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毅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第三篇 鄂豫皖区当红军

1931年4月，沈泽民、张琴秋夫妇受党中央派遣，奔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从这时起，张琴秋从党的地下斗争转入武装斗争。

　　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之所以会被派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源自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形势。

　　上年（1930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停止冒险主义的“总暴动”和“打武汉”的计划。然而，四个月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却又接受了王明路线即国际路线，使王明取得在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全会上，30岁的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全会后，王明等人开始了所谓“反右倾”和“改造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斗争。他们用派遣中央代表的办法实现对全国各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控制，特别是对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控制和改造。当时，全国比较大的革命根据地有三块，分别是：朱德、毛泽东等开创的江西苏区;黄（安）麻（城）、商（城）南和六（安）霍（山）三次起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鄂豫皖苏区;贺龙、周逸群等开创的湘鄂西苏区。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沈泽民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作为中央代表去鄂豫皖苏区指导工作。但到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问题时，又因这块根据地北窥中原，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战略位置重要不说，且还山多林密，河泊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历代兵家垂涎争夺之地。鉴其重要，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提出要加强这块根据地的领导力量。同为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则表示愿意去那里工作。于是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沈泽民、陈昌浩任中央分局委员，会议要求他们尽快出发前往。

　　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临行前，曾去哥哥茅盾家辞行。那是4月初的一天傍晚，其时，沈母陈爱珠已被茅盾从桐乡乌镇老家接到上海家中。老人家一眼看见小儿子泽民西装革履，小儿媳琴秋则穿着高档旗袍，还新烫了头发，两人一反平时的朴素打扮，便不由心生诧异，当知道小夫妻俩要出远门后，又不禁担忧起来。夫妇俩告诉哥哥茅盾和嫂嫂孔德沚，他们这么一副富商打扮，是要秘密前往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去多长时间还不知道，只好请他们多照顾老母亲了。茅盾晚年回忆当时与弟弟、弟媳离别的情景：“我知道当时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很艰苦的。但他们两个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然而，茅盾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与胞弟泽民这一别，竟成永诀！

　　

　　青年时期的沈泽民

　　上一天晚上，沈泽民、张琴秋夫妇先去向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告别。分手之际，张琴秋与杨之华真有说不完的离情别语。当年，她与杨之华一起上大学、一起搞女工运动、一起结婚嫁人、一起租住闸北顺泰里比邻而居，那种日子好像还在眼前，而今天这一别，却不知道何日再相见。沈泽民则是瞿秋白的上海大学同事、党内的战友、文坛上的好友，即将离别，两人也有说不完的话。三个月前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受到王明一伙的“无情打击”，竟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此时，只好在家重操他的文学写作旧业。沈泽民安慰他，并表示会为他受到的不公向中央伸张。瞿秋白则为沈泽民夫妇能派到苏区去工作感到高兴。他对沈泽民说：“发展苏维埃运动是很艰巨光荣的。”还嘱咐沈泽民，“要扩大鄂豫皖苏区，就是从土地革命中壮大红军”。沈泽民回应说：“秋白，你讲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的精神很好。愿我们今后在苏区会面，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瞿秋白还掏出一块钢质怀表送给他：“泽民，这只表是苏联同志送给我的，你到了苏区天天要打仗，这只表对你有用，你就留作纪念吧！”那天，四人说着说着竟不知东方既白。临走时，瞿秋白还握住沈泽民和张琴秋的手，连声说：“祝愿红军不断壮大，不断取得胜利！”

　　瞿秋白赠给沈泽民的这块钢质怀表，是1920年8月他作为北京《晨报》记者派往莫斯科开展采访报道工作期间，见到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极端困难，便将自己戴的金表捐给了苏联政府，后苏联朋友为他工作方便，又回赠他这块苏制怀表。以后，此表又演绎了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

　　却说沈泽民、张琴秋乔装成富商夫妇，由上海坐火车到南京浦口，再搭津浦铁路火车到蚌埠，然后坐船沿淮河西行到正阳关，又长途步行，于4月7日顺利到达鄂豫皖边区特委驻地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安徽省金寨县）。4月11日，张国焘、陈昌浩也由上海中央特科的顾顺章护送，以及鄂豫皖苏区地方特务队的接应，平安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发祥地湖北黄安七里坪（今属湖北省红安县）。5月上旬，他们又来到金家寨，与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会合。

