他坚持科研为先、学术平等的这个做法让我们新来的年轻人曾很受激励，院长的支持让我们心悦诚服，深为感动。

　　

　　李希凡著《冬草》

　　李希凡先生在具体的工作上，重视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充分信任和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同时格外强调科研人员的团结合作。他非常支持集体项目，为此不遗余力地去积极组织，让研究队伍的组织的重点落在依靠集体上。他认为通过这样的组织，既组织并完成艺术科研任务，又完成人才培养和训练。他坚持的这些作法，让当时院里科研的实际成果如大家所期待那样突出和丰富，在国内学界的实际地位令人满意。身处这种环境中，一众年轻人如我者受益最大。集体项目让我们对于科研路线、计划编制，以及研究方法、思路形成等，都能够十分熟练、顺手，而这些都是每个青年科研人员必须学会的基本功。参加了集体项目，一方面是学习、体会、认同，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新认识、新思维，形成脱单、单飞的意愿，研究队伍建设由依靠集体到个体化实现了融合与转化。努力去做实际的事情，莫过于全身心的投入。在人生悠长的岁月中，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时期产生为更有意义的事业去努力的想法，认为这种努力会影响研究院的未来、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这个强度就会加强。

　　多年以后，李希凡先生作为总主编主持了《中华艺术通史》的编写工作。这个项目，是他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觉得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应当完成这样的项目。他挑重担，自筹百万之巨的科研经费，带领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学者为主的团队历经10年，艰辛备尝，终于完成了这个使命，开创出新纪元，填补了中国艺术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空白。大量精力的投入和有效组织带来了高产出和广泛影响，受《中华艺术通史》这个想法的激励，当年年轻的我，也提出了艺术学界从无人著写的《艺术文化学》的立项项目申请，并最终完成了这部30余万字的艺术理论著作。李希凡先生首创艺术通史，奠定中华艺术通史事业之基石，成就斐然。就我个人论，无斯人，学界或无《艺术文化学》，有之，亦可能会推迟10年。

　　10月29日，李希凡先生去世的当日清晨，闻讯而来与我、商容同乘一部电梯赶到先生家的韩子勇院长，在先生家里，慰问家属之后，站在客厅简朴的书橱里摆放的《中华艺术通史》面前，注目良久。我在一旁向韩院长介绍了先生任职中国艺术研究院后期推动并组织这一工程的工作和它的意义，还谈到了几年前出版的七卷本《李希凡文集》。

　　“我们必须抱有学术坚持的信仰”，韩院长说，“先生的事业我们要继续下去；先生的文集可以编续编，把没有收录的收进去。”

　　“李院长组织大家如此治艺术史，做出实际行动，发挥学者积极性，也为后学做出了表率。”我钦佩地说道。是啊，那时院里的待遇其实一般，但学人们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有良好的工作机会、激励机制与氛围，有学术竞争的平等性与向心力，形成诚实可依赖的人才队伍，真不难从中发现和捕捉到作为一把手的影响、十足魅力和巨大意义。

　　我是1987年由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毕业后分配来院里工作的，那时李希凡先生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还不到一年。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感觉他不仅是院长，更是声明显赫的文艺理论家，距离自己甚远，不会发生什么关联。但是，记得有一回给他办公室送材料，感觉个子高高的他，很富文气，一点都没有架子。先生这样的学者型领导非常宽厚、实在，和他最初的交流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而且，我做梦也想不到，两年多以后，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一个批评家的心路历程》，竟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林爱莲力荐安排到该社有先生所著《〈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两本书列入同一个书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出版。除了先生，这一书系还先后出版过我尊敬崇仰的钱谷融、王瑶、叶子铭、林非、范伯群等著名前辈学者的学术专著。这让我受宠若惊。李希凡先生的这两本专著，出版于1981年和1982年，都是研究鲁迅的，是他之前研究的积累，也是他在新时期笔耕不辍的一个侧影。他的著作和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是80年代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大举拓展时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十年思想解放的一个象征。

