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贾湖骨笛的出土，将中国器乐史推进到距今八九千年的史前聚落文明，而陶埙、陶铃、陶钟、陶角、石磬、摇响器，以及岩画、陶纹等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则让我们得以一窥原始音乐歌舞的场景。庖牺氏作埙、夔作鼓、舜制五弦、伶伦造律吕，上古先民对声音规律的探索和追求，推动了实物乐器的制作、改良和演进。在《诗经》《尚书》《左传》以及三礼等历史文献中，各种乐器赫赫在列，仅《周礼》就记录了七十多种乐器，而且还配备专门的音乐职官和演奏工员，反映了先秦时期礼乐器物制度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推进，乐器的制作也代有更新，迄今记录在册的民族乐器已达两百多种，音乐文化更是洋洋大观。从早期的口耳相传，到记录音声系统的文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的出现，古人用自己的智慧，为我们保存了今天仍可以大致复原的古乐形态。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乐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在古代被用来配合天地四时，以祈祀鬼神、教化四方。“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可见声音之道，与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君子之听声，非听其铿锵而已”，还可以从中窥见风俗厚薄、人心向背，甚至政事的盛衰兴废，“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也因此才有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观礼于兴废的典故流传。中国音乐文化的这种成长环境，决定了民族器乐艺术的历史特征，即如乔建中先生所言：“与宫廷礼仪、民俗事象、戏曲曲艺表演、文人意趣的长期‘共生’及对它们的过分依赖，使这门艺术先天缺少对专门技艺、审美趋向的刻意追求。”
近百年以来，随着音乐观念的革新、技术的进步，中国民族音乐蓬勃发展，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在中西、古今、雅俗等多重关系的角力中，几代音乐家锲而不舍，共同努力，不仅在打谱传统音乐遗产、田野记录民间音乐、创作时代新曲、融合现代音乐理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也完成了中国器乐艺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期间，诞生了许多为大众所喜爱的经典作品，一批优秀的民族音乐演奏家也脱颖而出，如二胡大师刘天华、蒋风之，琵琶大师汪昱庭、李廷松，古琴大师溥雪斋、査阜西、吴景略等，他们以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为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谱就一曲华美篇章。
我刊本期“让音乐史成为有音乐的音乐史”专题，选取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界代表性人物，既有古琴界承继泛川、虞山两派衣钵的吴钊先生和一生嗜好琴与酒的林友仁先生，也有致力于振兴阮乐艺术的宁勇先生和以一支竹笛走向世界的笛乐家詹永明先生。他们既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厚背景，又受到西方音乐理念的影响；既是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传薪者。在“传统与现代、技艺与观念、继承与创新”仍是中国民族音乐界不得不严肃对待的几重关系的今天，他们为传承与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走近他们，聆听他们的音乐人生，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如何以手中的乐器让音乐史成为有音乐的音乐史，“音乐就不止音乐了，懂音乐的路也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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