　　他们四人其实早就认识。三年前的1928年夏季，张国焘到苏联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随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沈泽民、张琴秋已经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前为中山大学）留校任教了。陈昌浩当时正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并担任该校团支部局书记。而且，他与沈、张夫妇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又算是他俩的学生。只是张琴秋当时绝对不会想到，眼前这个高大强健、英气逼人但小她2岁的湖北男子，五年后（1936年）会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

　　鄂豫皖苏区地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在全国各大根据地中面积仅次于江西苏区。这块根据地是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由边区共产党人先后发动黄（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三次武装起义而创建起来的。1930年初，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同时将当地的三支红军队伍，即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6月，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同年冬，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红一军和新进黄麻地区参与第一次反“围剿”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曹大骏， 下辖第十、第十一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共12500余人——这些就是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他们初来乍到时看到鄂豫皖苏区的武装“家底”。他们来时，正好红四军刚刚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攻克了新县新集镇（今属河南省新县）。然而，由于红四军几乎是农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浓重的传统农民起义军所具有的缺点。作为老牌共产党人的沈泽民看来，部队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根据地的各种问题也很多。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新集镇主持召开了鄂豫皖边区特委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沈泽民等任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陈昌浩还兼任共青团鄂豫皖分局书记。

　　11月7日，张国焘根据中央分局决定，在七里坪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红四方面军由红四军和上月25日在皖西六安刚成立的红二十五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两个军中，红四军下辖红十、红十一、红十二共三个师；红二十五军下辖红七十三师，另有红七十四、七十五两师尚在组建中。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建设史上最大的一件事。

　　次年1月10日，鄂豫皖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沈泽民被选为省委书记。

　　张琴秋到鄂豫皖苏区后，先被分配到红一军随营干部学校担任政委。她此生的戎马生涯便从这时开启。

　　张琴秋生平第一次到山区，又兼年轻貌美、衣着时髦，加上“三驾马车”中，最年长的张国焘（1897年生）和最年轻的陈昌浩（1906年生）虽然都已结婚，但却都未随带妻子，唯独沈泽民带了妻子张琴秋，因此，她出入的确比较扎眼。然而，当她被分配到随营干部学校工作后，便马上脱去上海穿来的华贵衣装，换上红军军装，腰里束上皮带，佩上手枪，帽沿下露出齐耳短发，腿上打起绑带，加上她又在苏联接受过军训，一下变换出一副英姿飒爽的女兵模样。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红军中女兵不多，更不要说女指挥员了，因此，随营干校上上下下都在看张琴秋怎么开展工作。但令大家没想到的是，她居然能做出标准的军人姿势，喊出规范的操练口令，队前政治动员时，她还仪态大方，能用丰富的政治理论和富于逻辑力量的讲话来说教，于是，她作为学校政委很快就让人信服了。原来早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她便预见到回国可能会参加武装斗争，因此，学校安排的军事课程她从不拉下；每逢军事训练，她总是既认真又投入；每年夏季，学校拉出去搞野战训练，她也从不逃避，从一招一式到摸爬滚打，甚至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她都一丝不苟全程参与。如今到鄂豫皖的大别山区来，果然派上了用场。

　　

　　红军女将领张琴秋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后，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建立后，随营干部学校被扩充改编为直属分局的“彭扬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张琴秋改任该校政治部主任。

　　彭扬军政干校是为了纪念我党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广州起义领导者中的杨殷两位烈士而命名的，他俩都在上海遭叛徒出卖而被捕杀害。彭扬军政干校的定位是培养红军营、连、排级基层干部为主，兼顾轮训地方干部。张琴秋在该校工作可谓是人尽其才，学有所用，这不仅因为她曾在上海成功举办过平民学校，还得益于她在苏联留学并任教五年之久。因此，她一到学校，便协助校长蔡申熙（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军委参谋长，后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制定教育方针，制订教学计划，设计教育环节，设立具体课程。她还在蔡申熙的支持下，大胆调用了一些俘虏来的国民党军下级军官来校当教员，弥补学校教学力量尤其是军事课程师资不足的缺陷。