　　李希凡先生在任院长的这9年里，我极尽努力，逐步体会到了秉持敬业精神的要义，出了几本书，不断发表文章，得了几次奖，1992年、1996年先后破格评上了副高和正高职称，迄至现在，我已经出版了独撰和编著的50多种著作，这样文字生涯的启初阶段，李希凡先生等学人的引领，对我起了关键作用。那时没有后来的各种光环人才的评选，但年轻的我，出生在困难时期，学习在拨乱时期，工作在改革时期，受到先生这样的大家间接的肯定和鼓励，踏实、专注于阅读写作，不怕吃苦，勇于承担科研任务，一度感觉前面道路宽广，路边鲜花绽放，对任何事情都抱有热情，在对人世、对学术和科研事业有了更深入认识的同时，对美好世界和未来充满了无限想象和期待。

　　三

　　1995年的一个秋日，我十分敬重、喜欢的才华横溢的卜键兄忽然热情向我表示让我和他相携到文化艺术出版社搭班子一块工作，虽然这出乎自己的规划与预期，且当时身有未完成的电影博士学业，但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机会，自己既惊讶又感到荣幸。在院长办公会上，经李希凡先生提名，我跟卜键兄等人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一事确定了下来，我去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一职。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科研人员的我，被破格提拔为正处级，很意外，又仿佛觉得很有趣。到出版社工作的几年里，非常忙碌，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压力也逐步大了起来。有时候主持工作的卜键兄需要出差以至出国，就让我主持出版社工作。卜键兄对我格外信任。可是作为院长的李希凡先生却格外不放心，怕时年30多岁的我太年轻，出版社的事管不了。一次，在恭王府前院夹角走道处，碰到正拎着鼓鼓的包下班回家的先生，我顺便向他汇报了些许出版社的近况。

　　李希凡先生深感忧虑，他担心卜键兄出差时让我临时主持出版社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你这么年轻能管得了吗？会不会很吃力？”他非常不放心地说。

　　“卜键和您为我提供的一切我都很感激。他不在社里的时间不长，我决不会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说。我希望要求严格而又满怀爱护的他注意到我说这话时朝他投来的轻松一瞥。

　　李希凡先生点了点头：“你们通过工作，比先前更有经验。注意休息，我想出版社的工作是没有尽头的。”

　　多年以后，想到他对我和卜键等人的有力提携，他予我等后辈生动真切的平等善意和关爱情景宛在眼前，令我心里无限温暖。那时的他见到我时，除了工作之外，更多的是鼓励我坚持写作，不要放下笔；还主动问起，在写什么，在考虑什么问题，多写文章。正是在李希凡先生的热情鼓励下，出版社工作虽任务繁重，但我每年还写些长篇理论研究文章，而且，从中学到了能踏踏实实做事与做人的道理。

　　2012年，希凡先生托人捎来他的新作《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一书。书中写到了我，这让我有些感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感觉，这本自传不脱离现实，和他的人生经历、学术精神与写作相联系，写得这样实在，真的可以读出历史和生活的丰富况味。

　　四

　　2018年10月 28日夜11时许，夜凉如水。

　　李希凡先生坐在自己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家里陪伴他的至亲怕他有些什么不适而家里解决不了提议去医院，他看着他们在打量自己。“我没事。”他大声说道。

　　

　　2017年11月，本文作者与李希凡先生（左）合影

　　上床前，他自己独立洗漱，收拾干净才休息。入睡后不久，他就十分安详地走了。他走的时候，没有遭罪，展示了对生死抱持着的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式和态度。

　　人生无常，接获先生突然离世的噩耗，悲恸不已，我和商容听李芹讲述她父亲临行前的情景，想到我们俩在先生90岁的生日之际还专门请他到北京他喜欢的餐馆吃饭聊天，感受到温暖，又在心里多了些许平静。不在人间、已远行的先生，您为尘世做的任何付出、贡献，给人们提供的任何帮助都会受到感激，请安息吧，我们再次祝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