　　身为彭杨干校政治工作部门负责人，张琴秋每天早上天刚刚亮，就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当集合的军号声吹响，学员们整队完毕，开始操练，她便与他们共同操练。毫不因为自己是首长就端起架子，或只说不练、或逃避吃苦。张国焘晚年回忆时就承认，自己刚到鄂豫皖苏区之初出行坐过轿子，是陈昌浩听到下面反映转达给他后才改正的。

　　当时，苏区红军和地方干部中，农民出身的和文盲的比例较高，大字不识一个者比比皆是，但张琴秋却毫不嫌弃。她运用自己在上海办平民学校教女工们识字的经验和方法，逐字逐句地教学员们学文化。为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她还抓住他们对“苏维埃”的向往之心，利用休息时间，教他们唱苏联歌曲、跳乌克兰舞蹈，给他们讲她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以此激发他们为实现苏联那样的社会和生活而奋斗。她教会学员们唱《国际歌》，强调作为红军战士必须会唱《国际歌》，从而懂得红军打仗作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张琴秋还发挥自己在苏联留学、从教五年之所学，兼任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和时事政策课程的教员。在教学中，她针对学员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特点，不是照搬照抄留学苏联所学到的那些东西，而是结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来讲革命道理，启发学员们的革命觉悟。

　　在学校的军事训练课程中，张琴秋更是身先士卒，与学员们一起摸爬滚打。她在苏联留学军训时，学会了一手好枪法，这时便派上了用场。实弹打靶时，她一枪在手，瞄准靶子，“叭、叭、叭”，三发子弹全部命中。这让尚武的学员们没有不服的，纷纷对这位“上海来的女首长”刮目相看了。同时，她也积极学习投弹、刺杀、冲锋等战斗动作，并反复练习，直到掌握要领为止；对于军事理论课和战术课等，她也听得十分认真，还做笔记。因为她知道，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离不开武装斗争，她必须学好军事，学会打仗。

　　在彭杨干校，张琴秋从早到晚都与学员学习在一起、训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还一起修工事、一起到野外。她十分关心学员们的生活，谁有病了她便亲自送医送药、慰问有加，对革命大家庭的阶级友爱她身体力行，因此，大伙十分喜欢、尊敬她，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有思想想法也愿意给她讲。她在学校里那仅有一床一桌和几条条凳的住房，经常来人满座，有时还要谈到深夜方散。学员们都说：“张主任真比我们的亲姐姐还要亲。”

　　张琴秋还十分注重开展学校驻地的群众工作。她常常教他们唱革命歌曲，教姑娘们跳海军舞和乌克兰舞，教孩子们做游戏、送“鸡毛信”。她特别注重教孩子们站岗放哨查路条，让他们从小就接受革命教育。她还带领彭杨干校的学员们利用休息天去帮驻地群众代耕，为军烈属干农活。逢年过节，她会组织学校与驻地老百姓举行联欢会，促进军民团结。由于彭杨军政干校与驻地周围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带动整个新集镇的革命气氛更加热烈、活泼。

　　鄂豫皖苏区军民先后粉碎了三次“围剿”。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1932年6月，他又调集30万部队外加4个航空队，发起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徐向前晚年回忆，说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积极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采用的战法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

　　在此紧要关头，中央分局调张琴秋去黄陂以北、黄安以西五十里处新设置的河口县担任县委书记。于是，她成了鄂豫皖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

　　其时，大兵压境，敌军围困万千重，特别是蒋介石还推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对地方上厉行“连坐法”，强化地方政权机关。在这样的情势下要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支援革命，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张琴秋却毫不畏惧，迎难而上。她一到任，即从“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入手，广泛发动当地群众，号召他们起来“保卫苏维埃胜利果实”，动员青壮年加入红军。与此同时，她为了保境安民，还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武装河口县独立团。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8月中旬，红十二师师长陈赓率领该师作为先头部队赶到黄安，来保卫苏区心脏地带。不料却在黄安的冯寿二地区遭遇了敌卫立煌第六纵队的李默庵第十师。一时间，敌众我寡，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带后续部队跑来支援，但还是未能打退敌人的进攻。正当双方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敌军背后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张琴秋率领河口县独立团赶来发起突然袭击，这让李默庵部瞬间糊涂了，搞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于是，陈赓瞅准战机，马上组织红十二师又一次发起猛烈进攻，终于击溃敌军。是役，歼灭敌军两千余人；河口县独立团也缴获步枪五百余支，大大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张琴秋作为一个女性地方领导人，带领的又是新建立的地方武装，而且突袭强敌背后极其危险，但她就是敢于带领队伍冒死拼命。战后，红军和县独立团的人们纷纷对她夸赞不已，说她生平第一次领兵打仗就取得胜利。

　　张琴秋还根据第四次反“围剿”的需要，组织了一支专门破坏敌人交通的铁路工程队，日伏夜出，东撬西断，连续破坏敌方运兵线和补给线。她还组织起一支便衣交通运输队，为红军补给军需用品，这支便衣交通运输队经常往来于汉口、宋埠、黄陂、孝感之间，为红军购买药品、布匹、食盐和通讯器材等，并随时搜集军事情报。她组织的这两支队伍都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鼓励。

　　徐向前晚年回忆：“第四次反‘围剿’，从八月上旬开始到十月中旬为止，我军苦战两月，虽歼敌万余人，终未能扭转战局，遭到了失败。”

　　10月上旬，敌人重兵已经形成对红军的合围，红军处在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形势岌岌可危！

　　10月10日夜，在黄安县东北的黄柴畈，张国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紧急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当前行动方向的问题。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国焘的，他认为，敌军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我们已经被包围，无法粉碎“围剿”，只有跳出包围圈才能保存力量；一种是沈泽民的，他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主张，认为红军不应脱离根据地，在敌人重兵深入的情势下，可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伺机破敌，他还坚定地表示：“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会议开到最后，由张国焘根据多数人意见决定：留下红七十四、七十五两师，由沈泽民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活动。

　　大部队撤离前，张琴秋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

　　妻子张琴秋要随大部队转移了，但丈夫沈泽民作为鄂豫皖省委书记却要留下来坚持斗争。10月11日，黄柴畈会议第二天，张琴秋就知道了会议决议内容，她决定要赶去见丈夫一面，并向他辞行。当天，她向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请了假，骑马赶去见丈夫。

　　夫妻俩自从来到鄂豫皖苏区，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又兼山头阻隔、事务繁忙，两人总是聚少离多，但如今张琴秋要走，她对丈夫如何放心得下？更何况，她知道丈夫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早在4年前，他还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攻读研究生课程时就染上肺病，以后又长期劳累，加上到了苏区工作后又营养不良，病情更加严重。哥哥茅盾曾要他回上海去好好治疗，但他因为肩负省委书记，责任重大，一直不肯回去。第四次反“围剿”以后，他肺病又开始复发，经常咯血不止。

　　当张琴秋策马匆匆来到丈夫沈泽民身边，她看到丈夫撑着衰弱不堪的病体还在坚持工作，她不由心如刀扎，流着泪对他说：“泽民，我要走了，不能照顾你了，以后你要注意保重身体。”沈泽民却叫她放心去，表示自己能够继续领导保卫苏区的战斗。张琴秋又说：“你的肺病太严重了，大哥不是叫你去上海治疗吗？我看你还是去吧！”但沈泽民坚持不从，甚至还有些生气了，他说：“叫我离开这里去上海治病，绝对不可能。我已经和苏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不能为个人的健康而离开他们，现在敌人已经打进来了，我就更不能抛弃他们！”望着即将跟随部队远行的妻子，他鼓励她：“琴秋，我们在上海结婚时不是约定要把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献给党的吗？我们的幸福是和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张琴秋了解丈夫执拗的性格，知道说服不了他，只好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泽民，坚强些，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沈泽民点点头回应：“琴秋啊！你现在已经调到前方主力部队去工作了，还担负了重要的职务，我希望你要坚强些，不要为我牵肠挂肚，影响工作。”

　　夫妻俩生离死别之际，本来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省委的同志已在一边等着要与书记沈泽民商量主力红军撤退以后如何领导苏区人民继续开展对敌斗争等紧迫问题，张琴秋也需要马上赶回部队准备连夜出发，夫妻俩就此匆匆别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1932年10月11日夜晚，红四方面军主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从四姑墩（今属湖北省大悟县）仓卒出发，史称红四方面军西征。

　　这次转移行动，起先是想去投奔属于贺龙部队的红三军占据的璩家湾（今属湖北省洪湖县）。张琴秋所在的红七十三师，在西征行动中担负后卫任务。当红四方面军大部队西越平汉路时，敌人尾追上来，师长王树声指挥全师拼死抵抗，顽强地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保证了全军安全转移。然而，当大部队进入璩家湾，却发现红三军已经撤走，留下一片断垣残壁和零落的标语。

　　当蒋介石发现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后，马上组织“追剿”，企图将他们围歼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因此，红四方面军刚刚到达璩家湾地区，就打了一场被徐向前称为“我军转移以来打得最凶恶的一仗”的枣阳新集反击战，仅隔一天，又打了土桥铺突围战，终于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计划。

　　张琴秋甫一担任军职，就碰上部队转移作战，而且经常是强敌追堵，关系我军生死存亡，情势十分危急。但她却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作为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在行军和作战中，她都积极配合师长王树声开展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每次战斗还未打响，她总是带了几个政工干部和警卫员，下到团甚至营里，去作战前动员。她的话总是鼓动性很强，往往几句话就能把指战员们的饥饿、恐惧、疲劳一扫而光。因此，师长王树声很珍视她，认为她是一个难得的军队政工人才，不能牺牲。每当战斗打响，他和师领导都要靠前指挥，他总是命令：师指挥所由张主任全权负责，重大问题通过电话或通讯员向他报告。

　　部队继续前进，走新野、过邓县，又从淅川西南涉丹江。11月初，部队到了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一看这里林茂粮丰，准备于此建立根据地。但刚驻扎三天，追敌又至，并且企图分东、南、北三面合围我军，于是，只好放弃建立根据地计划，继续向西转移，经漫川关（今属陕西省山阳县）激战突围，进入陕南。部队几经生死存亡，几度化险为夷。随后翻越秦岭，向关中平原挺进，想去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

　　这一路上，张琴秋仍然不怕苦、不嫌累，继续坚持做好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徐向前晚年曾对她西征中的表现有过回忆：“秦岭山脉，高耸入云，气吞万里。山连山，水连水，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尽的急流。我军衣衫单薄，食不裹腹，伤病号又多，进军备受艰辛。可是部队的宣传工作很活跃，总部和各部队的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不断用快板、顺口溜、歌声、口号，激励指战员们攀岩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人力可以歌取’，这话有道理。艰难困苦的时候，一支歌，一段快板，一阵笑声，都会使人消除疲劳，焕发精神，勇气倍增。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相当活跃。”

　　部队进入关中，一度威逼西安，我军歼敌一部，调动了敌人，部队便趁机再次翻越秦岭。历经9天艰苦行军，翻越9座海拔2000至4000米高山，于12月7日，部队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今属陕西省城固县）。终于赢得稍事休整的机会。

　　由于张国焘自到鄂豫皖苏区后，推行王明路线，搞“左”的一套，实行家长制领导，大搞“肃反”扩大化，还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这就使许多同志早有意见，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被迫西撤，但却又无休无止地长途转移，行军作战意图甚至连师一级指挥员都不布置，导致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在滋长。张琴秋也是其中的一员。她认为，大部队行动，总部应明确提出行动方针和实现目标，使政治机关能够提练宣传口号去鼓舞士气，而不应老打闷包领着队伍流寇式地乱蹿，导致牢骚怪话不断出炉削弱战斗力。

　　抵达小河口的当天晚上，曾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曾中生、曾任红四军军长的旷继勋、曾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三，与张琴秋以及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私下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并请求采取措施纠正。

　　眼看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就要发生。关键时刻，是张琴秋找到张国焘，将众人意见反映给他，促使他为了缓和高级干部和部队的不满情绪，讨论今后立足之地，第二天就主持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决定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史称小河口会议。

　　张国焘在晚年所撰《我的回忆》一书中，承认张琴秋在促成小河口会议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说：“张琴秋向我申述他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他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符合，对于军事策略，他们也有种种批评。她承认，这些同志有过几次商谈，但未组成反对派。反对者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张琴秋看来，著名的立三路线人物曾钟圣（曾中生）的军事见解，采取右的立场与她的见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屡犯错误的邝继勋（旷继勋），事实上她也不重视他的意见。只是为了借重他们的军事知识，才找他们参加商谈的。他们活动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击现有领导的威信，更没有推翻现有领导的企图，只是主张恢复军委会和高级干部会议，俾多数人都能参与决策。”从中可见，张琴秋在政治危机和大是大非面前，头脑冷静，意志独立，既能照实向上反映情况，又能促使上级采信。

　　12月8日，小河口会议召开。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都在会上直率地批评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家长式作风，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要求迅速在川陕鄂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对大家的意见进行了反复辩解，不过也表示虚心接受批评，“但同时也使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怀恨在心”（徐向前语）。

　　会议决定，组成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鄂豫皖军分会参谋长，张琴秋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进入鄂豫皖从军特别是西征以来出色的政工能力，使她越级进入了红军将领的行列，并且成为红军时期唯一的女性将领。

　　小河口会议以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进驻上元观地区，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结束了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徐向前晚年回忆，到了上元观，他清点过人数，发现红四方面军共保存下来一万四千四百人。“其中，仅有十来个女同志，包括张琴秋、曾广澜、林月琴、汪荣华、何福祥、刘伯新、王泽南等。她们从鄂豫皖一直随部队转战，很不容易。”

　　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硕果仅存的一万四千四百人，成为此后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然而，这时的张琴秋尚且不知道，红四方面军主力撤退以后，沈泽民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正面临敌人疯狂的“清剿”。敌人采用“民尽匪尽”、“山过火”、“人过刀”的残酷手段，企图在12月15日前彻底清除留在根据地的红军。沈泽民带领鄂豫皖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顽强坚持地方游击战，坚决保卫根据地，全力改变危急局面。

　　

　　张琴秋(右三)等会商红四方面军行动大计的油画作品

　　11月29日，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在红四方面军留下5个团的基础上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和一个特务营，共七千多人。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一度以师为单位分散行动。因战果不大，又于次年（1933年）3月初集中行动。3月4日，敌三十五师一个旅攻占郭家河。沈泽民召集红二十五军领导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等开会，决定趁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予以歼灭。6日凌晨，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率一个主力团攻入郭家河，全歼敌该旅二千多人。4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又在潘家河和杨泗寨两获胜利，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在战斗过程中，部队也发展到三个师一万余人。与此同时，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也有所发展。

　　在与强敌转战中，沈泽民沉疴日重。经常吐血，同志们都劝他退到外线去，但他坚持不从。本来就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沈泽民，加上省委又收到中央要求收复鄂豫皖中心区域七里坪的命令，他便主持省委会议，强烈要求红二十五军发起“七里坪战役”。吴焕先、徐海东等都不同意打此役，但拗不过沈泽民一味坚持。结果我军损失近半，被迫撤出战斗。马上，部队又发生断粮。沈泽民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吃葛藤树叶草根充饥。于是，他肺病日重，不久又染上疟疾。

　　10月，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转入黄安县天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

　　11月10日，沈泽民在生命将绝之前，强撑病体，写出一万三千多字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全面总结了省委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沉痛检讨了自己犯下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将报告抄在一条裤衩上，委托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穿上突围去上海，转交党中央。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在天台山芦花冲病逝，年仅33岁。

　　

　　1963年4月，张琴秋携女儿玛娅赴湖北红安参加沈泽民同志遗骨迁葬仪式

　　临死前，沈泽民将两年前瞿秋白送给他的苏联怀表，转赠曾经几次激烈批评过他的徐海东，当面承认是他错了，叮嘱徐海东要改变斗争策略，把部队带出险境。徐海东果然按照他的话去做，艰苦转战，终于成功地将红二十五军带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等率领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两支红军改编成红十五军团后，又于11月在吴起镇，与党中央、毛泽东等率领的陕甘支队（由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实现胜利会师。抗战爆发后，徐海东又把这块怀表送给彭德怀使用，彭德怀戴着这块怀表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6年，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从新疆监狱返回延安，彭德怀又完璧归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之华又将这块怀表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这块苏联怀表，见证了四位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待续）